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的至乐——延安鲁艺生活的故事
延安文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设下形成并发展的文艺，延安鲁艺被称为“新中国文艺的摇篮”。在七年半的办学实践中，延安鲁艺培养了一千多名文艺人才，成为抗战时期根据地建设的文化大军。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鲁艺秧歌、民族化木刻、新年画、街头诗……鲁艺师生创造了一系列辉映当时、传之后世的经典文艺作品。
延安鲁艺时期，物资贫乏，供给困难。学生吃大灶，饭菜好的时候是土豆、萝卜、小米饭，差的时候只有黑豆面。大家常常不得不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粥吃。华君武甚至曾将糨糊作夜宵。每月都有一两次改善伙食，一般是吃面条。每听到有面条吃的消息，学生们几分钟内便蜂拥而至。盛面条的桶端上来，人们便一拥而上，争抢去捞。华君武看到这个场面，创作了漫画《吃面条》。画面上，学生们都端着特大号的缸子，探出筷子和勺子，一齐向面条桶“冲刺”，“热汗与面条齐飞，缸子共眼睛一色”。有的学生有“飞毛腿”，脚不沾地。很多人争抢面条，有的人手上、头上、肩膀上、帽子上都挂着面条。《吃面条》在鲁艺的墙报上发表后，学生们都觉得很有趣。虽然很多人都参与了抢面条，却没有因被讽刺而感到生气。下次再吃面条时，大家都谦让起来了。
在1939年的大生产运动中，鲁艺的工作除了上山开荒外，还有纺线、种菜、养猪、磨豆腐等。文艺工作者不但完成了边区政府交给的生产任务，而且实现了蔬菜完全自给。大家能常常吃到西红柿拌辣椒、葱拌豆腐等新鲜菜肴了，生活大为改善。
延安当时是歌咏之城，整个延河边全是歌声。罗工柳晚年深情回忆：“天不亮就起来了，整个延安，所有的人没有不唱歌的，有抗大的，有陕公的，鲁艺的，满城都唱《延安颂》，……《延安颂》当时唱的那个气氛，在延安那个气氛是忘不了的。”埃德加·斯诺感叹，延安的人们洋溢着“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和热情”。欢乐、自由、信仰、工作、启蒙、革命这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渴望的、呐喊的、追寻的、实践的词汇，在革命圣地的生活中都实现了。
鲁艺的前四年，毛泽东常来给学员上课，讲《论持久战》《矛盾论》等。当时毛泽东身材较瘦，留着分头，上课时穿着普通的灰布军装。课堂就在窑洞外面，摆一张桌子，后面立块拼接的木板做黑板。毛泽东喜欢站着讲，而且边走边讲，手势特别多。根据当时的照片和莎莱的回忆，毛泽东在鲁艺上课时，常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前伸挥动，上半身前倾，转一圈然后又叉上腰，哈哈大笑。（见《大鲁艺·第二集 延河春晓》）朱德、刘少奇等也常来鲁艺座谈讲课，贺龙等八路军将领也常给鲁艺师生做军事报告。有这么多革命领导人亲自授课，鲁艺师生思想政治素质突飞猛进。
鲁艺美术部教师大多是左翼美术运动的骨干成员，如马达、沃渣、陈铁耕、胡一川、江丰、蔡若虹、力群等。他们发现，工农兵不能理解人物为什么要画成“阴阳脸”，画面为什么总是黑乎乎的。
蔡若虹晚年回忆当年的情景：“‘你看看我的脸上，这半边不是比那半边亮一些吗？那半边不是比这半边黑一些吗？’‘我知道，我看得见。’‘我这鼻子下面，我这下巴下面，不是黑糊糊的一片吗？’‘我看得见。’‘那为啥我画出来你还说是阴阳脸呢？’‘看得见的，不一定都要画出来嘛！’‘为啥不画出来？’‘不好看，不美。’”鲁艺师生吸收了传统年画和连环画的形式，放弃了透视画法，弱化光线明暗差别，使画面明亮，给部分木刻上了颜色，更多描绘工农兵生活，突出人物正面形象，强化了正反面人物对比，用连环图画表现一个完整故事，制作了一批表现工农兵生产和斗争的新年画和新连环画，广受欢迎。
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鲁艺师生纷纷走出知识分子的“小鲁艺”，走向工农兵社会生活的“大鲁艺”，文艺工作者深切认识到工农兵的真实生活状态，为创作出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奠定了生活基础。
1944年，鲁艺雕塑工作者重点开展泥娃娃的创制工作，把民间泥塑向高、精、尖发展。泥娃娃缩小到一寸，用薄纸片包裹裱糊两三层，上色过桐油后全身闪闪发亮。泥娃娃艺术上高度夸张而又不失真实，洋溢着生活气息，色彩明快，大受群众欢迎。
在鲁艺礼堂举办的泥娃娃展览会上，一位老乡要求用两斗小米换一个泥娃娃。当时的两斗小米是六十斤，够一个小孩吃两个月。农民愿意拿小孩两个月的口粮交换鲁艺的泥娃娃，可见对泥娃娃的喜爱之深。还有村干部托货郎担子传口信，请鲁艺人去开泥娃娃展览会。
1944年，贾怀济、平凡、刘漠冰和陈叔亮在三边地区工作，将鲁艺曾经的拉洋片发展为新洋片。拉洋片民间称“土电影”，清末流行于北方的农村，主要道具是一只匣子，匣子里装有一系列画片和伴奏用的板子。主演员唱词，副演员边伴奏边根据唱词的顺序陆续拉出画片给人看。新洋片表现的都是农民熟悉且感兴趣的抗战和边区建设的故事和人物；形式上有两名演员边唱边表演，第三人伴奏和换片；新洋片多数为套色木刻，甚至有油画，农民从未见过这么鲜亮的色彩，大受震撼。四人写文章总结道：“洋片的观众，每天总是像潮水一般热闹。其中有的是重复看过很多次而还觉得恋恋不舍的观众。六十多岁的老汉马德青，就是这样的观众之一。‘真是美得太哩！咱老汉一满解得开。咱共产党就是个主，老百姓有了主，就有了领路人。要是大家都把这洋片上的道理传染开了，啥事也能干成……’这就是马老汉在看完洋片后所发的评论。而有些农民，则认为比看戏‘更有意思’。”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晚上，消息在延安传遍。衣衫破烂的王大化冲到凌子风的窑洞里，一把把他的上衣扯开，紧紧抱住了他，胸膛紧贴，声音激动，泪如泉涌：“哥，日本投降啦！”此时鲁艺校园里到处是狂欢的人群，鲁艺已被舞动的火把发出的光和热所覆盖。凌子风迅速拽出棉被的棉絮，缠在木棍上点燃，二人一起跑出窑洞，加入山下的狂欢队伍。蔡亮1959年创作的油画《延安火炬》，生动再现了延安军民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场面。
延安鲁艺的师生基本都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到二十年代初生人，在鲁艺期间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龄。他们吃了很多苦，但很多鲁艺人都高寿，不少人在耄耋之年依然思维清晰身体康健，甚至还能进行艺术创作，令人称奇赞叹。贺敬之称：“延安决定了我的一生，延安是我的真正的生命的开始。”这几乎适用于所有鲁艺人。青春年少时鲁艺给了他们宝贵的启蒙与难得的历练，人到中年时延安精神与鲁艺传统是他们的人生宗旨和艺术本根，夕阳红时鲁艺又给了他们美好的回忆。如今我们读他们的故事，想他们之所想，爱他们之所爱，依然能被鲁艺传统所深深感染，充分感受到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至乐”。
（作者：黄天灵 闵靖阳，黄天灵系南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助理，闵靖阳系南通大学中国红色美术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