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始于1951年11月7日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即《关于文化关系、利用一九五二年假期从事和平事业和伟大的文化周年纪念的决议》[1]。该决议决定各国和平委员会在1952年利用假期为和平服务，举行文化名人周年纪念，认为“有了这些措施，各国和平委员会就能够使得一切文化界和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关心作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的发展”[2]。具体纪念哪些人物，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各国代表提议，经协商产生。如，1952年纪念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雨果、达芬奇、果戈理、阿维森纳分别由茅盾、爱伦堡、多尼尼以及许多国家的医生提议而确定。自此，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其他世界各国（共72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场历时十余年、跨越几大洲的国际文化事件中。整个纪念活动的历史背景是冷战时期著名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英国历史学者杰弗里·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认为和平运动的目的是“要从政治上对西方各国国内施压，以阻扰或扰乱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来对付苏联的计划”，以及向世界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3]。实际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并不完全受限于苏联、东欧和亚洲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如程凯所说：“战后的和平运动就是一个有立场、有政治倾向，但又不被立场、倾向完全决定、制约，而能进一步创造出富于包容性和创造力的认识与实践场所。[4]”

1949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即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加入“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在“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影响下，新中国热烈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名人纪念。1952—1963 年间，文艺界每年举行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包括：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纪念展览会、文艺界座谈会、群众报告会，翻译出版被纪念者的著作、编印纪念相关的知识普及读物，演出被纪念者的作品（戏剧、音乐），中外文化人士互访等多种形式。[6]这一期间，共计纪念80余位以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医学家为代表的世界文化名人（被纪念者名单参见下文表格）。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化名人成为十七年时期连接中国与世界、往昔与当下、文学与政治的纽带。

与整个1950—1960年代初，新中国文艺界举行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的盛况相对比，学界尚缺乏专门针对这一事件的研究。[7]本文力图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作为政治仪式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如何塑造文化符号—“世界文化名人”，来讨论新中国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态度，以及这背后蕴含的民族国家认同与社会主义认同问题。其中，1953年的屈原纪念、1958年的关汉卿纪念，以及1962年的杜甫纪念，是考察上述问题的极佳案例。

一、纪念大会的仪式与组织

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是新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仪式。纪念大会在首都北京举行，同时，上海、武汉、沈阳、西安、重庆、成都、广州等城市也分别举行地方纪念会。[8]在北京， 具体会场包括：中南海怀仁堂、首都青年宫、首都剧场、共青团中央礼堂、首都文联礼堂、首都政协礼堂、民族宫礼堂等。会场级别表明了国家对于参与这场国际文化活动的态度，体现出新中国融入世界的热望。尤为典型的例子是1952、1953年纪念大会的举办场所—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成立初，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会场，中南海怀仁堂由政务院进行会场布置和管理，也是中央政府举办各种仪式庆典、文艺演出的场所。纪念大会在这里召开寓意着新中国通过国家仪典向世界展示“作为文化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

纪念大会在组织上采取官方发起，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在正式的纪念大会召开之前，经过了包括召开筹备会议、成立筹备委员会在内的隆重筹备工作。组织者为新中国对外交流、文艺、科学、医学等各界国家级机构，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医学会总会等。参加者为上述团体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相关文化教育单位干部、各高等教育机关师生代表，以及国际贵宾等。参加人数多则两千余人，少则六百余人，平均为千余人。这种对于参加者政治成分和人员数量的控制，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参与者的政治可靠性，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纪念大会所传达的精神能够贯彻到上述团体的所有成员中。直接体现纪念大会在文艺界影响力的是主持人、报告人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例如，主持纪念大会的通常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理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作报告的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阳翰笙、洪深、丁西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副主席欧阳予倩，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郑振铎，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张庚等。

邀请外宾参会是这个政治文化仪式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外人士共同纪念世界文化遗产表现出一种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国际主义精神。受邀外宾包括世界和平理事会干事， 被纪念者国家知名文化人士、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记者，还有爱好和平的、友好的西方左翼知识人士。亲自到北京参加纪念大会令这些国际人士对新中国崭新的政治面貌和欢迎国际文化交流的态度产生好感。1953年，法国代表维尔高尔说：“今天看到在这里纪念他[11]，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拉伯雷在他的祖国—法兰西— 以外受到民族的敬礼”[12]。

纪念大会不断激活世界文化名人符号， 发挥其政治作用。典型的会场布置为：主席台高悬红色（或蓝色）丝绒幕布，上置巨幅世界文化名人画像，主席台前布满鲜花，主席台对面悬挂巨幅标语（ 如“保卫世界和平！”“加强文化交流！”[13]），中外报告人及国际贵宾共同坐在主席台上，观众坐在台下仰望主席台。中外文化人士同坐在以世界文化名人画像为背景的主席台前，本身就是一幅政治寓意明显的画面，释放出有力的信号，即新中国并不孤立，中国人民正与世界进步人民一起保卫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也正是纪念的核心意义所在：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帝国主义。

会场悬挂的文化名人画像集中体现了纪念大会塑造文化符号的功能。这些画像通常尺寸巨大，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将纪念对象直观地呈现给观众，打开了连接过去和当下的精神通道，制造出东西方民族文化互相尊重、互相融通进而形成共同的人类文明的气氛。1953年9月27日，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会会场并列悬挂的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画像就是代表。画像的陈列方式以及屈原的形象均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与同年端午节（6月15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集会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时悬挂的同一画家蒋兆和的同主题作品《屈原像》进行对比时。前者屈原画像与其他三幅外国名人画像并置， 具有较明显的西方写实风格；后者“屈原的形象更接近于明代陈洪绶的木刻版画《屈子行吟图》中的屈原[14]。为何屈原画像会产生变化？

左：陈洪绶《屈子行吟图》中的屈原形象；中：蒋兆和绘制、郭沫若题词的《屈原像图轴》，此为文联纪念会场悬挂的《屈原像》；右：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会场悬挂的《屈原像》

直接的原因是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对蒋兆和的《屈原像》提出批评，认为“从人体解剖学角度看，人物肢体的长短比例，是经不起推敲的”[15]。实际上，这是一种基于西方艺术和科学视角的审视。在中国传统艺术观念里画像是真人的替代，因而人物形象要求完整，不能够是局部的；半身像是来源于西方艺术的表现方式，人物油画、雕塑惯常采用半身像的形式。深层次的原因是两次纪念会属性不同，内外有别，文联纪念会是国内文艺界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屈原作为“人民诗人”和“民族文化英雄”被纪念，其形象偏重于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并无不妥；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会是国际文化活动，屈原不仅作为民族和民间文化的象征，而且成为国际主义的象征、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形象需要与其他几位文化名人的形象相匹配，与世界接轨。最终，通过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屈原成为与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一同保卫世界和平的“和平战士”。

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在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同时还起到国际主义宣传与教育的作用。大会报告（演讲）承担着阐释文化名人的意义，从而塑造观众及潜在受众对于文化名人的认知和情感的作用。报告者紧紧围绕新中国的现实政治需求，号召人们向这些“和平战士”学习，团结起来保卫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经过报告人的阐释，原本消逝在历史中的文化名人被重新召回，成为观众记忆的对象和学习的榜样。标语无声地替被纪念者“说话”，制造出这些文化名人正与现场参与者一同高喊“保卫世界和平”“保卫人类的优秀文化传统”口号的感觉。这些精心的布景和空间设置为现场营造出崇高感和神圣感， 而“仪式所能营造出的情感氛围本身就是信仰和观念的有力铸造者”[16]。纪念仪式的现场程序为：主持人致开幕辞，中外报告人做报告，宣读国际贺电、贺信，朗诵、合唱（曲目如《全世界人民一条心》[17]《和平友谊之歌》[18]）或文艺演出（如戏剧表演、放映电影）。朗诵和音乐在仪式中富有高度的情绪感染力，当中国诗人朗诵外国名诗，外国歌唱家演唱中国民歌， 所有参加者齐声合唱时，现场的团结感被引导至高潮。正是包括报告、朗诵和音乐演奏、戏剧表演、放映电影等在内的操演方式，成功地起到鼓舞现场情绪，激发情感共鸣，推进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

1952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郭沫若在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上作报告

中外媒体宣传所营造的国际舆论是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制造社会主义阵营共同体的有效手段。当国际舆论报道莫斯科、北京、柏林、华沙、平壤、乌兰巴托、地拉那等地同时举行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一张流通的、活跃的社会主义世界文化网络便形成了。在中国，《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不仅报道中国的纪念大会， 还即时转载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关纪念讯息，尤其是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讯息。这些国家在纪念中国古代文化名人时， 表示中国古代文化名人帮助他们增进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只有新中国才继承、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将纪念的终极意义指向对政治合法性的支持以及社会主义认同。1953 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举行学术会议纪念中国诗人屈原，苏联语言学博士费德林说：“屈原曾梦想过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幸福；但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中国人民已得到了这个幸福。”“新中国的文学很高地估价和发展古代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正在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伟大事业中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着。”[19]民主德国的《新德意志报》《柏林晚邮报》《柏林日报》《晨报》和《新时报》登载纪念屈原的文章， 柏林广播电台播送纪念屈原的特别节目。波兰东方学家举行纪念屈原的特别会议[20]。罗马尼亚的《火花报》指出：“这位中国诗人生前热诚地想望一种美好的生活和幸福的未来。现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打碎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正在向着日益美好和幸福的生活前进。”[21]

对于新中国来说，参与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是一种重要的身份确认，表明自身是社会主义民主和平阵营的重要成员，是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与进步的世界文化的合法继承者。此外，纪念大会还建构起新中国积极的国际形象，一个主动投身国际文化活动，与世界人民分享文化遗产，并致力于创造新的世界文化的国际政治文化主体。

二、发明社会主义世界文学传统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言，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旨在发明社会主义的世界文化传统，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感，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影响力，为各国正在发生的革命斗争提供合法性和道义支持。然而，这种世界文化传统究竟有怎样的内涵，对于新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到被纪念的文化名人是谁， 纪念如何阐释文化名人中去寻找答案。

表 1：1952—1963 年新中国“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名[22]

从表格中不难发现整个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的框架是世界主义的。框架的基础，同时也是整个活动所缔造的世界文化传统的中心是欧洲文化。据笔者统计，1952—1963年间所有纪念的人物与文化作品（包括1955年的印度阿旃陀壁画，以及《草叶集》与《堂吉诃德》）， 共计83人 / 项， 涉及31个国家地区。其中，欧洲文化名人占 76%，又以法国最多，俄国第二，英国第三；亚洲文化名人占15%，以中国、日本和印度为代表；拉丁美洲文化名人占 3%，以古巴、巴西、阿根廷为代表；北美洲文化名人占 6%，以美国为代表。如将观察范围聚焦到文学家身上，可以看到40余位文学家构成了一幅由西方古典文学、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亚洲古典文学、拉丁美洲革命文学拼出的世界文学图景，这幅图景的主体部分由19世纪欧洲文学组成。这是因为19世纪文化距离今天较近，且19世纪文化代表了人类文明群星闪耀时的结晶，其中的欧洲文化、文学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代表，又以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法国为代表，故而当社会主义阵营再造世界文化传统时，将19世纪欧洲文学遗产作为重要的资源，这种做法对于苏联以及整个欧洲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面对这样多元的文化资源，新中国持有怎样的文化心态，又如何处理继承与批判的关系？

这些问题需要到新中国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态度中去寻求解答。大体上来说，新中国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对待世界文学，同时从自身的社会现实和政治需求出发，对世界文学进行整合、转化与利用。“人民性” 与“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文艺界打通与中外文化遗产联系的关键。“人民性”是195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来源于19世纪俄国文学，与早期俄国文学的民族化诉求及俄国社会现实有直接的联系。别林斯基的“人民性”侧重“民族性”的涵义， 强调民族的精神气质、思想方法和情感方式， 同时也强调文学的世界性的历史意义[24]。杜勃罗留波夫将“民族性”发展为“人民性”， 强调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文学的人民性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去表达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利益。[25]195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更多地指向“阶级”的意义，在这里“人民”指向抽象的集体，“人民”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正如列文森的论述：“所有国家的人民可以有一个共同的事业，而每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在中国） 基本上是构成这个国家的主体。”[26]1953年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郭沫若强调屈原“长期接近平民，深切地感受到民间的疾苦，因而有着正直的性格和进步的思想，他的作品是具有浓厚的人民性的”[27]。1955年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冯至指出“席勒在这些剧本里也说出来人民力量的伟大……在《威廉·退尔》里我们在更多的地方读到对于人民的歌颂，这里出现的都是劳动人民，他们诉说他们是怎样开辟山林， 勤于耕种，而他们劳动的果实却被外来的统治者掠去，他们的生命财产，被人任意宰割， 同时他们认识到，只要团结起来，‘暴君脚底下的地便空了’ ”[28]。1958年纪念关汉卿， 田汉赞扬关汉卿“替‘有口难言’的‘百姓’ 们说话，对于受压迫最深的妇女象童养媳、寡妇、婢女、妓女等有着深厚的同情，对她们中间美丽的性格做了热情的歌颂”[29]。1959年纪念彭斯，王佐良评论彭斯“用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劳动人民所关心的题材， 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苏格兰乡土方言写成的，并整理改写了约三百首民间口头传诵的歌谣，把许多将要失传的民歌保存了下来”[30]。同年在纪念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诞辰一百周年时，曹靖华指出肖洛姆·阿莱汉姆“来自穷苦人民，同穷苦人民血肉相连，他对人民的痛苦和愿望，体验最深，所以表达得也格外深刻、逼真、生动、感人”[31]。1962年纪念狄更斯与欧·亨利，谢冰心强调狄更斯“同情广大的被压迫的阶层，他笔下的劳动人民都是些可敬可爱的形象”，欧·亨利“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穷极潦倒的小人物表示了同情”[32]。同年纪念杜甫，冯至评论杜甫“越来越多地接近人民，体会到人民生活的甘苦， 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愿望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愿望趋于一致了”[33]。可见，中国作家、学者是从同情人民的态度、走进人民生活的行为、使用人民大众的语言等角度，来理解和阐释这些中外作家的.。

“现实主义”是“一个被社会主义中国高度合法化的概念，无论其含义是哲学上的（一个），还是社会学上的（关注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而不是一些精神贫乏、自命精英者的虚伪的存在）”。[34]“现实主义” 这一概念来源于19世纪的西方，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风格，更是一种时代性的概念，主要针对“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韦勒克指出，19世纪的“现实主义”转向包含着人类的同情与社会改良主义的批评，“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与规范、真实与训谕之间的张力”。[35]卢卡奇的“现实主义” 指文学作品真实地体现现实的主要特征，强调现实主义主要的美学问题就是充分地表现人的完整的个性。[36]中国作家、学者主要从唯物主义出发，以深入生活、直面真实、持批判现实的态度来理解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家。例如，1952年纪念俄罗斯作家果戈理，老舍强调的是学习果戈理“深入生活、入骨描写的俄罗斯文艺风格”[37]。1954年文艺界纪念英国作家菲尔丁，老舍着重论述了菲尔丁代表“艺术必须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上”[38] 的英国现实主义传统，黄嘉德指出菲尔丁“针对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提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对一切罪恶加以无情的揭发和严正的批判”[39]。同年，在纪念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时，田汉指出应该学习契诃夫的“社会正义感”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40]。1956年纪念易卜生与萧伯纳，田汉呼吁“中国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应该向现实主义大师们认真地再学习”[41]；郑振铎强调萧伯纳批判资本主义黑暗的现实主义风格，“他的许多作品让我们看到那样的一个时代，就是那最后的一个残酷的人剥削人的时代—那个即将死去的、血肉模糊、丑恶不堪的时代”[42]。1957年纪念哥尔多尼，孙维世强调哥尔多尼是“现实主义喜剧的创造者”[43]。也就是说，这些 19世纪欧洲作家直面人生的批判现实精神是中国文艺界所看重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革命文化的反帝反封建要求较为接近的文化资源。此外，基于革命的审美原则，学者们对于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又更突出“战斗的现实主义”。

这种解读世界文化名人的逻辑，最为典型的表现是通过分析作家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解释其创作风格。如蔡文显对于萧伯纳的分析：“萧伯纳的戏剧是在社会的土壤上长大生根的；而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积极性的高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向前开展，便是构成这种社会土壤的因素。”[44]又如黄嘉德对萧伯纳的《愉快的戏剧集》和《为清教徒所写的剧》的评论：“这两个戏剧集与《不愉快的戏剧集》比较，揭发的音调的尖锐性已经减弱。这和当时的现实情况及萧伯纳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到了九十年代的中期，阶级斗争外表上趋于沉寂。萧伯纳……生活比较安定。他虽然继续为费边社进行宣传，可是和工人运动的接触已经没有八十年代那么多……阶级斗争渐趋缓和的错觉在他的作品里有了一定程度的表现。”[45]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萧伯纳的创作动机和戏剧成就归功于他的社会实践，以呼应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实际上，这种分析存在简单地将萧伯纳的剧作与其每一时期的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机械对应的问题。[46]在萧伯纳身上，纪念肯定其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批判其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最终，戏剧革新运动的先行者、艺术手法丰富的社会问题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的形象被重新塑造，中国镜像的萧伯纳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解剖家”和“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

总之，从“人民性”与“现实主义”出发去看取古希腊喜剧、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启蒙主义时期的新思想、19世纪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与作品 , 使得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时，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以外，还能够从更加深厚、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汲取养料。新中国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态度受到列宁所提倡的批判地继承过去时代文化遗产这一精神的影响。列宁强调吸收过去文化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只有确切地通晓那人类整个发展所创造的文化，只有重新研究、改造它乃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47]。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吸收”[48]。新中国吸收中外文化遗产的前提是区分精华与糟粕，就中国古代文化而言， 古代人民文化中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部分是精华，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是糟粕；就外国古代文化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向上的健康的文化是精华，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文化是糟粕。在这样的大原则之下，究竟哪些人物能够代表中国民族文化进入世界文学经典谱系，如何阐释以赋予这些人物全新的意涵，经过了慎重的考量。

三、为何纪念屈原、关汉卿、杜甫？

1953年的屈原纪念在时间上分为两次，一次是在农历五月初五、公历6月28 日的民间节日端午节，另一次是在9月28日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在以民间习俗纪念端午节之外，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布置了楚文物展览，旨在使观众了解产生屈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特别节目（郭沫若讲《屈原简述》；马思聪选曲、指挥，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演奏《屈原组曲》；赵丹朗诵话剧《屈原》中的《雷电颂》[49]）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人民日报》等报刊登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波兰人民纪念屈原的消息，郭沫若、游国恩阐释屈原的文章，以及古书上的屈原图像、出土楚文物图片。可以看到，博物馆展览、无线电广播与报刊传播都是现代民族国家用以形成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手段，这些形式引导人们对民族文化在情感上的认同，并通过传递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正与我们一起纪念我们民族的文化名人这一信号来引导人们想象自己属于更大的国际共同体，从而在情感上对国际主义逐渐接受和认同。

1953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郭沫若在世界四位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

选择屈原作为中国文化名人的代表，是认定屈原热爱祖国与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 为国殉难。郭沫若的《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与游国恩的《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都将屈原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人格的坚守与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相关联，将屈原视作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这种意义的确认延续了 1940年代设立“诗人节”纪念屈原时所采取的文化策略。1941年5月3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诗人节的缘起》，号召将端午节确立为诗人节。1941年6月18日，第一届诗人节以“抗战”为主题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于右任、陈立夫、梁寒操、冯玉祥等国民党要员及文化界名流均出席，老舍做主题演讲，郭沫若做报告，安娥等朗诵。根据王家康的研究， 1942年开始国共两党在诗人节纪念上展开较量，国民党要员对屈原的阐释将其反抗的暴政者指向外部—德意日法西斯，郭沫若对屈原的阐释将其反抗的暴政者指向内部—诗人祖国的统治者。纪念屈原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双方争夺本民族文化代言人地位的政治较量，对屈原的纪念和肯定，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传统文化代言人地位的重要一环。[50]

1953年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上，郭沫若将蒋介石政府对屈原纪念的打压与新中国对古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尊重和发展进行对比，以显示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和制度优越性。在此基础上，郭沫若提出民族文化交流要在和平的条件下才有充分的实现可能，因此，保卫和平和保卫文化的斗争是不可分开的。郭沫若呼吁“集中世界舆论的力量来巩固朝鲜停战，停止其它现行战争，消灭一切的战争威胁”，并且坚决反对“所谓‘世界主义’以美国的生活方式来奴役世界的变相的文化侵略”。[51]这表明纪念屈原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一方面表现出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保卫世界和平。

1958年6月28日，首都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纪念大会主席台

1958年6月28日，“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纪念大会”在首都政协礼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席并发言。陈毅强调关汉卿接近下层人民，其剧作表现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关汉卿是现实主义艺术家。当晚全国有一百种不同的戏剧形式， 一千五百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 这在当时热火朝天的现代戏汇报演出潮中显得十分突出。王季思从战斗性与现实主义精神来肯定关汉卿的戏剧成就，战斗性体现在关汉卿表现并赞扬下层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坚决斗争，现实性体现在其作品的精神。郭沫若在《学习关汉卿，并超过关汉卿》一文中除了肯定关汉卿同情被压迫的人民，用笔向封建制度进行民主主义的斗争外，特别强调纪念关汉卿证明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国，对于富有人民性的、进步的艺术遗产是不遗余力地保护和发扬的。[52]田汉评价关汉卿是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文学传统的奠基人之一，认为关汉卿不仅善于揭发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抒发人民的愤怒情绪，而且善于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情绪，其作品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53]这种评价尺度与之前的研究者对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不同。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以结构、语言和艺术感染力等悲剧艺术的评价尺度来评价关汉卿的《窦娥冤》，认为《窦娥冤》展现出悲壮的美学精神和人的自由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54]。王季思、郭沫若和田汉对关汉卿的论述则体现出一种基于现实政治斗争需求的评价尺度。1958年全国各地热烈纪念关汉卿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涨、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上升的国内外境遇有关。从 1957年年底开始，国内革命情绪高涨，全民投身热火朝天的生产大跃进。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势头强劲，1957年的10月和11月，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55]此时文艺界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旨在将关汉卿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向世界（尤其是欧洲）宣示，西方有莎士比亚，我们有关汉卿，我们的民族文化灿烂光辉，毫不逊色。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向苏联展示中国民族的硬气，就这样，铮铮铁骨的关汉卿成为了1958年革命中国的象征。

1961年12月15日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将杜甫列为 1962 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然而，这只是目前能够找到的资料显示的结果，中国方面为何选择将杜甫作为候选人物报送给世界和平理事会仍值得探究。需知 1962年不仅是杜甫诞辰1250周年，也是李白逝世1200周年。为什么不选择李白而选择杜甫作为代表中国的世界文化名人？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文人士大夫以政治识见为标准对李杜的评价有关，许多人认为李白在事理上叛逆，政治上有污点， 诗作华而不实。王安石论：“太白才高而识卑。”黄庭坚论：“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之病。”[57]《鹤林玉露》论李杜：“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 又引朱熹论：“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 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 这些“扬杜抑李” 的观点影响深远。更直接的原因是在1950年代开始的文学史书写中，杜甫被认为是爱国、爱人民的诗人代表，其诗歌（尤其是“三吏”“三别”）有利于“提高我们支援农民土改的热情”[58]，“以反贪污反压迫为题材”的诗文刺激了“王仙芝、黄巢的反地主阶级运动”[59]。李白被认为是个性解放与自由艺术的代表，在爱国主义文学史的框架下也能被接纳，但地位依然不如杜甫。

1962年，首都政协礼堂，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会场

最终，对“人民性”的阐释突破作者出身阶层论的限制，以作者是否关心人民、关心社会，真实地表现人民生活为标准。李何林认为凡是相当真实地表现生活和人民的要求或者愿望，对于当时的人民或以后的人民有利的，都是有人民性的作品。也就是说， 不一定要体现当时的进步思想，也不一定要表现人民的生活，重点在于真实地表现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关汉卿、曹雪芹、吴敬梓有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们的作品仍然属于有人民性的作品。此外，有人民性的作品， 作者不一定是人民或出身于、倾向于人民的作家，关键在于作家的生活实践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比如杜甫的《洗兵马》表面上带有封建思想和迷信色彩，关汉卿的《窦娥冤》表面上歌颂统治阶级及其法律，但实际上属于兼具人民性和现实性的作品。巴人认为杜甫的贤人政治理想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具有人道精神的、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人。尽管杜甫属于没落的地主官僚阶级，但他更多的生活经历是与人民共同遭受战乱的痛苦。他生活在民间，将自己的抱负与对人民的关怀结合起来，将个人的苦难与国家的困顿融为一体。在“三吏”“三别”中， 杜甫超越了在《兵车行》中单纯的反战精神， 一方面痛心于人民的疾苦，另一方面国家的灾难迫使他客观地、沉痛地写出“拉夫”的场面。在这个意义上，屈原、关汉卿、杜甫成为中国人民，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代表。

四、纪念的文化影响

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给新中国带来了深远的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翻译、文学研究和文化知识生产与传播等方面。

就文学翻译而言，1950、1960年代中国翻译的世界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许多是借由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的契机而得以出现的。同一文学家，选择哪部作品进行翻译，主要取决于作品是否表现了反帝国主义、反专制暴政与反殖民主义的精神。例如，1952年平明出版社出版雨果的《宝剑》，译者李健吾在译后记中写道：“《宝剑》收在《自由戏剧集》，一八八六年问世，已经是在它的伟大的作者逝世之后一年了。生前已经给人类提供了那么多的文学杰作，如今他又一度以他的特殊的造诣证明了他的天才的丰盈和变化，击破了反动政权的无赖的诽谤。这是另一种形体的史诗。批评家一再用这个字形容这出篇幅上短小，然而精神上崇高的诗剧…… 在诗人一百五十周年诞辰纪念的今日，在法兰西共和国身逢美帝国主义蹂躏的今日，在人类普遍遭受美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们祸害的今日，《宝剑》有着现实的辉煌意义。”[60]这表明译者是从战斗的诗剧的角度来选择翻译《宝剑》的，也就是说，雨果批判他所处的时代和统治者的作品，比体现他的理想主义的作品更值得翻译，反帝主义是翻译雨果的现实着眼点。1953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乔治·郭尼峨等著、管震湖辑译的《维克多·雨果》，与 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闻家驷翻译的《雨果诗选》，也都是从反抗专制和暴政的战斗性来阐释雨果的意义。

就文学研究来说，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打开了学术讨论的空间。1952—1963年间，《文艺报》《文学遗产》《戏剧报》等报刊组织了纪念屈原、关汉卿、杜甫的专题讨论，《世界文学》组织了大量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专题讨论。这些讨论坚持以阶级论来阐释和批评被纪念者，以确保被纪念者成为符合新文艺系统需要的、纯正的文化资源。此外，世界文化名人纪念还重写了中国文学史，哪些文学家有资格被写入新文艺的经典谱系，如何重新形塑这些文学家使他们能够明确社会主义文化、文学的内涵，都经过了审慎的处理。

就世界文化名人纪念衍生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来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报纸、广播和纪念出版项目。《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广播承担了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知识生产的重要功能。在纪念出版方面，纪念出版物起先是由“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编印的纪念册，如1953年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编印的《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纪念哥白尼—逝世四百一十周年》《纪念弗朗索瓦·拉伯雷—逝世四百周年》《纪念何塞·马蒂—诞生一百周年》。后来是由新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负责出版专门的纪念书籍，如《世界伟大文化名人：一九五四年纪念》《世界伟大文化名人：一九五五年纪念》《1958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以及由对外文化联络局负责编辑出版文化交流资料丛刊，如《文化交流资料：1956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随着印有世界文化名人肖像的书刊出版物、画片和邮票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普通人能够接触到这些中外历史人物的形象和简要事迹，对他们所代表的超越时空、国界和民族的人类文明精神有所了解。除此之外，纪念的文化传播途径还包括展览会、戏剧演出和音乐演奏会等。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为纪念举办地所在城市人民带来了多样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享受，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报刊、收听广播节目、参观展览会、观看表演和音乐会，进一步体验世界文化，建立保卫世界和平的认同。

结语

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对于十七年时期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说， 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首先，纪念开放了丰富的世界文化资源，为新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文学翻译和文化出版提供了机会，“使新中国在‘冷战’极为严峻的时期，并未真正关闭欧美文学的大门，为欧美文学的翻译、出版提供了政治性依据……这些纪念活动为文学之外他种话语言说提供了平台”[61]。其次，纪念将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人物作为民族文化符号进行输出，使之加入世界文学经典的谱系，这一行为有效地提高了中国民族的自信心，同时也谱写出国际主义精神的广阔文化图景。最后，通过共同的文化纪念，新中国向世界宣示自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身份，加强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拓展了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亚洲与拉丁美洲人民的友好联系，在国际上树立起活跃的中国形象。

受到中苏分裂的影响，1964年新中国退出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持续了十二年的周年纪念“制度”终结。毛泽东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发布后，新中国文艺界开始全面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外国古典文化遗产首当其冲成为被否定的对象。“文革”结束后，从1970 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十七年时期新中国纪念过的部分世界文化名人及其作品，又通过各种渠道逐渐重新浮出历史地表。

注释：

[1]1949年2月，在波兰弗罗茨拉夫举行的世界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中产生的两个共产国际组织“世界文化工作者国际联络委员会”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发出召开世界和平大会的宣言。1949年4月20—25日，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1950年11月，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召开，“世界和平理事会”正式成立。参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辑：《世界和平运动·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年版。

[2]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辑：《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49—1954》，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第71、72页。

[3]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581、584页。

[4]程凯：《和平意愿与中共的政治动员：1950年的“和平签名运动” 》，《文化纵横》2013年第4期。

[5]《全国各界代表千余人集会首都 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揭幕 通过斯大林毛主席及居里为名誉主席 苏联代表团、斯巴诺及朝鲜代表团受到大会热烈欢迎》，《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日。

[6]傅朗认为互相翻译出版文学作品、作家艺术家代表团互访、交换留学生、举办国际会议和赛事是 195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主要的几种交流渠道。Nicolai Volland, “Translating the Socialist State: Cultural Exchang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ist World in the Early PRC”,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 2(2008), pp. 51-72. 本文认为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也是社会主义阵营背景下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渠道， 同时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并不限于阵营内部，体现出更为丰富的跨国文化交流形态。

[7]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二章第一节“‘遗产’的审定与重评”中论及在中国开展的纪念活动延续到1958年。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又， 洪子诚在《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一文中重新论述和统计了1952—1963年间中国文化界举办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

[8] 在地方，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的会场一般是当地专门用于文化艺术仪典和演出的场所，如上海艺术剧场、汉口中南剧场、沈阳中苏友谊宫、西安人民剧场、重庆红旗剧场等。参加者为地方文学工作者、工人、学生和部队中的文学爱好者，人数大约在三百到八百之间。

[9]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23页。

[10] 例如，1952年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的吴宓没有获得参加重庆文联举行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会的资格，更不用说受邀去北京参加纪念大会的资格。吴宓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属于“旧智识分子”，不受到完全的信任。参见吴宓：《吴宓日记续编1949— 1953》，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1页。

[11]他是指拉伯雷。

[12] 《在北京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上 法国代表维尔高尔的演说》，《人民日报》1953年9月28日。

[13]《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七团体隆重纪念四大文化名人 郭沫若号召促进文化交流保卫世界和平》，《人民日报》1952年5月5日。

[14]仇盛、吴晓欧：《屈原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和平使者”》，《中国书画》2017年第11期。

[15]谢蔚明：《杂七杂八集》，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 第119页。

[16]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0页。

[17]《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七团体隆重纪念四大文化名人 郭沫若号召促进文化交流保卫世界和平》。

[18]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编印：《世界文化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 皮埃尔·居里 玛丽·居里纪念会》，1956年。

[19]《苏联语言学博士费德林著文纪念屈原 莫斯科一个夏季公园举行中国作家作品朗诵会》，《人民日报》1953年6月17日。

[20]参见《我国伟大诗人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 苏联和德、罗、波等国展开纪念活动》，《人民日报》1953年6月15日。《蒙古首都集会纪念我国伟大诗人屈原 美国〈工人日报星期刊〉发表专文纪念屈原》，《人民日报》1953年6月19日。

[21]《我国伟大诗人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 苏联和德、罗、波等国展开纪念活动》。

[22]此名单系笔者根据《人民日报》关于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的报道整理而成，并参考《1952年—1956年世界文化名人和优秀作品周年纪念的一览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辑：《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54—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120页）。需要说明的是，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是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历史记录散落于当时参与该活动的各国报刊中，由于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的限制，本文主要以中国方面有关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的记载为主要研究对象。

[23]1955 年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还包括印度阿旃陀壁画一千五百周年纪念，《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纪念与《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纪念。

[24]别林斯基：《文学的民族特点 文学的人民性 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俄国文学的人民性》，别列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0页。

[25]杜勃罗留波夫：《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84页。

[26]列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在中西舞台之间》，何吉贤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27]郭沫若：《争取世界和平的胜利与人民文化的繁荣—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上的演说》，《人民日报》1953年 9月28日。

[28]冯至：《“建筑自由庙宇”的伟大诗人—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55年5月4日。

[29]田汉：《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戏剧报》1958年第 12 期。

[30]王佐良：《伟大的苏格兰人民诗人彭斯》，《世界文学》1959年第1期。

[31]曹靖华：《太阳已从东方升起 纪念肖洛姆·阿莱汉姆诞辰一百周年》，《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4日。

[32]《首都文化界举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狄更斯和欧·亨利诞辰》，《人民日报》1962年12月20日。

[33]冯至：《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世界文化名人— 中国伟大诗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2年4月18日。

[34]列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在中西舞台之间》。

[35]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王馨钵、杨德友译，曹雷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228页。

[36]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范大灿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49页。

[37]《茅盾、老舍、江丰、吴英恺讲话（摘要）》，《人民日报》1952年5 月5日。

[38]老舍：《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北京日报》1954 年10月28日。

[39]黄嘉德：《菲尔丁和他的代表作〈汤姆·琼斯〉— 纪念亨利·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文史哲》1954年第12期。

[40]田汉：《向坚信光明自由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学习》，《剧本》1954年第8号。

[41]田汉：《向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们再学习》，《光明日报》1956年7月 27日。

[42]郑振铎：《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萧伯纳—〈萧伯纳选集〉序》，《中国戏剧》1956年第7期。

[43]孙维世：《译后记》，哥尔多尼：《一仆二主》，孙维世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6年版，第143页。

[44]蔡文显：《萧伯纳戏剧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 纪念萧伯纳诞生一百周年》，《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45]黄嘉德：《伟大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纪念萧伯纳诞生一百周年》，《文史哲》1956年第7期。

[46]参见刘涛：《一个费边主义者的中国之旅—萧伯纳在1956年的中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2年第1期。

[47]萧三编译：《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上）》，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 50页。

[4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260、261页。

[49]《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举办楚文物展览》《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播送特别节目》，《人民日报》1953年6月 14日。

[50]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51]郭沫若：《争取世界和平的胜利与人民文化的繁荣—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上的演说》，《人民日报》1953年 9月28日。

[52]郭沫若：《学习关汉卿，并超过关汉卿》，《人民日报》1958年6月28 日。

[53]田汉：《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人民日报》1958年6月28日。

[5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55]周恩来：《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1958年2月1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

[56]李白：《李白集校注（四）》，瞿蜕园、朱金城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第1860页。

[57]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孙雪霄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页。

[58]谭丕模：《掘发古典文学的人民性、斗争性》，《新中华》1951年11月16日。

[59]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8 页，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123页。

[60]李健吾：《译后记》，雨果：《宝剑》，李健吾译， 平明出版社1952年版，第138页。

[61]方长安：《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