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慈欣是从20世纪80年代“科幻迷”群体中脱颖而出的作家，他亲历了当时的“清理精神污染”。当国内科幻进入严冬时，作为“科幻迷”的刘慈欣自然而然想为科幻复苏贡献力量，这成为刘慈欣“心路历程的转折点”，从此，科幻对于刘慈欣来说，从一个空灵的梦境变成现实而任重道远的事业。

阅读对作家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每位作家的阅读史都构成了他的创作前史。作家与阅读资源互相对话，相互激荡，在阅读中构建起自己独特的经验世界，并投射在作家的创作风格、审美趣味以及生命体验当中，与创作内容遥相呼应。尽管作家的心路历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阅读史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可靠的视角，方便我们从作品外部考察作家的精神资源，梳理出作品的前史。遗憾的是，有关刘慈欣阅读史的研究相当匮乏，本文试图在此领域探索新路，从刘慈欣的文学评论、随想录、访谈录等方面搜集散落的阅读记录，并进行系统整理。相对集中的阅读记录详见《消失的溪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科幻》《被忘却的佳作》《从双奖看美国当代科幻》《我的科幻之路上的几本书》《科幻阶梯阅读荐书榜》《我最喜欢的科幻电影》等科幻评论随笔。

刘慈欣不仅是优秀的科幻作家，也是鉴赏眼光独到的科幻文学评论家，他撰写的文学评论直接反映了自己的阅读偏好和阅读感受，成为梳理刘慈欣阅读史的第一手史料。此外，作家访谈录作为史料建设的一部分，也是阅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源：作家通过自我言说，将自身的阅读经历、生命体验、创作立场等向读者敞开。刘慈欣访谈录不仅能够为读者、研究者掌握作家阅读史提供重要参考，也可为还原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生长历程提供丰富的信息，为探索《三体》的写作资源提供证据，具有档案与路径的双重价值。

一、“科幻迷”的阅读史

在《三体》写作之前，刘慈欣思想的形成途中摆着许多阅读材料，笔者将从阅读偏好、特殊感受能力、对话愿望三个层次梳理刘慈欣从“科幻迷”到科幻作家的成长过程。

首先，从阅读偏好来看，阅读内容不仅反映着阅读者的主观选择，还对作家形成创作风格和文学观念有着渐进而隐秘的影响。在刘慈欣的文学世界中，我们能够辨认出那些由空灵的想象、硬朗的科技写实、厚重的人文关怀构成的刘慈欣式的文学品质。从阅读史视野来看，这些品质并非某一时刻的瞬间迸发，而与其他文艺作品保持着同一性和连续性：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都可以从他的阅读史中，找到蛛丝马迹或是清晰的形成轨迹，这鲜明地体现在阅读偏好当中。

刘慈欣拥有30多年科幻阅读经验，偏爱克拉克那种比较传统的、以科学技术为想象核心的科幻作品。但是，科幻作品其实只占刘慈欣阅读类型的一小部分，其余是科普、历史、军事等作品。遗憾的是，刘慈欣公开的历史和军事阅读书目相当匮乏，向外透露的阅读史大部分是科幻作品。刘慈欣承认科幻小说阅读对自己的影响：“作为一个‘科幻迷’，科幻小说塑造了我的生活和人生。”他偏爱的科幻文学大部分来自西方，包括凡尔纳、克拉克、阿西莫夫等人创作的科幻文学作品，这在后文中会详细论述。这几位科幻巨匠都属于世界科幻史早期的作家，刘慈欣深受影响，甚至被吴岩称为“新古典主义科幻作家”。

刘慈欣从20世纪80年代“科幻迷”群体中脱颖而出，目睹了80年代科幻文学的兴起和衰落。他常对80年代的国内科幻作品抱以怀念，列举郑平的《壮举》等5部作品，证明中国差点就培育出自己的科幻文学，只是大家对这段历史全然不知，它们成为“消失的溪流”掩藏在历史当中。他还撰写了《被忘却的佳作》一文，回忆中学时代看过的科幻佳作，为它们正名，其中包括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等等。

刘慈欣也偏爱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非科幻类的文学作品。例如，在阅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的过程中，刘慈欣感觉自己跟故事主人公有相似之处：在非常封闭的环境中，诞生了鲜活的想象力。刘慈欣还阅读了大量卡夫卡的著作，认为其作品中有强烈的科幻色彩，所以将其视为幻想小说作家和科幻小说作家的必读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刘慈欣的创作风格还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俄罗斯文学风格影响了刘慈欣的文风，使得他的创作有一种“厚重”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少年刘慈欣影响深远，他从中感受到一种很厚重的东西，与人民、大地以及时代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后来，他又从阿瑟·克拉克身上学到了科幻文学的宏伟大气，还有对宇宙终极奥秘的追问。这在文学上正好处于两极的作家造就了刘慈欣今日的风格：空灵与厚重结合。但是，刘慈欣认为这种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要想把“厚重”跟“空灵”平衡好，的确不太容易。

作为以硬科幻闻名的作家，科普作品是刘慈欣重要的阅读资源。在创作之前，他并没有自觉地去积累素材，只是凭借兴趣涉猎。大学毕业以后接触现实社会，他发现社会本身是一部不可超越的文学作品。这时候的他产生了一种新感觉：宇宙那么大，如果把思想只纠缠在人类上，就太无趣了。之后刘慈欣减少了文学作品的阅读，而转向自然科学类读物。他在写作探索阶段，得益于科普著作和大学里的知识，他极其欣赏科学的魅力。阿西莫夫的《自然科学趣谈》系统地向刘慈欣介绍了现代科学，卡尔·萨根的《宇宙》《伊甸园的飞龙》打开了刘慈欣看科学的第三只眼。

其次，从对阅读的特殊感受能力来看，消化阅读作品并转化为写作资源，是读者成长为作家的必经阶段。“写作发生学”是一个很神秘的话题，作家的写作发生有着多种可能性——作家的创作灵感可能源于童年创伤、虚无缥缈的梦、一幅画等等，而刘慈欣则把自己的某种特殊感受能力当作“先是成为‘科幻迷’，进而成为科幻作家”的重要因素。在阅读《十万个为什么》时，刘慈欣想象用光速穿越太空的场景，发现自己拥有特殊能力：“那些远远超出人类感官范围的极大和极小的尺度和存在，在别人看来就是大数字而已，而在我的大脑中却是形象化的，我能够触摸和感受到它们，就像触摸树木和岩石一样。直到今天，当150亿光年的宇宙半径和比夸克都小许多数量级的弦已经使人们麻木时，一光年和一纳米的概念仍能在我的心中产生栩栩如生的宏大或精微的图像，激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宗教般的震撼和敬畏。”正是这种特殊感受能力使得刘慈欣“在崇高宇宙与微纪元之间”游刃自如。

这种特殊感受能力不仅让刘慈欣体味到宇宙的壮美，也让他对科幻作品有了更深切的体悟。他在阅读了《2001：太空漫游》之后多次感慨：“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从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感觉像离开了池塘看到了大海。”从此，克拉克直接使他把对科幻的爱好变成事业追求。刘慈欣早年的人生中充斥着饥饿、煤油灯、煤矿……尽管物质资源匮乏，但正是这种特殊感受能力，使得他超越现实空间，憧憬头顶的星空，向往着由群星、银河构成的浩瀚宇宙。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交融，构成了刘慈欣所塑造的科幻世界。

再次，从对话愿望角度来看，作为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并不满足于阅读、创作科幻文学，而是积极面对国内外科幻文学作品展开对话。刘慈欣从小看雨果奖作品长大，英文水平很高，不仅能够畅游海外科幻网站，直接阅读海外科幻作品，还能够与国外科幻杂志的编辑们交流。2007年，刘慈欣在《世界科幻博览》上连续发表了多篇雨果奖作品评论。面对泽拉兹尼的《光明王》《永久冻土》，汤姆·戈德温《冷酷的方程式》，影片深作欣二的《大逃杀：东京圣战》等科幻作品，刘慈欣也不吝惜笔墨。此外，刘慈欣为布拉德伯里撰写了悼念文章《雷·布拉德伯里》，将布拉德伯里与克拉克并列为自己最喜欢的作家。

刘慈欣不满足于科幻文学的边缘地位，在多篇文章中阐述过科幻文学理念，影响较大的有《消失的溪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科幻》《SF教——论科幻小说对宇宙的描写》《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等。实际上，刘慈欣对自己文笔水平不高的纵容也有冈恩的影响，他引用了冈恩的观点为证：主流文学的环境是确定的，是现实主义的，人物是可以变化的；但是科幻文学的环境对读者来说是陌生的，是不断变化的，这时作家必须把人物固定下来，两个全变的话，读者就抓不住任何根基。当作家把科幻创意写完以后，留给人物塑造的篇幅则不多了；如果两方面都精雕细琢，既不能适应出版需要，也不容易阅读。因此，刘慈欣放心地把创作重心放在科幻构思上，对主流文学关心的人物、语言、结构等方面都要求不高。

《科幻世界》杂志培育了一大批中国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也是其中之一。刘慈欣一直关注着《科幻世界》的命运，他首次发表的4篇作品都属于《科幻世界》，为了投稿成功，他还研究过《科幻世界》想要什么要的小说。从2002年1期开始，《科幻世界》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不定期地推出一系列专辑，每辑集中发表一位作家的3篇作品。刘慈欣则是第一位专辑作家。《科幻世界》培育了潘海天、韩松、王晋康等科幻作家，刘慈欣最欣赏的是潘海天和韩松，认为韩松的诡异也是一种空灵，读过他的作品《宇宙墓碑》《逃出忧山》《想象力宣言》等。

二、科幻作家与《三体》创作

作家的“阅读”行为会体现在作品创作中，阅读史作为一个场域，可以从中考察出阅读与创作文本的“互文”关系，把握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创作风格的习得。《三体》三部曲作为当代中国科幻文学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凝结了刘慈欣的思想，从中可见该文本与凡尔纳、阿西莫夫、克拉克等作家作品的“互文”关系。

第一，坚定的技术主义者。刘慈欣是坚定的技术主义者，在《三体》中常把人类的生死存亡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面，文明水平的差距被客观化为技术水平的差距。

刘慈欣从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开始结识科幻。小学时的他从父亲箱子底下翻出一本繁体字的《地心游记》，首次了解了“科学幻想小说”，“幻想”与“科学”构成了刘慈欣最初的科幻理念。当他阅读了克拉克的作品后，科幻理念发展为：“在想象世界中展现宇宙的科学美。”

刘慈欣将凡尔纳的小说概括为“大机器小说”。通过阅读《海底两万里》《机器岛》《从地球到月球》《迎着三色旗》《培根的五亿法郎》等科幻小说，刘慈欣知晓了这样一种文学作品：人物站到舞台的一侧，人物可以如符号一般单纯，文学主角的地位让位给大机器。在19世纪后期科技高速发展的鼓励下，凡尔纳以极大的热情去幻想一个光明的未来——他是典型的乐观主义者，这种乐观也影响了刘慈欣。但是，刘慈欣自认为自己的乐观跟凡尔纳那种“傻乎乎”的乐观不同，自己的乐观更理性，他相信人类付出巨大代价后也能达到光明和幸福的彼岸。面对读者对《三体》结局的质疑，刘慈欣认为结局仍然是美好的，人类虽然失去了太阳系，但是至少在宇宙其他地方播散了文明的种子，发展出了神级文明。

作为坚定的技术主义者，刘慈欣认为人类社会上出现的道德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等，都是技术可以解决的。按需分配在他眼中并非神话，而且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只要人类在能源、材料和生物这三个领域中的任何两个取得重大突破，就足以形成按需分配社会的物质基础。”尽管这种科学主义的论调在19世纪就已经被哲学家所摒弃，刘慈欣也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仍然固执地坚守信念，他套用康德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

受大工业时代的科学主义影响，刘慈欣对人性的看法相当尖锐：没有亘古不变的人性，人性受到环境制约，相应的环境就有相应的人性来适应，道德也如此。那些声称“人的异化”“道德沦丧”的反科学主义观点，在刘慈欣看来，这些顾虑的前提在于人本身不该被异化。他在《鲁豫有约》的采访中提到：当包括分子生物学、IT技术等现代技术直接植入人体时，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会发生重大变化，那个时候的人性肯定会发生变化。在《三体Ⅱ·黑暗森林》中，比尔·希恩斯的面壁行动是将思想钢印刻入人脑中，以打造持绝对逃亡信念的钢印族。这种用技术控制思想的做法，是为了抵抗末日灾难而做出的让步。鲁迅文学世界中的“吃人”问题，到了刘慈欣这里成为为了延续文明而付出的代价：黑暗战役中幸存的蓝色空间号，获得了其他星舰的所有资源，包括尸体中的蛋白质。

第二，用科学想象世界。刘慈欣折服于科学的魅力，善于挖掘科学故事，以科学作为想象力的翅膀，塑造空灵的想象世界。他认为，科学是一座美的矿藏，它的美感被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中，普通人需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窥见她的一线光芒；科幻小说正是通向科学之美的一座桥梁，它把这种美从方程式中释放出来，展现在大众面前。刘慈欣认为，在20世纪大部分时段，那种以科普理念为核心的思想并非对科幻的否定，建立在科普理念上的作品也是一种科幻。“方寸之间，深不见底”的四维碎片，十一维田园宇宙的美好想象，纯洁而唯美的水滴，长老的二向箔等等，都蕴含着刘慈欣对科学美的推崇。

刘慈欣推崇专业的科普作家阿西莫夫，《三体》中对章北海的心理史学的描述，正与阿西莫夫的未来史学相似。刘慈欣赞赏阿西莫夫这些建立在科普理念上的作品，例如《最后的问题》《我，机器人》《基地》系列等。阿西莫夫的作品以“没有文风”著称，平直呆板得像一个工程师的冗长的技术说明，但是对这些作品的阅读让刘慈欣意识到，科幻是内容的文学，不是形式的文学，形式只是承载内容的容器，尽管那种形式高于内容的科幻小说可能是优秀的小说，但已经不是科幻小说了。因此，刘慈欣偏爱英美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品，抵触除了奥尔迪斯以外的新浪潮作家。刘慈欣认为，新浪潮科幻小说虽然大量借用主流文学的表现手法，却显得十分晦涩和古怪，基本抛弃了科幻中严谨的科学内容——这恰恰是刘慈欣最看重的内容。他心中的科幻文学是倒向科学的，科学想象的广阔性和丰富多彩性远大于魔幻，“如果没有科学，150亿光年和10的负三十次方毫米只能是疯子的呓语，但科学把它们带入了我们的想象世界，使人类想象世界的尺度扩充了无数倍”。进言之，科学给文学提供了丰富而伟大的故事资源。

吴岩认为黄金时代的美国科幻大师都具有大男孩性格，阿西莫夫首屈一指。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历史决定论也过分直白。《三体》也存在将历史简单化的问题，许子东曾调侃，如果智子将人类社会背后的龌龊公之于众，地球文明就会陷入混乱，何必封锁基础科学？刘慈欣承认：“科幻喜欢将历史简单化。”

阿西莫夫的大男孩性质更体现在机器人故事里，他构想了机器人学三定律，在此背景下开展故事。实际上，这三大定律不可能在机器人身上实现，缺少科学价值，只是科幻作家的天才构想。这可以看作是机器人故事的“灵魂硬伤”：幻想宇宙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世界。刘慈欣认为有灵魂硬伤的科幻是最高级的科幻，特德·姜的《巴比伦塔》、G.R.尤赫的《重冰》以及克莱门特的一些小说都是如此。《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也是灵魂硬伤，但是不妨碍在此基础上描绘的宇宙图景的震撼力。科幻作品以科学为工具，抵达的不是科学家期望的现实世界的精确性，而是小说家的想象世界的空灵生动、宏伟瑰丽。

第三，种族形象与世界形象。谈论《三体》的人物形象塑造，不能简单地以主流文学形象塑造理念为衡量标准。刘慈欣有自己的一套科幻文学形象塑造理念，他将其概括为“种族形象”与“世界形象”。

刘慈欣从克拉克的代表作《2001：太空漫游》中，感受到科幻文学对主流文学创作理念的颠覆和拓展。科幻文学因科学发展而衍生，降低了人类的主体地位，试图超越主流文学对人的“超级自恋”，把触角深入宇宙的边缘，想象人类不存在的世界。基于此，传统文学的文学形象创作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科幻文学，科幻文学试图发展出适用于自身的形象塑造方式。刘慈欣在凡尔纳作品中看到了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在克拉克作品中则看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形象面对宇宙。克拉克的确在科幻文学形象塑造上颠覆和拓展了主流文学理念，这突出表现在种族形象与世界形象的塑造上面。

所谓种族形象，即以整个种族形象取代个人形象，将不同种族作为不同整体来叙述，注重整体个性，忽视个体的差异，个人化身为种族的象征，表现出种族的某种形象或性格。在《2001：太空漫游》当中，克拉克抛弃人物的个性，将人物完全符号化来表现整个地球文明与外星文明的关系。同名电影更刻意表现出人的符号化：科学家和宇航员们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就算同伴普尔被机器人谋杀而成为“第一个去土星的人”，鲍曼也没有因为同伴的死亡以及机器人的叛变而显露出情绪的起落，解救同伴与放弃同伴的过程都表现出超常的冷静。

同样，刘慈欣更关注人作为一个整体与宇宙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则被有意忽略。《三体》第一部描写了三体世界极其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以生存为第一要义的三体种族，三体世界和三体人都是作为整体形象来描述，相应地，人类世界失去其传统模式中的复杂性，凝缩为一个整体形象，从而突出了地球人与三体人两大种族形象的对立。符号化的种族形象汪淼，继承了克拉克文学形象的风格，没有多少性格可言，只是作为一个地球人去与未知的三体世界相遇。他是作者带领读者见证自己的想象世界的视角，是作者观看宇宙风景的眼睛。当他失去作为“眼睛”的功用时，作品情节已经不再需要他来推动，《三体》第二部和第三部都没有再现汪淼的需要。

所谓世界形象，即一个世界作为一个形象出现，通过作者对故事背景——世界的精雕细琢而刻画出来，该世界容纳不同种族的存在，是不同文明的象征。刘慈欣跟克拉克一样，都描写了“不出场的外星人”，从未致力于展现具体的太空文明全景。当外星文明始终保持神秘和未知，具体的外星人也隐匿其后时，作品的矛盾不是聚焦在两种不同种族的冲突，而是如李云所说：“将人与宇宙的冲突推向了故事的中心位置，让读者在真实可感的生存威胁中惊呼异域文明的高深莫测，在强大与弱小的对比中流溢出对宇宙深处未知领域的惊异与敬畏。”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作品更具有开放性，空灵之感顿生，作者笔下的“诗与远方”不在于前方的山川河流，而在于头顶的星辰大海。

刘慈欣多次在科幻文学评论和访谈中提到克拉克，在作品中直接表达对这位科幻巨匠的敬意，甚至声称自己的作品是对克拉克的模仿：小说《微观尽头》用到了克拉克提出的宇宙负片概念；《三体Ⅱ·黑暗森林》在描述人类首次接触三体探测器水滴的体验时，直接引出《2001：太空漫游》的黑色方碑；《三体Ⅲ·死神永生》中想象的太空城不是一般科幻电影中描述的圆环状，而是轮辐状或者滚筒状，正如《与拉玛相会》的圆柱形飞船，这样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一种世界感，而不是身处飞船之中。

同为技术型科幻，凡尔纳的大机器小说预言一种在未来可实现的技术，克拉克则描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趋于终极的空灵世界。刘慈欣感受到，科幻的真正魅力在于创造一个想象中的事物，“好看的科幻小说应该是把最空灵最疯狂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般真实。”2004年，刘慈欣提到，主流文学留下性格鲜明的人物画廊，而西方科幻小说也留下了大量的想象世界：克拉克的拉玛飞船、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和用机器人学三定律构造出来的机器人世界、赫伯特的沙丘帝国等。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想象世界。两年后，刘慈欣出版了《三体》第一部，弥补了缺憾。

阅读史的角度不仅呈现了刘慈欣的阅读资源与阅读偏好，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刘慈欣文学风格的生成，以及《三体》的诞生前史。《三体》的一个构思来自刘慈欣对无重力空间中三个舞动的球体的想象，另一个构思其实来自吴岩的小说《中国轨道》。刘慈欣了解此书的概要是描写“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不顾一切地向太空进行载人发射，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刘慈欣把两个构思结合在一块，以科学作为想象力的翅膀，最终塑造了宏伟瑰丽的三体世界。

作者简介：

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音琪，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