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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2月，僧人达受在杭州湖墅的古董肆中购得一幅落款为“大历三年三月寄望，沙门怀素书”的绢本《小草千字文》，号称“神蹟难得”。帖后附有自宋迄明跋者十余家，皆是名家手笔。其中一则为明末书法家范允临所作，读来颇为有趣：

“余所见素师《自叙》《圣母》诸帖，狂怪怒张，以为学芝、旭而过者也。今观此《千文》绢本，又规矩准绳，藏锋敛锷，真是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得乌衣家法，乃知世所石本，悉优孟衣冠耳。此卷为王晋卿家旧物，今复归季重，延平之剑，离而复合，信神物自有定数，衣钵自有真传，季重当珍置案头，日临一过，如此而草书不精，当罚饮墨水一斗可也。”（《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

这段题跋先述怀素书风，后谈及字帖的流传脉络。可知此帖原属宋人王诜，五百年后，入季重王思任之手。因二人同出太原王氏，故有“延平之剑，离而复合”“衣钵自有真传”之说。范氏所谓衣钵真传，除指字帖之外，更指书法造诣。所以在跋文的最后一句，他督促季重，要将此帖“珍置案头，日临一过”，倘若“如此而草书不精”，便要“罚饮墨水一斗”。

“饮墨”的典故，不算生僻。《隋书·礼仪志》载，北齐“正会日，侍中黄门宣诏劳诸郡上计。劳讫付纸，遣陈土宜。字有脱误者，呼起席后立。书迹滥劣者，饮墨渖一升。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容刀及席”。及“策孝、秀于朝堂”，遇有“脱误、书滥、孟浪者”，也同样要“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

十升为斗，范允临要罚王思任“饮墨水一斗”，比北齐的“僭霸之君”罚得还狠，这自然是在开玩笑。他二人系同科进士，范氏又长十七岁，可见忘年交谊着实不浅。其时王学盛行，范氏书法又与董其昌齐名，也只有他这样的通脱宿儒，才敢把玩笑话写入传世名帖的题跋。

类似的用典很多，如苏轼“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饮”，黄庭坚“睥睨纨绔儿，可饮三斗墨”，林则徐“俗书心手愧难和，只因墨水三升饮”等等。直到清末，严复译《群学肄言》，其中有批评教育部考试之语：“使取主司而试之，且取是主教育之柄者而试之，而发策设问，叩以试人之道……吾恐曳白饮墨汁者，不仅来试之诸生也。”所用仍是“饮墨”的典故。概言之，“饮墨”之于古人，多属委婉批评，因其中略含贬义，也常见于玩笑或谦辞。

当然也有例外。汪铎的《病中张研斋惠人葠赋谢》，言“不尽一寸丹，徒饮一斗墨”。说的是吐血之后，以墨为药，饮而止血。只可惜后有夹注云“古方饮墨汁可止血，殊未然也”，算是病急乱投医。朱孟震的志怪书《河上楮谈》又记“有习小茅山法者，初学至彼，必令饮墨水，然后授之其法”，授的尽是些下作的妖法，见不得光，更登不得大雅之堂。

有个误会，倒是非常值得一提。1909年，身居上海的吴昌硕为朝鲜人闵泳翊刻有一方闲章，也作“且饮墨渖一升”。闵泳翊是李朝外戚，吴昌硕作此印，自有褒扬之意。可能是吴昌硕的名气太大，以至于后世作字之人，常有以饮墨为荣者。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导游鉴赏》（2008）中，就记有如下两个故事：“唐张旭用头发濡墨写字，狂呼大叫，然后挥笔狂草；西安有一个书法家，一边写字，一边用嘴吃墨，进入一种无我状态。”都是些三流导游哄游客用的东西，倒也能代表市井文化的走向。这两个故事相互印证，无非是要说明人越狂怪，越放荡，书法就越出色。

张旭之事，确见于《新唐书》，原作“（旭）嗜酒，每大醉，呼号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张旭政事不显，《旧唐书》无传，他的列传在《新唐书》文艺类，只因李白、张旭、裴旻“三绝”并称，才在李白之后附百余字简传。其实，张旭之“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宣和书谱》），又怎可能是发酒疯时用头蹭出来的？只怪宋祁修《新唐书》时文献不济，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野史之言，考索又不严，后人如若读书不细，就容易上当。

至于那位吃墨的“书法家”，倒是很有代表性。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作践书法的播主，走的大多是这个套路。要么边写字边作怪，要么边写字边嘬墨汁，写不来正楷，作出些鬼画符，也说是“字”。只可惜他们不知道，吴昌硕的“饮墨”和范允临的“饮墨”并不是一回事。

唐人鲁收作《怀素上人草书歌》，有“抽毫点墨纵横收”一句。查隆庆本《文苑英华》，该句下有双行小注“一作吃墨”。清代画家华岩曾作《画墨龙》，云“把笔一饮墨一斗”。严元照《八大山人画松歌》有“秋毫饮墨十分渴，捥底龙鳞重叠出”句，都是这个意思。说得更明白些，在古人处，如书画优美，可称笔毫“吃墨”“饮墨”，若书法滥劣，须得受罚，才是写字之人去“饮”。

南朝刘敬叔的《异苑》里，还有这么个故事，说的是汉末郑玄师从马融研习经学，“三载无闻”，一日“过树阴假寝，梦一老父，以刀开腹心，倾墨汁着内，曰：‘子可以学矣’”，于是“精调典籍”，以至于“诗书礼乐皆已东矣”。可见，在文学作品中，墨汁虽有知识的意象，但读书人宁愿开心剖腹，倾倒于内，也是不愿意用嘴去吃墨的。

至少在清末以前，很少有文人把吃墨一类的事情传为美谈。冯梦龙在《墨憨斋三笑》中曾记，“滕达道、苏浩然、吕行甫皆嗜墨汁。蔡君谟晚年多病，不能饮茶，惟日烹把玩。吃墨、看茶，事属好笑”。你自可以“醉时吐出胸中墨”（黄庭坚《题子瞻画竹石》），但若反其道而行之，把墨汁喝下去，是要惹人发笑的。

道理也简单，古人制墨要用油烟灰，掺杂麝香、冰片等辅料捶打压制而成，这样的东西加水研磨成汁，写在纸上亮泽美观，放到嘴里的感受却未必佳。

1935年，启智书局出版《圣叹才子尺牍》。此书似是书商托伪之作，印的都是些读者“胸憶情悰，而囧于才分”时应急用的楹联之类。其中收有一联，名曰“吃墨看茶听香读画，吞花卧月喝酒擔风”。也是在这一年，书法家吴徵以行书写下此联赠与后辈。冯梦龙所谓“事属好笑”的“吃墨、看茶”之癖，终于在民国化成了文人雅趣，此联后来还被演绎出“郑板桥妙对斗恶霸”的故事。

吃墨故事的流传与变化，折射出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奇异光谱。尽管历代都不乏习练书法之人，但书写工具的变革，在古今之间造成了明显的隔阂。大众对笔墨特性的陌生，是吃墨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变形的先决条件。而当科举制度被学堂取代，西学兴起，旧学式微，使得曾经习以为常的典故，渐渐成为生僻词汇，以至于被人曲解。作字之人用嘴饮墨，是传统文化接续过程中的明显裂痕，却始终有人乐此不疲。借范允临的跋文，“罚饮墨水一斗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