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新时代的文史研究
现在电子检索文献极方便，但我还是喜欢读书，因原始读书有阅读快感，原先记忆中存了的问题，读书过程中遇到了，发生联想，再去检索，然后解决。电子检索的先决条件是你得先产生观念或将相关问题浓缩成语词，但有趣的文史问题，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没有直接关系，一望而知则无研究必要，如何建立这个关系才见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产生的问题是不是有研究价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为一个智力问题。直接的问题易于使用电子检索，知识性的问题最适合机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术工作，而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
文史工作还是原始阅读为上，早年记忆优先，电子检索靠后，通过机器产生的发现乐趣，对记忆和联想力的要求相对较低。敦煌卷子发现后，王国维他们因为有早年深厚的知识基础，一看就能与过去的记忆建立关系，很快就有新的发现。陈寅恪总结王国维治学方法的“二重证据”经验，就是早年记忆的旧知识和新出史料会面。
近年中国文史研究中，辑佚工作的收获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尤甚，但我们都知道，其中的许多工作是通过机器来的，不是读书多见识广的结果。文史研究，毕竟是智力活动，过去文人学者，多有呈才炫博毛病，陈寅恪、钱锺书也不例外，这固然是特殊偏好，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过程中展现的智力乐趣，文史知识要瞬间联想和脱口而出才有意思，翻手机最便捷，也能解决问题，但无趣味。
文史工作和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区别，它一定要有“闲”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过分直接，易索然无味。习见知识，机器时代，实在无必要再说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实，但求“趣”，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梁启超、胡适他们总强调学术研究的趣味，就是这个意思。
网络时代，机器瞬间能找到的史料，严格说就不是史料，是现成知识，现成知识只能是解决新问题的辅助史料，其间找什么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知道找什么史料是研究，能不能找到是技术，而知道找什么史料包含了学者的趣味，文史研究应当考据优先，诠释靠后，考据的生命力长久，诠释则见仁见智。史料新旧虽是个相对问题，但新史料一定是在有新问题前提下才产生，能开新局面的学者多是直接阅读文献，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了难点，再去寻求机器解决。
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学者，总能长篇大论，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长篇大论和高头讲章，总是要在别人已见史料或者原创结果上的延伸，如果别人不开这条路，他们便不知世上还有这条途径，他们只会顺着讲，或反着讲，而不能从头讲，不能破题。不能开新领域，自然也就谈不到原创力。陈寅恪研究《再生缘》，结论对错不重要，但他能发现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这就是真正的学术工作，如果没有他的工作，后来关于陈端生和《再生缘》的所有文章，自然也就不会有了，或者要晚很多年才会有，《柳如是别传》也是同样的情况，他愿意把精力放在这方面，这就是远大的眼光，他是个盲人，还能做这样的研究，可见早年记忆和联想力是如何的发达。近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宝卷研究很热，但这个工作的第一功要记在郑振铎头上，是他最早看出了宝卷的复杂性及丰富性，后来的研究，严格说都是在他的基础上才有的。现在写本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机器时代文史研究的新出路。因为凡印本在逻辑上都不可能有唯一性，无论是雕版印刷、珂罗版、石印或现代印刷，而写本一般都具唯一性（特殊情况下少量钞本例外），印本最适合机器时代的检索，而写本（正式钞本或民间钞本）在未经研究者重视前，不可能使用机器检索，所以写本研究的第一要求是必须最早发现原钞本，进入图书馆和收藏机构的钞本逻辑上均有记录，有记录的东西对机器来说都不是问题，而文史研究的趣味则在发现，特别是散落在民间的钞本，如古代戏曲、古代小说、宝卷、杂字、蒙书、契约及其他民间文书等等，如果研究者能将眼光投向这些未经注意的东西，才会产生知识增量，才是有意义的学术积累。
机器时代，靠检索辑佚，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它让传统文史研究的趣味大为减少，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一向的认识是顶级作家才辑佚，普通作家多数没有必要专门辑佚，应当取“大年三十逮个兔子”的态度，阅读过程中遇到了，随手解决就好，不必专门刻意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