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启钤

林徽因珍藏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罗哲文题写的中国营造学社牌匾

著名的营造学社建有专门的图书馆

201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了王世襄先生旧藏专场拍卖会，此场拍卖会举办得很成功，许多拍品的成交价都是底价的十倍以上。主持这场拍卖会者乃是嘉德公司古籍部总经理拓晓堂先生，对于这场拍卖会的细节，他详细写入了专著《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其中讲道：“在此有世襄先生在营造学社工作时期的亲笔手抄《营造学社图书馆藏书目录》。封面有世襄先生亲笔书‘畅庵钞存’字样，书尾有题记（疑为朱启钤先生手笔），称此为营造学社最完整和系统的藏书目录。”

正是通过这段记载，我方得知著名的营造学社还建有专门的图书馆。遗憾的是，在拍卖时，未能将这本目录拿下。近十年后，当我写此文时，已然记不起当时在书目中看到该馆有哪些珍本，也记不得当时目录中有没有统计出藏书总量。按照拍卖法的规定，拍卖公司有替卖主和买主保密的义务，这使得我不好意思找拓先生打听该目录究竟落入何人之手。

好在后来看到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夕果所撰《中国营造学社藏书考释》一文，该文提到此院收藏了营造学社图书馆旧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递藏的学社藏书都钤盖‘中国营造学社图籍’朱文长方形印章，据统计，这些藏书包括图书501种、期刊89种。有手写本、刻本、刊本等多种版本形式。”

从数量上看，似乎营造学社藏书量不大，我猜测这可能不是该馆藏书总量。之后又读到了高夕果、钱高洁合写的《中国营造学社藏书手书题记探析》一文，该文谈道：“中国营造学社做了大量的古建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对中国古代建筑实例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测绘，从而编辑、出版、征集、购求、庋藏了许多质量一流的典籍，积累了丰富的藏书。这些藏书从1937年封存到1951年，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接收，经历内忧外患历时80余年至今仍保存完好。”同时文中又称：“中国营造学社并非一个专门的藏书机构，但在1930年代搜集的有关营造方面的中外文书籍达到1万多册。这些藏书以古籍为主，有刻本，有影印本，有稿本，有批校本，有抄本。”

营造学社图书馆当年的所藏，主要是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图籍，这在传统典籍中属于冷门品种，他们却能搜集到1万多册，想来其中应当有不少是国外出版的专著。即使如此，这种专题收藏在中国绝对是首屈一指。由此可见，当年该馆在搜集相关文献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

至于说到该馆藏书的来源，《题记探析》一文通过这些书中的封面题字、扉页题记、书衣题记、卷端题记等内容做了相应梳理，从中可以了解到，有些书是购买而来，有些书是他人赠送。比如《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图书总目》扉页有墨笔题“中国营造学社惠存。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赠，二五年三月”。《钦派承修三坛工程奏咨全卷》封面题有“傅孟真先生赠”，可见这是史语所的傅斯年所赠之书。单士厘所著《归潜记》有钱稻孙墨笔题记“朱桂老赐鉴，钱稻孙谨呈”。单士厘是钱稻孙之母，他将母亲的著作赠给了朱启钤，朱又将此书转赠给营造学社。

营造学社创始人为朱启钤，偶然发现《营造法式》

营造学社的创始人乃是朱启钤，其字桂辛，晚清及民国政府时身居要职，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外城巡警厅厅丞，北洋政府时期担任过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

因为工作原因，朱启钤接触到了古建筑问题，国家图书馆的王喜民、许燕、杨镇在《朱启钤先生与国图所藏“样式雷”图档的文献价值》一文中说：“当年袁世凯准备登基称帝，要修缮紫禁城三大殿。朱先生身为政府要员，为此在宫中多有走动，接触到了一些老工匠。”

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却让朱启钤对古建筑有了兴趣，他开始搜罗与之相关的历史典籍，随即发现清朝只有《日下旧闻考》《春明梦余录》之类的书，但这类书只是描写景致，没有谈及工艺。在此阶段，他结识了样式雷的后裔，从雷氏后人那里看到了大量的建筑资料。遗憾的是，那时的雷氏后裔认为这些史料放得越久越有价值，于是偷偷将史料做了转移，使得朱启钤没能买到这些史料。

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启钤见到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建筑学专著——宋代李诫所著《营造法式》。

1918年9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冯国璋下野，致使直系、皖系矛盾更加尖锐。12月10日，北京政府派朱启钤为议和代表。17日，广州军政府派唐绍仪与议和代表共同前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

此次会议最终谈判破裂，但是朱启钤却在去上海途中路过南京时发现了《营造法式》。他当时是受齐耀琳省长之邀参观江南图书馆，此馆所藏善本主要是十年前端方任两江总督时买下的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其中就有这部旧钞本的《营造法式》。

朱启钤得见此书十分兴奋，劝齐耀琳将该书影印出版，于是齐耀琳委托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出版发行，同时请朱启钤为该书的再版写一篇序言。

朱启钤在研读《营造法式》时，困惑于书内的很多专业术语，意识到应当请专家来做专业的研究。1925年，朱启钤个人出资创建了营造学会，最初这个学会的办公地点设在他家的客厅右侧房间内，里面摆放了三个工作台。

营造学会成立后，朱启钤、阚铎、瞿兑之等人努力搜集相关文献，以此来研究《营造法式》，因为八千卷楼旧藏的这部钞本经过多次传抄，中间有不少笔误。为此，朱启钤决定邀请多位专家和藏书家来共同校勘此书。营造学会想尽办法搜集到各种不同的传本，然后进行折中，他们用了七年时间，十易其稿，方将此书重新刊刻了出来。

但是一事之成，往往仅靠个人和几位朋友的热心，难以长久维持，所以在几年后，朱启钤申请到一笔庚子赔款，将营造学会改为中国营造学社：“民国十九年庚午。僦居北平，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补助，纠集同志从事研究。”（《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

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开会演讲中，提到了该社要广泛搜集与建筑有关的一切，通过解读古代建筑文献，加以实物证据，来做系统研究：“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谓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

中国营造学社能够延续下去，实得周诒春之助

营造学会成立之时，他们复刻的《营造法式》还未完工，学社成立后，继续研究此书。朱启钤觉得学社成立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融会贯通地研究透李诫的《营造法式》。要想做这样的专业研究，必须请来专业人才，在朋友的介绍下，朱启钤将梁思成纳入该会。

1924年，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深造期间，已经意识到中国没有对传统建筑做系统研究和梳理，而日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这让梁思成有了一定的危机感。

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梁启超安排他到东北大学任教，他在该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东北大学建筑系。在此阶段，清华学校的早期校长周诒春想起了这位弟子。

当年朱启钤参加南北和谈时，朱是北方总代表，周诒春任秘书长。1921年，北京政府派代表团访欧，朱是团长，周是成员之一，两人关系密切。1924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退还庚款的议案，中美两国共同成立了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周诒春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1928年5月，在第四次年会上，周诒春当选为干事长，当时周诒春与美国董事贝诺德负责款项的拨付。周为人正直，他没有因与朱启钤的私人关系密切，而给营造学会拨款。当他退职时，却想办法帮助营造学会争取到了资金。中基会董事会经过讨论，同意为该学会补助三年，每年资助1500元，三年后将再次予以资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启钤将营造学会改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可见该学社能够延续下去，实得周诒春之助。

学社成立后，周诒春又想到为学社延揽人才，特地前往沈阳去见梁思成。周是梁思成的老校长，他的到来令梁很兴奋，但当周诒春提出邀请他回京加入营造学社时，他还是有些犹豫。对于这件事，林洙在其专著《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中写道：

1930年，朱启钤为筹措学社的研究经费，向支配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申请补助。“中基会”董事之一周诒春是学社的名誉社员，也是思成初入清华学堂时的校长（他曾是朱启钤的幕僚）。他认为学社缺少现代建筑学科的专门人才，担心庚款补助得不到成果。他从梁启超那里知道思成对研究古建筑有兴趣，因此专程跑到沈阳来找他，劝说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开始思成十分踌躇，因为东大建筑系刚刚办起来，他一时舍不得离开。另一方面，由于朱启钤曾为袁世凯称帝筹备大典，这事使他感觉很别扭，不想和朱合作。但终于被周诒春说服，答应他考虑这件事。

朱启钤与梁启超很熟悉，但朱属于袁世凯阵营的人，梁启超则是反对袁世凯称帝者，从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是政敌，但私下里两人的关系却很不错。当朱启钤翻印出《营造法式》时，还送给梁启超一部，梁把此书转寄给了在美国学习建筑的儿子梁思成。

虽然那时梁思成并不能完全看懂该书，但以他的专业，意识到这是一部伟大的建筑学著作，他特意选了李诫去世的日子来结婚，当儿子出生后，给其取名为从诫，以此表示要追随李诫之意。出于这些原因，他对于前往朱启钤手下任职虽有犹豫，但是为了研究《营造法式》，他还是回到了北京。当然他回京也有客观原因，因为东北天气寒冷，林徽因患了肺结核也需要回京调养。

学社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征集各种典籍及相关实物

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后，通过考察历史遗迹，来印证书中所载的名词，终于使得一些读不懂的地方得以大明。

因为中国营造学社得到了中基会的资助，为此，学社给基金会报上了未来的五年规划：“一、属于沟通匠儒、浚发智巧者。讲求李书读法、用法，加以演绎，纂辑营造辞汇，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轶闻，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二、属于资料之征集者，实物、图样、摄影、金石拓本及记载图志、远征搜集古籍……三、编辑进行之程序，第一年工作，整理故籍，拟定表式，第二年工作，审订已有图释之名词，第三年工作，制图撰说，第四年工作，分科纂辑，第五年工作，编成正式全稿。”

从中可以看到学社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征集各种典籍以及相关实物。此后他们出版了一系列与营造有关的历史著作，比如元薛景石著《梓人遗制》、明计成所著《园治》、清李斗所著《工段营造录》、清李渔所著《一家言·居室器玩部》等等，同时出版了《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此书的出版跟梁启超设法搞到样式雷史料有直接关系。

如前所言，朱启钤很想得到样式雷大量的建筑图纸和模型，但当时：“雷氏犹以为将来尚有可以居奇之余地，乃挈家远引，并将图样潜为搬运，寄顿藏匿，以致无从踪迹。”（《社事纪要》）

到了上世纪30年代，雷氏家族各支生活困难，他们分别将祖上留下来的史料出售，朱启钤已经看到一些零星售出部分，担心这些史料卖散后无法用以研究。1930年5月，他前去查看原件，此后整理出了雷氏藏品目录，然后致函中基会，建议拨款购买这批文献。中基会第二十六次执行财务委员会批准拨款5000元，但却点明由国立北平图书馆购买和庋藏，这是因为中基会通过教育部，将下属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基会自办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按照《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办法》中的规定，此图书馆之后的经费由中基会负担。

此后国立北平图书馆以4500元的价格从东观音寺雷氏嫡支购买到了圆明园模型27箱及工程图样数百种，之后又从西城水车胡同的雷氏别支雷文元处购得南海勤政殿、圆明园戏台和地安门的模型。这些都是由朱启钤介绍该馆购买到的。1931年5月，雷文元又出售一批家藏图档，被中法大学购得，该校将整理出的目录送给朱启钤一份。朱将此目录与北平馆所购目录进行比较，而后将其转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此后平馆又陆续购得了一些相关图档，直到1937年北平沦陷时，收购工作方结束。

1932年，朱启钤将营造学社迁入中山公园

除了样式雷外，朱启钤还为平馆增添了一批重要的图书，这批书是德国汉学家穆麟德的旧藏，此人在华30年，除了精通汉语外，还精通满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波斯语、维吾尔语、梵语等东方语言，收藏了大量相关史料。1914年，朱启钤在任内务总长时，听闻到穆麟德的遗孀想要出售这批藏书，于是与友人共同出资买下了这批书中的22箱。当时朱启钤在紫禁城内筹办古物陈列所，故将这批书暂存于故宫一个空闲的房屋内。两年后，他离开北京，等他再返京时，古物陈列所催促他将书搬走，朱启钤想到了平馆有寄存图书的规定，于是跟当时主持馆务的副馆长商议，将这批书永久寄存于该馆。

1937年，北平沦陷后，中国营造学社南迁，朱启钤留守北京，他拒绝出任伪职，将主要精力用在搜集和整理贵州地方文献上。1953年，朱启钤向北京图书馆捐献了619部图书，另外还有689部贵州地方文献。

在抗战期间，朱启钤担心营造学社的藏书受到损失，将这些书籍存入了天津麦加利银行，但未成想遇上了水灾，此次水灾让天津城浸泡了两个月之久，他们存放在麦加利银行的书籍史料也因此受损。此后朱启钤与留守在北平的学社社员将这些资料抢救出来，经过小心晾晒，重新予以裱糊。到1946年，因资金问题，学社停止了活动。

关于营造学社图书馆所处的位置，《中山公园志》中在“驻园单位”一节中写道：

中国营造学社。1929年6月由朱启钤创办，是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下成立的。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第一个私人学术研究团体。由朱启钤任主任，下设法式组和文献组，有常务职员6人，名誉社员42人。法式组由梁思成主持，刘志平辅助；文献组由刘敦桢主持，另聘梁启雄、单士元为编纂。主要工作为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和编纂建筑书刊图册。其《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为民国间颇有影响的古建工程学术刊物。该社社址开始设在北平宝珠子胡同七号。1932年迁入中山公园，租用社稷街门以南的旧朝房办公。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迁往四川。1950年3月1日将营造学社所用朝房归还故宫博物院。

中山公园原本是明清两代的社稷坛，1914年，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时，将其改为公园，初名中央公园，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于1928年9月5日改名为中山公园。该公园的创建乃是由朱启钤想办法找私人捐款改造而成，出于这个原因，他将营造学社移入此园中。该学社在中山公园内的具体位置，《中山公园志》中没有写明，只是说：“1950年3月1日将营造学社所用朝房归还故宫博物院。”

进中山公园一探究竟

2022年4月3日，我前往中山公园寻找营造学社遗迹。在网上预约了门票，上面提示要从西门进入。这一带无停车处，于是打车前往，但出租车司机说那一带也不能停车，只好停在长安街附近的一条小巷内，而后步行沿着长安街一路前行。

中山公园西门外已经有很多游客在排队，坚持等候半小时得以入园。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为了限制园内的人员密集度，乃是一种防疫措施。

入园后沿右侧前行，根据《中山公园志》中所言，当年营造学社用的朝房应当在公园与故宫交界处。一路走到皇园艺术馆，进内向工作人员打问，他不清楚我所说的朝房。只好继续向前探看，在路上看到了颇具名气的兰亭八柱亭。

继续前行，走到了长廊位置。1931年3月，营造学社与北平图书馆在此长廊内举办了“圆明园文献展览”，原本打算展一天，因为游客太多，只好又展延了一天。据说这两天的游客数量超过了万人。也许是受疫情影响，今日长廊内游客不多，可以在此从容拍照。

长廊的前方乃是中山公园的南门，到这里看到一告示，上称此门许进不许出，早知道如此，走到这个门来入园，可以免去排队之苦。在园门内侧的广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天安门的西侧脊，侧脊下方有一排仿古建筑，这里挂着游客服务中心的牌子，我觉得这个位置应当就是营造学社的办公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