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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朱自清开始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是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又于1938年3月来到昆明，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有两大问题一直困扰着朱自清，一是买不起研究用书，二是经济上入不敷出。说白了，就是为钱所困。其实，在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这种情况也一直困扰着西南联大的其他教授。与之前的高薪不同，当时的教授们经常连着几个月发不出薪水，有时一天甚至只吃一顿饭。之前在迁往昆明时，教授们大多举家前往，大人一天吃一顿可以忍受，孩子太小却是忍受不了饥饿的。没有办法，教授们在授课之余，纷纷利用起自己的能力来赚取生活费。

当时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的太太和另一位教授的太太，她们常常会做些小吃食上街叫卖，后来没有做吃食的原料，就采摘一些野菜拿去换钱；沈从文因为写得一手好字，经常利用课余时间靠卖字赚取一些生活费；闻一多则因为最早读的是美术，刻得一手好印章，所以，他经常靠刻印章来赚取生活费。总之，这些教授为生活所迫，也不得不为斗米“折腰”。

当时，朱自清的月薪为四百一十八元，远不抵实际支出。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接妻（陈竹隐）信，谓每月最低生活费需两千两百元，为此我很不安。无法维持家用，真不知该怎么办，天哪！”“本月支出五百七十元，数目惊人。”“米价高达四百元，甚可畏，生活越来越困难了。”

朱自清因为曾有过两次婚姻，所以，他当时的工资需要承担两个家庭开支：一个位于扬州的和结发妻子武钟谦（因病去世）组成的家庭；另一个则是和现任妻子陈竹隐组成的家庭，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每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经济十分拮据。

到了1943年初，为了补贴家用，走投无路的朱自清只能写信请好友俞平伯代他出售存放在北京的几箱藏书。不过到了4月16日，朱自清又追加一信：“《谢灵运诗注》一书，弟暑后拟授谢诗，需用甚切。”叮嘱俞平伯切勿出售《谢灵运诗注》。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战时邮路不畅，等俞平伯收到朱自清的来信时，已经将朱的那些藏书悉数出售。没办法，朱自清只好在12月22日再次去信：“兄如方便，可否乞为购回？”看得出，对于喜欢读书的朱自清来说，喜爱的书籍被出售一定心疼不已，所以，就算自己的日子过得再紧巴，也要想办法再买回来，读起来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其实，作为普通人的朱自清，难免也有为钱所困的时候。难就难在，他们那种“心空世界明，心安世界稳”的处事心态，却是一般人所不容易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