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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9月的一天，小仲马在欧仁·戴亚杰（Eugène Déjazet）的陪同下去看望父亲，他拖着朋友到森林里骑马。欧仁大他几岁，是著名的喜剧女演员维尔吉妮·戴亚杰（Virginie Déjazet）的儿子，全靠母亲的溺爱，才过着很有排场的生活。他们突然心血来潮，跑出森林回到巴黎去寻找好运。

在蒙马特大街的杂耍剧院里，那些年轻的交际花经常来剧院既是为了露脸，也是为了消遣。小仲马坐在前排包厢里，他注意到了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此时她已经因为美貌、有品位和搞得情人倾家荡产的传闻而声名鹊起。

在《茶花女》的序言中，小仲马描绘了她的肖像：“她身材颀长、苗条，黑色秀发，面颊白里透红。她的头很小，细长的珐琅般的眼睛像个日本姑娘，明眸善睐，再加上樱唇皓齿，人们会说这是一个萨克森瓷娃娃。1844年，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比花还娇美，正过得春风得意。”

于勒·雅南（Jules Janin）在小说第二版的序言中这样讲述他在剧院简陋的休息厅初次遇见玛丽·杜普莱西的情形：

她用脚蹭了蹭多结的木地板，就像是刚在雨天的大街上走过；她本能地撩起裙子，以免蹭到干涸的泥浆，丝毫没有想给我们看到什么，根本没可能。她脚上的鞋穿得很严实，往上是圆润的小腿，腿上穿着镂空丝袜。她整体的装束与柔软年轻的腰身非常协调；美丽的鹅蛋脸有些许苍白，衬托着她周身散发出的优雅，似乎洋溢着微不可察的香氛。［……］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她，压褶的绣花衬裙上垂落着她的黑发，戴着手套的手让人相信这就是一幅画，手中的帕子镶有精妙的皇家式样的花边，耳垂上的两颗东方珍珠令王后都要嫉妒。她穿戴着这些美丽的衣饰，就像是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习惯于锦衣玉食，在自己领地的金色殿宇中，头戴王冠，脚下是争相奉承的人群。她的穿戴与谈吐相匹配，她的思想与微笑相称，她的妆容与为人一致，想从人世间最高贵的人群中寻找一个比她更美、外表与衣饰和谈吐更协调的人只能是枉然。

玛丽·杜普莱西

阿尔封希娜·普莱西（Alphonsine Plessis），也叫玛丽·杜普莱西，是诺曼底农场仆役的女儿。她确定地说，父亲把她卖给了波西米亚人，这些人把她带到了巴黎，放在一个女帽商家里。皇宫的一位修复师被她的魅力吸引，将她金屋藏娇，年轻而俊美的贵族公子哥、蓄着小胡子的吉什公爵小阿日诺尔（Agénor）性情放荡，专爱拈花惹草，随后接手了她。还有人说，公爵的叔叔为了结束这段荒唐的关系，把阿日诺尔遣送到伦敦，然后又送到维也纳。玛丽·杜普莱西于是在那些被她诱惑的上流社会人士中挑选情人，她优雅的举止和教养是其他交际花身上完全没有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玛格丽特插戴茶花之外的鲜花，为她提供鲜花的巴尔蓉（Barjon）夫人叫她‘茶花女’，于是这个名字流传开来。”她会弹钢琴，喜爱诗歌，在她身边围着众多初涉风流场的年轻贵族和苦于名声不显的诗人。

当小仲马遇到她时，她正被一位年迈的原驻俄罗斯大使古斯塔夫·恩斯特·冯·斯塔克尔贝格（Gustav Ernst von Stackelberg）伯爵包养，这位伯爵即将七十九岁了。那天晚上，欧仁·戴亚杰通过一个很乐意牵线搭桥的老相识，带着小仲马来到玛丽·杜普莱西家中。他们饮酒作乐直至玛丽因为剧烈的咳嗽而离开——她已经患上了肺结核。小仲马被迷住了，年轻女子先是推拒了他的追求：她提到自己需要钱，很多钱；她明确表示，自己不是适合年轻男子的快乐女伴。他坚持，她最终让步了。一对情人过着幸福的日子，演出、晚宴、心血来潮以及撒娇使性。小仲马可怜的钱包很快就瘪了下去。他求助于父亲，但这位也是“漏眼的筛子”，很难满足儿子的要求。玛丽不断去找老伯爵以及另一位出身于金融世家的年轻人埃德瓦尔·德·佩雷戈（Édouard de Perrégaux）伯爵。

玛丽纠缠小仲马要求他把自己介绍给他的父亲，会面是在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个包厢内。

我刚刚闭上眼睛，转过头，我感到嘴唇触到两片战栗的、发热滚烫的芳唇。我睁开了眼睛，眼前是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子，二十到二十二岁，和亚历山大单独走进来，上来就给了我一个不太像晚辈的吻。我认出来，曾经在剧院见到她几次。她就是茶花女玛丽·杜普莱西。

小仲马继续创作诗篇，父亲将这些诗推荐给出版商于勒·黑泽尔（Jules Hetzel）。正如通常在诗的结尾标明的日期所提示的那样，这些诗以后来的西班牙之旅和其他篇章为灵感（《致父亲》《主宫医院》《孤独》《M.D.》）。

我儿子刚刚完成一部精彩的诗稿。您愿意出版吗？付他一1000法郎就可以。

如果需要序言，我可以为您撰写。

诗集首先取了个“庄重严肃”的篇名：《生活的序言》，后来改为更谦逊的《青春之罪》。

但是出版商显然没有抓住成为小仲马第一个出版者的建议。不久之后，1845年1月中旬，父亲寄给还是这位黑泽尔34页自己的诗和6页亚历山大的诗。他补充道：“我想，您可以大胆地出版而不致破产了，一共付我们700法郎就可以。”

这6页就是黑泽尔1845年插在《巴黎短笺年鉴》中的《丈夫们》。

小仲马同时尝试写作舞台剧本。1845年3月8日在卡斯特拉纳宅邸的私人小剧场上演了他的独幕诗剧《王后的珠宝》。日后，他写信给亨利·拉瓦（Henri Lavoix），信中以带着距离与宽容的态度评价这第一次的喜剧尝试，后来作为序言收入他的《戏剧全集》：“这是我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时间是1845年，我可以求得原谅的全部理由就在于我当时只有二十一岁。好怀念那段幸福的时光！我依然对我的诗有信心，我又开始了［……］。我明智地对自己说：将来你会满足于写散文。唯有散文才能说清你要说的，它比有韵脚的形式更适合你所处时代的风俗、激情、思考和服饰。它不像对手那样雄心勃勃，充满骄傲和挑衅的意味，但它却是健康、吸引人和坚实的。它既没有鞋跟可以撑高度，也没有紧身衣来突显，也不用花边来装扮，它既不涂红也不抹绿，它就像真相一样赤裸裸。”

他还致力于一部小说《法比安》的写作，父亲也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同时，他担负起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都在承担的责任：担当父亲热忱的保卫者。实际上，1845年2月，欧仁·德·米尔古发表了题为《生产小说：亚历山大·仲马有限公司》的小册子，揭露大仲马是一系列罪恶剥削的始作俑者，他让穷困的作者写书而署自己的名，独享利益和名望；他举出他称之为“真正作者”的姓名：阿道尔夫·德·鲁汶（Adolphe de Leuven），奥古斯特·阿尼赛-布尔热瓦（Auguste Anicet-Bourgeois），弗雷德里克·加亚尔代（Frédéric Gaillardet），杰拉尔·德·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泰奥菲尔·戈蒂耶，费利西安·马勒费耶（Félicien Mallefille），保罗·穆里斯，还有特别是奥古斯特·马凯（Auguste Maquet）。1845年2月17日，仲马在写给文学家协会委员会的信中提出这个问题：“两个人根据私下协议合作创作是否有罪？这个合作协议依据特别约定而订立，双方始终接受而且将继续接受这个联合协议。”［……］“合作协议是否损害了某个人或者某些东西？”随后大仲马进行反击，在轻罪第六法庭状告米尔古。1845年3月15日，法庭判米尔古十五天监禁，并在大仲马指定的十家报刊上刊登判决结果。米尔古在监禁期间给《剪影报》寄去了题为《我的监禁生涯》的文章，是对西尔维奥·佩里科（Silvio Pellico）著名作品的模仿。

“文章一登载，有个年轻人就来到报纸的办公室。他用随身带着的马鞭把桌子上的报纸和手稿抽得飞了起来；他一边咒骂一边索要米尔古的地址。这个无法无天的孩子就是小仲马。第二天，他派了两个证人来到米尔古家里。”当后者得知证人是儿子而不是父亲派来的，他把自己的小儿子叫来，孩子大约四五岁，身上沾着果酱。他向来访者指明这个举动的可笑之处。“先生们，正如大仲马先生的儿子在意他的名誉，我相信我的儿子同样在意我的名誉。既然他们同为人子，你们应该跟他讲理。［……］大仲马先生非常强壮，我攻击的是他，让他来找我讲理！我跟他的儿子没有任何瓜葛。”这是米尔古的说法。

小仲马肖像

无法无天的孩子和玛丽·杜普莱西之间的爱情之火没有燃烧很久。交际花没能将收入与爱情协调起来。她的谎言招来亚历山大的责备。他们的爱情沦为一地鸡毛，陷入反复的分手与和解。

如果他在1845年3月2日写给约瑟夫·奥唐的信中提到的那位寡妇是玛丽，这应该是一次临时断交。他对奥唐提到了玛丽极为虚荣的一次背叛，因为新情人正是国王的儿子——年轻的蒙庞希耶（Montpensier）公爵：“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的寡妇是位公爵夫人——左手牵着蒙庞希耶。”

玛丽曾对登台演出有过朦胧的愿望，但得知要研究剧本、大量排练才能演出便拒绝了。面对忧心忡忡的父亲，小仲马很快就对姑娘萌生怜悯而不是爱慕。

1845年8月30日，他决定断绝关系：

我亲爱的玛丽：

我不够富有，无法随心所欲地爱你；也不够贫穷，好让您按您希望的那样爱我。我们忘记彼此吧——我的名字对您而言几乎不值一提，对我来说则是一场没有可能的幸福。

跟您说我是多么悲伤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您很清楚我是多么爱您。别了，您有太多的心思，无法理解我这封信的缘由，也有太多的智慧不去原谅我。

万千回忆。

A.D.

为了尽量抚慰自己与玛丽·杜普莱西的不幸爱情，儿子和父亲一样，对初出茅庐的喜剧演员下手。其中有一位名叫阿黛娜伊斯-波利娜（Athénaïs-Pauline），也叫阿娜伊斯·里耶维纳（Anaïs Liévenne），是杂耍剧团的演员。她在名人后代中间非常特殊，因为几年之后，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疯狂地爱上了她。

这个时期，父亲在圣日耳曼昂莱租了美第奇公馆，他和儿子住在里面。公馆坐落在一个大花园里，包括一栋楼，被称为黎塞留楼，还有一栋平房。按照加布里埃尔·费里的说法，劳尔·拉贝也在圣日耳曼租了房子，以便更好地照顾儿子。

如果说他们退隐乡间是为了抵御巴黎的旋涡、平静地写作，父亲和儿子却都不打算就此过隐士的生活：他们随时能坐火车从圣日耳曼回到巴黎，为了各种事务或者乐趣重返首都。他们自1844年开始就在茹贝尔街10号有个落脚处，1850年的《名人录》将小仲马写在了这个地址。

父亲利用自己的声望向出版商亚历山大·加多（Alexandre Cadot）施加影响，让出版商接受了儿子浪漫风格的散文。

先生：

我父亲告诉我您对他说愿意以1000法郎的价格接受80页的《一位女子的小说》，请费心告诉我，您是否依然愿意这样做。

那天我来跟您谈这件事，还给您留了言，您忘记回复我了。

致意，匆匆。

小仲马

茹贝尔街10号

1845年11月17日，儿子接受了出版商的条件，与亚历山大·加多签下了平生第一份出版合同，出版《一位女子的小说》，条件是先连载发表。

在《我的野兽的故事》中，大仲马讲述了一个剧团受邀到美第奇公馆的情形：

我接待客人，把从酒窖到谷仓的一切都提供给他们，有四匹马的马厩、三辆马车和工具棚、花园和鸡舍、猴馆、鸟栏、暖房、酒桶和鲜花。

我只为自己留了一座彩色玻璃亭，让人靠墙加出一张桌子，夏天的时候用作我的书房。

无论父亲是怎么写的，共居还是会有冲突的。当然，儿子钦佩父亲的机智和想象力，但是他无法忍受依附父亲生活的状态，这令他深感屈辱，何况还要忍受父亲的可笑和吹嘘。父亲的挥霍也让他心生怨怼，因为他无法从父亲那里拿到钱。

再有，他的小说连载被推后了：

《一位女子的小说》要很久之后才在《新闻报》上登出，因为父亲、巴尔扎克和苏利耶（Soulié）的作品插到我前面了，当然是出于吸引读者以及长幼有序的考虑。

立即出版这四卷未发表过的东西对您有什么好处吗？而我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任何东西。

但是您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您要出点儿血了——您能出多少？

小仲马在2月迁入纽夫杜卢森堡街25号的公寓，然后在自己家招待马赛的朋友约瑟夫·奥唐，约瑟夫·奥唐要在这里住几个星期，参加26日举行的玛尔斯小姐的葬礼，玛尔斯小姐是《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中德·吉斯公爵夫人以及《艾尔那尼》中堂娜·索尔的首演者。“雨果、仲马和我，我们悲伤地站在从玛德莱娜大街出发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送葬队伍中，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观看巴黎最隆重的葬礼。左右两边站着成千上万好奇的人，对着队伍中的名人指指点点：‘快看大仲马！快看大仲马！’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我没听到有人说：‘快看雨果！’

雨果本人也意识到“带着儿子来到我们这里的”大仲马广受欢迎，“人们认出了他蓬乱的头发，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小仲马当时刚完成了小说《四个女人和一只鹦鹉的冒险》，几乎就是改写了他那部没有找到买主的小说《法比安》。出版商亚历山大·加多把儿子的小说《两位戴安娜》和父亲的《亨利二世的统治》的启事合并在一起刊发：“这两部小说尚未出版，也不会连载。”

对父亲来说，这是美好的年代：在马尔利港的蒙费朗山上建造了自己的城堡，不久改名为基督山城堡，而矗立在圣殿大街上的历史剧院则给予上演他创作的“悲剧、喜剧和童话剧”的特权。此外，国家拨款给他进行一次壮游，他将首先到达马德里，参加德·蒙庞希耶公爵与玛丽亚·费尔南达（Maria Fernanda）公主的婚礼，然后受公共教育部部长萨尔旺迪（Salvandy）的委托到阿尔及利亚，以便在公众中宣传这个新殖民地。而小仲马，既然什么热闹都少不了他，他也加入了旅行。后来，他说在西班牙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车队于1846年10月启程。除了仲马父子之外，还有画家布朗热和奥古斯特·马凯。画家德巴罗尔（Desbarolles）和吉罗（Giraud）将自马德里之后加入他们最初的四人组。在《旅行印象（从巴黎到加的斯）》中，大仲马以同伴们的肖像作为开篇开始了他的叙述，并分析了儿子奇怪的自我，即“矛盾的组合”：

他是光明与阴影的复合体；他虽然懒惰，却很活跃；他既贪吃又有节制；他既奢靡又很节俭；他既多疑又轻信。他对一切感觉麻木，但他很单纯；他无忧无虑，专心致志；他冷言冷语，出手敏捷；他挖空心思地嘲笑我，他又全心全意地爱着我。最后，他总是准备像瓦莱尔（Valère）那样偷我的财宝匣，或者像熙德（Cid）一样为我而战。［……］

此外，他马术娴熟，剑术过得去，能使用猎枪、手枪，还可以优雅地跳各种舞。自从英国民间舞和加沃特舞没落之后，法国引入了不少有特色的交谊舞。我们不时争吵，他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在取得合法身份之后离开了父亲的家：有一天，我买了一头小牛，将它喂肥，提前一个月就确信他会回来吃他的那份。确实，不怀好意的人会说他是为了小牛而来，不是为了我，但我知道该怎么办。

这次旅程伴随着种种波折，大仲马用他惯常的兴致娓娓道来，吉罗愉快地画了很多漫画，或者为《维罗斯号》画插图。这些漫画后来被卡斯特博物馆收藏，其中“小仲马跳加沃特舞”的漫画特别有趣。

年轻的亚历山大永远在寻找好运气，活力四射地参加游历途中各种临时的游乐和固定节庆。

但在马德里，关于玛丽·杜普莱西的记忆困扰着他，他拿起笔：“穆捷（Moutier）到了马德里。他告诉我，他离开巴黎时你病倒了。你会允许我成为看到你受苦而难过的众多人中的一员吗？当八天后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将到达阿尔及尔。如果我收到你给我留在邮局待取的一句话，并且原谅我在一年前犯下的错误，我会在返回法国时没有那么伤心，如果能得到您的宽恕，而且如果您已经痊愈，我将非常开心。”

西班牙赋予他灵感，他投身诗的创作：“从1846年11月6日开始，直到12月底，我每天都在写诗。”

在安达卢西亚之行即将结束时，他因为卷入了一桩西班牙式的风流韵事而失踪了几日，被诱惑和劫持的姑娘的父亲和哥哥都参与进来。他迟些日子才自己找到办法与同伴会合：实际上，负责将小仲马从加的斯送到阿尔及尔的维罗斯号船没有等到他就启程了，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请求一位朋友在当地等他、照顾他，送他去地中海的另一边。

吉罗画了一幅西班牙之旅的画，表现旅行队伍骑着骡子在内华达山势陡峭的风景中穿行：年轻的亚历山大穿着白衬衣，引人注目，他出现在狭长画面中的行李队伍中，手拿香烟，姿态随意。

几天后，亚历山大终于在直布罗陀与队伍会合了。船从摩洛哥到阿尔及尔继续沿着非洲海岸航行，玛丽·杜普莱西没有给亚历山大写过只言片语。向突尼斯方向前进之后，维罗斯号将旅客放在阿尔及尔，他们于1847年1月下船前往土伦。

小仲马用短诗讲述自己的旅程，总体都是献给女性的：《安托尼娅》《孔希塔》《露易丝和安娜·玛丽》《致Z小姐》《归来》《靠近阿尔及尔》，最后都收入《青春之罪》。

他的父亲返回了巴黎，亚历山大则在马赛流连：

“我八天后回巴黎，一下船就去看你。我专门留在马赛写作。”他对亚历山大·加多这样说。

他是在马赛得知2月3日玛丽·杜普莱西突然去世的噩耗。这个消息使他充满悲伤和懊悔。一回到巴黎，他重访了那间公寓，里面所有的家具都在进行拍卖展示。心乱如麻的小仲马写下了这些题为《M.D.》的诗，题献给泰奥菲尔·戈蒂耶：

我们闹翻了，为什么？我说不清；

什么都不为！就为怀疑一份莫名的感情；

我从您身边逃开，而今我痛惜万分

那个曾经离开的我现在重又返身。

我写信告诉您会前来，女士，

归来寻求您的宽恕；

因为有个意念深埋于我的灵魂，

尚欠第一次拜访，访我这最后的爱情。

当我久已丢失的灵魂赶来，

您的窗户关闭了，您还关闭了大门；

现在人们指给我一个新的坟茔

它永远盖住了我曾经如此爱慕的面容。

［……］

可怜的女孩！人们说在您最后的时刻

只有一个男人在场，为您合上眼睛，

而且，在去往墓地的路上，

只有两位您往昔朋友的身影！

好吧！两人都没戴帽子，愿上帝保佑你们，

你们藐视这个无礼世界的议论纷纷，

伸出你们的手，引领出殡的仪仗，

对熟识的女子善始善终！

你们曾经爱她，曾经苦苦追求！

你们不是公爵、侯爵，也不是贵人，

但因为曾经供养她而自豪，

这还不包括陪伴她去世的光荣！

和以前的诗一样，这些诗句被收录进《青春之罪》，费伦与穆拉出版社6月开始销售，泰奥菲尔·戈蒂耶向《新闻报》的订阅者热烈推荐：

如果有一本书是个例外，那肯定就是小仲马的《青春之罪》。那些迷人的罪过啊，而我们这些老家伙，曾经向回声求韵，我们只有邪恶。［……］

有一首诗特别打动我们，那就是诗人清晨离开舞会，去见一位医生朋友，并且跟随他来到主宫医院。在那里，他看见一个死去的贫穷女孩躺在墓地的石板路上，才二十岁。他用玩牌剩下的最后一点儿钱为她买了一块裹尸布。这种对比如此强烈而出乎意料，借助具有高度戏剧性的技巧表达出来。最后的诗节既饱含讽刺又显露出敏感之心，让人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

最近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的旅行已经使诗卷的最新部分成为对东方明亮和多彩的映射。在某些诗节中，我们感受到阿尔弗雷德·德·缪塞般的轻盈在雨果的紫红外套下跳跃……万一他被杰出的父亲责备，我们建议小仲马再次犯下这类错误，因为一切值得宽恕的罪过中，排第一的是韵律分明的罪过。

从西班牙和非洲归来后，仲马父子没有返回美第奇公馆：父亲在巴黎等待为基督山城堡揭幕，并着手准备历史剧院即将开始的演出季。

然而，这次归来却遇到了狂风骤雨。

出版商催促大仲马履行合同，他还在众议院当众被攻击“窃取了”国家的一艘船。与出言相辱的议员进行决斗势在必行：“我们在众议院遭到侮辱，据说法国国旗因为庇护了文学而失去尊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明天我会要求马勒维尔（Malleville）先生道歉——我的儿子与拉科罗斯（Lacrosse）决斗，马凯与德·卡斯特拉内（de Castellane）先生决斗。您愿意做我的证人吗？”大仲马问维克多·雨果。这桩公案件没有继续下去，但儿子在1847年2月的一首诗中驰援父亲：

怎么？思想者，诗人，我的父亲！

你永远打不破你的文学锁链；

你将被迫听任别人

轮番靠你丰饶的创作成为富翁

甚至在一周结束时，

第七天，略事休息也不行。

［……］

应该让人们一直盯着你的窗棂，

当夜幕降临，当曙光就要来临，

书房里的灯光通宵达旦；

而你却被自己的天才奴役，无法

在二十年的创作、漏夜工作和失眠之后，

以金子般的价格，享受三个月的自由光景。

［……］

工作吧！但如果明天你乘船归来，

六个礼拜以来这艘巨艇

为你遮风避雨，那是国家应当应分，

失败的雄辩家们骄傲于自己的名姓，

偶然成名的米拉波们，垃圾般的贝里耶们，

为了自己出名却来抹黑你的名声！

［……］

重新开始你的工作吧！我来守候你的大门。

我不在乎这些人会说我什么！

没有他们，我也能成就我想要的名声！

我是虔诚的哨兵，现在只想

捍卫父亲的荣誉

就像捍卫不可侵犯的守护神。

［……］

工作吧！有人付钱给你。思考吧，崇高的工人，

为了有权剥削你的臃肿的买家，

工作吧，你从来不关心前景，

为了这个拥护立宪的人，

如果我们的国王仍然抚摸瘰疠患者，

他就还将忠于国王——直到治好病人。

工作吧！因为明天矮胖的萨达纳帕洛斯，

为了给他苍白的夜晚，

还有他恶臭的房间和空荡荡的床镀金，

不妨再次付你一周的报酬，

向某位墨尔波墨涅（Melpomène）支付1000法郎，

为了他的诙谐天分。

前四节诗被收录进《青春之罪》，但出版商不敢冒险刊发最后两节，“担心遭到被指控的人追究”。被攻击的人可能是前面提到的两位报社的经理。

1847年5月，还是在圣日耳曼昂莱，但却是巴黎街的白马公馆，小仲马全身心投入对玛丽的怀念中。他已经有了书名：《茶花女》。在他计划写的小说中，回忆成为有限的素材。

当然，生活放荡的女人自我救赎，这样的主题根本谈不上新颖。小仲马在序言中并没有隐瞒灵感的浪漫来源：“雨果塑造了玛丽蓉·德·洛尔姆，缪塞创造了贝尔娜莱特，大仲马创造了费尔南德，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把仁慈的怜悯献给这些交际花，有时伟大之人还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爱甚至自己的姓氏为其恢复名誉。”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场景引起极大的反响，阿尔芒第一次见到玛格丽特时的情景充满莎士比亚风格：

可怕极了，不忍目睹，难以讲述。一对眼睛只剩下两个窟窿，嘴唇烂掉了，雪白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干枯而黑乎乎的长发贴在太阳穴上，稀稀拉拉地掩盖着深深凹陷下去的青灰色的面颊。不过，我还是能从这张脸庞上认出我以前经常见到的那张白里透红、喜气洋洋的脸蛋。

阿尔芒的目光无法离开这张面孔，掏出手帕来，放在嘴里咬住。

故事开始于死者财产的拍卖，拍卖前的展示为好奇的公众提供了一位香消玉殒的女子的遗物，将奢华与哀婉动人的结局融为一体。叙述者得到一本《曼侬·莱斯戈》，上面题写着：“从曼侬到玛格丽特。谦恭”，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

小仲马一上来就成功地运用几件被遗弃的物品暗示了生命的虚空，并控诉世界的残酷，引发了读者的怜悯。这样，他就站在了普雷沃（Prévost）神父一边，后者将在《缪斯泰尔摄政》中出现。他用独特的方式引入了阿尔芒·杜瓦尔（Armand Duval）这个人物，也就是他的另一个自我：相同的姓名首字母缩写，在死亡面前同样的无能为力，亚历山大·仲马和阿尔芒·杜瓦尔就是一个人。阿尔芒·杜瓦尔，刚刚旅行归来（和小仲马一样从西班牙回来），去叙述者那里讨要这本书。叙述者善意地给了他书之后，询问这个因玛格丽特·戈蒂埃（Marguerite Gautier）之死而绝望的年轻人。打开了阿尔芒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的讲述之门，同时夹杂着叙述者的评论。

据传说，小仲马买下了玛丽的珍珠项链，这是他送给玛丽的第一件礼物。他是从一位在拍卖会上购得此物的商人那儿买下来的，后来送给二女儿雅妮娜（Jeannine）。

在剧本的序言中，他强调从现实中抽取创作的自由，并承认自己没有做到阿尔芒的程度：

然而，玛丽·杜普莱西并没有我赋予玛格丽特·戈蒂埃的所有悲伤的经历，但她必须要有。如果她没有为阿尔芒牺牲任何东西，那是因为阿尔芒不愿意，那就只能很遗憾地上演剧本的第一幕和第二幕。她总是重复这些场景，就像佩内洛普（Pénélope）重复他的画一样；唯有白天使她摆脱夜晚开始的一切。她生前也没有被称为茶花女。我给玛格丽特·戈蒂埃的花名是纯粹的杜撰。在玛丽·杜普莱西去世一年后，小说出版了，这个绰号还是转弯抹角地回到了玛丽·杜普莱西身上。如果在蒙马特公墓里，您要求看茶花女的墓，墓园管理人会带您来到一个小小的方形建筑前，上面刻有阿尔封希娜·普莱西的字样，一顶白色的人造茶花编织的花冠围绕着大理石墓碑，外面罩着玻璃罩。现在，这座墓有了自己的传说。

很快，有人建议年轻的作家以此为基础编一部《茶花女》的剧本。把小说改编为戏剧是很常见的做法。“为什么不把您的小说编成剧本呢？”滑稽剧作家保罗·希罗丹（Paul Siraudin）问他，“亲爱的，您手里有一块肥沃的土地，不应该让它荒在那里。”这是1847年年底。

儿子向父亲说明了打算，希望这个剧本可以在历史剧院的舞台上演出，但后者推脱了：“不，《茶花女》的主题不合戏剧的口味，我永远不能让你上演这种东西。”

（本文摘编自玛丽亚娜·肖普、克洛德·肖普著《小仲马传——反俄狄浦斯者》，张文英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