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6年，父亲望道先生送了一本当年版的《修辞学发凡》给我，并在内页题写了“振新弟弟存览”。在家里我最小，上面还有两个姊姊，所以父亲平时就叫我弟弟。几十年来，我多次翻看过此书，也时有感悟。今再次翻看并作整理，略略写出，以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九十周年。

《修辞学发凡》一书是父亲1932年写成的，至今仍在出版。中国修辞学界公认该书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石”“现代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民国时期，各大学以它为教材，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其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必读的一百本参考书之一。郑子瑜、张志公、倪宝元、吴士文等学者都说，自己是读了《修辞学发凡》才走上修辞学研究道路的。

书中的修辞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著作。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后期，我国台湾地区翻印了三十年代的现代修辞学代表作，其中《修辞学发凡》为台湾学生书局首先翻印（为避开台当局检查，更名为《修辞学释例》）。七十年代初，台湾“中央”大学徐芹庭撰写了《修辞学发微》（台湾中华书局印行）。有学者指出：“该书虽然是同时参阅陈望道、杨树达、陈介白所著修辞学专书写成的，但以采用《修辞学发凡》的说法最多。”1975年，台湾师范大学黄庆萱《修辞学》出版，由台北三民书局印行，颇为畅销。其内容探析弘扬《修辞学发凡》可谓最优，引用《修辞学发凡》的辞格而阐发理论也可谓最优（均见蔡宗阳“《修辞学发凡》对台湾修辞学界的影响”）。

为什么一本书能经受住几十年时间的考验而一版再版，或可参看刘大白先生的“初版刘序”中如下一段描述：

“陈先生底著成此书，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这是我在这十余年中所目睹的。……往往为了处理一种辞格，搜求一个例证，整夜地不睡觉；有时候，从一种笔记书上发现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所引的有没有错误，于是去根寻它所从出的原书。……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而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来。到了借无可借买无可买的时候，他还要向相识的友人，多方面地询问，一定要达到搜求到此书的目的为止。”

刘大白先生还提到，父亲在著书的这十多年里，“因为见解的进步，已经把稿子换了好几遍”。几易其稿的结果，是“不但辞格的纲领组织和旧稿不同，就是关于修辞学的根本观念，也和旧稿不同，完全换了以语言为本位”。

复旦大学乐嗣炳教授回忆当时父亲会“为了一种提法，一个例句，同刘大白和我每次讨论都是几个钟头，有时直到深夜”，而且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修辞学有关的各种科学。乐嗣炳说，先后收到父亲五次油印稿本：“他写成稿本，就把它当作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中文系的讲义，把油印稿分赠同业，征求意见。”复旦大学吴文祺教授也回忆：“发现了更好的例证，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原先费力收集到的例证换掉。十几年中更换了多少回，已经无法统计了。最后用到书中去的例句，只是他收集的千百个例句中的一小部分。”父亲所依据的原则，是“就所搜集的许多例中择出比较熟悉，比较单纯，又比较有意思而容易了解的，来做例证”。可谓反复提纯。

成书前，父亲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修改，书出版后，一旦发现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他一定会寻根究底地查阅资料，待再版时作补充和订正。

从父亲分别写于1932年、1944年、1954年、1962年和1975年的初版后记、付印题记、重印后记和前言中，可略见内容的变化、印数及写作意图。

据《民国总书目》的记载，在1932至1945年十三年间，《修辞学发凡》共出十版。1946至1953年，也即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了四版。1954至1962年八年间，也出了四版。1963至1976年十三年间，出了两版。至此，《修辞学发凡》已发行至第二十版。至2021年11月再版，已为第三十版了。

《修辞学发凡》的发行量，民国时期的已无从考证，但从作者1944年写的“付印题记”中得知：“本书曾在抗战前出过八版，抗战以来则在似乎出似乎不出的状况中搁置了好多年，各处旧书店把它当作绝版书卖，价格高到六七百元乃至千余元一本。”可见极受读者的喜爱。1950至2021年间的不完全发行量统计数为33万余册。

书分十二篇。初版时，父亲自述“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十第十二等五篇是这次的新稿，其余七篇是由旧稿整理修改而成”。旧稿，即指作者在复旦大学教书时写的油印稿。1932年成书时“辞格增了十格，材料也加了三分之一以上”。新稿“系根据年来研究文艺理论，社会意识，以及其他一切关连学科所得”。而《修辞学发凡》每次重印，父亲都会从头校读，稍加修正。所“略略加笔”处，是为“使本书所说与我最近所见更加协调”。他不懈更新，背后有使命动力：“年来被邀从事新闻教育，对于时务积见益多，越见中国语文革新常与中国发奋图强的历史相辉映。过去如此，将来也必如此。”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筚路蓝缕的初版中，父亲“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实际的本来定见带便指破”。1962年版重印时，更表示在阐述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书中有些地方论争的气氛很重，便是如此。”父亲在这里展现出学者本色，因为他知道，“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略的影响。何况修辞学，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进展的。”在结语中，他尤其强调“进展”：“所以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推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父亲身上也有着他同代人共享的一种继往开来的豪迈之气：“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陈例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九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感发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