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8月7日，我接到同事的微信，告知严先生走了。

就在半年前，他还给我来过电话，我们在电话中聊了老半天。此前，我给严先生画了一幅水墨肖像，裱好了，托其他老人的直系亲属带进养老院，转给他老人家。因为疫情，养老院管理很严格，除非直系亲属预约并持核酸证明等一系列手续才能进去。其他亲朋好友无论什么理由，均一律谢绝。

由于见不到严先生，我只好照着网上严先生的照片来画。几经辗转，严先生收到画了。他很高兴，来电话说，没想到能收到这件礼物，让他喜出望外。我们两家在蓝旗营教师公寓是楼上楼下，曾是多年的邻居，他去养老院之前，我经常去他家串门聊天。与比他年轻的人相处，他一点不摆长者的架子。与他聊天，让我感到亲和，所以我们无话不谈。因此，他的形象早已记在我脑子里了。这次虽然是对着照片画，还是加入了我对他的理解，比如，严先生的头发，不论怎么梳理，总会有一部分“宁折不弯”的，怎样都不能被“驯服”；再如，严先生的眼里永远含着笑，他既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学者，也是与人为善的长者。他说话充满激情，语速快，而且语言十分诙谐，透出学人的智慧。

在那次通话中，我俩约好等这一波疫情过去，待养老院可以让亲朋好友预约进来时我一定去他那里。他还说，前几天与另一位也住在养老院的北大老师聊天谈起我，问起我的情况。

再往前一次我们通电话是在他八十岁生日时。中文系和出版社的老学生们把他从养老院里接出来，回到城里下馆子，给他祝寿。那天，他是在餐厅给我打的电话，他说，“现在跑出来吃饭了！”可能外面的人很难体会住在养老院里面的老人，能出来吃饭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也能感受到，严先生这次很高兴。我问他：“在哪家饭店吃饭？我马上过来。”他说：“你别来了，已经吃完了，准备撤了。因为是老学生们请的，没叫你来。下次我请，一定叫上你。” 我说：“好的，只要您再方便出来时，我开车来接您和师母出来吃饭。”可惜，我的这个承诺还没有兑现，严先生就走了。

在疫情发生前，我和家人曾开车去昌平的养老院看望严先生和其他几位北大老师。他头天给我在电话中详细讲了行车路线，到养老院进哪个门，进门时怎么跟门卫说等。他还给我留了房间座机的电话号。那天，他先带我们在养老院各处参观，一边走，一边介绍各处的优点和缺点。我还记得他说的优点是，硬件设施好，服务也不错；缺点呢，第一价格不便宜，第二就是出入不方便，进来不容易，出去更不容易。因为院方担心老人出去发生意外，或把外面的病菌带进来，管理方式就好像医院住院部那样。这真让我意想不到。他抱怨说，最主要的缺点，就是“见不到外面的老朋友了”。

那天中午，严先生在养老院食堂请我们吃午饭。午饭是自助式的，老人们排队，自己端盘子，但菜品种类比北大食堂少得多，价格也比学校食堂贵。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就由保姆或护工帮忙端盘子。严先生对我说：“每天吃饭都看着这种场面，能有胃口吗？不像过去在学校食堂，看着朝气蓬勃的学生们吃饭的样子，胃口就好了。”

严先生说到这里，又认真地对我说：“你也不小了，也该考虑将来养老怎么办？如果你愿意，可以想办法来我们这里养老，我们一起做个伴儿。” 严先生解释“想办法”住这家养老院的意思，就是那时该养老院的房间已经全满了，想来的老人得等再有空房间才能入住。严先生说：“我们是来得早，那时价格比现在也便宜一些，现在不但涨价了，而且想来也没房间了。”

上述这些场景、这些对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严先生长我十几岁，他是59级中文系的，我是78级法律系的。他是我的老师，但他对我却从来不像老师，更像兄长。因为我们可以无话不谈，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他的语言非常幽默，经常把我逗得笑不停，他却一点都不笑。他还经常自嘲，一点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严先生在做学问时十分严谨，与他在聊天时的幽默判若两人。他是一位真正的语言大师，他永远能够在平常事中找到有趣的点，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本事。

记得我们刚搬到蓝旗营时，他约我去家里坐坐。地上堆满一摞一摞的手稿。他说，这是要他老命的一个“大活儿”，就是正在编写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大部头已经“折磨”他十多年了，而且越做越多，看不到尽头。他认真地对我说，可能不等他做完他就没有了。我说不会的。就因为有这个事要做，老天爷也不会放了您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楼下遇见了，他对我说，“志攀，这次是真的了！我不跟你开玩笑，医生已经跟我说了，我鼻腔里好像长了一个什么东西，应该是癌。所以这次我真的要没了。那部大书还没编完，只能留下遗憾了。” 我说：“看您气色好着呢，说话底气比我还足，不像您说的那种情况。医生一定是搞错了。要不就是吓唬您，让您别太累了。”我们一起进楼上了电梯后我送他先到他家，我再回家。

又过了几个月，我去他家看望，地上的稿子更多了。他说，“这个活儿真的要累死人不偿命的。你都看见了，真是自找苦吃，我也只能跟你发发牢骚了。”我说，“这部大书很有学术价值，中日研究汉籍善本的学者这么多，没有人能做出来，只有您能做出来。再坚持一下就大功告成了。”他说，“好吧，鼓励我，我谢谢你。如果我哪天真没做完就没了，你是亲眼看见我在干活儿的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严先生突然跟我说，“志攀，你要帮我一个忙。《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卷出版了，要举办首发式。你一定来参加。”我坚持要他把首发式放在北大来办，也去参加了会，国内和日本都有同行学者参加，给予这套大书很高的评价。我记得有位日本做汉籍研究的老学者提出，这些善本收藏在日本，但日本学者没有编出来这么好的书，严先生是一个中国人，他做出来了，这让日本学者感到汗颜。

严先生跟我讲过一些他在日本访汉籍善本的往事。因为这些善本分散在大学图书馆、大企业收藏室，还有在宫内厅图书馆等。要到大企业的收藏室，特别是要进到宫内厅图书馆查书，可谓难上加难。需要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介绍，外国人才能进去。特别是那些被列入日本“国家财”的善本，都是珍贵文物，保护很严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查询到。

严先生送给我一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我这个外行从头看到最后一页，真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工程浩大啊！要做这部大书，可能也只有严先生能行。在大学里面，日语是一个专业，图书版本是一个专业，古籍文献是一个专业，这三个专业都要有很深的功底，还要舍得吃苦、舍得花10年、20年的时间，才可能做成这事。我想除了严先生，这样的人很难找到了。

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中，我们重视论文、重视专著，但很少有重视工具书编撰的。其实，两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价值。邓广铭先生把年代、地理、官制和目录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觉得严先生就是打造钥匙的人。

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虽然外表上有一点不修边幅，但他对自己的书却做得非常仔细，尽可能尽善尽美。这里面下的是“绣花功夫”。编撰这样的工具书，就好像是给学术大厦打下深厚地基，不为常人所见；而有创见的论文、专著，是大厦高层房间的窗户，大家在很远处就望见了。即使这样，没有人会认为地基不重要。

我和严先生的交往，还有很多事情值得铭记、值得写下来。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那么真诚地给予我帮助并仗义执言。我深知，那是基于百分之百的信任和百分之百的正义感，而这种信任、这种友谊，在这凡尘俗世中无比宝贵。

严先生走了，但他留下了那么多沉甸甸的书，留下了那么多朋友、学生。我想，他应该没有留下遗憾。

严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