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剧团：它的存在仅仅只有一年时间，但却是抗战初期大批戏剧团体入川的第一支队伍。为此它经历了后来者所不曾经历的苦难，遭受了后来者所不曾遭受的屈辱；它以自己的顽强和努力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这便是上海影人剧团。

然而，它的历史却成为了碎片，需要将其拾起，需要将其缀合。

影人剧团十姊妹，前右路曦，二排右一白杨，左二吴茵

上海影人剧团出发前

告别上海 为防止女演员被潜规则 拟定不得单独外出的《生活守则》

“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后，聚集于上海的戏剧工作者按照党的指示，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与敌后，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演出。然而，与他们堪称姊妹的另一支队伍——电影从业人员，却一时显得群龙无首。日寇的炮火使得电影公司关门停产，影人们陷入了失业的困境。首先想到这批进退无据人群的是蔡楚生，他决定组织一个剧团，就像那13支救亡演剧队一样，让这些失业而不失志的电影人，改用话剧的形式为抗日救亡服务。

他从华联、明星、艺华、新华四大影片公司中动员来了34人——女士12名，男士22名，其中不乏早已家喻户晓的老牌明星，更有一大批热情奔放、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唯有陈白尘，不属于“影人”行列，蔡楚生找到他，只为邀请他担任剧团的编剧，更希望他能够代替自己率队出征，其本人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离沪。于是，一个为特定人物所设计的特定方案，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1937年9月23日，上海影人剧团在由陈白尘、沈浮、孟君谋三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会的率领下，跟随着夏云瑚上路了。

一路的担惊受怕，一路的死里逃生，目的地终于日渐临近了。但是在几位领导者的心中，却开始不安与沉重起来：等待剧团的将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此时国民党的势力虽然已伸进夔门，但仅仅在重庆设立了一个蒋介石的行辕而已，整个四川基本还处于封建军阀的割据之中。从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的上海，来到这典型的半封建的四川，其凶险是难以预料的。

白杨曾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当轮船即将到达重庆时，夏云瑚面对12名女团员说:‘四川的军阀官僚横行霸道，专门玩弄女性，请各位衣着朴素，结伴而行，以防万一!’当时只有17岁的我，心中惴惴不安，由我主演的《十字街头》等影片已经入川放映过，他们会不会……？吴茵看到我的脸色不对，赶忙走到我身边，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姐妹，出门就像一家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集体行动，谁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请大家报一下年龄，让我们结成十二姐妹！’当时吴茵29岁，排行老大，大家就叫她大姐；我排行第九，大家就叫我九妹。”

三位理事则集体商议，拟出了一个以保护每位团员安全为宗旨的《生活守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除集体行动外，任何人不得单独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演员魏鹤龄

演员谢添

抵达重庆 以《生活守则》为武器，回绝心怀叵测的“邀请”

1937年10月15日，上海影人剧团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重庆。在夏云瑚的安排下，全团下榻在苍坪街一处半地下室里。未等洗净征尘,一场声势空前的欢迎活动便开始了。

这毕竟是头牌影星第一次光临四川，更何况人数又是如此之多，山城重庆有如掀起了一场狂澜。每日的报纸上报道与花絮不断，苍坪街住地的来访者与宴请者更是络绎不绝。在10月18日上海电影公司及国泰电影院举行的招待会上，陈白尘不得不以负责人的身份请求大众:“望四川同胞勿将我们的团员当明星看，应在剧情里求内容。”全团亦于该日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因要求团员签名者过多，从今日起，每求签一名字，捐法币一元，交抗敌后援会。”10月19日，剧团不得已又在《新蜀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入川从事救亡演剧以来，辱承各界人士或宠予招待，或设宴欢迎，即日起加紧排练，对各界招待容有方命之处，请予原宥。”

在这一片欢迎与颂扬声中，重庆的土皇帝们也登台露面了。市长李宏坤派人送来一张名片,传呼白杨到其府中赴宴。这无异于旧社会召唤歌舞女的“条子”,全团无不为之气愤难平。

白杨不会忘记的是：“这时吴茵大姐站了出来，对来人说:‘我们剧团有条纪律，演员不得单独外出，只能集体行动!’弄得那个市长骑虎难下。”

陈白尘则更为详细地写下了这一经过：“李宏坤不死心，当天晚上又派了一名身穿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的科长径直来找剧团负责人。他一声不响地从袖管里抽出12份大红请柬，摊在桌子上，每位的名字之下均是‘女士’二字，无一‘先生’。陈白尘怒不可遏，再次以《生活守则》为武器，回绝了这一心怀叵测的“邀请”。这位科长满面怒容，抄起请柬咕哝了一句：“不识抬举!”扬长而去。

恼羞成怒的李宏坤，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是夏云瑚亲自出面，才使对方改变了方式——邀请全体团员出席。那天大家被带进了一间客厅,赏了一桌饭菜后，李宏坤提出要请所有人去跳舞——狡猾成性的他终于“图穷匕首见”了。

陈白尘在文章中回忆：“众人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报告市长：我们都不会跳舞！’管理剧务的胡瑛女士霍地站起身来，抢先作了回答。我也忍耐不住,率领大家毅然离席:‘今晚我们要排戏，就此告辞!’李宏坤勃然变色，望着远去的我们跳脚大骂。最终只得把一家歌舞团的女演员们喊来，充当了替身。”

10月27日，影人剧团终于正式公演了,剧场即为夏云瑚经营的国泰大戏院。首场演出的是陈白尘的三幕剧《卢沟桥之战》和独幕剧《沈阳之夜》。其中“慰劳座”的票款收入，提取25%作为捐款,支援前线。

重庆不少市民是第一次观看话剧，更何况又有如此之多的明星作为号召，“国泰”的门前每天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场内的气氛更是热烈，每当台上演员喊出“我们为民族而战”时，台下则掌声雷动，呼声四起。

11月2日，又轮换演出了陈凝秋(塞克)的《流民三千万》，以及屡演不衰的《放下你的鞭子》；一周后再次推出了陈白尘的新作《汉奸》。

影人剧团终于为重庆的剧坛播下了抗敌的火种，拉开了大后方抗战戏剧的序幕。11月7日，《国民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全民文化”谈到影人剧团的演出》的长文,作者姜公伟对剧团的努力作出很高的评价。在此期间，关心影人剧团的朋友委实不少,有人提出应该再降低一些票价,以争取更多的观众；有人建议应该到农村和部队中去演出,以扩大宣传的范围。对于这些意见，常务理事们非常重视，但囿于没有经济实权，又与夏云瑚签有合同,而难以成行。他们找来夏云瑚商量，最后的决定是：转移码头,另辟战场——向成都进发，去川西坝子里再点燃一把抗战戏剧的烈火。

11月30日，影人剧团动身上路了,他们在《新蜀报》和《国民公报》上连登启事三天，鸣谢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关怀。他们告别了这座难忘的山城，也同时告别了第一阶段的战斗。

理事孟君谋

理事陈白尘

转战成都 剧团和演员们都被迫更名

12月2日,影人剧团一行风尘仆仆地来到成都,各界人士的欢迎不亚于重庆。演出剧场选在智育电影院，在夏云瑚的帮助下,将舞台进行了一番改造与扩建。十天之后公演正式开始，剧目仍选用在重庆演出过的《卢沟桥之战》《沈阳之夜》和《流民三千万》,演出效果同样轰动了蓉城。

吴茵说，她最难忘记的是：“成都观众都疯了，不但戏院门前像集市一样热闹，就连住地附近也是川流不息的人群。看化妆，认演员，加之采访与会谈，天天都是应接不暇，有时甚至影响到开幕，不得不婉言谢绝。”

然而,成都是一个军阀统治更加根深蒂固的地区,其土皇帝们的威势也更高重庆一筹。在剧团呈请租园演出的呈文上，成都市政府主任委员稽祖佑的批示竟是这样:“应与警局切商监视办法,并遴选监视人员。因时代不同,本市情形近来尤为复杂，须特别注意，万勿照平时手续，是为至要。”

警备司令严啸虎更是不可一世，他三番五次地“下条子”,“邀请”白杨陪他喝咖啡。

那一天让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屡屡遭到拒绝的严啸虎不甘失败，他派出当地的川剧名角“四川胡蝶”径直到后台来，说是亲自陪同白杨一同前往，结果同样碰了一个大钉子。这个恶魔大发雷霆，就在剧团上演《流民三千万》时，他闯进剧场，指着天幕上冉冉升起的象征着光明前途的红日，一口咬定是日本国旗，是在为敌寇作宣传。紧接着命令下达了：立即停演，限三日出境。

一出反映抗日的话剧，一个从事救亡宣传的剧团，竟被如此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成为千古奇冤!

影人剧团所遭受的迫害，引起了强烈民愤。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以及广大青年学生们纷纷前来声援。他们责问当局抗日宣传何罪之有,如果要将白杨等人拿办,大家便陪同剧团一道坐牢。严啸虎赶到某中学操场训话，愤怒的同学根本不予理睬，他们一遍遍呼喊着白杨的名字，以此表示强烈抗议。

专横跋扈的严啸虎不得不让步,但为了下台,又提出了两个极为苛刻的条件：一、剧团必须更换名称,否则不许在成都地区演出；二、所有演职员一律改名易姓,否则不允许刊登广告。

为了能够继续宣传抗日、报答成都的观众,大家只得忍气吞声,咬牙应允。从此，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上海影人剧团”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成都剧社”；观众所熟悉的演员们不见了,代之而出现的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字。

谢添是个乐天派，面对愁眉不展的众人，他动起了脑筋：“严啸虎不是一口咬定你是日本人吗？”他对白杨说，“那么我建议你索性改个日本名字——‘西门樱’，谁让咱们的剧团住在成都的西门呢!”大家无不拍手称绝。紧接着什么“西门辣斐”(谢添)啦，什么“温慈”(吴茵)啦，一大堆古里古怪的名字相继出现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是由于剧团的名声大振呢，还是严啸虎又作了什么手脚，事隔不久，一批成都的地头蛇纷纷来到剧团，以月薪200元的高价为诱饵，进行拉拢收买。

自从入川以来，剧团的演出虽说一直很卖座，但收入的大部分都捐给了前方,每人每月只能领到10元的零用费。面对如此诱人的薪酬，原上海明星公司的那批老牌明星们抵挡不住了,王献斋、徐莘园、龚稼农等人纷纷动摇，或是去了沙利文剧场，或是去了春熙大舞台，剧团的原班人马一分为三了。

这似乎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每个人的立场与态度都在经受着考验。留下来的人虽说仅有十余个，但是成都剧社的旗帜没有倒下。他们是白杨、吴茵、杨露茜(路曦)、谢天(谢添)、施超、燕群、刘莉影、严皇、高步霄、董湘萍、沈浮、孟君谋和陈白尘。此外还有灯光师程默、木工师王元元，以及两位新加入的当地青年。大家同仇敌忾，甘苦与共，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排演出大型话剧《日出》和《雷雨》。

由于演员不敷分配，演《日出》时所有人都上场了。导演沈浮自己饰演潘经理，负责行政的孟君谋也上台扮演了黑三这一角色。

排练《雷雨》时又走了一批，人力就更加紧张了。没有布景师，找来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边学边干竟也搭起了一台颇具气氛的公馆布景；后台人手不够,大家便身兼多职——上场是演员,下场管效果。

吴茵经常会回忆起那段日子：“做效果是很忙的，响雷要抖铁皮，闷雷要推木滚，下雨则用竹匾滚黄豆，还得准确地配合着台上的表演。人手少，演员下了场就得帮忙，还得一边听着台上的对话，轮到自己上场了，连忙丢下手里的活儿，跑步上台，既紧张又有趣。大伙为了争口气，忙死也心甘情愿。”

成都剧社胜利了,它经受住了重重磨难与考验。对于上海影人剧团来说，这是它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为艰难的阶段。

搬兵武汉 阳翰笙拍板，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两团合并

夏云瑚虽说不是剧人，但是却有着戏剧活动家与组织者的敏锐与果断。就在影人剧团离开重庆抵达成都的当日,他找来陈白尘作了一番秘密长谈。

“剧团有分裂的可能!”他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焦虑。入川后那批原上海明星公司的老牌明星们一直令夏云瑚头疼，不是动辄摆出明星的架子，提出种种过分要求，就是无端地同剧团负责人争吵，理由是偏袒年青演员。至于说某些人的恶习更是极大地损害了剧团的声誉。“看来，同他们是难以继续合作了。”夏云瑚不能不作出决定:“为了挽救剧团，只有搬请救兵!”

夏云瑚的担心，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但在当时，他却提前萌发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此时由上海出发的救亡演剧队已大部分到了汉口,其中原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的人马都是昔日的战友；他希望陈白尘能够亲自去一趟武汉，邀请他们入川合作。

陈白尘二话不说，次日清晨便悄悄上路了。然而，抵达武汉后方知，此时的救亡演剧队已大多解散；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人员所组成的三队、四队也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去了前线，一部分人恢复了左翼剧联时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名称，在汉口作营业性的演出。

万般无奈的陈白尘想到了阳翰笙——此时的他正遵循周恩来的指示，为筹建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忙碌。影人剧团的命运深深牵动了他的心,特别是严啸虎一手策划的“成都风波”更是让他焦虑万分。他当即拍板：两团立即合并。

1938年元月,陈白尘兴高采烈地陪同着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同仁们登船起航了。这是一支人才济济的队伍，既有电影明星，又有话剧新秀；既有著名编剧,又有杰出导演。沈西苓、赵丹、魏鹤龄、陈鲤庭、陶金、章曼萍、朱今明、钱千里、英茵……一共20余人,这样的演剧团体就是在后来——大后方进入话剧运动的高潮时期,也是不多见的。

4月中旬，业余剧人协会终于抵达成都。它的到来，不仅使成都剧社转危为安,更让白杨等人的真实姓名重见了天日。由于两支队伍在人数上存在明显差异，业余剧人协会坚持袭用他们的名称。至此，上海影人剧团进入了他们的第三阶段——合并与易名后的新阶段。新的理事会成立了,除了影人剧团原有的三位常务理事陈白尘、沈浮、孟君谋外,又加上了“业余”的陈鲤庭、赵丹、陶金和刘郁民四人。

自4月25日起，业余剧人协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公演,10余台优秀的剧目令成都观众耳目一新。除了有原“业余”演出过的《民族万岁》《故乡》《夜光杯》《自由魂》，以及原成都剧社演出过的《雷雨》《日出》外,又排演了田汉根据鲁迅先生原著改编的《阿Q正传》、曹禺的《原野》、吴祖光的《凤凰城》、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及新作《群魔乱舞》等等。公演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如此盛况，无论是在以前的影人剧团，还是在以前的业余剧人协会,都是不曾有过的。

燕群作为原影人剧团的一员，最令她难以忘怀的是与魏鹤龄同台演出《原野》：“魏鹤龄扮演仇虎，我扮演金子。魏鹤龄为自己的人物造型设置得很特别：上齿是突出的假牙，腿是一瘸一拐的，脸上有一道刀疤，显示出在监狱里受过的酷刑。他尺寸的拿捏非常到位，将仇虎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活灵活现，而我也被他渐渐地带入了角色。”

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帮国民党士兵听说《日出》演得挺红火，死乞白赖地非让剧团给他们的弟兄们演一场。恰巧那天演陈白露的白杨病了，剧团向这帮大兵们作解释，可他们蛮横不讲理：“人不齐也得演，今天是非看不可了!”

被称为“中国的卓别林”的谢添，回忆起来有声有色——

“这帮家伙可不好惹，闹下去我们就得吃亏。可是没有陈白露，《日出》怎么演呀？好在这个戏我们也都熟了，陈白露的好多台词，别人也能记住一点儿，到时就看我们几个老爷们在台上怎么折腾了——“逢到有陈白露上场的地方，别人就替代着说:‘白露刚才说啦，怎么着……怎么着……’说了一堆陈白露的台词。”

“电话一响，‘喂！找陈白露呀，告诉你，她不在，有事儿就跟我说吧!……’又讲了一段陈白露的事儿。”

“就这样,我们演了一场没有陈白露的《日出》，本来是三个钟头的戏，我们只用半个小时就演完了。”

这里虽说讲出了他们的机智多谋，却也体现了他们的高超演技。

易名后的业余剧人协会在成都掀起了演剧的高潮。陈白尘与陈鲤庭在一心一意地忙于剧团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摆脱剧场老板的控制与剥削,他俩四处奔波，找到一处名叫“沙利文”的小剧场,地点虽偏,租金却很低廉,于是在长期租赁的合同上签了字,兴致勃勃地计划着以《茶花女》作为1939年元旦新剧场开张的开锣戏。

哪知就在此时,业余剧人协会于一夜之间彻底瓦解了!团内的大批人员被国民党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暗中拉走,剩下的人员溃不成军。

然而,它毕竟生存了一年,战斗了一年,为大后方戏剧运动所作出的贡献亦不可磨灭。它留下的诸多“碎片”，将被一一拾起，缀合成一串串闪光的珍珠。

（孟树英、谢平等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