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九三五年春天，《读书生活》杂志“青年创作”栏目编辑夏征农给作家茅盾寄去了十七篇文学作品，希望茅盾能给出一些建议。这十七篇作品此前都已经在栏目中刊出，文章作者不是职业作家，多数是城市劳工。茅盾此时已发表长篇《子夜》，受到读者青睐。但他尚未见过夏征农，也并不熟悉杂志的作者群。他以《给我未会面朋友的信》为题，回复了夏征农。茅盾从“题材”“人物描写”“情节的展开”等方面评析了这些文字。他认为，除了题材广泛这一点值得称赞外，这些作品都是失败的。他建议作者丰富生活经历、提高文学技巧。然而，夏征农并不认同茅盾的评析和建议，认为城市劳工有着丰富的生活，提高文学技巧的建议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茅盾与夏征农围绕《读书生活》劳工写作产生的分歧，指向了三十年代城市革命文化实践中的诸多重要问题。三十年代革命在城市当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何种方式在劳工中推动革命？革命知识分子引导劳工读书写字的意义何在？如何评价劳工创作？这些问题对于身处城市革命实践中的夏征农和他在《读书生活》杂志的同事来说，重要而紧迫。

《读书生活》杂志是三联书店之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前身。这一杂志的创设与其服务的城市读者群体息息相关，它脱胎于位于上海南京东路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和其读者指导部。该图书馆登记在案的读者的年龄多数在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多是有初等识字水平的店员和职员，有旧式店铺零售业商铺店员、帮工和学徒，也有报社校对员、电话接线员、学校清洁工人等底层职员。店职员是三十年代中国劳工当中极为少数的识字群体。根据时人顾准的统计，三十年代末上海大概有二三十万新旧行业店职员。他们多数出身相对富裕的农民家庭，有小学、中学文化，随着农村破产，来到城市。印刷产业发达的沿海通商口岸城市满足了他们读书看报等文化需求，他们也成为文化政治的动员对象。

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全体工作人员，前排左三柳湜、左四夏征农、左五艾思奇、左六李公朴

据《申报》流通图书馆统计，读者借阅的书籍以“文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为主，其中文学约占四成，社会和应用科学占四成，自然科学、哲学、美术和其他占两成。图书馆读者指导部的主要功能是与读者交流有关读书的问题，主要通过问卷和通信的形式展开，其中的一些文字刊登在《申报》“读者问答”栏目中。读者来信交谈的内容广泛，涉及语言写作、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生哲学、时事外交等，鲜明生动地体现出识字劳工的求知欲望。比如读者李思齐在来信中谈其自学经历。他由于经济原因辍学，平日忙于生计，朋友不多，时常感到枯寂，于是阅读文学，尝试写作。“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开始关注社会科学，觉得社会科学的讨论使得他对国际问题“有了一些概念”。但他意识到对于他来说，读书必须考虑到生计，所以希望指导部的编辑能够传授一些“高效”读书自学的方法。

与读者交流的经历使得指导部的编辑深刻地感受到，城市劳工不仅读书写字，而且需要基于他们劳工生活的指导和教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图书馆成立两年，半月刊《读书生活》应运而生。《读书生活》创刊词将他们的读者定义为中国“少数中的多数”，因为这些店职员劳工读者识字，所以是中国的“少数”。同时，他们又是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劳苦大众，所以又是中国的“多数”，“他们那读书的态度因着生活的不同”。这份杂志希望发展不同于学校的、植根于劳工生活的新教育。

杂志和读者指导部主要的编辑包括负责文学方面的夏征农，哲学科学的艾思奇，社会科学的柳湜。大革命落潮后，中共革命力量转向农村的同时，上海等城市也聚集了一批从大革命前线退下来的革命党人，以及由日本、欧美等处归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三十年代城市当中持续推进革命的主要力量。其中就有从南昌大革命前线转移到上海的共产党员夏征农，从长沙前线经由江苏转移来到上海的共产党员柳湜，以及从东京留学归国的艾思奇。这三个人通过《申报》图书馆馆长李公朴、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聚集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他们还吸纳了高士其、廖庶谦、曹伯韩、陈楚云、陈望道、钱亦石、沈志远、薛暮桥、胡绳、石凌鹤等进步青年为读者讲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知识。为后人所熟知的《大众哲学》《街头讲话》《如何自学文学》《社会常识读本》系列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通俗读物，最初就是他们以与读者通信、笔谈和系列讲座的形式连载于半月刊《读书生活》上的。

《申报流通图书馆去年借出图书统计》（《新闻报》1935年1月29日）

这些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当时的城市读者中广为流行，被大量印发和转载。长久以来，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这些读物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典范。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读物最初服务的对象是城市劳工，产生于三十年代特殊的文化政治时刻。

大革命落潮后，劳工和政治运动不再是中国革命的前线。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文化成为城市革命的重心。革命知识分子也更多地通过公开的手段和平台发展革命文化与宣传。但此前大革命时期“留声机”式的、依托于军事情势的鼓动宣传，很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中继续推行。此时中共因遭到国民党围剿，组织生存遭到巨大威胁，并不能产生满足新的城市革命形势的文化和宣传机制。聚集在城市的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寻求新的路径和形式推进革命。正是这样的时刻，聚集在《读书生活》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和实践思想与文化促进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基于城市劳工日常的学习与教育是《读书生活》思想文化实践的核心。翻开这份杂志，随处可见的是征文启事，向读者征求记录生活的文字。编辑柳湜将征集到的、由劳工撰写的自传体散文和日记发表在“生活记录”专栏。一九三六年发行的专栏合集搜集了包括船夫、小贩、士兵、农民、工人、编译、校对、练习生、学徒、店员、小姐、婢女、和尚、校工、师爷在内的城市底层记录的日常。与此同时，编辑夏征农鼓励劳工读者基于这些生活记录，撰写提炼生活中的“典型”。比如“生活记录”常见失业的经历。他就建议劳工作者不仅记录自己的失业经历，还要撰写“典型”的失业故事。他启发劳工作者以文学的形式相互讲述和交流生活经历，发掘其中的普遍之处，激发劳动者之间的“同情”和“怜悯”，而非竞争。艾思奇、柳湜等在各自栏中刊登读者对国际、社会新闻的看法，与读者讨论这些现象与自己生活的联系。

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创刊号 封面

《读书生活》在城市读者中广为流行，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但刊物上的这些文章不仅文字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艾思奇、夏征农等试图给予大众一种语言和思维方式，以此认识生活和世界。夏征农、艾思奇等人的系列文章无一例外的都是对具体的劳工生活经历的回应和解析。他们写给读者的回信和时事评论，文字顺畅，思路清晰，不仅可以感受到其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之深厚以及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其对读者思维逻辑推进式的引导和教化。他们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将“资本主义”和“殖民压迫”等十分抽象的结构性的社会经济矛盾转化为个体劳动者的生活经历。资本和阶级的矛盾变成了鲜活、具体和细腻的经历和体验。

夏征农和柳湜更组织劳工写作，激发劳工深入认识感受生活。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是劳工描述和认识世界的过程。受李初梨等人的影响，夏征农坚持文学的教育和组织的功能。他说，文学的作用不是像社会科学一样根据事实分析直接告诉读者如何如何，而是要读者自己从中感受体会。针对“生活记录”专栏中展示出的劳工强烈的个人情感和经历，夏征农在指导劳工创作的讲座中说，情感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个人的。他提出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由其决定的经济条件，将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状态，而“同情”往往产生于属于同一生活方式和状态的人们之间。文学由此能够启发劳工大众自身对于周围事物和日常经历的认知，调动劳工大众的情感，组织他们的生活，激发“同情”。

1936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社会常识读本》系列读本《读报常识》分册

然而，劳工作者的文字并不令人满意，很多篇什都显得颇为琐碎，甚至并不顺畅。这大概正是本文开篇提到的、茅盾在阅读夏征农寄去的十七篇文字时所感受到的。但茅盾并非不支持大众文化实践，他在不久前有关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提出了“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谁先谁后的重要问题。在他眼中，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文化实践仅仅能做到革命知识分子走向大众，熟悉劳工生活，提高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大众创作的价值也仅在于此。文学、写作、艺术，乃至文化生产依然是知识分子的职业实践，大众与之尚有距离。没有政治革命的成功和宽松的政治环境，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就不会出现。

但是，在夏征农等的眼中，革命文化源自基于劳工日常的学习与教育，政治革命的成功并非前提。劳工大众记录、书写、反思日常，恰恰是在发展一种革命性文化，孕育更彻底的社会变革。在夏征农看来，茅盾指出的“人物描写”和“情节”展开等问题更能说明这些劳工还缺乏对生活和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劳工创作文学的过程，就是劳工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持续认识生活和社会的过程。作品的“文艺性”乃至写作“技术”等问题，都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推进。尽管缺乏技巧，认识有待提高，但只要劳工大众持续创作，赋予劳工日常以意义，他们就在发展和缔造一种不同于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这种革命性的教育和大众主体上的自觉是此刻在城市当中深化和延续革命所不可或缺的。

1936年4月25日《读书生活》刊登的 留美细菌学博士高士其撰写的科学小品文《霍乱先生访问记》

夏征农在给茅盾的公开回信中，热情洋溢地鼓励刊物的劳工作家说：“你们多数是店员学徒、体力劳动者，你们的生活，就是最有普遍性、最有积极意义的、站在社会尖端的生活。只要你们不是有意把自己的生活孤立起来，你们认清自己的生活是包含在社会生活里面，使自己的活动成为社会活动的核心，那么，就可以说，你们是有丰富生活的，对生活是有深切体验的。”

茅盾显然更加注重文学作品和作家技能，相比之下，劳工的文学作品之于夏征农，仅仅是革命教育和文化实践的衍生品。他更注重劳工的学习和教育本身。

193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艾思奇《哲学与生活》封面

夏征农等围绕这份杂志组织城市劳工读书写作的历史，使得我们从一个侧面捕捉到了左翼文化政治出现的初始时刻。在政治经济革命落潮之时，基于城市劳工生活的革命文化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延续革命的手段。在这样的契机下，革命知识分子积极思考自身与革命，知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深化革命。他们在思想和文化上的诉求与实践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革命的范围，丰富了革命的内涵。

《读书生活》的革命文化实践并非特例。中共在六大二次会议后陆续组织扶持多个领域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整合左翼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文化实践的一个重点，就是将底层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经验纳入到文学、社会科学、美术、戏剧、电影、语言、教育、音乐等各个领域，创建大众的革命文化。艾思奇、夏征农等革命知识分子此时对于社会科学、文化文艺理论的深入研究，面向普罗大众的文化宣传活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改变了党早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宣传方面匮乏的局面。一九三六年二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斜桥弄开张，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哲学讲话》，后经修改更名为《大众哲学》。此后出版印刷了系列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指名要求购买其中部分读物，并将其运送到延安，作为根据地群众和干部教育的经典教材。艾思奇、柳湜等《读书生活》知识分子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陆续奔赴抗日根据地。这一批在城市革命中历练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成为根据地思想文化教育以及革命理论研究的骨干。

《读书生活》是一份聚焦城市劳工读书生活的杂志，它的创建与发展折射出三十年代革命在城市的延续和发展。这份杂志也见证了左翼文化政治的初始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