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和加州是什么,南方就不是什么。” 奈保尔的探寻:美国的失落之心
V·S·奈保尔(VS Naipaul),20世纪移民作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身上存在很多标签,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战后英国移民作家、性虐成瘾者、半公开种族主义者、落魄的婆罗门等。
他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祖父是砍甘蔗的印度劳工,父亲担任《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而奈保尔本人在1950年获得政府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念书。他曾经试过自杀,也曾因批判宗教极端主义而遭到伊斯兰文化界的攻击。奈保尔凭借长篇小说《通灵按摩师》和《埃尔维拉的选举权》(中译名《全民选举》)崭露头角,《米格尔街》(其实这是他更早写出的作品,但延迟出版)俘获众望,他的第三部长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1971年布克奖作品《自由国度》、书写后殖民时代东非印度社会的《河湾》,让他得到了詹姆斯·伍德、哈罗德·布卢姆的青睐,从而牢固地站立在西方杰出文学的行列中。
有创造力的人必须离开
在文学盛名之外,奈保尔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他曾殴打、奴役自己的情妇,也曾频频光顾妓院,发表过贬低女人的话语,这些许多作家讳莫如深的东西,被奈保尔晚年授权作家帕特里克·弗伦奇,在传记《世事如斯》中和盘托出。因此,奈保尔绝对不是道德圣人,也不值得作为“完人”去歌颂,他呈现给我们一个兼具了光辉和黑暗面的复杂形象,他的人生就如他笔下的文学作品一样,既有充满了无尽混乱与痛苦的一面,也有孤独、无根、疏离的一面。
实际上,除了最有名的《河湾》与《米格尔街》,创作力旺盛的奈保尔还著有《印度三部曲》和《美洲三部曲》,非虚构的《南方的转折》就是《美洲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它出版于1989年,在这部作品中,奈保尔探访了美国南部的七个州,走访了多个著名城镇:从亚特兰大到查尔斯顿,从纳什维尔到教堂山。这既是一部游记,也是奈保尔对美国社会做的田野调查,他走访了牧师、庄园主女儿、民权运动代表、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人物,深入呈现了一个无法用单一标签概括的美国南方。
这本书揭示出南方在美国不仅是一个区域概念,也是精神概念、文化概念,更是许多人眼中与国家趋同的存在,南方是美国的“国中之国”,他们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精神认同,尤其是出身于南方旧蓄奴州的人们,奈保尔指出:“在美国历史最为复杂的区域,种族问题已经演化出新的内涵,农田逐渐变成工业园区,历史则成为服务于现实的工具。长久以来的社会争端并未变成马丁·路德·金所期待的优美交响曲,这里的人们承受着失败的桎梏,以沉默的敌意进行对峙……”
在《南方的转折》中,奈保尔首先注意到:对于美国南方来说,1861—1895年南北战争和1960年代民权运动,对于南方来说是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南北战争又称“奴隶解放战争”,它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争,也是种族问题之争、卫理公会和浸礼宗之争,这场战争最终以北方联盟的胜利告终,北方人民呼声高涨的废奴运动落实在法律上,但对于整个美国来说,直到20世纪末,南北双方的裂痕也没有真正愈合。
当纽约与加州在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中快速发展时,南方仍在疗愈它在内战时期留下的创伤,因为内战时期南方的诸多经济基础设施都被破坏了,内战以后,美国的经济主要着力点集中在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而南方相对是失势的。直到二战以后,南方才出现明显的经济复苏,但得克萨斯州、美墨边境、阿帕拉契山区、肯塔基州东部等仍是贫困人群聚集的地区。
所以《南方的转折》封面有一句:“纽约和加州是什么,南方就不是什么。”这句话在书中第247页有一段更详细的表述,它源自于一位南方基督教会专业人员的感叹:“做南方人是一种心理状态。我知道这么说都老掉牙了。那是观察你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一种方式,比很多别的位置更受限的位置。你去过加利福尼亚吗?那里是什么南方就不是什么。有件怪事与此相关,就是很多商业概念始于加利福尼亚,快餐、州际公路、服装款式。因为有创造力的人在南方被压抑,他们从南方和别的地方搬到加利福尼亚。有创造力的人必须离开南方。那种压抑感很长时间才会消失。”
身份政治愈演愈烈
1960年代乃至整个二战以后的全球化经济、政治浪潮,对南方也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与湾区依靠互联网企业、高新技术大踏步发展相比,以农业、种植业、传统制造业为根基的南方尽管在经济上有所增长,但依然处于一种被旁落的危机感中。贫穷与下岗不仅是锈带区工人的苦恼,也弥漫在南方的一些衰弱地区。他们在城市转型的浪潮中举步维艰,承受着生产方式与资源转移带来的阵痛。
与此同时,民权运动以来也是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时代,在美国,身份政治存在久矣,“身份政治”这个术语还未出现之前,身份——基于种族、地域、政治权力、经济水平和历史脉络的身份,便成为人们甄别同类的重要方式。比方说:南方人、非裔黑人、湾区新移民、亚裔……不同的身份背后意味着不同的社群和情感共同体。在美国,身份政治仿佛一种新的宗教,它对于信徒有着巨大的号召力。
《南方的转折》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南北战争并没有消化美国社会的撕裂,撕裂以更隐蔽的方式蛰伏在南方的腹地。他们的失落,不只是社会地位遭受到冲击,也意味着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
一位保守的北卡罗来纳民主党人,他的南方感来自于旧南方的价值观:“信仰上帝。相信有限政府。相信自由企业、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一位密西西比女人陈述母亲对于南方的认同和失落感的来源:“因为她有很多认同就要消失了。那所房子曾经是聚会地点,很多人都可以在那里待着。对于我母亲来说,那是一种地域感。”
在《亚特兰大:调谐》一章,这位出身贵族的密西西比女性说:“我的身份是通过我的家族以及我们在杰克逊和密西西比是谁而形成的。我们在长老会教堂有自己的座位,那就是你的身份。有天我姨妈去教堂,在自己的座位上发现一个陌生人,就很震惊。”奈保尔问她:“虔诚和正确性的观念里也包括服务的观念吗?”她说:“不包括,那种观念不适合她的家庭。”不过在亚特兰大,她花了不少时间为黑人社区做服务,她对此解释道:“贵族出身让你做事,将你区别开来却又把职责强加给你,但没有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而且我觉得我花那么多时间在亚特兰大黑人社群上是因为我感到饥饿。”“因为什么?”“感到饥饿,因为……因为接触。跟生活得比我更真实的人。我们是真正冷漠的人。”
书中第七章《教堂山:烟》之中,一段对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比的文字也值得琢磨,一位名叫巴里·麦卡蒂的州社会服务委员会主席说:“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最根本的差别是自由主义者相信人的可完善性,而保守主义者不信。保守主义者相信人类是堕落的动物,他们的集体权力必须有所抑制和平衡。”
宗教的幽灵
奈保尔对于南方问题的呈现并不局限于种族议题,他不仅呈现了黑人群体的困境,也呈现了底层白人、贫困有色人种(非黑人)群体的愤怒与迷茫,他使用了一个形容:“层层堆积的历史感。”美国是一个种族的大熔炉,多元和开放铸就了它的辉煌,但是如何让不同信仰和经济状况的人们和睦共处,愈来愈成为一个艰难的问题。
书中揭示出,经济水准与社会地位的下滑是许多南方人感到失落的重要原因。不只是白人中的贫穷群体,奴隶解放运动后的黑人群体,在20世纪依然饱受歧视。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著作、布克·华盛顿的《超越奴役》都记录了黑人在美国饱受偏见的处境。即便在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领袖的努力之下,黑人及少数族裔的境遇有所好转,但大部分黑人从小的教育资源、生活社区的经济水平和安全程度都明显不如白人。而种族主义者会将其归咎于黑人的懒散、暴力、智力水平,也即归咎于种族性本身,这种种族归因潜藏着白人至上主义的幽灵,相似的说辞在殖民者对于殖民地人种的叙事中也屡见不鲜。例如在19世纪末,东方主义这对于东亚人的描绘就经常伴随着矮小、愚昧、瘦弱、胆小等偏见,这背后的种族意识和殖民者心态至今仍未消除。
但经济也不是唯一的要素,在美国,宗教左右相当一群人的判断,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是许多美国人生活中最核心的部分。例如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有关堕胎权的裁决,不少保守州望风而动试图禁止女性堕胎权时,背后就隐现一个宗教的幽灵,奈保尔在记录他与一位黑人保守派的对话时也提到:“南方浸礼派的背景就是成为保守派的基础。”
暧昧的是,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之前,共和党政客对于禁止堕胎权其实并没有那么热衷,70年代前,大部分共和党人甚至站在拥护女性堕胎权的一边,因为他们支持女性的自主权和对于中央政府权力的限制,但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之后,尤其是里根集团拉拢基督教选民扩充其票源之后,共和党政客为了拉拢基督教背景的保守派选民,开始大谈限制堕胎权,包括其他迎合保守主义者趣味的政策。
积极与沮丧同时发生
在南方,积极与沮丧的事情同时发生。在奈保尔的笔触下,既有部分黑人与白人的携手互助、种植园主后裔的真诚反思、女性之间的守望互助,也有种族仇恨、隔离、宗教保守主义、贫困问题,乃至底层之间的互害现象。在奈保尔的笔下,历史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压迫与被压迫者的简单概括,而是如同茫茫大海一般的生活,是杂草、荆棘、泥泞、黑夜与光明。
可惜的是,也许是受制于文体,奈保尔对于美国南方社会的呈现缺乏更为系统和明晰的梳理,较多案例、故事、现象呈现,缺乏对于现象的归纳、解释和洞穿的力量。在这方面,美国学者阿莉·霍赫希尔德《故土的陌生人》、乔治·帕克《下沉年代》会构成互补,而伊丽莎·格里斯沃尔德的《压裂的底层》深入地描绘了一个美国天然气开采地区的社会现状与环境危机,用丰富的细节构建出一个美国工业化小镇从繁荣到萧条的变迁周期,如果将这些作品对照来看,会对美国社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我喜欢这本书的一点,在于奈保尔耐心地倾听不同政见的人。他没有站在某一个绝对观念上而拒斥他者的声音,即便是不同政治观念的人,奈保尔也能发现他们生活中细腻的、不能被某以政治术语概括的成分,他们的活法、他们在乎的人、留恋的事物。《南方的转折》不是政治宣言也不是旅行断章,它试图耐心地记录一层一层的生活,那里有废弃的烟叶库房、无主农舍、卷檐尖顶的波纹铁谷仓,也有乡村歌舞、边境铁丝、山茱萸花、荒野的空旷,和来自海上的风。
在奈保尔的这本书中,流淌着一种乡村音乐特有的氛围,篝火、酒精、农田、牧民、列车、荒野、拍打着此岸与彼岸的海。就如同歌谣《总是有人说再见》唱道:
火车站,午夜列车,
机场在雨中孤单着,
有人站在那边,泪水在眼里打转。
同样的旧场景,一次又一次上演。
那是全人类的烦恼。
总是有人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