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写作者都承担着保护自然的责任
你脑海中的洞庭湖什么样？是记住了八百里洞庭，还是鱼米之乡；是想起它强大的蓄洪能力，还是湖区名胜岳阳楼……是的，这些都是洞庭湖的标签，但——退田还湖、生态修复、十年禁渔，守护好一湖碧水，才是洞庭湖的故事。
这个故事由作家沈念通过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作品《大湖消息》为你讲述。
《大湖消息》是一部描写洞庭湖历史文化和生态变迁的散文集，自出版以来就受到评论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人民文学》2022新年首刊节选了这部作品；随后该书入选2022年一月华文好书榜、探照灯好书人气榜、《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新书榜、《封面新闻·二月封面书单》、文学报三月好书榜等榜单；3月，《大湖消息》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5月，中国作家网为大力宣传优秀作品而特别开设的“十号会议室”栏目推荐了该书……
《大湖消息》记录了沈念近年多次去往东洞庭湖湿地、长江集成孤岛的见闻与思考。书里有湖区人的生存现实，叙说着麋鹿、候鸟、江豚、鱼类、欧美杨林及各类植物等与人和土地的命运交集，让我们看到远比教科书看到的“洞庭湖”更丰富的存在。书中以洞庭湖为原点，将乡土、自然、地理、人文融为一体，各种不同的故事，折射出活着之上的喜怒哀悲，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生物的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曲折与前行，展示出时代变迁中生态、人世间的渐变和嬗变。
近日，沈念接受山西晚报独家专访，他表示，希望以一部致洞庭湖和长江湿地的深情书、一部致江湖儿女生存情状的笑忘书，承载他对这片湖水的信任与依赖，传达他对坚韧生长的湖区人最诚挚的敬意。
山西晚报：为写这本书去过多少次洞庭湖？时间跨度有多大？
沈念：我就在湖区出生成长，早期的工作、生活也都是围绕着洞庭湖，虽然几年前离开，但我和湖之间的关系，不是以次数与时间跨度来衡量，可以说一直没有分开。
从根本上说，我对洞庭湖的认识，是从与那些候鸟、麋鹿、植物、鱼类、渔民、研究者、志愿者的相遇、相识、相知而加深的。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和当地的朋友深入其中，我的初衷是写那里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也写那里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湖区生存、生活世界，写一个有情有义、有悲有喜的人世间。我对洞庭湖一直有一种深深的敬意，也曾经有一种深深的愧疚。这种愧疚来自我对这片土地索取得多，回报得少。当我再次深入采访，似乎所有的积淀都发生了化学反应。我知道如果我不去写，这个念头会纠缠我一辈子。直到写完《大湖消息》，这种愧疚感才少了一点点。
山西晚报：写作历时多久？您觉得《大湖消息》是您当初想写的人世间吗？
沈念：真实的写作时间是一年半左右，但也可以说写了几十年。
我的故乡是洞庭湖畔的一个小镇，家乡有许多村镇都是围湖造田起来的。上个世纪的洞庭湖围垦史，造成了今天的湖区面貌，也是湖区历史的一个缩影。当我写作之后，发现我其实是在处理这片河汊众多、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关注洞庭湖的变迁，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情感是生在骨子里，非常复杂。我写湖上的各种物事，就是写人与湖、人与水之间的爱恨情仇，也就是写下一个“水世间”的一日和四季。
山西晚报：走访过程中，不管是水路，还是岛上的路，都不好走，是什么促使您坚持走下来、写出来？
沈念：这种走访，严格上讲不是我一个人在行走。身边还有很多人，保护区工作者、志愿者、记者、研究者、渔民等等，是他们身上的光吸引着我、鼓励着我一起走。我在渔民家中借住过，也在冬天空旷无人的湖上坐船夜宿过。如果是我一人，难以成行，必须有当地渔民引路。有时我也在想，若干年后，渔民没有了，还有谁会对这片大湖了如指掌，爱得如此深切。
山西晚报：你怎样看待您身边的这些人？
沈念：我敬佩他们中的多数人。因为是一种本身的需求（工作、爱好、调查、研究等），而又发自心底的热爱，驱使他们多次地走进湿地之中。那些沿岸的水风景有时是重复的、单调的，那里的生活条件无疑是艰苦艰难的，是那些热爱的人、有情怀的人，才会愿意去发现它们不同的美，并传播这种美。
山西晚报：您选择将行走的笔墨放在湖区许多普通人身上，是为了什么？
沈念：我选择的人，也是我遇见的人，这是一种缘分。我特别看重这样的遇见。我和他们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江湖儿女。我在“打捞”他们的人生往事时，其实是将属于江河、湖泊的时光挽留，是在感悟并学习承受艰难、困阻与死亡，是尝试以超越单一的人类视角，去书写从城市奔赴偏僻之地的“我”对生活、生命与自然的领悟。我特别感动的是，遇见的人从不吝啬地讲述他们的过往，与水在一起的遭际。我们一起回到过去，唤醒那些忽略的、消逝的、遗忘的过往。
山西晚报：十年禁渔应该对以洞庭湖为生的人们影响很大，多年走访，在您眼中湖区的人有什么变化？
沈念：身在南方，与水共存，湖区人赖以生存的是真正的江湖世界，他们是本源上的江湖儿女，他们的流动性所孕育出来的地方性格，走到哪里，就传宗接代在哪里。有一部分南方文化，是依靠渔民在随波逐流，愈行愈远的。他们相信神意、邂逅、善良、浪漫，有把自己交付给陌生人的勇气，这与水的流动性天然地关联在一起，但随着渔民上岸、转产转业和全面禁渔，这个大规模的特殊职业群体会改头换面，他们会一边眺望湖水一边给下一代讲述先人的故事，故事中有已经过去的颠沛、传奇、苦难和战胜。
山西晚报：描述湖区鸟的迁徙的散文《大湖消息》，写到人类的捕杀、一些鸟类的濒临灭绝、候鸟的保护，以及人与鸟互相救助的动人故事，让人看着既揪心又欣慰，您对生物的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怎样理解的？
沈念：我不敢自诩我所选择的是一种最佳的生态文学视角书写，但它所涉及的内容、主题以及书写的对象、探讨的问题，既是对湖区自然生态的一种素描，又是对生物可持续保护的一种表达。人与鸟，都是湖上过客。水的内涵远比我们见到的模样要复杂。在与水的对视中，我看清人，也看清自己。人与自然万物，即使相距遥远的世间万物，也是气息相通、休戚与共的。爱默生说：“对自然的无知程度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心灵尚未把握的程度。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的箴言‘研究大自然’最后成了同一句格言。”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去践行的。
山西晚报：《麋鹿先生》讲述了保护麋鹿一家三口的故事，而这其中肯在孤岛上管理它们的饲养员李新建更让读者记忆深刻。他也是离开湖，又回到湖，这样的人物代表着什么？
沈念：我将李新建一天养鹿的规律生活与他的人生经历，融入到荒岛之上，融入到麋鹿这一物种在洞庭湖的变迁之中。我想要传递的就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它的意义更多是让人在比照中追想、反思。
山西晚报：《故道江豚》让人了解了江豚，这一险些灭绝的濒危物种如今很好地生活在保护区，这让我们心存感恩。您怎样看这样的保护？这样的拯救？
沈念：这样的保护太有意义和必要了。你要知道，在当地江豚保护协会成立前，江豚的数量已经只剩几十头了，现在逐年在增长。这是社会合力的结果，也是保护意识、环保管理提升的结果。
山西晚报：《黑杨在野》一文现实感突出，黑杨好生长，当初大面积种植是想让其成为“防浪林”，却因其根系发达，能将湿地变旱地，又不得不在多年后全部根除。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事与愿违？
沈念：这是时代的经济社会活动的产物，是盲目决策与急功近利的后遗症。这样的“前车之鉴”，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再蹈“后车之覆”。
我在行走中一次次想起“厄律西克”，在我的阅读视野里，他应该是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里第一个毁林造田的人、为了增产增收而践踏自然的人。千百年来，人们也带着相同的欲望，沿着人类物质生产开辟者走过的同一条道路前行。欲望是个怪物，人们都知道也都想逃离它抛弃它，但又不可避免、心甘情愿地背负着沉重的欲望前行。我写黑杨这样一个湖上的外来物种，写它的风光与失败，其实就是写人的风光和失败。每个人永远要为自己的认知埋单，这就让我们必须不断去回看那些犯过的错，也才能做到不再犯错。
山西晚报：您的这些文章写出了一些生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遭际，同时也写出了大湖的过往与新貌，这是您想传达给读者的吗？
沈念：写作者与自然应该是无距离的，应该像梭罗说的，有一种神奇的自由，仿佛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继而整个身体成了一个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吸取着快乐。这种吸取是身处自然中的忘我、融入，也是享受。我写水，写湖，写散发出的许多气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鱼腥味”。这是一个地方写作者要守护和传承的，也是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深耕的。也许写作者深挖精耕在一隅一地，不离不弃，可能一辈子白写了，但也许又生成了其它的意义。好作品的点睛之笔、气质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个人性，因为这种个人性——鱼腥味，是自然与地方性所滋养并生发或者说创造出来的。
山西晚报：《大湖消息》上篇的内容与湖区生态有关，下篇写的是江湖儿女，讲述的是一顷湖水对人们的渗透和影响。为什么写人的四篇文章都有人故去？依水而生有这样的风险？
沈念：我没有刻意去编造这样的离去。可经你一提醒，我才想到，我确实写下的都是人的离去。也许，离去，是有故事的遇见，是一种巧合，也许正好呼应了文学中命运主题的探讨。
我曾在采桑湖看一匡姓人家驱逐鱼鹰捕鱼；也曾在无名岛看黑壮的工人磨砺刀锋割倒一茬茬麻黄色的芦苇；看鱼贩子和满脸皱纹的渔民言语不多地讨价还价；还曾与渔民同吃同住，一起喝酒，一起看水从远方流向更远的远方。他们的命运，经常会让我心中流淌感伤、悲情，也流淌感动、豪迈。江湖儿女的命运，是永远也写不完的书。
山西晚报：您的这次行走与书写，是不是见到了与您过去认知中不一样的湖？
沈念：因为写大湖，这些年我不断返回。从起初的懵懂无知、直觉的对错判断，到一种浓郁的生态忧患意识弥漫心中，到以生态整体观来观照笔下的万物生命，如同一场心灵之旅，终在荒漠中找到甘泉。这一次的集中书写，让这本书入了多个榜单，许多篇章被刊物转载，被评论家称为自然生态写作中的大湖文学，我突然发现，当下写作者聚焦自然生态的目光和笔墨越来越多。
山西晚报：洞庭湖这些年变迁的问题和疑惑，揭示的是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生命关联，对吗？
沈念：人与自然是分不开的。人作为大自然的主宰者，但并不代表人可以肆无忌惮、肆意妄为，人的命运其实是与自然万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万物是一体的，天地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写下生态文学经典之作《沙乡年鉴》的利奥波德说：“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因此，我们是自然的公民，不分国籍地域民族。每一个写作者都承担着保护、回馈自然的责任。
山西晚报：如今退田还湖、生态修复、十年禁渔，守护好一湖碧水，是不是已经成了湖区人们的自觉与自省？
沈念：是的，现在到湖区走一走，你会发现，大家嘴里都会说出保护的话语，也不再主动做伤害自然的事。山可平心，水可涤妄。山水自然教诲我们学会做简单的人。简单的关系，才是和谐关系。在简单和谐中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也只有当所有物种健康、安全、持续地存在着，人类才能长久地生存在大地上。从这个意义上出发，走在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书写之路上的写作者，必然要去直面欲望带来的责难，要去书写反思与自我拯救，担负起生态共同体建设的使命，从而真正踏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于是乎，我想，我们是要从水流、森林、草原、山野以及大地所有事物之中“创作”一个未来，那里有对大地上、人世间最坦诚的信任和依赖。
山西晚报：为故乡书写是种什么感受？
沈念：很多作家真正能写好的，或者写得最好的，还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情感积淀最密切的地方，是身体上的故乡，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故乡。洞庭湖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是我的故乡，是我创作的一个源头，是最有力量、最富情感的一块福地。2014年离开故乡到省城工作的我更加眷恋这个出生地、出发地。这样好的一个源头，写作者是不会放弃的，是需要真正扎进去，又跳出来去书写的。当我再次回去，这就变成了一个写作者与故乡的“归去来”。这种折返是一次发酵、一段情话、一种碰撞，更是很深程度上的精神洗礼。
山西晚报：故乡对您长年的写作来说意义是什么？
沈念：我在洞庭湖的水边生活了很多年，水，给了这片土地灵性、厚重、声名，也给了人刁难、悲痛、漂泊，更是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源泉。但一个难题横亘眼前，面对兴衰变化、原始状态与人工修复，站在审美与人性的双重角度，孰重孰轻，又如何做到不偏不倚，就会成为写作的难度。故乡于我，既是熟悉的写作，又是有难度的。挑战难度的写作者，其实是幸福的。《大湖消息》于我是一次挑战，面对湖洲之上的生命，我的书写视角是多维的。鸟不只是属于天空，鱼不只是属于流水，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人不只是属于大地，它们所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塌陷和破坏，都可能导致系统的紊乱。
山西晚报：您用写作来表达人文关怀的形式还会继续吗？
沈念：以人为中心的一切生产、经济活动，都与自然生态休戚相关。那我们的一切写作，不都是在进行着一种生态书写吗？千百年来，作家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对自然的思考与书写。“贪婪攫取的长期习惯使他的手指变成钩状的、骨节突出的鹰爪……他榨干了湖边的土地，如果愿意他还可以抽光湖水，出售湖底的淤泥……农场里的一切都是有价的，如果可以获利，他可以把风景、甚至把上帝都拿到市场出卖。”这是梭罗笔下对欲望恶性膨胀者的描写，他也庆幸，“谢天谢地，人还不会飞，还不能使天空像大地一样荒芜！”
梭罗的反思，其实是我们需要共同进行的反思，而在许多描写风景风情的自然文学中，我们被那些漂亮的语言语式隔断了与真正自然的密接，劫走了应该深入其中的沉思。未来，我还会继续用笔去写洞庭湖上的变化。也许几年之后，我们听到的是“大湖又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