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则臣，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毕业后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2006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王城如海》，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我一直觉得好奇，徐则臣的小说，写小人物、写底层生活、写伤痕及微观的反抗，却总有一个宏大的对象世界在，辽远宏阔而触手可及的历史、抽象模糊但始终遥望的世界，以及那个许多人身处其间又仿佛若即若离的现代城市。如是构成了徐则臣小说中非常分明的精神岩层，时而堆叠得显而易见，不时又掩蔽而难以察觉，人心人性如此，时代历史亦如是。关键在于，通过宏大的历史、世界以及城市，徐则臣小说将幽邃的灵魂引向何方？与此同时，辩证的双向或多向之间如何共处又如何交互，是协调、追逐，还是对抗、分裂，又或是以此锻造新的可能？这构成了一代人，同时也是一时代的文化命题。

不仅如此，这样对立而统一于小说的叙事形态，在文本内部构成了对话的场域，当然这里边并不是多声部之间的协和，也往往鲜有众声喧哗的平等，徐则臣更多传递出来的是种种差异性的存在。而正是其中截然的分化，形成了阶层的与情感的共同体，也就是说，身份的一致性不断引导着命运的走向，微弱的人群、衰颓的命运、人世的幽眇，与他们所畅望和身处的宏大想象之间，多有撕裂和惶惑。在这种境况下，如何真正形成有效的交互及回音，人物主体与形而上的历史、世界以及城市之间的深巨落差，其背后是否能够传递进阶及流动的可能，以至于无论是宏大的抑或幽邃的所在，都不至于遥不可及，而是相互紧扣，可攀缘、可逆转，或可分割、可回撤，在此基础上构筑必要的情感机制、文化形态和社会机制。

从这个意义而言，徐则臣的小说既是保存式的呈现，也是批判中的呼唤，更重要的，写作者试图在小说中创生一种容纳并传导声音的场域，无论是横向的共时性空间，还是纵向的历时性流动，都试图珍重那些幽微的人性与幽邃的生命；与此相对的是，徐则臣小说总有一种性情的坚韧与心绪的气力，紧紧拽住宏硕得仿佛高不可攀的愿景或事物，见证个体的、底层的、世俗的力量，他们似乎自生自灭，却又自处与自洽，因而，小说在表面上呈现出迥异的标高，却得以展开深层的对话，构成灵魂的回响。

长篇小说《北上》就故事时间而言，从1900年的庚子事变牵引至2014年的运河成功申遗，将一个多世纪的运河故事讲得机巧生动。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宏阔悠长的运河及其久远邈杳的历史中，却挑选一段横截面，流布近现代中国/世界里不同个体的细碎情绪，其中是否有所扦格而显得空疏？徐则臣自述曾开展写作教学，他对那些陈腐的理论不感兴趣，更想让学生知道的，是“从具体而细微处看见一部小说是如何生成的”。《北上》从义和拳运动说起，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冲回再造，都在人物漫长的行旅中进行探询。人的命运曲折蜿蜒，在流动中沉浮，不断浮现于背景之上，质言之，置于壮阔景象中的是人物的悲喜、死生，在绵延不尽的爱恨情仇中变得壮阔，从而与小说宏大悠远的叙事依托相符契。幽邃的人心在时间的流脉中脱落、显型，小说实现了自身的纵深与开阔。运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运河是古老的，也流衍当下；再者，运河那里有人心人性，更代表着家国与历史。此外，对于小说本身而言，叙事结构严谨整饬，而枝枝丫丫却四下伸展出来，从20世纪的开端到21世纪初，费德尔·迪马克的信被意外发现，那是形而下的“考古”，也开启了历史的再现与重探；而保罗·迪马克寻觅失踪的弟弟，无疑也是一个探寻/考古的过程。在这里，遗落的文化与失踪的人物，都是待“考”之古/人。而古老帝国旧邦维新，在现代发轫及开新中，沉浮跌宕，几度摇荡，于是，国与族、史与人融汇抱合。再宕开一处说，小说里，运河依旧在，且成功申遗，而细数开来，逝者已不可追，这又是一层落差。不仅如此，除去人物沉浮起落、存亡死生，小说一边是中国大江大河般的现代进化史，一边是运河边上无处不在的贩夫走卒、船上人家、兵匪盗贼、知识阶层……后者不再人微言轻、不见声响，而是在运河之滨簇拥洋洒，参与宏阔的历史激荡，生气勃勃、繁躁喧闹，于时间深邃的黑洞发出鼎沸之人声，虽不至振聋发聩，却雁过留声，不可抹除。

在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答谢词中，徐则臣提到：“以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的辽阔与复杂，它的坚硬的偶然性和我们无力追根溯源的变异，早已经凶悍地溢出我们既有的逻辑框架。当我们以为一个光滑、有秩序的故事足以揭示万物真相的时候，被我们拒于小说门外的无数不可知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正从容地排列组合成一个更为广大和真实的世界，它们同时也在构成我们丰富复杂、不曾被逻辑照亮的那部分情感与内心。”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世界”既是人们无处不在的神圣想象，又是日常生活中虚无式的调侃与不时念怀的地方，“人听见车声站住了，扭回头看他们。是铜钱。这个游魂，一大早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初平阳想，他要到世界去呢。”对初平阳们而言，“世界”是形而上的，同时又具体而微，以至于他在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所言所行之中，都怀抱此念，即便经历了生命的危机，依旧记取有那么一个“世界”，尽管那常常是难以企及的幻象。小说表面上是关于花街的边缘叙事，却透析着当代中国的革新与开放，以及由此衍生的人物的心理异变。小说里，那些小人物身处断层的边缘，而初平阳却始终不忘心里的耶路撒冷，那里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没有差异和分裂，没有“宗教和派别”，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这与《如果大雪封城》中的理解相互协和，徐则臣描述雪后的北京城：“将是均贫富等贵贱，将是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而这样的北京，便如童话般，“清洁、安宁、饱满、祥和”，小说似乎在诉诸一个均等公平的乌托邦世界，然而在我看来，徐则臣试图将一个理想的世界带至每个人的面前，在那里，世界并非难以企及，恰恰相反，就在触手可碰之处，容得下一切的拼搏或挣扎、失落或遐思、成王与败寇。换言之，真正的“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徐则臣的小说而言，在历史、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偌大的北京城。但他小说的人物对北京的情感却极为复杂而暧昧，他们寄身于斯，却游走于边缘，四处碰壁成为了显明的艰困。他们对宏大之城遥遥相望，落差之中，时有分裂。小说《摩洛哥王子》里，“我们”正在经历一次荒诞的演出，“把扫帚支在椅背上当立式的麦克风，王枫抱着吉他站在麦克风后面，边弹边唱”。然而，这样的草根音乐，“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一点别样的滋味，想一想，我都觉得我的神经衰弱的脑血管也跳得有了让人心怡的节奏”。《耶路撒冷》里，初平阳自况为“小民”，弱势、卑微，逆来顺受，经受不住冲击和伤害，在时代大潮面前，他们更多不是对抗关系，而是保求安稳；但有一点，对于那个庞大的城市以及那些略显空洞的前景，他们常常不服气，要四处闯一闯，到处拼一拼，试一试种种可能与不可能。《成人礼》中，叶姐想要通过勤勉奋斗，“实实在在地生活”，而行健则企图“在北京扎下根来”。《看不见的城市》里，建筑工地里的泥水匠天岫不幸去世，然而他在现实中却是如此地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想要描绘在北京生活与工作的人生蓝图。在城市与乡土、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的二项对立中，徐则臣写下的人物往往投射着背负与承担的勇毅，显现出当代中国及当代人的精神境况。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徐则臣小说中，自我的认知及其实践尽管不无倔强，失败后亦不无精神的支撑，但这样的经验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着一个足以容纳错误和灰色的空间，在多元的层次中探讨生活与生命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那些宏大的与幽邃的差异性参数，是否能够换算出想象的空间，并通过充分的辩证形成阶梯与径路。这是徐则臣小说提出的历史命题，人物主体在面对历史、世界与现实的生存场域时，如果处于莫大的鸿沟中，一代人或者说一种当代化的主体，有没有未来想象的可能性？《耶路撒冷》故事收尾时，易长安入狱，初平阳和杨杰陷入回忆和畅想，而齐苏红、吕冬和秦福小则最终处置他们的家事和情事，无有牵挂，各自归心。何去何从，何以为继，变得迷茫和无措。终了，初平阳与秦福小等人在火车站送别被押解的易长安，尔后小聚，福小领养的孩子天送睡着了，梦中呓语道：“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面对历史政治的、想象世界的以及现代意义的追寻，文学提供了一种多元价值认同的情感结构，掉到地上的要捡拾，失踪了的要觅寻，截断与分裂的试图填充，于是形成了补给的与救赎的诗学，以照亮那些过分幽邃的暗影。

总而言之，徐则臣小说中隐含着宏大的与幽邃的两重叙事结构，投射出一种深刻而内在的精神辩证，意识形态的宏大巨影中，投射着人的灵魂，并以此探询故事的深广度，如徐则臣所言：“的确，我几乎是不厌其烦地深入到他们的皮肤、眼睛和内心，我想把他们的困惑、疑问、疼痛和发现说清楚，起码是努力说清楚。”事实上，徐则臣所述写的人物并不甘愿下坠，而时时桀骜不驯、固执刚强，执拗于生活和感情，成为此一时代不易发觉的精神潜流，在他们那里，代表着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尊严，其在失衡的辩证中，追索自身内外的真切对位，在无比宏硕的旷野中，获致微弱无常却不至于被湮没的回响。

最后，我突然想起，初平阳曾对舒袖说：“我们都缺少对某种看不见的、空虚的、虚无之物的想象和坚持，所以我们都停下了。”对于徐则臣而言，那些宏大而虚空的现实存在，不是简单的推离与对抗，相反，是试图去“想象”和“坚持”，无论是历史的挤压，还是世界的空无，又或者是城市的放逐，都不足以指向无望的抛掷。确切地说，或者追逐进取，又或回炉再造，只是不要“停下来”，最起码践行尝试，一笔一画勾勒和描画，再不济便施以涂改，从头再来。当然，徐则臣的小说远不是励志的修辞，更在于开凿精神的空间及可能，勾连那些宏大的期望与幽邃的灵魂，使之不至于过分开裂而难以企及。于是乎，行健们要努力一把，初平阳们想奋力一搏，戴山川们欲一探究竟……然而退一步说，不是谁都要削尖脑袋，钻破藩篱与限定，小说《屋顶上》里，宝来身负重伤，从北京黯然回到花街，而“我”最终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创伤返回故乡。历史的、世界的与城市的宏大镜像固然辐射广大，而那些幽邃的内心亦丰富而多义，这其中并无贵贱高低，公平来去无有阻隔，彼此交连或断开，或是施展抱负与雄心，最起码留存生命之印记。在这个过程中，徐则臣小说展开了不同的心理与经验路径，四下发散，终而归拢于精神的总体，那是壮阔时代中声色俱在的质朴灵魂。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2年7月1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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