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师东：编辑家，历任《青年文学》杂志副主编、主编、社长，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经理、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编有《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解密》《人世间》等，著有《一个年纪的文学梦想》《人在边缘》等。

曹 斌：今年年初，电视剧《人世间》热播，创造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近五年电视剧最高收视率，小说原著《人世间》也登上多家图书销售平台的畅销榜。您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能给我们透露一下这部作品的出版过程吗？

李师东：《人世间》的出版过程并不复杂。简单点说，是梁晓声信任我们，把这部115万字的作品交到了我手里；我们不负所托，尽心尽力，把这部作品做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至于梁晓声为什么要信任我们，我们又是怎么做的，说来话就长了。

在日常生活中要信任一个人，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要取得一位作家的信任，就更难了，更何况《人世间》是梁晓声60岁以后才开始动笔的。很显然，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他肯定要把这部作品交给他认为放心的人。

那个时候，我正在组织“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水墨插图版八卷本的编辑出版工作，起因也很有意思。有一天，时任经典再造编辑中心主任的万玉云告诉我，上海一家版权代理说手上有梁晓声《雪城》的版权，起印数和版税都不低。我一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说梁晓声是我大师兄，我带你去找他。当时我分管这个部门。一路上我在想，出一本梁晓声过去的小说，意思不大。梁晓声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还不如把他的知青小说做成一个系列。见了面，我就说了来意，为以示与其他版本的区别，准备做成水墨插图版。梁晓声一听就说：好啊！这样就把事情敲定下来了。我把带去的合同递给他，他拿过来就签了字。那是2015年年初。七八月份，梁晓声来过一次电话，问我进展如何。

到了11月19日，万玉云拿着八卷本的水墨插图，去征求梁晓声的意见。临了，梁晓声托她带话：明天上午，让你们李总到我这里来一下。

我知道他要找我谈什么。第二天上午，我就带着李钊平、万玉云去了梁晓声家。李钊平是我分管的青年工作和青春读物编辑中心的主任，做过三卷本的梁晓声散文随笔，万玉云正在忙我策划的梁晓声知青小说八卷本，所以我们拿回《人世间》的第一部后，我就叮嘱李钊平复印两份，和我分头去看。

曹 斌：梁晓声为什么要找您？

李师东：他当时对着我们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一直在做出版，还在办《青年文学》，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我起初并没太在意，后来一琢磨，梁晓声要召见我实在有他的考虑。我一直在做出版，30多年了，也一直在办《青年文学》杂志，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第一线。

文学现场很重要。梁晓声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成名的，那时他也就30岁出头，现在他同龄的文学编辑们早就退休了。他2002年去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十余年里，忙的是教学，写的也都是散文随笔，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写一部大的作品。过了退休年龄，时间和精力都属于自己了，他就开始写《人世间》这部长篇。小说已经写到了一半，他要考虑把这部作品交给一个合适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是在做出版的，对文学现状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直在场当然更好。加上同校同系的渊源，我们正在忙他的一些书，又在单位管点事，所以他确定我来负责他很看重的这部长篇小说，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在他当时的视线里，有更熟悉文学、更懂出版的人，而且也正在任上，他做出其他的选择，也完全有可能。

曹 斌：能不能说一下你们拿到《人世间》第一部后，您是怎么表态的？

李师东：这很关键。《人世间》开篇是从1972年写起的，第一部的时间线索为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这一卷写有40多万字。我很快通读完了，当即向梁晓声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很有年代感，放心写，而且肯定会越写越出彩。细节问题等初稿完成后再议。梁晓声后来多次说过，他对第一部的写作是有顾虑的：写到了一个特定的时段，这么写合不合适，别人会怎么看。但他又必须从这个时段写起，因为这个时段正是周氏兄妹走进社会之时。我们最初的肯定，对梁晓声是非常大的鼓励。梁晓声后来也多次说：没想到你们这么肯定，如果要我从80年代写起，那我这部小说就没法写下去了。《人世间》写了50年的社会变化和百姓生活。60年代中后期，正好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走进社会之时。如果不从这个时候写起，周家兄妹们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轨迹，就没有了前提，小说后面的推进自然也就缺乏了说服力。时间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谁在写，写什么，怎么写，写出来效果会如何。很显然，正是周秉义、周蓉他们善良正直，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等到社会生活发生改变，他们就都考上了大学，有了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生。从60年代末写起，人物的命运走向才有了内在的逻辑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我才向梁晓声表达了明确的肯定态度。我们在小说主要人物命运走向和大的情节推动方面，没有做任何的变动。这说明我们和梁晓声的价值判断是相似的、相同的。根据《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所以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年代感、时代感，中国社会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中国百姓都经历了哪些、都做了什么，这样才能让不同社会层面、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产生共情。尤其是让今天的年轻人更直观地了解到了他们的父辈祖辈的艰辛付出和所作出的人生努力。《人世间》所以能从文学的专业阅读走向社会的广泛阅读，它的根本依据，就在这里。

曹 斌：拿到《人世间》这部作品之后，你们是怎么做的？

李师东：我们围绕《人世间》做了不少事。编辑加工阶段，有史实疑点上的推敲，有人物线索的梳理、情节故事的推进，包括一些提法、说法的拿捏和分寸、尺度的把握，这都要花时间和功夫。书名怎么确定，封面设计上和设计师的磨合，签订出版合同，把《人世间》这部长篇小说定位为“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明确“于人间烟火中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的宣传导语，撰写《人世间》的第一篇评论《百姓生活的时代书写》为作品定调，制定宣传推广计划，先民间：从普通读者阅读开始，后专业：征得文学方面的反应，再主流：召开大型研讨会……前前后后，我们爬坡过坎，活动不断，直到荣获“茅盾文学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打造坚实的文学出版质地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人世间》的宣传推广力度和社会关注热度，并且是在持续发酵、层层递进。可以说，《人世间》的编辑出版和宣传推广，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对我的综合判断能力、长期编辑经验和多年工作积累的充分调动。

曹 斌：《人世间》曾以高票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被评论界认为是一部厚重温暖的百姓奋斗史和生活史，同时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发展史。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力作，您觉得这部作品在梁晓声的创作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中又有怎样的地位？

李师东：《人世间》在梁晓声的创作中，当然要占有重要的位置。我说过，《人世间》是梁晓声对自己创作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是他对自己的生活阅历、人生经验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也是他对自己的文学经验和思想储备的充分展示。

后来我还发现，梁晓声写《人世间》，还有一层很内在的原因，可以说是亲情的触动。《人世间》为什么要选择周秉昆作为主要人物线索，这里面有很深的血缘亲情。以周秉昆为代表的普通百姓，对父母、对家族所做出的长年累月、默默无闻的生活付出，被远离父母家庭的梁晓声所感怀、所念记。这不是他写《今夜有暴风雪》的时候能想到的。那部小说写的是他当兵团知青时的事，那时他已大学毕业远在北京。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才会领悟到他人的付出，是在代自己尽责任。

正是像周秉昆、郑娟这样的普通人，支撑了一个家庭和家族的日常运转，构筑起我们现实生活的水层岩，成为了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他们是民间英雄。梁晓声把对普通百姓生命价值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周秉昆写起，饱含了梁晓声的亲情和深情，以及对像周秉昆、郑娟一样的普通者的感念、感激，甚至还有感恩。这是梁晓声的其他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只有到了他这个年龄才会有这样的认知，才能这么由衷。

梁晓声是文坛常青树，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留下了让人瞩目的文学风景。《人世间》是梁晓声文学和人生的集大成。

至于《人世间》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中有着怎样的地位，我说了不算。我曾说过，《人世间》是一部留住了时间的作品，它也定然会被时间所留住。毫无疑问，《人世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是一部人民史诗般的现实主义巨著：“《人世间》把50年的中国百姓生活直观地展示给今天的读者，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年代写作，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而且时间越久越能显出它不可替代的价值。”

时间是能说明一切的。这会是对《人世间》的最好证明。

曹 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代际划分已经成为今天文学批评在归纳群体创作时的一个“方法论”，而您是以出生年代划分“作家群体”的首倡者，请问当时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提出作家代际划分的？这一划分对于总结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李师东：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以出生年代划分作者群体，并不是为了理论学术上的创新，而是基于工作实践和个人观察而提出的一个文学说法。

我们回到当年的文学现场，会很有意思。我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第二年去了社里的《青年文学》杂志。当时文坛上活跃的是五十年代开始成名的作家和“知青作家”。大家习惯性地把王蒙、李国文等称为“五十年代的作家”，把梁晓声、韩少功等称为“知青作家”。他们是文坛的中坚和实力派。我在和比我年长的作家打交道，很自然地要关心我的同龄人中有谁在冒出来，写得怎么样。那个时候，迟子建、程青、余华、孙惠芬等在文坛上已有动静，俞杉、刘西鸿的作品还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结合自己的观察，到了1987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属于自己年龄的文学梦想》，副题是“1960年代出生作者作品述评”，发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内刊上，开始尝试用出生年代来划分作者群体。生出这样一个想法，并不是要把50年代成名的作者、知青出身的作者和60年代出生的作者等量齐观。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关心更为年轻作者的成长进步。为什么希望大家关心，是我以为这些更为年轻的作者在创作上提供了新鲜的生活内容，有不同于其他年龄作家的鲜活感触。随着“先锋写作”独树一帜，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年轻作者在文坛上风生水起，我这才用心掂量60后作家与年长作家到底有什么不同。后来就写了一篇长文《第四茬作家群》，发在广东作协的《当代文坛报》1992年第1期上，正式提出用出生年代划分作家群体。

出生年代和作家群体为什么会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发展有其阶段性的特点。这种阶段性，对一代人的整体塑造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我曾在《为什么要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中说过：“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一代人生活经历、社会阅历的规定和塑造，是以出生年代划分人群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最坚实的社会基础。新生的青年群体走上社会舞台时所对应的社会发展节点，铸就了这一代人的基本群体特征。”而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自然跳不出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生活感受，因此形成一定的群体特性，也实属当然。

至于使用代际划分，对总结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有什么作用，我想最主要的是凸显了文学创作跟现实跟社会发展的关系。现实不是固化的，是可以细分的，是有代际差别的。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不同现实，有不同的人生遭遇和精神处境，有对社会、历史的不同理解。把自己面对的现实看清楚看明白、写深入写到位，完成好各自的文学责任和文化使命，代际划分的作用就会十分明晰，文学发展的脉络就会更加清楚。

曹 斌：今天的中国文坛，60后作家已然成为创作中坚。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成长，与1994年《青年文学》推出的“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有很大的关系，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推出这一栏目的初衷。

李师东：我在1992年正式提出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说法。1993年我担任《青年文学》副主编。那个时候，开始搞市场经济，文学渐渐失去“轰动效应”。文学期刊纷纷自立门户，摇旗呐喊。我们也在琢磨用一个说法聚拢作者和读者。《青年文学》的定位是培养青年作者，发表优秀作品。关注更新、更年轻的作者，从来是《青年文学》的职责使命。60年代出生作家正是我们要关注的创作群体。这样一来，我们就商定要办一个跟60年代出生作家有关的栏目。

1994年1月13日，我们在中青社三楼的会议室召开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讨会，请了雷达、陈骏涛老师和李洁非、王必胜、潘凯雄、陈晓明、格非、蒋原伦、李兆忠等评论家和作家，开了一上午的会。大家都觉得话题很新鲜，值得探讨。开这样一个会，实际上是为我们要在《青年文学》上开辟一个有关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主打栏目作专家咨询。开完会后，我把会议的成果和我个人的考虑，写成了一篇文章《新说法：60年代出生作家群》，发在《中国青年报》上。没想到，《文汇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很快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作了连续介绍。得到文坛和社会的关注，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1994年第3期，我们正式推出了“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栏目。

从这一期开始，一直到1997年第12期，长达四年46期，一共推出了55位60后作家的82篇中短篇小说，而且这些作家，大多还上了当期的封面人物，如余华、苏童、迟子建、格非、徐坤、毕飞宇、邱华栋、范稳、关仁山、朱辉、孙惠芬、麦家等。后来，我应《小说月报》之约，还专门写了一篇介绍这一栏目及其成果的文章。

推出“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主打栏目，较为全面地展示了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阵容及其最新创作成果，受到了文坛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后来出现70后作家、80后作家的说法，显然是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和鼓舞。

曹 斌：作为一位资深的文学编辑，您能说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的意义吗？

李师东：每一代人对文学的贡献，都不可或缺，都有特定的价值。从1992年正式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到现在，正好30年。30年里，这一茬作家作出了应有的文学贡献，像余华、苏童、迟子建、格非、北村、吕新、韩东、红柯、陈染、孙惠芬、虹影、徐坤、程青、叶弥、潘向黎、海男、柳建伟、刁斗、毕飞宇、麦家、邱华栋、李洱、张者、王跃文、邵丽、许春樵、范稳、艾伟、吴玄、钟求是、斯继东、东西、凡一平、关仁山、胡学文、石钟山、陶纯、曾维浩、李铁、罗伟章等都是很出色的小说家，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诗人、散文家、批评家的队伍也非常壮观。可以说，60后作家正在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

这一茬人的文学努力，同时也是由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这一茬人的经历很独特，经过了中国社会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从相对贫穷到全面小康，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见证者、同路人和参与者，他们有条件有能力写出更多更好的属于这一出生年代的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这一茬人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他们是紧紧跟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他们走进社会之时，正好遇上改革开放在起步。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同时也是60年代出生作家的成长成熟史。他们的成长史、精神史、心灵史，至今还没有大的作品出现，我觉得这多少是一个缺憾。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和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可谓是60后作家早期书写出的成长史，但后来这样的作品很少。前两年钟求是的长篇小说《等待呼吸》有这方面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在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中还显得十分弱小。

我觉得，60后的作家更要向王蒙、梁晓声等年长作家学习长期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和在创作上的不懈努力，同时也要向更年轻的作家学习。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新媒介不断涌现，既处变不惊，又兼容并蓄，保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姿态尤其重要。

60后作家，应该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也可以说是一位同龄人的一个祝愿。

曹 斌：在您的编辑视野里，新生代小说代表性的作家有哪些？

李师东：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坛每每出现新的一茬文学作者，都可以被称为“新生代”。1995年，我为中国华侨出版社主编过一套“新生代小说系列”，收有韩东、徐坤、毕飞宇、邱华栋等人的个人小说集。这里的“新生代”，其实指的就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现在这一茬作者早已不是“新生代”了。现在的新生代应该是90后、00后。

60后作家目前的创作阵容非常壮观，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为这一茬人展现文学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另一方面，我个人还以为，是跟60年代出现的人口生育高峰有关。他们人数众多，我在前面提及过，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也有很多。

我个人更喜欢余华的作品，喜欢读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潘向黎的散文随笔、李敬泽的评论和雷平阳的诗。

曹 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底层写作”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现象，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的？

李师东：2001年，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之邀，我为他们主编过一个叫《生活秀》的选本。《生活秀》是作家池莉在当时发表的一部很有影响的中篇小说。这个选本选了《生活秀》和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养成》、刘庆邦的《神木》等七位作家的七部中篇小说。书名沿用“生活秀”，得到了作家池莉的慷慨应允。这本书的封面上有“最新底层生活小说”的标识。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在底层：你我共有的现实人生》。后来一些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爱写“底层写作”这样的课题，也爱引用前言中的一段话：“作家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逼进到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他们在由衷地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生活境遇。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域正在下沉之中。‘从生活的内里写起’，正在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行为。”“底层写作”和我编选的《生活秀》这本书，就这样被关联在了一起。

的确，“底层写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逐渐成为一个文学现象。90年代初，刘醒龙发表的《威风凛凛》《村支书》《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写的就是贫困地区人民的生存状态，写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用“底层写作”来标识刘醒龙的创作，刘醒龙其实是上个世纪90年代“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从文学史的脉络上看，“底层写作”上承“新写实”，在创作姿态上更有人间关怀。后来大家立足于各自的生活经历，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境况，“从生活的内里写起”，写生活，写境遇，写人心，写人生，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我觉得，“底层写作”一个很突出的贡献就是写出了普通人生活境遇中的“现实国情”，让我们更关注当下，更关心世道人心。我以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重要拓展。新世纪以来，关注生活、关心他者，一直是许多作家包括青年作家都正在做的事情。

“底层写作”的提法准不准确，则另当别论。在底层的写作、写底层的文学，就是“底层写作”？这样理解过于狭窄。“底层写作”还应该是相对于“表层写作”而言的。“底层写作”当然包括对底层生活的书写，更重要的是对生活内里的书写，是真正沉浸在生活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书写，而不是外表的、皮相的，这更考验作家对生活内里的体验和感知程度，自然也包括作家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

曹 斌：《青年文学》杂志1982年创刊，到今年恰好是四十年。您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历任《青年文学》杂志副主编、主编、社长职务，一路参与和见证了《青年文学》的发展。请向我们介绍一下《青年文学》杂志四十年来推出了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

李师东：我在《青年文学》的工作时长，目前是一个记录。1984年7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那时也就21岁。第二年10月到了《青年文学》。1993年任副主编，1998年任主编，2001年我任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任《青年文学》主编，2004年邱华栋到任后，我兼任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后来分别是唐朝晖、张菁接任主编工作。从直接办刊到分管刊物，一直没有和《青年文学》脱离开干系。《青年文学》创刊40年，我直接参与了37年。这么些年，《青年文学》与社会发展同行，与社会变化同步，有辉煌也有困顿。我们坚定地走到了今天。目前的《青年文学》仍旧是一份受人敬重的文学刊物。这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很多人为这本刊物奉献了青春，付出了心血。王维玲、陈浩增是很光辉的名字，他们是开创者。赵日升、黄宾堂、周晓红、牛志强、马未都、詹少娟（作家斯妤）、李景章、李鸿飞等都在这里挥洒过汗水。这是我到刊物时所认识的，后来来来往往的人就更多了。我们同年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先是程丽梅（散文家程黧眉）直接分到了《青年文学》。第二年耿仁秋（小说家黑孩）和我分别从《青年文摘》和文学编辑室到了《青年文学》。程丽梅是很好的散文家，最近一篇发在《人民文学》上的散文写得非常好。耿仁秋是美女作家的先驱，后来去了日本，最近一段在国内发了不少小说。

《青年文学》一创刊，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在创刊号1982年第1期上，头条栏目是报告文学，作者梁衡，现在早已是文章大家。小说头题是天津青年作家航鹰的短篇小说《明姑娘》，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同年的第5期上发表了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第5期的头题是魏继新的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后来被拍成了同名电视剧。在1982年的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这三篇作品均榜上有名。在创刊的一年中，就有三篇作品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这足以可见《青年文学》起点之高、实力之强。现在全国统一的部编版高中《语文》上，还收有铁凝的《哦，香雪》。1983年，《青年文学》发表的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荣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已成为“知青文学”的经典作品。80年代，《青年文学》在历届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都有作品获奖，这都成了惯例，这足以可见刊物在同行中的代表性。

同时，《青年文学》积极培养、推举青年作家。梁晓声、张炜、苏童、迟子建、王朔等都在《青年文学》上发表过早期的重要作品。陈染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就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由我写的同期“作品小析”，当时我还在文学编辑室。刘震云也是《青年文学》重点关注的作者，他在《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发表的《新兵连》，是“新写实”代表作之一。

80年代的《青年文学》充满朝气和活力。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大多在《青年文学》上发表过重要作品，不少作家从《青年文学》走上文坛。后来人们怀念80年代的文学情景，《青年文学》作为全国青年作家创作的重要平台，也有一份不可忽视的文学功绩。

进入90年代，《青年文学》在培养青年作家、推出优秀作品上一如既往，还有不少新的创意。作家登上文学刊物封面，是《青年文学》的一个创举，我们从1993年第1期开始出现封面人物。第一个封面人物是刘震云，第二个是刘醒龙，第三个是陈源斌，一直做到1997年年底。一年后，我们又恢复了封面人物。后来大家聊起来，就会有作家说，我是《青年文学》某某年某某期的封面人物，可见这一创意的影响。从1994年第3期到1997年年底，我们还开办了一个主打栏目：“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真正让60后作家作为一个群体走上了文学的前台。

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我们更是不遗余力。1991年年初，我们读到了湖北青年作家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威风凛凛》，情节非常扎实，但篇幅近七万字，发在月刊上有点长，我就专门去了一趟湖北黄冈，和作者面谈修改意见。1991年第7期刊发了这篇《威风凛凛》，1992年第1期发表了作者的中篇小说《村支书》，紧接着在1992年第5期发表了作者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凤凰琴》的发表和被改编成同名影剧，引发了全社会对民办教师群体的强烈关注，对民办教师的转正工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青年文学》推作家和作品，向来有胆有识，不拘一格。《青年文学》作为发表文学作品的原创刊物，没有发表评论文章的专门栏目。但我们读到河南青年评论家何向阳四万五千字的长篇评论《12个：1998年的孩子》后，深为作者独到的批评视角和出色的细读能力所折服。我们毅然决然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并让作者登上了该期的封面人物。一个原创文学刊物，如此重视一篇评论文章，在同类文学刊物中肯定是例外。后来这篇文章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这在文学创作刊物中自然也是少有的事情。这是我任上的事，在这件事上我对自已很满意。

《青年文学》一直保持着高质量的办刊水准。80年代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青年文学》每届都没有被落下过。进入90年代，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青年文学》发表的刘醒龙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张建伟报告文学《温故戊戌年》、何建明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分别荣获优秀中篇小说奖和优秀报告文学奖；在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青年文学》发表的迟子建短篇小说《清水洗尘》、何建明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何向阳文学评论《十二个：1998年的孩子》分别荣获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报告文学奖和优秀理论评论奖。

进入新世纪，《青年文学》初心不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守文学阵地，想方设法维护刊物正常运转。在走出低谷后，《青年文学》重塑文学刊物形象，“归来仍是少年”。《青年文学》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由出版社主办的文学原创刊物，生存压力巨大。中青总社一直重视文学原创力的价值和作用，对外把《青年文学》作为中青文学形象的展示窗口，对内把《青年文学》作为文学出版的动力源和发动机，一直支持、鼓励《青年文学》坚持培养青年作家、发表优秀作品的定位，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坚定有力的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文学刊物的生存发展环境得到根本性改观，《青年文学》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青年文学》紧扣城镇化的社会结构变化新特点，把“城市书写”与青年人的生存状态作为关注重点，开辟“城市”主打栏目，推出“城市文学排行榜”，举办城市文学论坛，产生广泛影响。《青年文学》继续在推举文学新人上发力，在“灯塔”“推荐”等栏目中，由知名作家点评青年作家作品，很有特点。还时不时有颇具创意的小辑或专辑出现，在跨界合作和全媒体运营方面也有一些可贵的尝试。张菁他们办得很用心、很努力。近年来，《青年文学》发表的陶丽群的中篇小说《白》、哲贵的短篇小说《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畀愚的短篇小说《春暖花开》、杨方的中篇小说《澳大利亚舅舅》、蔡东的短篇小说《月光下》等，都是可圈可点的好作品。

《青年文学》是中青出版的一条文脉。它源远流长、细雨润物。《哦，香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凤凰琴》《解密》《人世间》《新中国极简史》等，是这条文脉上结下的果实。把《青年文学》经营好、发挥好，中青的文学、文化出版成果会更加丰硕。

曹 斌：在您长达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里，推出的哪些作家作品让您印象深刻？

李师东：80年代有一篇作品印象很深。那是1988年年初，副主编黄宾堂去上海出差，我让他顺便找一下李晓。李晓是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兄，本名李小棠，我们同校同系一年半。当时，李晓的短篇小说刚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写了约稿信，他答应给我们小说。宾堂从上海回来，果然带回来李晓的中篇小说《天桥》。我连忙读了，大为叫好。领导也看了，觉得好是好，但有点不像是李晓写的。李晓的获奖小说《继续操练》，写大学中文系的生活，以调侃的口吻，机智风趣、活灵活现地再现大学教师的行为作派，一时让人叹为观止。他接下来写的《关于行规的闲话》《我们的事业》，也很类似。而《天桥》却完全两样，它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回望过去的一段历史，把人生命运写得诚恳、深挚。我极力主张发小说头题。正好这一期由我担任执行编辑，就自告奋勇写了同期评论《向叙述人索取》，细说这篇小说好的理由。编辑部领导们看到年轻编辑工作热情这么高，就很放手。小说发在《青年文学》1988年第9期，第11期的《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就转载了，看来我的执着有了回响。那时候《青年文学》佳作迭出，临到推荐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的参评篇目时，编辑部报的是柏原的短篇小说《喊会》和另一位作家的一部中篇小说。评委们评奖时，想到了李晓的《天桥》，经联名提议后被纳入评选范围。最后的结果是，《天桥》和《喊会》被评上了。编辑部大家都很高兴，领导见到我笑容满面。我现在想，当时真是年轻啊，敢作敢为，领导也真的是很开明包容。这件事我印象比较深。

到了1991年年初，刘醒龙寄来了中篇小说《威风凛凛》。小说写得非常扎实，情节丰富到有撑破小说纸面的感觉。我向编辑部提议去湖北黄冈，找刘醒龙面谈修改意见。为一篇小说的修改出一趟差，领导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真要感谢领导的信任。小说后来就发在了《青年文学》1991年第7期上。刘醒龙紧接着写了中篇小说《村支书》，我们安排在了1992年第1期。在编发《村支书》的同时，刘醒龙寄来了中篇小说《凤凰琴》，比前两篇又上了一个档次。本来是安排在第3期，4月份我们要庆祝创刊十周年。但考虑到邮局的半年征订，把《凤凰琴》安排在了第5期。我们预感着《凤凰琴》会不同凡响。围绕《凤凰琴》，我们做了不少文章。我们联合《小说月报》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召开刘醒龙作品研讨会，据说这是九十年代初在京召开的第一个作品研讨会，陈荒煤、冯牧、李国文、雷达等前辈出席了会议，对刘醒龙立足社会底层的现实主义写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协助联系同名电影的改编，还很快出版了刘醒龙小说集《凤凰琴》。要召开《青年文学》创刊十周年庆祝会时，《凤凰琴》尚在编辑加工中，主编陈浩增拍板，外地作家就请刘醒龙一人，并安排他和史铁生、刘震云代表《青年文学》培养的三茬作者作重点发言。可以说，我们把当时能想到、能做到的事都做了。当然我们不可能想到，30年后，《凤凰琴》的篇名会变成地名，湖北有了一个最基层的社区机构“凤凰琴村”，也自然没有想到前些天全国百余位专家学者会云集湖北英山，重温《凤凰琴》。

应该是2001年的夏天，麦家发来邮件，说发表了《陈华南笔记本》后意犹未尽，续写了陈华南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把主人公陈华南改名为容金珍，写成了一部长篇。我打印出来，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边读边做修改标记，到第二天下班时，还有最后二十多页没有看完。骑车回家，天色尚早，就在家边上的昆玉河畔停下来，坐在岸边的斜坡上看完小说，天刚好黑下来。还抑制不住兴奋心情，当即电话麦家，谈读后的感受，认为是当下作家创作中少有的心智写作。过了一段时间，《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在贵州召开文学期刊主编会，记得有《当代》的孔令燕、《十月》的顾建平，还请了作家徐坤，其他人想不起来了。所以有印象，是我们四人在去镇远的绿皮火车上，打了一路扑克。回到贵阳，我说我要去成都谈稿子，成都离贵阳很近。建平忙问是谁，很疑惑地看着我，当时大家对麦家还不是很熟悉。到了成都，我和麦家谈了意见，叙述语调上有些欧化，我作有改动，让他再作些处理。另外，一位天才数学家为国家破译密码，因丢失笔记本而精神失常，这确实体现出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常，但国家对他的贡献不会忘记，在701办公楼前面的广场上，应该有一尊容金珍的塑像，体现国家对他的褒扬，而容金珍在这里看人下棋却不知道塑像塑的是自己，更可生出一些人生的悲凉。麦家听从了我的建议：在“我”走向701办公楼时，看到了楼前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在“鲜花丛中蹲着一座用石头雕成的塑像”。说了半天，忘记说了，这部作品就是麦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解密》。

《人世间》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难度最大、困难最多的一部作品，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命运走向起伏跌宕，更有分寸和尺度上的把握等等，加上出版时间上的要求，我们的的确确打了一场硬仗。《人世间》出版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展了座谈、研讨、讲座、线上直播、地面签售等一系列的活动。今年春节期间，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拉动了《人世间》的强劲销售。从电视剧开播到现在，我们就发行了40多万套。《人世间》的整个销售，图书码洋超过了1.5亿元，创造了近些年原创文学作品的销售奇迹。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以“三红一创”立社，我们通过《人世间》承续了中青出版的文学辉煌，这也是我的编辑生涯中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曹 斌：您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怎么看待文学编辑尤其是文学期刊编辑这一职业？

李师东：办文学刊物，确实锻炼人。初当编辑，要从外稿看起。我到《青年文学》后，先后看过中南、华东、东北、西北的自然来稿。有时候从早到晚，埋头看了一天的稿件，没有一篇中意的，到下班时就会很沮丧，觉得这一天白过了似的，看到稿件中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可取之处，都觉得特别珍惜。而一旦看到一篇喜出望外的作品，就会像自己中了奖一样。吕新、石钟山的作品就是从外稿中发现的。办文学刊物，特别能训练人的眼光和意志。看一篇小说的时候，顺着作者的笔触，他用心处，你会意；他笔力不逮时，你在心里打问号；他出其不意时，你的心到了嗓子眼里。等到你看到真有那么一篇作品无一处有多余，能丝丝入扣，又让你豁然开朗时，那一定会眼前一亮，就像是等到了一位久别重逢的友人。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倾心投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一篇作品的存在，一定要做到水落石出。一个人的眼光和耐心，还有执着，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沙里淘金中炼就的。

那时候，没有电脑靠手写，看作者随稿附带的信，就可掂量出作者的深浅，字是潦草还是工整，行文水平如何，他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作品的，都可以从信中窥见作品之一斑。作品的开头更重要。一个人要写一篇东西，一定是有想法和冲动的，一开篇话都不通，或者都没把写作思路调理好、掌控好，接下来的写作就可想而知。所以有的作品一看开头顺不顺，就可预料出作品的成色品相。这是真心话，其实就是眼光和见识。

我曾经说过，编图书是谈恋爱，编刊物是过日子。过日子最能磨炼人的意志。人有欣喜之时，也有困顿之日。有曲折起伏，有顺和不顺。自然还有大势的因素。人不顺的时候，多储备些资源；人顺利的时候，多做点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初衷。有初衷在，就会有担当，有坚忍。一个好的编辑，要能爱才，会识货，善成事，要有过硬的意志品质。

发现才华、成就才华，是文学编辑的职责要求，也是编辑工作的价值所在。我认为，对社会行善，为文化积德，这是文学编辑工作的无用之大用。

曹 斌：在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您和不少作家打过交道，有什么难忘的事或人与我们分享？

李师东：平时不想，你一提我得想想。人一辈子，谁都有难忘的人和事。

我最怀念的是我单身汉的时候。那时候真年轻啊！到了周末骑着个车往西走，就进了空军大院，到作家乔良家去蹭饭。那时他刚调到空政创作室，还住在筒子楼。乔良健谈，饭菜又好，谈得又是那么舒心。批评家陈晋在明光村分了一套在二楼的新房，厅很小，书房很大。我们一群人隔三差五就跑过去。嫂子特别贤达，把一堆排腔骨跺好了、煮熟了，分几盘端上来，几只小碗盛着自制的地道麻辣调料。大家在一起高谈阔论，以为在吃大户。我当时住在正义路的团中央集体宿舍，是原来的办公楼。楼顶很高，还有地板，一个屋子住三个人。大家共用一个做饭的房间，进门两排煤气灶，十多个灶位。一到做饭时，那才叫云蒸霞蔚。这里自然也成了朋友们的聚会场所。有一个周末，通知了在西郊的一位评论家朋友来聚。朋友先步行，后坐车，再换车，又步行，方才赶到。时过下午两点，人已散尽，就见一屋子杯盘狼藉，主人斜倚床栏，呼呼正睡。朋友叫骂一声，悻然离去。第二天电话里才知道昨天还有这么一档事。

我还记得80年代的某一天，迟子建来到中青社，我和同事程丽梅陪她上我们单位的五楼楼顶，看北京城的胡同光景。迟子建取笑我“零”“宁”不分，后来还在文章里很友好地调侃过。也应该是1987年左右，我回湖北老家探亲，要路过武汉。文友们相聚，我说我想找池莉约稿。池莉刚发表《烦恼人生》。其间一位朋友自告奋勇说，我去过她家，一会我带你去。朋友就带着我在武汉武昌的水果湖周边转圈。那时候可没有手机。我回到单位，给未曾谋面的池莉写了一封信，痛说寻而不遇的情形。池莉满怀同情地打趣到：说不定，我正在阳台上笑看你们。有一次路过武汉，没有停留。在北去的列车上，我给池莉打电话，池莉说：这么急？缺你地球就不转了？我脱口说道，不缺，说不定还转得快一点。池莉立马接道：不对！不快也不慢。两人在电话里哈哈大笑。

是的，不快也不慢。

1997年的五一假期，我去四川旅游。晚饭过后闲来无事，信手翻开通讯本，看在成都有没有要打个招呼的作者，明天一早就要去青城山了。这纯粹是职业带来的毛病。翻到了一个名字：阿浒。阿浒读军艺时在《青年文学》发过短篇小说，但毕业后就没了消息。记得当时他在武警四川水电支队。记有手机号，没想到一打就通了。第二天出门前，阿浒来了。几年不见，自然都很开心。我说毕业后就没见你写小说了。阿浒说转业了，转到了电视剧制作中心，状态不好，写不出东西。我说你在我们《青年文学》前些年发的短篇小说多好啊！你好好写，写好了，我安排上封面人物。几个月后，阿浒果然寄来了一部中篇小说，小说是《陈华南笔记本》。写得真好，没有人这么写过。就立马作头题小说刊发了，还安排上了该期的封面人物。阿浒对自己的署名来来回回没想好，其中有一次取名叫“麦加”。我说不妥，会产生歧义。后来改成了“麦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作家麦家。

2008年，我请假陪刚刚高考完的儿子出门。和许春樵说了，春樵说你们来吧，我陪你们转转。临出站时，发现嫂子也在。嫂子说，你们一路聊天会友，得有一个开车的人。后来我们就坐着嫂子开的车去了池州、屯溪好几个地方。一路上都是嫂子在照应。黄山归来不看山，说得确实有道理。

1999年，甘肃平凉的诗人杨维周邀请《青年文学》编辑部去平凉参加文学活动。我们在西安下了车。《美文》杂志副主编陈长吟一早赶过来，请我们吃羊肉泡馍。随后我们驱车向平凉进发。得有近十个小时的车程，我忙问要经过哪些地方。听说要经过宝鸡，就“像一道闪电”，我立马想到了红柯。红柯在宝鸡理工学院任教。电话打过去，是红柯夫人接的，说上午他有课，手机放在家里。我告知，我们路过宝鸡郊县，中午稍作停留，然后西行。过了12点，红柯来电话，说刚下课回到家。我说我们只是路过，打个招呼，后会有期。十多分钟后，红柯又来电话：坐上了出租，有半个来小时就可赶到凤翔县委招待所。等红柯到时，我们已饭毕，大家都没有离席。红柯说，你知道我不会喝酒。没等我劝阻，他就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红扑扑的脸上更加生动。他匆匆吃了几口菜，就送我们出门。门前是一条宽敞的公路，风卷着尘土一阵阵扬过来，宛如杨柳枝在拂动。我们一行人勾肩搭背往前走，迎着风尘，兴高采烈，满是欣喜。他乡遇故人，今朝见远友，这应该是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出现过的一幕。一定有人拍下了照片。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一个场景，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