嚼梅与作诗
也许是受中医影响，古代中国人有吃什么补什么的信仰。为了写好诗歌，“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云仙杂记》中的这则记载未必真实，张籍作为唐代著名诗人，其文学成就也不是靠吃什么喝什么得来的，但这并不妨碍古人对吃啥补啥的执着。
除了取前贤诗卷焚烧吞食之外，古人更是相信多吃梅花就能写出清新超逸的诗文。据元代韦居安《梅磵诗话》记载：“杜小山耒尝问句法于赵紫芝，答之云：‘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赵师秀，字紫芝，南宋诗人。他这几句话说得俏皮，戴复古评价说：“虽一时戏语，亦可传也。”其实，这几句话不仅可传，还成了一种另类的创作指南，被广泛地付诸文学实践。
这在诗歌中可以略见一斑。南宋刘翰说：“小窗细嚼梅花蕊，吐出新诗字字香。”林希逸说：“炉熏柳叶同清话，酒嚼梅花几赋诗。”陈著说：“醉里送君何所有，嚼梅花碎写成吟。”明初释宗泐也说过：“细嚼梅花和新句，屋头月出如冰轮。”可见在古人看来，咀嚼梅花与诗歌创作是有内在联系的。退一步说，即使咀嚼梅花与创作的关系在诗歌中还可以悬拟的话，那么在自传中无疑就具有了很高的可信度。明代胡应麟在《石羊生小传》中说：“隆冬盛寒，于雪中戴席帽，着高足屐，行危峰绝壑，折梅花满把咽之。当其为诗歌，冥搜极索，抉肾呕心，宇宙都忘，耳目咸废，片词之会，手舞足蹈，了不自禁。”胡应麟号石羊生，他为自己所作的传记，有类于自画像，其中暗示了咀嚼梅花和诗歌创作关系密切，应该真实可信。
隆冬时节，梅花凌寒而开，冰为骨兮雪为魂，幽香清冽，沁人心脾。诗人陶钧文思时咀嚼梅花，无疑有益于“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人是环境的产物，文思亦与环境密切相关。“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韦应物这两句诗表明了，外部环境清幽，诗歌便清新动人，超凡脱俗。在某种意义上说，咀嚼梅花则是致力于改变人体内部环境。而随着人体内部环境的改变，诗歌的质量和风神也会有所变化。戴复古说：“饱吃梅花吟更好”，就意味着多吃梅花有助于诗歌质量的提高。杨万里《蜜渍梅花》一诗中说：“瓮澄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句里略无烟火气，更教谁上少陵坛。”在杨万里看来，诗歌高致清雅，与带露餐梅不无关系。近代著名诗僧八指头陀有诗集名为《嚼梅吟》，其诗“带云霞色，无烟火气”，也与作者隆冬时节“于涧底敲冰和梅嚼之”有关。
文人从事创作，似乎规避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因此外物的刺激必不可少。“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饮酒有助于激发创作灵感。德国作家席勒，创作时须闻烂苹果发酵的气味。相比较而言，嚼梅助诗兴，无疑更清雅一筹。
但问题是，嚼梅有助于作诗之说，为什么发生在宋代呢？推究起来，这和古代中国人对梅花的体认历程有关。在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梅”的意象多次出现。《终南》一诗中说：“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谓的“梅”指的就是梅花树。这首诗可以足证中国人对梅早有栽种和认识。到唐代，梅花进入了文论彀中。“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卢照邻这几句话，就是对当时咏梅之作数量虽多意蕴却趋于雷同的批评。到宋代，梅花被赋予了深刻的精神意义、思想价值，成了士大夫理想人格的象征，以致出现了“梅格”“梅德”等词语。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仅写出了梅的丰姿，梅的幽香，还写出了梅的精神，所以姚勉称之为“此真梅矣，亦真梅诗矣。”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宋人以梅论文、以梅论诗，就层出不穷了。赵师秀所谓的“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就是当时诸多以梅论诗之说中著名的一例。
文学创作的过程很复杂，所需条件也一言难尽，赵师秀的观点可以聊备一说。但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来源于生活，要创作出好作品，就必须深入生活，多见广识，以获得丰富的体验和深刻的感悟。依靠吃什么喝什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创作受阻的问题。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