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忠实先生写了《白鹿原》，白鹿原里写了朱先生。

朱先生，清末举人，谢绝奉官，书院兴学，能先知天象人事，救济乡民离苦得乐，一身布衣青衫，乃原上一智者、大儒。朱先生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是他领衔几位品行端正的乡贤聚于白鹿书院，为后世留下一部卷帙浩繁的《滋水县志》。

说到这部县志，作者在小说第十二章道出一个故事。1926年，正是王旗变幻、民生多艰的年代，一天，正在围困西安城的镇嵩军刘军长来到白鹿书院，问县志里头都编些啥，朱先生答：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当今时下，凡本县里发生的大事统都容纳，“你的士兵在白鹿射鸡（击）征粮及粮台失火将记入本志，你的团长进驻本县吓跑县长，这在本县史迹中绝无仅有，本志肯定录记”。军长闻之，并未动粗，更没有把朱先生投进监狱。而《滋水县志》“民国纪事”一栏果真记载：“镇嵩军残部东逃过白鹿原烧毁民房五十七间，枪杀三人，奸淫妇姑十三人，抢掠财物无计……”

朱先生离世，白嘉轩感叹：“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

朱先生，《白鹿原》的魂！

据闻朱先生确有其人，本姓牛，祖居今仍在白鹿原。

读《白鹿原》，每读到朱先生，总会出现陈忠实先生的幻象。

曾见过陈忠实先生两回，是在其写了《白鹿原》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一回是2003年在北太平庄总政招待所，同事徐怀谦叫我同去看来京的陈忠实。那天上午，在他住的客房里，我们一直待到中午，他留我们到一层饭堂吃了便饭，又聊了些闲话。现在回想那天都聊了些什么，已经无记。

另一回是2010年中国作协在重庆索菲亚酒店开全委会，午餐时作家委员们围成一桌一桌热络说笑。一瞥，见陈忠实一个人坐在边角一个小桌旁，点上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一口接一口吸着……这时的他与四周的热闹浮华之间似乎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隔膜。我不忍打扰他，但还是走过去请他题字，尽管他说口腔疼，还是写下“白鹿原头信马行”，说这是白居易的诗。

只可惜，两回见到陈忠实先生时，我还没读过他的书，因为无知，自然没有与他交谈的话题。

2016年闻他离世，心里一惊，但也没有太多感触。直至6年后读了《白鹿原》，我对他似乎有太多的话想说，特别想问他：你写朱先生，是不是在写自己？但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80年代，为写《白鹿原》，他到长安、蓝田等县查阅县志，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我想，假若没有当年朱先生们的“不避官绅士民，凡善举恶迹，一并载记”，《白鹿原》里那些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和事件该会逊色多少！

如今，想了解中国从清末到民国到1949年这一段历史的流变，乡村城市、兵灾匪患、县府宗族翻云覆雨的兴衰争斗，以及其间各色人等的人兽面目……假若没有这部大书，认知会是残缺的。

文学也是记录，他写小说，也是在治史。读《白鹿原》，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事件，既不溢美，也不隐恶。他就是这样把一个个一桩桩“嘴上念佛哩，心里咥活（干坏事）哩”的好人坏人、好事鬼事统统写进了书里，让后人看，让后人想，让后人记着。

有人说《白鹿原》是一部意蕴厚重、丰湛的史志；有人说陈忠实乃“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书记员”；还有人说他的离世“带走一个民族的秘史”；我倒觉得他恰恰留住了一个民族的秘史——昨天、今天，过去、现在，不断地往而复来。

我感念陈忠实先生，他让我知道了很多，明白了很多。今天，人们怀念他，生发的也是那句感叹：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走了！

人终有一死，生的过程，或积德行善，提炼人生精华，或行恶施暴，种下仇恨恶果，所作所为无外乎留下或美名或骂名。

古往今来，总有像朱先生、陈忠实先生那样做事的人，将所经所历、所见所闻，将那些积德或施恶之人，将他们做过的好事或荒诞、龌龊、诡异之事一并载记。

对于行恶之人，勿以为事了拂衣去。人生有尺，做人有度，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记得朱先生墓室砖头上刻的字：“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而陈忠实先生记下的朱先生那句“不避官绅士民，凡善举恶迹，一并载记”，至今仍是声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