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洛丽塔》的颜色
直到如今，在世界上许多文学读者的心目中，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似仍是一部“有颜色的”小说，它的颜色或许是粉色的，也或许是黄色的，这两种颜色分别对应着汉语中被巧妙地相互颠倒着使用的两个词，即“情色”和“色情”，在英语和俄语中其实也有这样的区分，即erotica/эротика和pornography/порнография。这两种不同的颜色，可能是我们给这部小说打上的先入为主的烙印，也可能是这部作品自身色系中某些色彩的折射。一切颜色均源于光，这光或许就是我们的阅读目光。
小说《洛丽塔》用第一人称写成，是从欧洲移民美国的中年男子亨伯特·亨伯特在狱中写下的自白。他童年时期对青梅竹马的女伴安娜贝尔的刻骨铭心的爱，使他落下迷恋女童的癖好，9-14岁的女孩都是他眼中的“仙女”“妖精”和“性感女孩”（nymphet）。风度翩翩、满腹经纶的亨伯特来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小镇拉姆斯代尔，租住在夏洛特·黑兹太太家中，他一眼就迷上了房东家12岁的女儿洛丽塔。房东太太很快爱上亨伯特，她写信给亨伯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立即搬走，要么娶她为妻。舍不得离开洛丽塔的亨伯特当然只好选择与黑兹太太成婚，成为洛丽塔的继父。一天，黑兹太太偷看了亨伯特的日记，知道他不仅不爱她，还觊觎着她的女儿，她悲愤交加，给朋友写信倾诉，却在去邮局投递信件的路上被卡车撞死。亨伯特以继父的身份将洛丽塔从夏令营接出，当晚一同住进一家名为“着魔的猎人”的旅馆，黑兹太太生前曾对亨伯特说，她想和他在这家旅馆过夜。在旅馆里，亨伯特偷偷给洛丽塔下了安眠药，想在她昏睡中猥亵她，但药效不好，洛丽塔始终没有睡死，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洛丽塔主动提出要与亨伯特做爱，因为她在夏令营已经与人有过性行为。得知母亲遇难，洛丽塔只能与继父一同生活下去，根据母亲生前安排，洛丽塔被送入比尔兹利寄宿中学，但她学习很差，后来主动辍学。亨伯特驾驶汽车带着洛丽塔游历全美，在沿途的汽车旅馆中以父女名义住在同一个房间，继续满足他的欲望，历时150天。在一个美国独立日，因病住进一家医院的洛丽塔突然失踪，后来才知道，她是被另一位恋童癖、剧作家克莱尔·奎尔蒂带走的，奎尔蒂写过一部题为《着魔的猎人》的剧作，洛丽塔在寄宿学校上学时曾主演这部剧作，因此认识奎尔蒂。在亨伯特驾车带洛丽塔旅行途中，奎尔蒂的汽车一直尾随在后，最终他找到机会带走洛丽塔，但后来又抛弃了她，因为洛丽塔不愿为他拍摄淫秽影片。三年过后，亨伯特突然收到洛丽塔来信，知道她已结婚，嫁给了一位工人，并已怀孕，但生活艰难，希望继父能给她一点钱（几百美元）。亨伯特找到洛丽塔的住处，给她四千美元，这是黑兹太太留下的房子出租后获得的收入。亨伯特要洛丽塔跟他“回家”，遭到拒绝，但他从洛丽塔口中问出当年带走她的人是奎尔蒂，亨伯特找到奎尔蒂的住处，枪杀了奎尔蒂，因此被捕入狱。小说最后还交代，17岁的洛丽塔死于难产，她产下的婴儿也夭折了，而亨伯特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于狱中。
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中，纳博科夫投入很多“猛料”。小说中写到恋童、乱伦和奸情，写到跟踪、复仇和谋杀，全是“禁忌”题材。小说中的性描写已属大胆，直接描写成年人对未成年少女的性行为则更加犯禁，《洛丽塔》因此被烙上了色情文学的印记。
毋庸讳言，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的走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颜色”，而让这种颜色家喻户晓的，就是所谓“《洛丽塔》事件”。《洛丽塔》于1953年写成后，纳博科夫先后投稿给当时与他关系密切的五家美国出版社，均遭拒绝，理由也基本一致，即出版者觉得小说内容过于敏感，有色情之嫌，恐出版之后遭到起诉。无奈之下，纳博科夫将手稿寄给他在欧洲的经纪人，几经辗转，小说于1955年由巴黎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规模不大，名声也不太好，经常出版一些准色情读物，它推出《洛丽塔》的英文原作，最初目的是向来自英语国家的旅游者兜售他们在自己国家难以看到的黄色“禁书”。小说出版后的数月间似乎风平浪静，既未引发预想中的闹剧，也没有得到正面评价，直到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1956年1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刊文，将《洛丽塔》列为年度三部最佳小说之一。稍后，另一位英国著名作家约翰·戈登则在《星期日快报》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格林的看法，他认为《洛丽塔》是“肆无忌惮的色情文学”，是他读过的“最为肮脏淫秽的书”，此书的出版者和销售者全都应被关进监狱。格林再次撰文，进行反驳，由此掀起一场引人注目的文学论争。此时，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法文版，欧洲其他国家的出版社也纷纷购买版权，前景一片光明。然而在1956年底，法国内务部突然应英国政府请求，宣布查禁奥林匹亚版《洛丽塔》，奥林匹亚出版社则起诉法国政府，法国媒体也纷纷抗议官方对出版自由的侵犯，这所谓“《洛丽塔》案件”（l'affaire Lolita）一时成为国际热点新闻，使《洛丽塔》名扬世界。后来，为了给《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铺平道路，纳博科夫与几位新闻出版界朋友一起在1957年6月的《铁锚评论》杂志上编发一个专辑，选登小说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并配发纳博科夫的《关于一本题为〈洛丽塔〉的书》一文，为《洛丽塔》正名。这个策略看来是有效的，加之纳博科夫在这个时候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普宁》，《普宁》还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进一步确定了他“严肃作家”的身份。1958年8月，《洛丽塔》终在美国面世，美国报刊上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这反而促成了小说的畅销，它在出版三周内即售出十万册，创造了自小说《飘》以来的最高销售纪录，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甚至一度雄踞榜首，直到被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所取代。1962年，纳博科夫应好莱坞导演库布里克之邀把小说改编成电影脚本，影片上映后也很走红。如今，这部小说已被译成数十种语言，被视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如今，关于《洛丽塔》究竟是否色情文学的争论早已烟消云散，但对这部小说的猎奇性质的窥视欲却挥之不去，在全球范围内，“洛丽塔”仍时常被用作与性相关的商品或产业的名称，成为一个有颜色的词。
在假托小约翰·雷博士之名写成的《洛丽塔》序文中，纳博科夫不无得意地写道：“的确，在整部作品中找不到一个淫秽的词。”可是毫无疑问，《洛丽塔》中的许多描写是十分“性感”的，比如少年亨伯特和少女安娜贝尔在里维埃拉海滩上的亲近场景：
我吻了吻她张开的嘴唇角和滚烫的耳垂，她浑身颤动，直打哆嗦。一簇星星在我们头顶上细长的树叶的黑色轮廓间闪着微光，那个生气勃勃的天空似乎和她轻盈的连身裙下面的身体一样赤裸裸的。我在天空里看到她的脸，异常清晰，仿佛放射着它自身微弱的光辉。她的腿，她那两条可爱的、充满活力的腿，并没有并得很紧。当我的手摸到了想要摸索的地方时，那张娇憨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半是快乐、半是痛苦的蒙胧、胆怯的神情。她坐得比我稍许高点儿。每当她独自无法控制自己强烈的感情，她总要前来吻我，她的头用一种懒洋洋的柔软的几乎显得悲伤的下垂姿势朝下弯来，她裸露的膝盖总碰到并夹住我的手腕，随后再放松。她的微微颤动的嘴似乎给一种神秘、辛辣的药水刺激得变了形，发出一种咝咝的吸气声凑到我的脸旁。她总先用焦干的嘴唇草率地擦过我的嘴唇，试图缓解一下热恋的痛苦；随后，我的宝贝总紧张不安地把头发一甩，又缩了回去，接着又暗暗地凑近前来，让我亲她张着的嘴。同时，我以一种准备把一切——我的心，我的喉咙，我的内脏——都献给她的慷慨气魄，让她用一只笨拙的手握着我情欲的权杖。（主万译文）
再比如亨伯特与洛丽塔的第一次“身体接触”：
已经有好几天，我在房里写作时都让房门半开着，但是今天这个圈套方才见效。洛烦躁不安，把脚挪来挪去，在地板上擦了一阵后——为了遮掩她未经呼唤就自行前来找我所感到的窘困——才走进房来，四下里转了一圈，对我在一张纸上写的可怕的花体字很感兴趣。不，它们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品的作者受到灵感的影响在两段之间停顿的结果，而是我致命的欲望的丑陋的象形文字（她无法辨认出这种文字）。她刚低下头，把褐色的鬈发垂到我坐的那张书桌前，嘶哑的亨伯特就可耻地仿效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所作的动作，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她。我的天真的小客人有点儿近视，仍然细看着她手里拿的那张纸，缓缓地倚在我的膝上，成了半坐半站的姿势。她的可爱的侧影、张开的嘴唇、暖烘烘的头发离我露出来的上腭犬牙只有大约三英寸左右；我还感到她的胳膊和腿透过顽皮姑娘穿的粗布衣服所散发出的热气。顿时我明白自己可以丝毫不受惩罚地亲吻她的脖子或嘴中央。我知道她会让我这么做的，甚至还会像好莱坞电影里教导的那样闭上眼睛。两片香草夹着热辣辣的奶油巧克力软糖——几乎也并不比这更异乎寻常。我无法告诉我的有学问的读者（我猜这时他已经把眼睛瞪得不知有多大了），我无法告诉他我是怎么知道这桩事的。也许，我那猿猴般的耳朵不知不觉地听到了她呼吸节奏中的某种细微的变化——因为她实际上并没有在看我潦草的字迹，而是充满好奇、十分镇静地等待着——噢，我的无忧无虑的性感少女！——等待着这个富有魅力的房客去做他渴望做的事儿。（主万译文）
诸如此类的描写在小说中每隔几章就会来上一段，它们当然不无情色之嫌，但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写什么往往并不比如何写、为何写更重要。出现在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中的情色描写，大约有这样一些写作动机和叙事目的：
首先，写作《洛丽塔》时，纳博科夫可能原本就有“走通俗路线”的初衷。1940年来到美国后，纳博科夫作为两手空空的新移民，在纽约和新英格兰等地不断迁居，艰辛度日。凭借他的鳞翅目昆虫学知识和欧洲文学知识，他开始在卫斯理学院、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美国高校任职任教。与此同时，纳博科夫最想施展的还是他的写作才华。来到美国后不久，作为一位已经享誉欧洲的俄国侨民作家，纳博科夫被迫改头换面，用英语写作。在接连出版的两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和《庶出的标志》均未引起较大反响的情况下，纳博科夫决定在自己的第三部英文小说《洛丽塔》中剑走偏锋，打一打擦边球。《洛丽塔》他写得很苦，从1949年写起，断断续续写了四年，1953年底才完稿。他显然知道这部小说题材上的“敏感性”，在把手稿递交出版社时，他甚至主动提出要“匿名”出版。他还打趣地称《洛丽塔》为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两年后才最终爆炸。我们不能断定纳博科夫当年写作《洛丽塔》就是想利用其特殊的情节内容来赚取优厚版税，但是通过对敏感题材的触碰来引起更多关注，恐怕也是他的写作初衷之一。换句话说，《洛丽塔》的写作有着现实的、甚或现实主义的动机，即突破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边界，把貌似“俗”的话题带入“雅”的文学。从这部作品的实际效果看，纳博科夫试图让《洛丽塔》能雅俗共赏的目的也达到了，一位纳博科夫的传记作者因此感叹：小说《洛丽塔》把纳博科夫一家去国后丧失殆尽的万贯家产又如数奉还给了他。
其次，《洛丽塔》中的情色描写是情节自身的需要，是形象塑造的需要，也是作品风格的需要。小说《洛丽塔》的主要描写对象，应该就是欲望的悲剧，纳博科夫通过对亨伯特内心深处的意识和潜意识、心理和性心理的窥探，来展示人类意识的丰富和深刻，来展示亨伯特式的性欲望可能带来的毁灭性结果。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与劳伦斯的“同题”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做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两部作品都有露骨的性描写，都曾被列为禁书，但是，如果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性描写旨在颂扬个人情感的神圣权利，象征情感自由对冰冷的工业时代的反抗，那么《洛丽塔》则在暗示个人的反常欲望可能导致的存在主义悲剧。这两部小说的写作仅相距20余年，其中的性爱描写却有着如此迥异的目的和指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小说《洛丽塔》的现代主义属性。小说《洛丽塔》的女主角洛丽塔是纳博科夫心爱的小说人物之一，作者后来自称，在他所塑造的近千个小说人物中，洛丽塔是他第二“崇敬”的角色，仅次于小说《普宁》中的同名主人公。小说中的洛丽塔相貌平平，也似乎没有任何出众的性格和才华，她还很懒散，甚至有些庸俗，只是美国新英格兰小镇上的一个普通女孩，然而，借助亨伯特的诗意描述，她却变成一个闪光的文学形象，而洛丽塔在审美上的被神化，被圣化，主要就是借助亨伯特的性幻想来实现的。正像亨伯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疯狂占有的并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是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说不定比洛丽塔更加真实，这个幻象与她重叠，包裹着她，在我和她之间漂浮，没有意志，没有知觉——真的，自身并没有生命。”其实，文学作品中那些最优美的女性形象，其生成和存在，都离不开作品中亨伯特们（纳博科夫们）以及读者们的性想象。《洛丽塔》作为纳博科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纳博科夫小说风格的集中体现。纳博科夫在美国高校讲授文学课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细节的重要性；作为一位以写诗起家的小说家，纳博科夫非常热衷在小说中营造诗意；细腻的心理感受，更是纳博科夫笔下每一个人物的标配。在阅读《洛丽塔》时我们不难感觉到，纳博科夫的这三个风格特征往往能在性感描写中获得有机的统一，亨伯特会在其性爱对象的身上发现最性感的细节，对这些细节的审美的心理感受又会转化为最诗意的文字，如此一来，《洛丽塔》的文本便呈现出某种既细腻又暧昧、既抒情又克制、既优美又负罪的特殊调性。
最后，《洛丽塔》的情色书写可能是纳博科夫的有意为之，特意为之。世界文学史上每一部划时代的文学杰作，大都是对某种禁忌的挑战、突破和颠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写作策略，这样一种作家姿态。我们可以发现，在《洛丽塔》获准出版并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之后，情色主题和性爱描写便开始渐渐地从色情文学中分离出来，并堂而皇之地步入严肃文学，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在进行性描写的时候也就不再那么缩手缩脚了，这是《洛丽塔》为它之后的作家们提供出的一大便利。博伊德在他的《纳博科夫传》中曾提及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的好友毕晓普在读了《洛丽塔》的手稿后直言，一位中年男子爱上一位小女孩的故事在美国绝对属于禁忌，如果出版，就连纳博科夫所在的工作单位康奈尔大学也会受到牵连，学生家长和捐资人的来信会像雪片一般飞到学校：“你们难道就挑了这么一个精神错乱的家伙来教我女儿？我要叫她退学，我要撤回捐赠。”可仅仅30年过后，毕晓普本人的妻子却在《纳博科夫在康奈尔》一文中感慨：如果她丈夫得知，他们15岁的孙女刚刚为了完成高中英文课作业而读了《洛丽塔》，他又该作何感想呢？纳博科夫通过敏感题材的《洛丽塔》完成了对某种禁忌的超越，而作家们在题材方面的突破，又都象征着人类在情感自由及其自由表达、精神独立及其独立呈现方面迈出的新的一步。就这一意义而言，《洛丽塔》的情色甚至就只是一层伪装色。
在《洛丽塔》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纳博科夫曾十分自信地说：“一部如此艺术水准的小说无须为自我辩护，它能使作品免受任何色情的指责。”他是在暗示，艺术水准的高低也可以成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色情的标准，真正的艺术价值可以成为一部作品的特殊通行证，让其作者获得免受指责的豁免权。但是，在写作《洛丽塔》的时候和小说写成后不久，纳博科夫还是曾因小说的敏感题材而有过担忧，也做过“自我辩护”。纳博科夫特意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我们前文提及的序文，假托虚构的心理医生小约翰·雷博士之名给读者打了一剂预防针：“这些场面虽然可能会被某些人不适当地指责为本身就会激起情欲，但它们却是一个悲剧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最起作用的场面，而这个悲剧故事坚定不移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尊崇道德”；“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而在我们看来，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就是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在小说写成后发表的、如今常被世界各地出版者当作跋置于《洛丽塔》之后的《关于一本题为〈洛丽塔〉的书》一文中，纳博科夫又再度涉略这一话题：自古以来，性就是文学的一个话题，但现代商业化的色情作品则沦为平庸，“淫秽必须与平庸配对”，色情文学有其一套陈规俗套，旨在让接受者获得生理满足；出版者们拒绝《洛丽塔》，“他们是否认为我的书是写色情的我并不感兴趣，他们拒绝买我的书并非因了我对书的主题的处理手法，而是因为主题本身之故”。纳博科夫还以调侃的口吻谈到一些读者们的阅读心态，说他们把此书当作《放荡女子回忆录》或《风流男人恋爱史》，期待读到越来越多的淫秽场景，结果自然读不下去，感到失望和沮丧。纳博科夫还提到编辑们的各种读法：一位编辑建议作者把洛丽塔改为12岁的男孩，再用更为简洁有力的语言来讲这个故事；一位编辑认为小说写的是“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另一位则认为是“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X出版社的编辑只读到第188页，却断言第二部太长了；Y出版社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小说中没有出现一个好人；Z出版社的编辑则说，这部小说会把其编辑和出版人全都送进监狱。在罗列了这些读法之后，纳博科夫坚定地指出：
不应指望一个作家会关心美感与肉欲之间的确切界限，这一说法是荒唐的；我只会赞赏、却比不过那些将年轻漂亮的哺乳动物的照片刊登在杂志上的人判断的准确，因为要在这些杂志刊登，一般衣服的领口要低到内行人窃喜为宜，又要高到外行人不皱眉为限。情绪亢奋的平庸之辈大拇指敲打出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巨著，而且还被写书评的雇佣文人捧为“有力”“鲜明”之作。我认为，是有一些读者觉得这样的小说里读到的醒目的文字是挑逗人的。还有一些文雅之士，他们会认为《洛丽塔》毫无意义，因为它没有教人任何东西。我既不读教诲小说，也不写教诲小说。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对于我来说，只有在虚构作品能给我带来我直截地称之为美学幸福的东西时，它才是存在的。（金绍禹译文）
在这里，纳博科夫既否定《洛丽塔》这部小说是不道德的，同时也否认这是一部宣扬道德的小说，他最看重的，是作为“美学幸福的存在”的小说《洛丽塔》。
无论情色还是色情，无论粉色还是黄色，都不是小说《洛丽塔》色谱中的全部。
《洛丽塔》也是深色的。这部小说可以被当作一部悬疑小说来读，其中有贯穿始终的悬念。《洛丽塔》的写作是与纳博科夫的捕蝶同步进行的，纳博科夫暑假时常去野外做鳞翅目昆虫学研究，他白天捕蝶，晚上就在临时住地写作《洛丽塔》，《洛丽塔》文本和蝴蝶标本是互为副产品的，大约与此有关，“猎捕”也就成了《洛丽塔》的主要故事线索。《洛丽塔》的写作开端可追溯至纳博科夫1939年用俄语写作的中篇小说《魔法师》（Волшебник/The Enchanter），《魔法师》中的主人公为了接近他看中的女儿而娶其母亲为妻的情节被保留下来，“魔法师”这个题目也被纳博科夫改头换面用作《洛丽塔》中那家旅馆的名称和奎尔蒂那部剧作的题目，即“着魔的猎人”。小说中的几位主要人物，都同时既是猎人也是猎物，或者互为猎人和猎物：亨伯特对洛丽塔的觊觎和占有是小说的主线，但他们两人的关系中也有反向性质，即洛丽塔对亨伯特的诱惑；亨伯特和奎尔蒂都把洛丽塔当作猎物，而亨伯特也把作为自己“第二自我”的奎尔蒂当作猎捕对象，并最终杀死了他；亨伯特和他的两任妻子、即瓦莱丽亚和黑兹太太，也构成相互“猎捕”的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情节线索又往往是隐藏的，深埋的，这便给作品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就像博伊德所说的那样：“纳博科夫在整个作品中塞满了他想象世界的各种延时的惊奇、推迟的发现、含蓄的笑话、隐藏的浓缩物。”《洛丽塔》中遍地密码，四处地雷，在加上一个接一个的暗指、影射、隐喻和互文，使得整部作品就像一间逃脱密室，置身其间，既有预料中的紧张和恐惧，也有意外的发现和惊喜。
《洛丽塔》也是灰色的。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洛丽塔》是第一部描写美国的小说，它写的是美国人和美国事，展现的是美国的风景和美国的生活，甚至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亨伯特从欧洲来到美国，入住黑兹太太家，居住在新英格兰地区的黑兹太太及其邻居，其生活方式是最典型的美国式样；亨伯特诱拐了洛丽塔后，驾驶着黑兹太太留下的那辆蓝色轿车，带她走遍美国当时所有48州，他也把1950年代美国生活的全景图展现给了读者。小说涉猎了那个时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美国电影、流行歌曲、大众杂志、广告、商标、旅游、夏令营、汽车旅馆、寄宿学校、快餐店、冷饮店、薯片、棒糖和圣代冰激凌等等。尽管纳博科夫一直拒绝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可一贯注重细节捕捉和展示的他在《洛丽塔》中一如既往，客观上却使这部小说成了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这样的内容不仅对美国以外的读者很有吸引力，也是美国读者广泛认同这部小说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恐怕是小说《洛丽塔》被接受的结果与纳博科夫的文学立场开的一个小玩笑。尽管纳博科夫一再声称，“通过阅读虚构小说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一个社会阶级或了解一个作家，这种观点是幼稚可笑的”，但他同时也乐于承认，《洛丽塔》是他“与英语的恋爱记录”，是他被迫放弃他得心应手的俄语、代之以二流英语的无奈之举。也就是说，《洛丽塔》是纳博科夫的文学写作英语化、美国化的一个标志，这部小说因此被视为他作品中“最美国的一部”，其作者也由此成为“一位美国作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现实的美国生活时，纳博科夫也带有他惯常的幽默和嘲讽，甚至旁观和解构，从而给美式生活涂抹上一层浓重的灰暗色调。在小说中，他对美国电影、时尚杂志等美国大众文化的讥讽，他对夏令营、寄宿学校等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教育方式之弊端的影射，他对美国小镇人社交生活的冷嘲，都曾引起一些议论，这使得纳博科夫不禁要直截了当地自我辩护：“有些审稿的人加在我头上的还有一个罪名，他们说《洛丽塔》是反美的。这一个罪名比起愚蠢地说淫秽不道德来使我痛苦得多了。”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对美国和美式生活所持态度，说到底还是他一贯的文字调性，以及绝大多数艺术家在面对现实时都会持有的嘲讽态度，再说，他的这种调性和态度本身就非常美国化。
《洛丽塔》也是金色的。小说通篇都是亨伯特滔滔不绝的雄辩、满怀深情的回忆和不无炫耀的引经据典，这让作品不时焕发出某种亮丽的色调。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形象，他身上无疑具有某种双重人格。纳博科夫似乎并不同情他的这位男主人公，他曾给这个人物下过这样一个定论：“一个自负、残忍的恶棍，却努力显得很‘动人’。”可是纳博科夫却试图迷惑读者，让读者有可能对亨伯特产生恻隐之心，就像那些“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一样，或许会被亨伯特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亨伯特当然是个恶棍，他娶第一个妻子瓦莱丽亚，是将她当成释放性欲的安全阀，他娶黑兹太太是为了接近她的女儿洛丽塔，婚后不久就试图谋杀黑兹太太，他对洛丽塔的所作所为当然更是非道德的，这是一个十足的罪犯。但是，亨伯特也有他的另一面，他学识渊博，富有想象力，具有细腻的情感和敏锐的意识，最重要的是，他对洛丽塔的情感既有罪恶的一面，也有真诚的一面，既有亵渎的、毁灭的一面，也有审美的、重构的一面，正是在他的意识中，外表乃至内心都十分普通的洛丽塔却成为一个洋溢着青春活力和仙女魔力的审美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他用他的自白，用他充满艺术感染力的自白，在巧妙地做着自我辩解。他承认自己是罪犯，是恶魔，与此同时也在表白他内心的纠结，他情感的真诚，甚至他的道德忏悔。亨伯特在小说中谈到自己的第一人称叙述时，时而说是“供述”，时而说是“陈述”，时而说是“自白”，时而说是“回忆”。他的故事既是法庭陈述和自我辩护，同时也是爱情表白和心灵忏悔，他的叙述调性时而悲怆时而滑稽，时而抒情时而奸诈，小说的文字风格似乎就是亨伯特双重人格的具体显现。在小说的开端部分，亨伯特关于他少年时期与安娜贝尔相爱情景的回忆，似乎沐浴着里维埃拉海滩上的金色阳光。第一次出现在亨伯特视线中的洛丽塔正在晒日光浴，她的金色躯体从此也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对于洛丽塔的深情呼唤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像是给全书的文本镶嵌了一个金色的画框。这是小说的开头：“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早晨，她是洛，平凡的洛，穿着一只短袜，挺直了四英尺十英寸长的身体。她是穿着宽松裤子的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莉。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蕾丝。可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这是小说的结尾：“上帝让亨·亨至少多活上两三个月，好让他使你活在后代人们的心里。我现在想到欧洲野牛和天使，想到颜料持久的秘密，想到预言性的十四行诗，想到艺术的庇护所。这就是你和我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我的洛丽塔。”从占有式地把洛丽塔揽在“怀里”，到用文字让洛丽塔“不朽”，亨伯特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他的道德忏悔。他在杀死作为其另一半自我的奎尔蒂之后，站在山坡上等待警察的抓捕，此时他听到山下传来一阵孩童的嬉闹声，他突然产生一个顿悟：“我站在这高高的斜坡顶上倾听那悦耳的震颤，倾听那矜持的窃窃私语中间迸发出的不相连的喊叫，随后我明白了那令人心酸、绝望的事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面。”在这个时刻，亨伯特的精神和情感似乎也攀上“高高的斜坡顶上”，实现了一次提升，在他的这个顿悟中，饱含着他对失去童年的洛丽塔和洛丽塔失去了的童年的哀悼，当然也掺杂着他的忏悔。也可以说，亨伯特对于洛丽塔的欲望也升华为爱情，或是广义的爱，包括父爱成分在内。因此在小说的结尾，他才敢于理直气壮地说：“我对她看了又看，心里就像清楚地知道我会死亡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个世上我所见过或想象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地方我所希望的一切。”所有这些段落，似乎都放射着带有迷惑色彩的金色光芒。
《洛丽塔》很可能还具有其他一些颜色，每一位读者的阅读目光其实都是一副有色眼镜，都能在这部小说中分辨出不同的颜色，或者把不同的颜色投射到这部小说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