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陈华积：朱老师，您好！众所周知，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自1981年根据茅盾先生的遗愿设立以来，到目前已经评出十届近五十部获奖的长篇小说。您是多届“茅奖”评委，我们想通过对话的方式，真实还原您参与“茅奖”评选的过程与想法，以期对“茅奖”的评奖过程、细节有更多、更直接的了解。首先，让我们先来聊一聊“茅奖”评选的机制和作为参评人员的入选标准。我们都知道“茅奖”的评奖过程分为初评和终评，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初评与终评的规则与人员组成？

朱向前：我是茅盾文学奖第四、五、六届“初选审读组”成员，第六、八、九届评委。从1995年开始涉足“茅奖”，至今也快三十年了。《传记文学》组织“茅盾文学奖四十年”专题文章，我踟蹰于“初评委”算评委吗？遂与编辑沟通征询，不料对方竟然惊喜地说：“还有初评委吗？这个太重要了！可惜我们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您可要好好说说这一块……”

待真要说说时，才发现还不大容易说清楚。没错，我确实参加了第四、五、六届“茅奖”“初选审读组”工作，但如今翻捡起来才发现：一没正式聘书，二没正式函件通知，三没正式公布“初选审读组”名单。加之自己几次搬家，读书笔记、日记散佚难觅，咨询作协有关部门，也是人事更替、文档不全，总之，颇有点“证据不足”了。手头唯一一个言之凿凿的说辞是，2006年第1期《艺术广角》刊载了著名记者兼评论家、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胡殷红对我作的一个访谈：《乱花渐欲迷人眼——关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答胡殷红》，胡主任上来就说：“朱老师，作为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您已经连续参加了第四、五、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读书班工作，并担任了本届评委，现在终评结束，我们今天是否就以本届‘茅奖’26部入围作品为例，请您谈谈近几年的长篇情况。您认为本届作品与前几届相比水平如何？”

您看，问题就来了吧：“官宣”直呼“读书班”——既不是“初选审读组”，也不叫“初评委”。前者有点拗，叫不顺；后者不正式，非官方（主要是后来被媒体带节奏了），“读书班”则是当时一个较通行的说法。而且，“读书班”始于何时？第一届吗？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知道它终于第七届——第八届开始大评委制，62个评委（包括评委会主任铁凝）从头开始，一评到底。关时间2022年5月1日于“读书班”的官方表述，手边只找到了2007年颁发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其五“评奖程序”的第二条说：“推荐备选作品。评奖办公室提请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聘请熟悉长篇小说创作的若干评论家、作家和编辑家组成初选审读组，对推荐作品在广泛阅读、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提出不超过20部的作品作为提供给评委会审读备选的书目。经由三名以上评委联合提名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获得半数（12人）以上评委同意后，可在初选审读组推荐的书目以外增添备选书目。增添备选书目不得超过5部……”

而关于“读书班”的工作报道，仅见于中国作家网2008年9月11日发布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告》，公告开宗明义：“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推荐作品的初选工作已经结束，由20名专家组成的初选审读组……对参评的130部长篇小说进行了认真的审读……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遴选出20部作品进入终评……”由此可见，长期以来，“读书班”的情况基本处于“保密”状态、低调行事，而不为外界所知。也正是有感于此，我就根据记忆简略回顾一下我所经历的“读书班”，然后再说说当终评时印象极深的三次发言吧。

陈华积：关于“读书班”的情况确实报道得少，我们也不知道确切的情况。还望您能详细介绍一下。“读书班”可谓是“茅奖”的初选评委了，您是哪一年参加初选“读书班”的？当时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进入“读书班”？您是“茅奖”第四、五、六届初选审读组的成员，那么除了您以外，还有哪些初选的审读组成员？你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每个人需要把所有参评的作品读完吗？

朱向前：我第一次参加“读书班”是1995年。1994年秋，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管教学，工作还真是挺忙的。有幸“入班”，自忖恐怕是得益两条：一是专业表现。我不久前发表了《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9期），闹得动静不小。而几乎同时《昆仑》（双月刊）1993年第4期又头条推出我的万字“檄文”《我为什么反对“下海”——关于当前文人、文学的答问》，亦颇引人侧目。故此可能被中国作协有关部门“盯上了”；二是领导开明，支持专业。时任军艺院长的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先生本身就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对属下干部的专业能力和活动极为看重和支持，接到总政艺术局的通知后，他亲自打电话叮嘱我：“向前啊，半个月时间难得，去好好学习学习吧，但系里工作要安排好啊。”

我印象中，“读书班”（不仅限于第四届，极可能多有遗漏）的主要人选大多是40至50岁左右的较为活跃的驻京编辑家兼评论家们，除了活动组织部门——中国作协创研部（每届2人以上）的雷达、吴秉杰、林为进、牛玉秋、胡平之外，如《人民日报》的王必胜，《光明日报》的朱晖，《文艺报》的贺绍俊、潘凯雄、张陵，《文学评论》的董之琳，《八一电影》的周政保，《解放军文艺》的丁临一，《当代作家评论》的林建法，《小说评论》的李国平，《南方文坛》的张燕玲，以及非编辑身份的白烨、李洁非、张德祥等。每届20人，一般分为3至4个组，每组5人左右，每组每轮负责30至50部作品（视参评作品数而定），而这批作品是要人人过目的，保证每一部作品都有至少3个人细读过。每轮完后各组都会初步归纳统一看法，各组交换阅读3轮过后再全体集中讨论，最后无计名投票。因为有20个名额，所以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一般不“难产”。紧张的初选过程中，甚至还不乏轻松有趣的业余活动，每天晚上，我与雷达、吴秉杰诸球友的乒乓球比赛常常引来大家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

“读书班”给人们的深刻印象恐怕就是书多。任何时候进到任何人的房间，放眼看去，都是一堆书、一片书，从枕边到案头，从茶几到卫生间，杂乱无章，一片狼藉。或问，这么多书怎么看得完呢？答曰：主要靠平时的阅读积累，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已看过，上会后主要看自认为有“茅奖相”的和没读过的。

陈华积：这么高强度的阅读会不会囫囵吞枣不得要领？或者遗漏好作品呢？

朱向前：回答这种担心我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说1995年的第四届“读书班”，我读完了作品还感觉游刃有余，遂想起傅庚辰老院长的叮嘱，就想给自己加加压，忙里偷闲又集中思考了参评的几部军旅长篇小说（朱苏进的《炮群》《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的得与失以及它们在后新时期的症候意义。“读书班”结束不久，我就写出了《九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潮动》，随之便由《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隆重推出，也成了该刊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军旅长篇小说的重要评论。这就是第四届“读书班”带给我的重要收获。

再举一个第六届“读书班”的例子。本文开篇提及的胡殷红对我的访谈，谈的就是进入第六届“茅奖”终评的26部长篇（“读书班”提供的20部，再加评委推荐的6部），而我逐一分析评点的主要依据就是“读书班”上的读书笔记，读得细不细，晒出来看看。就说说两部落榜之作吧：

（一）莫言的《檀香刑》：

“我之所以重视这部作品是因为它标志着莫言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先锋的姿态在文坛崛起十余年之后，开始向民族化、本土化和民间化回归，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大踏步的后撤’。这种回归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文学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界从八十年代开始学习、追赶、模仿甚至是照搬西方的现代主义，到九十年代末逐步转为向传统回归。在这一回归的过程中，莫言是最具典型性的，因为他当年以先锋姿态异军突起、横空出世，然后又在‘西化’的路上走得最远，坚持得最久……所以，莫言的回归可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当然，《檀香刑》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家都欣赏它饱满的激情或者说语言的狂欢，但这恰是我存疑之处。‘猫腔’作为一种地方戏，以韵文的形式被大量引入小说之中，带动整个语言在一种比较模式化的语境、语态、语速中推进，读来感觉到飘和躁，有一点为炫技而强弩的意味，不像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或从原始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不太本色和自然。这与莫言早期的作品如《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甚至包括《红高粱》等相比都有较大的差别。”

（二）李锐的《银城故事》：

“这部小长篇结构严谨，主题凝重，情感饱满。语言简练、内敛而富有张力；故事紧凑、奇谲而扣人心弦。人物独特、丰满，氛围浓郁、凝重而又空灵，充满诗意。尤其后半部到刘振武这个人物的出现，小说又异峰突起，给人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感觉。但是由于一些人物关系过于巧合，也给作品留下了一些斧凿之痕。李锐从一个曾经不大注意故事性或者说故意消解故事性的先锋作家，到书名就强调故事性的《银城故事》，其间的变化也是不可以道理计。这种变化为我看重。”

二

陈华积：我注意到您在第六届“茅奖”评选时有两重身份：一是初选审读员的身份，一是终评委的身份，当时您为什么会有双重身份呢？另外，第六届“茅奖”入围作品中，有“军艺”文学系第三届学员徐贵祥的作品《历史的天空》，听说当时还发生了一次“检举信”事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当时是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呢？

朱向前：当时“茅奖”评选委员会可能是考虑到初评委与终评委之间要有一定的连续性，让其中一些初评委担当终评委，这样就能把“读书班”的意见带到终评委。当时像我这样从初评委到终评委的人还有好几个，比如创研室的吴秉杰和雷达（他们两人中有一人或者两人都是从初评委到终评委，我有点记不清楚了），还有贺绍俊、张燕玲等人。关于徐贵祥《历史的天空》的“检举信”事件，事关作家的清誉，需要好好说说。

2005年4月10日上午10点，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将进行最后一轮投票，由7进5，产生最终5部获奖作品。待张炯、陈建功、王巨才等21个评委先后落座了，好事者还不忘拿陈建功、雷达、吴秉杰和我四个老球友头天晚上的乒乓球战绩调侃一番，以活跃气氛，为大家减压。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讨论已经非常充分了，每个评委都反复发过言了，该说的也都说完了，有“茅奖相”的作品基本浮出水面，有点悬念也不大了……

突然，话风就变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主任吴秉杰先生说，根据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本届入围作品的公示期截止昨天结束，但是就在昨天，办公室收到了一封署名检举信。现在宣读一下，大意如下：

我也是一个资深文青，日前看到本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的公示，其中有署名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约10年前就写出了长篇小说《乌云遮住的历史的天空》，当时就投寄给了解放军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徐贵祥，然而石沉大海，再无消息。这次看了公示，我立刻去书店买了一本《历史的天空》，浏览过后，心想，这不就是我的那部作品吗？从框架到故事到人物都如出一辙。现特向你们举报，请立即组织甄别，彻查，并还我著作权……

吴秉杰语气凝重，目光缓缓地扫视一圈。此刻全场肃然，大家面面相觑，都意识到了我们面临的恐怕是“茅奖”评奖历史上最尴尬的时刻。怎么办？马上联系举报人？（吴秉杰说：“联系过了，两个电话都无人接听。”）立即组织调查？审读比对？显然都来不及了。那么，撤下《历史的天空》继续投票，是不是又太过轻率——那就可能不仅仅错过一部优秀作品，而且还可能会让“茅奖”蒙尘，更可能令作者蒙冤。人们都互相回避对方探询的目光，没有主张，没有建议……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我努力压制住内心的激动，尽量用平缓的语调说道：

“尊敬的评委会主任，各位评委、各位前辈、各位老师，请允许我再占用大家五分钟时间。本来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但这封信出现得太突然了，如果任其得逞，那后果不堪设想，一个作家的声誉就可能毁于一旦。所以，我接下来的发言，不是为了争奖，也不是作出文学判断，而是陈述事实，为徐贵祥辩诬。我想以三重身份，以负责任的态度来作这个最后的发言：一是以评论家身份对自己的评论对象负责任，二是以军人身份对自己的战友负责任，三是以老师的身份对自己的学生负责任。接下来，我简要陈述三点：

一是从经历看，徐贵祥两赴老山前线参战的战场历练在全军作家中都是不多见的，从而保证了他笔下的战场、战略、战斗的谋篇布局精当合理，战术动作一招一式腾挪跳跃的由来有自，战争体验深入腠理撼人心旌的质感，基本上都无懈可击。没有如此经历是写不出来的；二是徐贵祥曾在解放军出版社具体组织并参与大型丛书‘百战将星’的撰写，并为此面对面地，也是抢救式地深入采访了近百位开国将帅，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军史、战史资料，特别是梁大牙式的人物原型，无此支撑，那些经典形象靠编是编不出来的；三是更加个人化的特点，即语言风格。15年前，徐贵祥还在军艺文学系上学时，他的小说语言好用成语、粗犷明快的特点就常为我诟病，好在直白易懂流畅无碍，欠在不够蕴藉、细腻、绵密、空灵，不善意境、氛围、感觉的营造。《历史的天空》的语言虽然有所精进、有所完善，但个人风格一目了然，这是谁想摹仿都摹仿不出来的。”

最后，我还简单粗暴地来了一个断语：“近二十年来，从我在军艺文学系当老师至今，一直在努力发掘、培养、提携和评论推介文学新人，不敢说目光如炬，但决不至于有大遗漏。我认为这封检举信肯定是诬告，是一封造谣信。”

至此，一度窒息的会场似乎松了一口气，评委们的表情也从凝重转向轻松。吴秉杰看了看大家，转向张炯请示道：“怎么办？”张炯却面向全体问道：“大家看看，是继续投票呢，还是……”雷达、秦晋等评委即刻接上话说：“投吧，投吧。我们相信向前，说得有道理，很有说服力……”

继续投票。《历史的天空》掉了一票，但依然胜出！有惊无险，皆大欢喜。午饭时，吴秉杰过来跟我说：“向前，你上午的发言太及时太重要了，为我们化解了一场‘茅奖’危机啊……”我回答说：“这还碰巧徐贵祥是我的学生，我又写过他的评论，太了解他了，否则我也一样抓瞎……不过，我倒要给你们评奖办公室提一个建议，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先调查清楚，有了结论再来面对评委，否则弄不好就搞砸了……”吴秉杰苦笑道：“没办法，这个信也是昨天才收到的，闹事者是算好了时间的。但愿此类事情以后不再重演了……”

三

陈华积：前面您讲到第八届“茅奖”评选改为了“大评委制”，什么是“大评委制”？第八届“茅奖”评选制度和规则都作了哪些改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革？您作为“茅奖”的资深评委，身份上有没有发生变化？另外，在第八届“茅奖”入围的作品中，有您当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学兼好友莫言的作品《蛙》，《蛙》在当时的得票率是较高的，但是也有人对《蛙》的“文体”问题表示过异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八届“茅奖”评选较为引人关注的是从原来的无记名投票变为了实名制投票，这在当时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这种投票方式是否能为人们所接受？

朱向前：2011年8月1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开始集中了。为了不断探索、推进、完善评奖机制，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本届评奖规则作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大评委制，由过去的20人左右的小评委会增至62人的大评委会（包括评委会主任铁凝），一半评委由中国作协书记处直接聘任，一半评委由各省市自治区作协推荐。这样一来，既扩大了评委的覆盖面，也限制了评委的个人作用。为了评奖讨论深入充分，61人（铁凝不参加投票）分为三个大组，20人一组，我很荣幸地被指定为第一大组召集人（接下来的故事与这个身份有关）；二是投票由无记名制改为实名制并且公示，这一改革骤然吸引了社会关注的目光，由此发生的故事由刘震云在关键时刻、关键场合作了精彩讲述，暂且按下。

花开两朵，先表一枝。

2011年8月20日上午9点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即将举行全体会议，进行最后一轮即第六轮投票，由10进5，产生最终获奖作品。投票前，由各大组分别开一个15分钟短会，我重申一下投票规则、会场纪律，等等。

我话音刚落，一位评委发言说：“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莫言《蛙》的两个问题，请大家再慎重考虑一下。一是它的主题是否和计划生育的国策相悖？二是它的结构问题。小说后面加话剧，话剧是另一种体裁，这么一加，算什么呢？小说还是话剧……”

我的脑子里小小地“嗡”了一下——搞得不好，这两个问题会让得票一直稳居前列的《蛙》变得悬乎起来，而且这两个问题也不是十几分钟能说清楚的，甚至就是一天时间也说不清楚。发言者的目光看着我，我看看众评委，大家明显不耐烦而又有点无奈。我沉吟了一会儿，还是抑制不住冲动地“发飙”了：

“两个问题很好，但是提得晚了一点。而且，我想到的问题是，假如这次莫言落榜了，而他明年如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评委们情何以堪？”

这时，陈世旭评委不失时机地大声插了一句：“那说明我们中国奖的标准更高嘛！”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我简单粗暴地宣布：“散会，转场投票。”

2012年年底，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之后见到当年的“组员”，都不忘表扬我一句：“朱组长那个飙发得好！”

再说另一朵花。2011年9月19日晚上7点整，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座无虚席，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即将在此隆重举行。贾平凹等往届“茅奖”得主代表和新科状元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刘震云在第一排就座，二至四排是本届评委，还有首都各文学报刊、出版社、新闻媒体代表，鲁迅文学院第十六届中青年高研班和公安作家研讨班全体作家学员，等等，真是大咖云集，星光灿烂。中国作协主席兼本届评委会主任铁凝致辞之后的第一项重要议程就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的贺信。在热烈的掌声中，李书记迈步至舞台中央站定，先从西装上衣口袋里掏出贺信，再伸手掏眼镜时，卡住了！时间嘀嗒嘀嗒往下走，李书记脸上的笑容有点僵化了，全场气氛逐渐尴尬。我坐在第二排，台上看得真切，肯定是他的眼镜腿倒插进了口袋内沿，其实只要轻轻退下一点就可以了，我恨不得冲上台帮他一把……终于掏出来了。

但这种紧张气氛似乎有传染。雷达、陈晓明、於可训、包明德等评委宣读授奖辞时都有些拘谨，张炜、刘醒龙、毕飞宇、莫言致答辞也都是念稿，尤其是久经国际阵仗的莫言也有些紧张，右手拿着稿子，左手不知所措，竟然下意识地叉到了腰上，显得有点生硬。我正琢磨着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就听到主持人说，下面有请朱向前评委为《一句顶一万句》宣读授奖辞。我戎装登台，敬礼有点僵，戴老花镜时感觉时间有点长，看授奖辞时又觉得聚光灯有点晃眼，努力控制着念到最后时，还是有两个字的方言音没绷住，悻悻下台。紧接着，最后一个获奖作家刘震云上台致答谢辞。我落座，他起身。我意外地发现他的腿有点拐，等于是一瘸一拐就上了台，转过身来，才看清他穿的是一件湖蓝色中式对襟褂，显得随意和放松，与所有前面的人庄重严肃的风格形成明显反差。而且，他没有稿子，背着手就开腔了：

“感谢泰丰部长给我颁奖！感谢向前兄宣读了我的授奖辞！如果我写得像向前兄说得那么好就太好了！（我心中感到一丝暖意，脸上浮出一丝笑意。）这次改革了的评奖，特别是实名制投票的公示，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影响到了河南延津县城一百多里开外的我老家村里我80岁的老娘，她跟着看一轮一轮的投票结果，心情就跟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会场开始发出窃窃的笑声。）看完还给我打手机，特别是看到了第一轮的结果（第一轮《一句顶一万句》名列前茅），立马打电话说：‘这些评委有水平！’（全场大笑，此前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光。）等到第四轮结果出来后，晚上又给我来电话，严肃地问我：‘儿呀，你跟娘说实话，你的小说到底行不行啊？’（全场笑）最后结束了，又高兴地来电话，大声地说：‘评得好！今后的评奖就得这么评！’（全场复大笑）……”接下去刘震云的正题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或者是干脆就没听进去，我完全被他的幽默风度所征服——在如此重大庄严的场合敢于幽一默，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智慧，更需要胆量。

四

陈华积：朱老师，您有一篇在第九届“茅奖”颁奖座谈会上发言的文章《讲好中国故事并非易事——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座谈会上的发言》，能否讲讲这篇文章的来由？第九届“茅奖”入围的名家作品不少，有文坛耆宿王蒙的《这边风景》，有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先锋派作家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和苏童的《黄雀记》，有《上海文学》资深编辑金宇澄的《繁花》和《莽原》杂志资深编辑李佩甫的《生命册》，可谓是名家荟萃，异彩纷呈。作为第九届的评委，您对这些作品有什么评价？第九届“茅奖”作品评选是否会因众多名家的参选而发生变化？或者说，第九届“茅奖”作品的评选是否会把参选者的总体成就作为一个参考要素？

朱向前：2015年9月初，我刚刚从北京西山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上回到江西老家不久，有一天接到中国作协创研部岳雯的来电：

“9月底还得朱老师回一趟北京。”

“怎么了？”

“参加颁奖典礼。”

“组长都参加吗？（本届我又当了一把大组召集人）”

“不，有任务的参加。”

“又是宣读授奖辞吗？”

“比那个还重要。”

“哦，什么情况？”

“代表评委在颁奖典礼座谈会作一个发言，中宣部领导会参加。”

“讲什么？具体要求？”

“随便讲，只要讲文学，跟评奖没关系都行。时长6分钟。”

作协交待任务从来给信任、给空间，特别宽松。其实这样子反而压力更大了。我刚放松的神经又绷起来了。怎么讲？讲什么？面对中宣部领导、作协领导、“茅奖”得主、评论家同行们，这不是相当于一次面试嘛。讲得不好，岂不是要丢了评委的脸？而且6分钟，测了测，也就1500字左右的篇幅吧，又要讲好，又要控制时间，压力山大呀……

说话间，就到了9月30日上午，地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我还是按规定着戎装，提前半小时到达。刚进大门，就碰见李敬泽副主席，不及寒暄就轻轻撂下了一句话：“一会儿你讲讲军事文学。”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走了。这下轮到我头大了，我好不容易琢磨一个“6分钟”，这相当于一下子换了题，而且，第八、九两届“茅奖”军旅小说也没有得奖的，怎么讲？作检讨也轮不到我呀……

这时，作协办公厅主任胡殷红叫住我说：“朱向前，你过来一下。”她紧急交待：“作家们都不爱说话，一会儿你多讲几分钟啊……”说完她也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正糟心着，大队人马来了，给王蒙老爷子敬礼祝贺、合影；陪格非、李佩甫、金宇澄、苏童四得主合影。忽然一阵骚动，远远看见铁凝、钱小芊陪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一行过来了。大家各就各位、先合影，后进入二楼会议室，按座签落座。铁凝汇报完了，王蒙、格非、李佩甫、金宇澄、苏童等人也都发了言。轮到我了。我掏出手机，点出提纲，开始发言。顾不得李敬泽副主席的交待了，胡主任的要求好办，往短里难说，往长里好说。讲完了我也不知讲得行不行。午饭时，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专门跑过来说：“向前兄，你太会讲了，讲得太好了！”

两天后，我又回到老家。忽一日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自报家门是《作家通讯》的编辑，说：“听大家说，您在‘茅奖’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得很好，我们想发表一下。”

看来，彭学明不是忽悠我。我一整理，超过了2000字，看来那天讲了至少10分钟，完全落实了胡主任的要求。不久后，这个发言在年底一期的《作家通讯》全文刊登了。现照录于下：

讲好中国故事并非易事——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是第六、八、九届“茅奖”评委，比较而言，感觉本届评选结果揭晓后，业内和社会反响都比较平和，也就是说认可度比较高。甚至有意见认为，前十部都评得比较准，哪一部获奖都不担虚名。用我的话说是十个字:“有遗珠之憾，无混珠之嫌。”比如《活着之上》，我个人就甚是喜欢。今天机会难得，我想当面向几位老师和各位领导作一个汇报，对五部获奖作品发表一句话评论。一句话当然是挂一漏万，但能表达出我最初的或最深的印象。

一、《江南三部曲》尤其是第一卷，以一种精致优雅唯美的古典风格，回溯、缅怀和反思了20世纪中华民族追寻乌托邦梦想的艰难历程，体现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精致化与诗意化的追求;

二、《这边风景》我先说八个字:“老树新花，一朵奇葩。”其余的后面单说;

三、《生命册》用深刻凝重的笔触，描写了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乡下人从乡下到城里的挣扎与撕裂;

四、《繁花》承传了从“海上花列传”到张爱玲、王安忆等海上“浮世绘”的叙事传统，但有发展、有开掘、有深化，更地域化，更平民化，也更接地气，开辟了用沪方言讲述沪上故事的另一蹊径;

五、《黄雀记》显示了一种寓言式的现代性写作在中国本土的成长与成熟。

为什么本届评奖会比较成功?除了评奖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改进之外，我个人有两点感受：

一、评委们自觉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标准。近年来，在拜金主义泛滥的滚滚红尘里，中国文学界的主阵地坚守住了底线。我是连续几届的“鲁奖”和“茅奖”评委，深切地感受到，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几个文学大奖从不以码洋论英雄，不以榜单为参照。比如网络小说，尽管从上届开始进入了“鲁奖”评奖范围，而且发行量动辄在六位数以上，但并没有影响评委们的判断与选择，他们和默默耕耘坚持对现实发声的纯文学写作的作家们高度默契，互相砥砺，互相支撑。为此我深受感动，并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信心。

二、“茅奖”价值取向因势渐变，也就是说，从单纯的评价作品向兼顾考量作家的总体成就转变。这一变化始于第八届，因为我们当时遭遇了莫言、张炜、刘震云、刘醒龙等重量级作家，而且他们此前多次冲击“茅奖”，但又因种种原因铩羽而归。如再不评给他们，似乎有点说不过去。这就是一个新的情况了，“茅奖”年过而立，未能获奖的名家越来越多，这时候，作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就不能不成为评委考量的因素，也许人们可能还更加怀念莫言的《檀香刑》、张炜的《古船》、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但最终还是平和地接受了评奖结果。这是因为评奖对象发生了变化，所以从评委会到评委到文坛到社会，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达成了共识，潜在地认同了“茅奖”价值取向的渐变。本届显然也沿袭了这一取向，除了金宇澄的《繁花》是长篇处女作(但它是独特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余均为长篇斫轮老手。尤其是王蒙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到这次的《这边风景》，贯穿了六十年而且在文学领域覆盖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古典文学乃至国学研究，激情如此充沛，创造力如此旺盛，在当代中国文学界也无出其右者。至于《这边风景》，我个人的态度前后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今天不妨在此略作披露，为大家还原一点评奖现场感。坦率地说，我最初拿到《这边风景》，简单翻看了前言、后记，知道这是一部“文革”旧作之后，就产生了排斥感，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文革”期间学习创作，写了十年“假大空”的诗歌，深知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是很难写出什么好作品，于是粗暴地将其打入另册。集中上会后听了其他评委的反映和推荐，我才又找来认真阅读，最终我的判断是：作家在严峻的写作生态中，最终听从了生活的召唤、内心的召唤、人性的召唤，冲破了观念的桎梏，写出了一幅特殊年代里边疆多民族人民团结战斗的生活长卷。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作家在写了“打草”这一节后面的“小说人语”中将其勾连《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打草情景，足见作家的艺术自信与雄心。而且，王蒙先生借用林斤澜先生的一个比喻，称右派一代作家有如“清蒸鱼”，有头有尾却无中段，即从1957年到新时期之初，二十余年创作中断，湮没无闻。现在好了，王蒙先生无意之中贡献了一个鲜活饱满的文学“中段”，它不仅仅属于王蒙个人，也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作家，还可能成为六十多年新中国文学史中一个堪称孤本之“中段”，弥足珍贵。因此，貌似黑马的《这边风景》，最终众望所归，顺理成章地脱颖而出。

当然，如此一来，年轻作家想一鸣惊人就比较困难了。比如此次80后作家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就是一本被我推重为“月华如水一般的诗意氤氲、意境朦胧、语言华美的诗性小说”。但因为作家才三十多岁，也只能是热热身了，来日方长，继续努力吧。

最后再谈点美中不足，即长篇小说的可读性问题。这是老生常谈，也可能是个低级问题。但是几个月来两百多部长篇给我带来阅读快感的确实不多。我的家乡——宜春，那是个三线小城，也有文联作协以及作家作者们。近一段时间的聚会上常常聊及“茅奖”话题，大家也都知道谁谁谁获奖，只是谈及具体作品，均无可奉告。这里面折射出来的首先是当前的文学生态问题，是读图、刷屏对读书的严重挤压。但是，这也是对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严峻挑战，就是如何把小说写得更加好看?艺术性和可读性不一定要成反比，刘慈欣的《三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国家首先要引导、营造书香中国大环境，作协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获奖作品的推介和研讨。但与此同时，作家更应该躬身自问，我的作品是否写得足够好看？当年毛主席倡导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喜闻乐见仍然值得深思，今天如何将中国故事讲得老百姓喜闻乐见，仍然是中国作家面临的课题。

五

陈华积：朱老师，您连续担任了第八届、第九届的“茅奖”评委，而且每届都有出色的表现，按理来说第十届“茅奖”评委您应该会继续担任，但我看了第十届评委名单，上面没有您的名字，这是为何？

朱向前：2019年4月初，中国作协创研部岳雯来电话，征询我能否出任第十届“茅奖”评委，精力和时间诸方面情况如何。我说这些都没问题，但我有一个别的问题要如实报告：

由徐怀中先生担任荣誉主编、由我任执行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正在紧锣密鼓编辑中，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该大系已收入《牵风记》，而《牵风记》眼下风头正健，获奖呼声颇高。但“茅奖”评奖条例规定，凡评委担任主编的书要回避。我这个情况怎么算？

岳雯听了以后也感觉是个问题，不能马上回答，说等请示了领导再正式答复。

月底，答复来了。领导非常慎重，专门联系了出版方的金丽红，主要是落实出版时间。如果是9月（即评奖）以后出书都没问题。但金丽红的答复很明确：“争取‘八一’出来，书出不来，宣传也要出来。”如此这般，确实有冲突。只能以后再合作了。

其实，我也很遗憾。自己恩师九十高龄的大作，也极可能获奖。而且，我和西元合作的万字评论《弥漫生命气象的大别山主峰——关于徐怀中长篇小说〈牵风记〉的对话》，就是和《牵风记》在《人民文学》同期推出的，应该也是该作的第一篇评论。评价之高，期待之切，都已见诸文章。然而，大奖在即，却不能参与其事了……好在最后《牵风记》和《人世间》以满票并列第一荣膺大奖，我心安然。

今天提及这一段，意在说明，从评奖办公室到评委个人，都是认真严肃地对待评奖条例和章程的。正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呵护和敬畏，茅盾文学奖这一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也才得以行稳致远，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