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麦克卢汉曾预言印刷文化会走向终结，从媒介学的意义上看，麦克卢汉的预言看似实现了，但他也低估了书籍的可靠性，今天人们更热衷于讨论纸质书和电子书的优劣，而不是书籍的消亡。

这个过程中，有一波人开始了对书籍与知识的考古，这便是新史学、新文化史、书籍史、阅读史……各种称法名目不一，表面看来它们旨在揭示所谓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内容，即复杂历史的千奇百怪的面貌，但真实诉求却与一种洞察力和想象力有关。从祈祷书到休闲书，从印刷术到电子书，书籍的命运也是知识的命运，甚至关乎人类的命运。回顾18世纪欧洲的书籍史和阅读史，并与当下发生的技术更新和书籍改良作一个观照，它们未必是既成系统的一部分，但确是我们重启历史，重启我们内心叙事的起点。

书籍史与法国大革命

1455年，古登堡用他发明的铅板活字印刷机印刷了一本圣经。伴随印刷术普及而来的，是某种现代精神，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知识和世界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关于18世纪法国书籍史的研究无疑揭示了这种潜在叙事，即书籍如何在历史叙事中传播思想，消化变动中的情感与故事。

书籍史关注书籍的制作和传布，也就是一本书如何从印刷厂、出版商抵达读者。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高毅、高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达恩顿就以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为参考，将出版商、印刷商、油墨制造商、偷运者、货栈主、图书代理商、作家、审稿人、读者等从幕后拉到前台，展现了出版系统的运作。1778年7月，纳沙泰尔的销售代表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骑马出差，历时五个月穿越法国，访问了沿途经过的几乎所有书店。法瓦尔在日志和信件中保留了他几乎全部的工作记录，包括货运、市场需求、账目、书籍，以及书商的评价，其中所呈现和折射的旧制度时期的图书市场，达恩顿以为可以和巴尔扎克的《幻灭》相互映衬。它以财富为核心，涉及盗版、偷运、刺探情报、秘密经营等情节，却在正统之外种植了时代的文化精神——启蒙主义者如皮埃尔·贝尔、让-雅克·卢梭的书籍正裹挟在这些地下的图书市场。

19世纪以前欧洲的图书市场，部分书籍甚至大部分书籍都没有取得官方许可。正如达恩顿在他的另一本谈18世纪法国书籍史的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说，“在巴尔扎克之前，要让书籍到达思想市场，就得上演整个一部人间喜剧。”在该书中，达恩顿将视野更为聚焦，带我们领略禁书如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禁书的制作和流传又如何反映着社会思潮的更替。这些违禁书籍统称“哲学书籍”。禁书的出现要归功于巴黎书商行会、路易十四，以及新闻审查。比如历来政府为了支持巴黎的出版商，会对所有进口图书征收高额关税；比如大量禁止发行的作品开始在地下发行。巴黎书商行会官员会没收他们认为不合规的书籍，列以“禁书”“非经允许的书”“盗版书”等不同门类，但这些门类通常重叠、相互矛盾、杂乱混淆。出版于1748年的《开放的特丽萨》是其中的典型。大约1773年，《开放的特丽萨》成了畅销书，沙龙常客推动了它的流行，混杂在“彩虹女神的屁股”“费城出版”“以自由的名义出版”“出版于距巴士底狱一百码处”之中。这部作品甚至得到了萨德侯爵的称赞，称其为“把对神的不敬和奢侈放纵可以让人接受地联系起来的书”。

百科全书主义与启蒙运动

在当下的语境中，书籍史的分支——阅读史似乎更受关注。相比于印刷、藏书、图书馆、书目，人们更青睐书籍的使用和书籍的大众化、阅读以及流行文化。阅读史专注的是阅读的行为、阅读的环境以及基于阅读的成长史等等。

据统计，1773年，一半以上法国人（14岁以上）过去一年没有读书，大约三分之二是文盲。英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而到1800年，英国女性识字率达到40%，男性达到60%。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识字率的攀升，社会上还有一种论调，即担心人们受小说的干扰和引诱。论者在《格拉布街周报》1734年9月一期叹惋道，“有那么多的底层人士，相较于温饱，想的更多的是陶冶心灵……过去我总认为，有95%的人生来就是捣鼓买卖和手艺的；让他们去读书是害了他们，他们不会变得更好或更明智，反而会变得莽撞、烦人和好斗。”大约半个世纪后，这样的看法逐渐退却了，另一个看法成为了主流，即开卷有益，且不应区分阶层。

《百科全书》的印刷和传播，几乎可以说是18世纪最大的生意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百科全书》以及百科全书主义成为启蒙运动的最好标识，启蒙运动追随着《百科全书》的流传抵达外省，并散布在欧洲各地。参与的书商们也明显知道了这一点。“在这一进程中，启蒙观念经由商业动脉逐渐渗人了欧洲大陆最遥远的地区。他们知道自己是启蒙运动的媒介，不过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负有传播启蒙运动的义务，而是因为他们做启蒙运动的生意。”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写道。与此同时欧洲正在发生一次阅读改良，人们开始从精读过渡到泛读，公共舞台逐渐从舞台表演、法庭转移到书籍和报刊上面。直到17世纪下半叶，人们仍然反复阅读《天路历程》，但那之后，人们更倾向于广为涉猎，通俗读物变得越来越重要。

阅读史与英国社交

18世纪前半叶，英国报纸杂志的重要逐渐凸显，其读者包括贵族、学徒等不同群体。《每月评论》《文艺期刊》单期发行量多达3000册，而除少数重要著作之外的书籍印量都只有几百册。在1746年到1780年间，这些报纸大多6便士一册，年费6先令6便士，年费大约是两本小说的价钱，大约是进出口商人年收入的1/800，农场主的1/200，长工的1/50。算下来，似乎只有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可以较好地分享印刷品的成果，所以人们不仅阅读报纸，还分享报纸。据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在《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中转引的牧师约翰·彭罗斯的日记：“马什夫人与格雷厄姆夫人的社交状态我无法置评。我借给她们《伦敦记事报》，她们借给我《每日公报》，这是我们之间主要和几乎唯一的交流。”不夸张地说，书籍变成了社交货币。

除此之外，人们还会誊抄片段、诗歌、评论等等。这些抄写存放于私人笔记本中，被后人称为自我书写，这是一个集诗歌、纪念、图画、灵感为一体的空间。这样的笔记本对应着那些节选类的出版物，比如爱德华·比希的《英国诗艺》。编者在献词里声称，本书混杂了很多主题和想法，“可能比不上一部体裁完美、主题单一的作品那么令您满意，但也许它能让您更轻松愉快，因为这里没有故事线索，也没有前后呼应，您既无须保持全神贯注，也不用耗费过多时间，这本书您可以随意拿起和放下，与其把它摆在书柜，不如放在起居室或庭院。”比希的话值得做一些延伸，他提倡读者在多种场合阅读诗歌，以使其获得最广泛的效力。这正好对应着一种时代精神，即公共阅读和私密阅读可以相结合，其场合就变成了客厅。新的公共性意味着以家庭和交往为核心，创造出一种广泛的关联。关于共读的美好想象出现了——很多书籍扉页都有家庭聚读、围炉夜读的画面，读书俱乐部、小型订阅图书馆也随之兴起。理查德·波尔威尔参加玫瑰园读书俱乐部时记录了当时的盛况，“室外，车驾云集，小镇熠熠生辉”，而“室内，则是理性的盛宴，流淌着热情”。

我们和新的历史现场

1958年《印刷书的诞生》出版，书籍史和阅读史因之走向了现代学术的前沿，虽有其古老的源头，但经年鉴学派洗礼后倒也成了一桩时髦事。它们通常被安置在新文化史的范畴，却不单单属于此。这里不妨借用罗伯特·达恩顿在《书史是什么？》中对书籍史的评价，以此评估阅读史：“与其说是一个领域，不如说是一片热带雨林。”虽然这片广袤的热带雨林除了包含大量的历史细节、展现了世界的细密真实外，似乎没有增加太多颠覆性事实，但不可忽视的是，我们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现场——实践、交往成为核心因素，曾经属于现代主体性的那个位置，自某个时刻空缺了下来，而我们关于文学的延长线和思考的冗余物，又一次被重提。

如今书籍在信息革命和传播升级的过程中似乎被有限度地“淘汰”了，书籍“上网”了，“电子化”了，信息技术适应了原有的书籍编码和生产方式，并以信息簇、代码、编程等等方式改造了书籍，在这个过程中，书籍被发现并被抽象化了。正如麦克卢汉所预想的那样，在长时段的知识和思想的进程中，媒介会持续性地演变成新媒介的内容，正如在不经意间，印刷品成了广播的内容，广播成了电视的内容等现象一样，改良成了黏合所有叙事的重要因子。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实际上改良在不断发生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公元前1世纪的图书馆、中世纪的经院传统、15世纪的古登堡印刷机、19世纪的小说共和国、20世纪的媒介浪潮到21世纪的万物皆元宇宙——在这个被现代技术不断改造的世界中，新的书籍和阅读将如何兑换属于自己的故事？人类又究竟处于这个故事中的哪个位置？

无论是18世纪的书籍和阅读，还是21世纪的今日我们将大量纸质书更换成电子书，书籍史和阅读史的故事还在进行中，还远未完成。我们翻阅书籍，但更多时候书籍也在翻阅着我们，这些书籍消化人类的痛苦、隐喻和沉默，宛若深具精神的身体正回望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