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老家见到过很多的渔网。西城区有一条黯然失色的老街，街上一长排渔具店，老板都是有手艺的人，没顾客的时候，他们就坐在店门前的石阶上，将一根根结实的尼龙线织成一张将要下水的渔网。一张网会遇见什么，会有很多答案。织网的人，买网的人，撒网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

一个写作者，也就是以文字为线，写一本书，织一张网。每本书总会遇到理想读者。一年前，我写完《大湖消息》，这张“网”就是在洞庭湖中打捞着那些水月逶迤、物是人非。一个读者无意中读到刊物上某一章节的链接，辗转找到我，帮我纠正了一个错误。因为写到湿地、候鸟，我写了一种叫勺嘴鹬的鸟，这位相当专业的读者指出应该是反嘴鹬，虽是一字之差，但可以说是知识性错误。勺嘴鹬数量非常稀少，且都是沿海岸线迁徙，那就不可能出现在我所写的东洞庭湖。我一查，果然如此，又赶紧找来采访本，发现潦草的记录是反嘴鹬，是自己电脑写作时将两种真实存在的鸟混淆了。

这位读者是一个业余写作者，但在业界有着“三湘第一女鸟人”的美名，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写家乡河流之上的四季与一天、风雨与昼夜、虫鸣与鸟啼。我们认识后，有一次她来访，绕着我工作的大院走了一圈，后院小山栖息着不少鸟，根据听到的鸟鸣声，她不假思索就能确定是什么鸟，有些什么特性，说得头头是道。当她说能听懂上百种鸟声时，自信的表情，不容我有丝毫质疑。我心里说，好吧，你是专业人士。其实，她也是半路出家，只是热爱自然，热爱山林、水流和飞鸟。她结识了一帮自然保护志愿者，全国各地跑，天南海北地跑，去追鸟，去看鸟，用文字画出它们在天空中的生命线。我对她说，那不只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一张迁徙、繁衍、生死之网。

因为写大湖，这些年我不断返回。从起初的懵懂无知，从直觉的对错判断，到一种浓郁的生态忧患意识弥漫心中，到以生态整体观来观照笔下的万物生命，如同一场心灵之旅，终在荒漠中找到甘泉。我突然抬头发现，当下写作者聚焦自然生态的目光和笔墨越来越多。多了是好事，但滥了就很糟糕。一个难题横亘眼前，面对兴衰变化、原始状态与人工修复，站在审美与人性的双重角度，孰重孰轻，又如何做到不偏不倚，就会成为写作的难度。遇到且挑战难度的写作者，其实是幸福的。我的疑虑被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创始人利奥波德解答，他在《沙乡年鉴》中谈到人与大地和谐相处时说：“你不能只珍爱他的右手而砍掉他的左手。”于是，面对湖洲之上的生命，我的书写视角是多维的。鸟不只是属于天空，鱼不只是属于流水，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人不只是属于大地，它们所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塌陷和破坏，都可能导致系统的紊乱。

人的一生能记住的夜晚并不多。某天半夜惊醒，我想起身在何处，是离城一百余公里外、与东洞庭湖一堤之隔的小村庄。那是典型的南方村庄。那里水汽弥漫，田野开阔，陌生唤醒无穷无尽的记忆，又仿佛任何记忆都被覆盖在身上的黏滞潮湿抹去了。那次是参加东洞庭湖冬季水鸟调查，我住在一个渔民家中，有一间偏房的墙上挂满各种奇怪的渔具，渔网、鱼篓、鱼籇、鱼刀、鱼盆、鱼案、鱼镖、鱼斗、鱼笠、鱼夹子……它们身上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鱼腥味，有的很长时日上了墙就再也没下过水。入睡前，我参观了它们，夜里它们就参与了我的梦境创造。梦中的它们和过去使用它们的主人发生了角色变换，人钻进了鱼篓鱼籇，手脚收缩，曲身扭动，满脸撕裂，发出挣扎的呜咽，如同荒诞的水边舞台剧，又像一个被雨淋湿的南方寓言。

我就出生在离这个村庄不远的小县城，更早之前，它只是古称云梦泽的洞庭湖所覆盖的一个渺小的点。地壳运动，围湖造田，人进水退，它成了洞庭湖和长江之间的高地，也是分水岭，其北面是长江，东面和南面是洞庭湖，在这个地方长大的人，从小就处于一种水的夹围，天生就知道“江湖关系”的重要性。这里的人们不会考虑盖房添置物件，吃穿用度大手大脚；人们喝早酒、吃夜酒，无辣不欢，以此驱逐体内的湿气；人们习惯了洪水肆虐，习惯了你抢我夺，习惯了一无所有又重头再来……当我开始写作之后，发现我其实一直在处理这片河汊众多、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

写作中永远要处理好一生“所见”的问题。怎么看，是方法与路径的必经之路，也是问题与意识所在。我在湖洲上行走，我睁眼闭眼就能看到水的波澜四起，听到水的涛声起伏，水的呼吸所发出的声音，是液态的、颤栗的、尖锐的，也是庞大的、粗粝的、莽撞的。我原来以为岸是水的疆界，但在行走中我懂得了水又是没有边界的，飞鸟、游鱼、奔豖、茂盛的植物、穿越湖区的人，都会把水带走，带到一个我未曾想到达的地方。我在湖区看到成千上万、种类繁多的鸟，鸟儿不为天空歌唱，但会为身旁的水流唱鸣。我仍然存有诸多疑难，直到梭罗告诉我：“问题不在于你看见什么，而在于你怎么看和你是否真的看了。”那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点、思维模式和认识角度，轻易不会发生位移，但我们必须像西西弗斯推动巨石，必须去撬动那些上了枷锁的观点——也许你不是在看自然物，而是在看自己的影子。

多少年在湖上的渔民都是“天吊户”，他们没有户籍，也不是农耕文明的农民，而是沿着水流四处飘零的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是真正的江湖世界，他们是本源上的江湖儿女，他们的流动性所孕育出来的地方性格，走到哪里，就传宗接代在哪里。有一部分湖区文化，是依靠渔民在随波逐流，愈行愈远的。他们相信神意、邂逅、善良、浪漫，有一种把自己交付给陌生人的勇气，这与水的流动性天然地关联在一起，但随着渔民上岸、转产转业和全面禁渔，这个大规模的特殊职业群体会改头换面。他们是见过风浪的“洞庭湖麻雀”，他们是在水流之中获得生命的力量。但今天他们没有了船，剩下的只能是一边眺望湖水一边给下一代讲述过去和先人的故事，过去故事中的颠沛流离、苦难传奇、战胜和妥协，在城市化、工业化的今天，就成了一种文学上的叙事。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那些渔民的讲述告诉我，这是错的认知，对的世界没有谁一定要打败谁，言外之意，自然世界的生命一切平等。世界上的所有，需要互相尊重和关怀、敬畏和呵护。人必须学会遵循自然秩序而栖居，继而在自然整体和谐前提下学会审美表达。前人和经典文学作品中已然作出示范——庞德在《树》中想象“树枝像手臂一样从我身上冒出”，变成了一棵树；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奥菲利娅融入自然之死，“本来就生长在水中一般”；阿特伍德小说《浮现》的女主人公睡在野外自己挖的洞穴里，像动物一般生存，最后完成与自然的彻底融合，“我是树和动物闪烁其中的东西，我是一个地方”；唐代王维在《鸟鸣涧》吟诵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以通感手法道出了“人就是山林，山林就是人”。

写作者与自然应该是无距离的，应该像梭罗说的，有一种神奇的自由，仿佛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继而整个身体成了一个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吸取着快乐。这种吸取是身处自然中的忘我、融入，也是享受。我写水，写湖，写散发出的许多气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鱼腥味”。这是一个地方写作者要守护和传承的，也是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深耕的。也许写作者深挖精耕在一隅一地，不离不弃，可能一辈子白写了，但也许又生成了其它的意义。好作品的点睛之笔、气质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个人性，因为这种个人性（鱼腥味）是自然与地方性所滋养并生发（创造）出来的。

即使相距遥远的世间万物，也是气息相通、休戚与共的。大地之上发生的事，在她的孩子身上都会发生。人永远只是网中的一根线，编织一张完整的生命之网是永恒的梦想。我们对待这张网的态度就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写作者真正的身心融入自然，才能知道抽取哪根线，才会找到线所在的具体位置，或者就是安心做一条线。长久以来，我把爱默生的一句话放在枕边，入睡前、梦醒后，都听他说一次：“对自然的无知程度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心灵尚未把握的程度。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的箴言‘研究大自然’最后成了同一句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