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亮：我与周建人的三次“交往”
小时候听说周建人，只知道是鲁迅的弟弟，其他一概不知。
与周建人的初次“交往”是因中学生物学教材。在一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培训会议上，第一次听说了新中国第一套中学生物学教材是周建人先生编的，方知周先生是颇有建树的大人物。随后追根溯源，想找一下周建人编的教材是什么模样。
找来找去，找到了不少故事。周建人小时候家道中落，17岁时刻苦钻研植物生物学科，写成《会稽山采物记》和《镇塘前观潮记》，开启了数十年的科普写作生活；34岁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开始编写《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 生物学》（1933年出版），至1950年7月已达253版，教科书生动活泼、图文并茂，曾长时间为全国中小学所采用，对于普及科学知识起了重要作用；59岁时，他用白话文翻译的《物种起源》出版，引起轰动，被誉为是大家手笔，扛鼎之作；61岁时，他执笔编写了新中国的第一部生物学教材——《初级中学动物学课本》（上、下册），由新华书店出版，校订《初级中学植物学课本》（上、下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他编的教材传播了生物学科学知识，开创了新中国中学生物学教材编写的体例，语言简洁传神，具科学美感，为后来者所效仿。
不仅如此，他还在《人民教育》杂志上发表《论谈生物科学的教材和教法》一文，谈到了自己的生物学教育思想：“学习自然科学时，使青年学到的知识当不是一块块的僵硬的知识，应该是活知识……要是初学者容易消化吸收，必须取与实际生活有关，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材料”“现在并不否认自然科学能教育知识，但同时必须重视它的思想教育意义”。
初次“交往”，让我感觉有点惭愧，作为中学生物学教师，居然刚刚了解周建人。
与周建人先生的第二次“交往”，是在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时。10年前，我对民主党派的认识还懵懵懂懂，后来学习了有关资料才明白，中国民主促进会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创始人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
1932年，周建人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筹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一起，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45年，57岁的周建人与民进的其他创始人在上海创办了民进，纲领是“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几年，他与许杰、许广平等人发表《我们对于处置敌日在华商人的意见》，提出严惩战犯、赔偿文物图籍、财产与土地损失等六项要求，发表《论历史行进的方向》《漫谈一党专政》等文章，呼吁民主，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期间他在《民主》《周报》《新文化》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多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平时公务是十分繁忙的，但他却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名会员，按时交会费，做省长时，每次到京开会都是坐普通客车，和群众在一起，退休后很少到疗养胜地去休养……
和周建人的第二次“交往”，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我与周建人的第三次“交往”是2021年7月到西柏坡学访。在中央统战部旧址，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我们深刻地了解了中国革命与统一战线的历史关系，了解了中国民主促进会7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光辉历史。尤其是了解到周建人曾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在推进民进组织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休戚与共、荣辱共担的发展历史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5年，瞿秋白被捕后，从狱中写信给周建人，通过他与鲁迅和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建立起联系；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民进立即表示拥护和响应，同年秋，周建人一家悄然离开上海，乘船北上到达天津，辗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1949年9月，周建人与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雷洁琼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制订《共同纲领》和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周建人给《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写文章，主讲反对封建思想，崇尚科学，鼓励要进行思想革命，认为思想解放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提振民族精神的关键；晚年行动不便的他重译《共产党宣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原主席严隽琪评价说，以周建人同志为代表的民进老一辈领导人，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觉选择并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亲密合作，形成了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民，以党为师”的优良传统。
三次“交往”，是专业能力的升华，是精神世界的洗礼，更是人生的精准导航。
（作者单位：民进天津市东丽区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