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茅盾文学奖与茅盾有关”

与我们国家特定的文学运行与管理体制有关，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四个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按照四年一个轮次分别举行的文学奖项，习惯上被看作是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文学奖项，也即平常所谓具有官方性质的文学奖项。或许与长篇小说一向既被看作是能够全面立体地反映、表现时代与社会状况，同时也能够充分地体现作家思想艺术创造力的一种文体，因而在广大受众中有着极广泛的影响力有关，以上四个奖项中，长期以来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就是茅盾文学奖。坊间长期以来一直流行一个多少带有一点调侃性质的说法，那就是“茅盾文学奖与茅盾有关，鲁迅文学奖与鲁迅无关”。前半句所强调的一个事实就是，之所以会有茅盾文学奖的设立，其实与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的遗嘱紧密相关。自身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对长篇小说这一文体一直情有独钟的茅盾，在自知不起的情况下留下遗嘱，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主动捐献自己多年来积攒下的25万元稿费，建议设立一个专门奖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的奖项。因为先有茅盾的遗嘱，后来才有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也就有了那一句“茅盾文学奖与茅盾有关”的说法。至于后半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等到设立鲁迅文学奖的1996年，距离鲁迅先生逝世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个年头。既如此，鲁迅文学奖的命名，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去征求鲁迅先生的同意，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有了“鲁迅文学奖与鲁迅无关”这种说法的生成。

我先后担任过第八届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据我了解，与此前的七届有所不同，应该是从第八届开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后来的第九届、第十届，则继续了从第八届开始的这种评奖方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实行了所谓“大评委制”，评委人数增加到62人（包括评委会主任铁凝）。原来的评奖制度分为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评委人数加起来也和第八届差不多，但以前是分两步走的，并且有规定，京外评委不少于三分之一。而从第八届开始是每个省各推荐一名评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也要推荐评委，最终选定62个评委，一半是地方推荐，一半是中国作协指定，而且中国作协所指定的这些评委也不全是北京的，这样就有超过一半的评委都是京外的。原来的评奖制度还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文学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仁智之见，就是说每部作品，这个人看着好，那个人未必觉得好。所以说，初评评委觉得好的作品，终评评委的感觉往往正好相反。这涉及到评委的组成问题，以前能当终评评委的大都是资格老的人，资格老其实就是年龄大，年龄大就存在其审美观念、艺术经验可能较为传统，而初评评委往往是年轻人，年龄的差距导致他们的评选标准不一致。但从第八届开始，“茅奖”评委年龄最高不超过70岁，也就是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占评委的大多数，以四五十岁的人为主体，他们的文学经验更加丰富，与整个文坛的创作也基本同步，这样就能保证评委对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到位。此外，评委人数少的话，还有可能存在个别人操控评选的问题，而大评委制则能有效防止评奖被操控。

前面七届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反正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初评与终评所采取的都是实名制投票的方式。从第一轮到最后一轮共投六轮票，每轮投票都是实名的。就是说你给哪些作品投了票是瞒不了人的，尤其是后面几轮的投票结果都是要在报纸上公布的（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在报纸上公布实名投票结果的问题，到了第九届，情况又有所变化。每一个轮次的投票依然是实名制的，但具体的投票情况已经不再以同步的方式在相关的报刊媒体上公布），这样大家就会判断你是不是投得有道理，是不是在徇私舞弊。实名制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起到监督的作用，对一部大家都读过的小说，你投得合理不合理，那部作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为什么投它，大家一目了然；但另一方面也有负面效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可能和张三关系特别铁，而张三的作品正好参加这次评奖，那么实名制投票可能会使我对其作品从头投到尾。假如他的作品是不够格的，如果不是实名制的话，我还有逃避的可能，但现在却是没法跑的，你不能没投而跟他说我给你投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着。由于评奖是大评委制，一个作者不可能和所有的评委关系都铁，个别人再投他，最后也不能把他投上去，所以最终还是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评奖的公正性。再有就是公证员制度。从一开始我们投票，公证员就在场。公证员自始至终监督整个投票和计票过程。引入公证员制度，更保证了评奖的透明度。由于采取了以上这些方式，使得这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更加公平和公正。

关于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方面，是身为主办方的中国作家协会在评奖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一个是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再一个是要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第二方面，就是具体到我个人在评奖的过程中所坚持的若干思想艺术标准。比如，思想内容的厚重度、艺术层面的成熟度与创新度，是否成功塑造了拥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是否精准、生动，能否给人以一种陌生化的感觉，等等。评选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评委们细致深入讨论的方式来尽可能地忠实于相关的评奖标准。由于审美主体差异的缘故，在评选过程中围绕一些具体作品产生争执，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主要的争执内容，当然是围绕某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这种情况下，自然就需要通过充分的讨论来求得最大公约数。

五部获奖作品评点

我曾经先后两届参加了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这里且以第八届获奖的五部作品的情况为主加以说明。张炜的《你在高原》可以称之为巨型长篇小说。450万字，十册，一册就45万字，我们的要求是只要够13万字就可以参加“茅奖”评选了，张炜的小说很显然大大地超过了这个要求。《你在高原》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具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抒情色彩的长篇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大致可分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这三种的主体始终是现实主义，而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小说则非常少见，并且长时间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在高原》有其独特的价值：第一，读张炜的小说，你会不由自主地被作者的情绪所感染、受他的影响，这是《你在高原》应该被肯定的地方；第二，张炜在《你在高原》中对当下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非常复杂，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在一起，最突出的就是贫富悬殊。以张炜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关注的主要是乡村世界的生活，而乡村就存在一个受现代化冲击、受资本力量冲击的问题，整个乡村世界是被严重伤害的。张炜坚决地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站在被伤害、被破坏的乡村世界的一边，对社会不合理的一面提出强烈的批判。作家对现实应该持一种怀疑的、批判的眼光，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是有价值的。所以，这是《你在高原》另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

刘醒龙的《天行者》是一部歌颂民办教师的小说。民办教师大都来自穷乡僻壤，只要在乡村生活过的孩子可能都有过接受民办教师启蒙教育的经历。我更愿意把这些民办教师看作一个“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民办教师的文化水平偏低，不能被叫作“知识分子”。但我认为，从道德和精神的层面上来说，民办教师有着巨大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文明之火和文化传承就会在偌大的乡村世界里缺失很大的一块。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传递者，是乡村知识的启蒙者。我就是在村子里长大的，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很多民办教师，到现在我对那些乡村教师仍然记忆犹新，充满敬意。所以说，我非常同意刘醒龙把他们称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我很赞同一个评委的评价，他说：“《天行者》是一部书写中国现代化隐痛的小说。”“隐痛”就是藏起来的痛苦，表面上看它好像跟我们的现代化没什么关系，但民办教师是与乡村世界的改变、乡村孩子命运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又与中国的现代化密切相关。

莫言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的顶尖作家，写过很多优秀的长篇小说。大家都说，他早就该获奖了，这次的获奖可以说既是对《蛙》这一作品本身的肯定，同时也是对莫言长期以来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所取得成就的一种肯定。《蛙》写的是中国农村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问题要从多维度、多角度来思考和看待。一方面，计划生育在当时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计划生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人口结构，使得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而莫言是从生命的角度来思考和表现计划生育问题的。小说的主人公姑姑是一个“赤脚医生”，她年轻时雷厉风行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晚年的时候却特别害怕听到青蛙叫。“蛙”者，“娃”也。“蛙”和“娃”是联系到一块的。她后来反思自己的一生，从而陷入到一种自我谴责的忏悔意识中。这也是莫言借姑姑进行的一种历史性的反思，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更可贵的一点是，身兼叙述者重任的“我”，即蝌蚪，和小说中的收信人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罪感意识也彼此呼应。“我”之所以忏悔自己是受到了杉谷精神的感召，而我的忏悔意识的产生又与姑姑的故事有关系，这样，三个忏悔的人的三重忏悔就被莫言巧妙地编织到了一起，不是写作高手做不到这一点。莫言的《蛙》中罪感意识和忏悔意识的表达，恰恰是中国文学所缺少的东西。此外，莫言在小说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创新。小说的前面是书信体，后来引出一个话剧，很多人不理解，这到底是小说还是话剧？其实这是莫言的一个文本实验。我们说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从艺术文本实验的角度来说，莫言也是这样一个“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可以说，莫言是鲁迅的传承者。他的批判、他的启蒙、他的罪感、他的忏悔，都是从鲁迅那里来的。所以他也借用鲁迅先生《一件小事》里的一句话——“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其实《蛙》的整个写作就是要把这个“小”给表现出来，创作一部充满生命意识、生命层次的小说。所以在我看来，这次获奖的五部作品里，思想艺术成就真正最高的恐怕就是莫言的这部小说。饶有趣味的一点是，就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莫言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毕飞宇《推拿》的一个突出特色，在于它是一部以盲人为具体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单就这个取材本身就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人道主义立场，他能关心和注意到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并且用小说的形式去表现他们的生活，这本身就值得肯定。因为他自己有过在特殊学校当老师的经历，所以后来他就产生了写这部小说的念头。《推拿》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我们一般人面对残疾人的时候，大约总抱着一种同情和哀怜的心态，实际上，这其中不自觉地潜含着对他们的歧视。毕飞宇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他最值得肯定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没有把盲人当盲人来写，他把盲人写成了正常人，盲人除了眼睛看不见以外，其他的一切都和我们一样，也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有互相倾轧、互相争斗，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把特殊人群写成正常人这本身就是作者的一个成就，说明他拥有一种对于特殊群体的人格尊重，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和悲悯情怀的传达；第二，作者特别擅长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一切描写都是主观化的，都是从抓住心灵这个切入点来进行的。所以，我曾把他的创作称为“心灵现实主义”。《推拿》作为一部表现盲人的小说，由于盲人看不见周围的世界，所以更需要在心理世界上做文章，他擅长表现心灵的特点就在这部特殊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他描写的主要就是这些盲人复杂的心理世界、矛盾的心灵纠葛。《推拿》表面上写的是作为一种求生手段的盲人按摩，但其实还有更复杂的一层寓意在里头：它还是一种心灵的推拿。作者在盲人的心灵世界里推拿，又未尝不是对读者心灵的推拿。读他的这部小说，我们的精神境界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语言特别有味道，自然质朴，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赵树理，刘震云可以被看作是赵树理小说语言的传承者。再就是刘震云叙事上的技巧，他往往采取连环套的叙事方式，不断地转换叙事视角，最后构成一个连环套，就像《水浒传》的写作，一个人物出场再牵扯出另一个人物，鲁智深牵扯出林冲，林冲牵扯出武松，武松再牵扯出宋江，并集中几回讲其中一个人的故事。刘震云将这种连环套式的叙事方式运用到他的小说中，事实上，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这样一种情形。《一句顶一万句》其实写的是一个“说得着”和“说不着”的问题。先说“说不着”，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和一个人在一起，看起来有很多话要讲，但两个人之间真正的心灵与精神层面却根本沟通不了。用萨特的话来说：“他人就是地狱。”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本质上是孤独的、冷漠的、隔膜的，人和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两个无法沟通的人，就是说一万句话也顶不上一句，这就是“说不着”。还有一种是“说得着”，这是指真正的心有灵犀不点也通的人。小说里写了很多“一句”，其实写的是人与人沟通的不容易。刘震云发现了中国乡村世界里人性的这种孤独状态，并且将这种状态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他对中国乡村叙事的一个贡献。所以说，什么样的小说好？首先是作者对生活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然后才谈得上情节、人物和构思。如果连独到的发现都没有，那这个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恐怕就值得怀疑了。

如何看待茅盾文学奖的热点与遗憾

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数量，这个我并不清楚具体的数字，但按照通行的说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应该在几千部甚至会接近一万部这样的一个规模。如果联系第八、九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来判断，十部作品中至少有六部是属于乡村题材的书写。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约可以把乡村题材看作是某种热点吧。至于说到那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遗憾之处，我个人的感觉是：首先，获奖的十部作品可以说都是实至名归，但与此同时，却也总是难免会有遗珠之憾。比如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除了获奖的五部作品之外，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分别是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麦河》、宁肯的《天·藏》、秦巴子的《身体课》等。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除了五部获奖作品外，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韩少功的《日夜书》、关仁山的《日头》、宁肯的《三个三重奏》、葛水平的《裸地》、阎真的《活着之上》等。某种意义上必须承认，获奖其实也存在着运气好坏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固然无法断言获奖的作品一定就比这些未获奖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高；另一方面，也同样难以断言这些未获奖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一定就比不上那些获奖的作品。到底哪些作品到最后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其实更需要经过时间与历史的残酷检验。

对于这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我的总体评价应该是最不“离谱”。任何评奖，第一，不会绝对公正；第二，评奖结果不可能没有争议。这两届“茅奖”的评奖结果，同样也有争议，但同之前的几届相比，我认为这两届应该属于最不“离谱”的评奖。中国当代文学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历史。各种各类文学奖项的设立，应该是“文革”结束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才出现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至今犹记，80年代之初，除了茅盾文学奖之外，作为鲁迅文学奖前身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也都评得如火如荼，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之所以要设立文学奖，其初衷当然是要通过及时奖掖各种优秀作品的方式来积极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新的高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拥有了文学奖之后的文学生态肯定会更加完备。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举办了整整十届的茅盾文学奖，最起码在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以及提升中国当代文学思想艺术水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助推器”作用。

必须承认，由于大评委制、实名制投票，以及公证员制度的积极引入，从第八届以来，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机制已经越来越合理，也越来越完善了。但细细打量最近三届的评奖结果，我发现，最起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第一方面，肯定与大评委制的实行有关，原本以作品为主体的奖项，似乎越来越向着某一作家的终身成就奖的方向倾斜了。如果不是已经在文坛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资深作家，要想如同当年名不见经传的阿来，突然就凭借一部《尘埃落定》获奖的可能性越来越微乎其微了。如此一种倾向，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违于茅盾文学奖设立时那种旨在奖掖优秀作品的初衷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评奖方向的如此转换，或许本就暗合主办者某种潜在的意愿，也未可知。第二方面，与这些年来文学现场中身为半边天的女性作家的日益引人注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近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中，竟然连一位女作家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尽管这很可能与女作家们长篇小说写作的现实状况不尽如人意有关，但连续三届都“剃光头”，恐怕的确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太正常。以上两个方面，是否可以被看作是茅盾文学奖的缺憾，我也难以给出定论。至于，假若果真是缺憾，那又该怎么办，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我就更说不上来了。所以只好就此打住。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除了作品本身思想艺术品质的足够过硬之外，其实也和其他很多方面的因素有关系。比如，小说发表之后，文学批评界的总体反应程度，是否会出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久的文学批评文章。再比如，在一个文学奖已经成为普遍现实的当下时代，作品能不能获得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相应奖项。也因此，诸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看起来已经完成了其初步经典化过程的长篇小说，它们的经典化，当然首先取决于自身思想艺术品质的足够优秀，但与此同时，茅盾文学奖的助推作用，恐怕也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如此一种情况，恐怕更多地出现在第八届，也即实行大评委制和实名制，以及引进公证员制度之前的评奖过程中。最初的几届“茅奖”争议之所以较少，是因为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尚未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篇小说的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并且由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们的作家、评论家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够，公平与民主的意识也较为薄弱，再加上对权威的盲从与膜拜，很少对评奖结果进行反思。近年来，我们的文化环境、文化语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每届结果出来争议都很大。例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共评出了五部作品，分别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争议就比较大。就我个人的看法，除了路遥实至名归，凌力与霍达差强人意之外，另外的两部作品并算不上多么出色，获“茅奖”的确显得有些勉强。还有个别获奖作品，除了在列举“茅奖”获奖作品的时候会提到它之外，很多人根本就不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部小说，像这样的一种评奖，就是比较“离谱”的。

与一些品相较差的作品获奖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点，就是另外一些一直到今天看来都足够优秀的长篇小说的最终名落孙山。就我个人的印象，比较突出的几部作品，分别是贾平凹的《废都》、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铁凝的《玫瑰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刘庆的《唇典》、刘亮程的《捎话》、肖亦农的《穹庐》等。尽管导致它们落选的原因各异，但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只要思想艺术品质真正足够优秀，那么，获不获奖并不会最终影响并决定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九九归一，一部作品真正优秀与否，是不是能够成为经典，最终也还是必须由残酷的时间和苛刻的历史说了算。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如同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竟然也会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那对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这一必然的遗珠之憾，自然也就应该能够坦然面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