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经过友朋和学界的不断追怀、阅读与阐释，作为“历史人物”[①]的王瑶先生，已然被“经典化”。[②]在他们的文字里，读者经常能够与一个颇具“魏晋风度”的学术泰斗形象相逢，感知他于“华发满颠”之际，却仍“未失故态”的率真和卓荦，清峻和通脱。[③]换言之，在“经典化”的王瑶形象中，尤为“经典”的是晚年的王瑶——给人古色苍然的感觉。他的名作《中古文学史论》引发的自然联想、他对鲁迅的心仪、晚年弟子诸多细节丰沛的追忆，等等，共同参与了这一“制造”[④]工程。

有一点不可不提：王瑶毕竟非由旧学或自修出身，而是受过系统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学术大家。尤其是他求学其间的清华大学，当年即被评为“洋气嫌重”[⑤]，他在此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过程相当完整；在自己的表述和熟人的回忆里，他也对这所学校表现出十分鲜明的认同感[⑥]。因此，突出王瑶的“古”，是不是也造成了某种微妙的偏至？这段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过程，对王瑶的学术取向意味着什么？

关于清华求学时期的王瑶，研究者已有不少阐发。其中姜涛的《“一二·九”与王瑶先生的学术起点》一文，注意到了政治文化的参与之于一个左翼学者的态度、视野和方法的塑造作用，以此揭示王瑶“学术起点”的内涵，是很敏锐的观察。[⑦]但说起来，编辑《清华周刊》，参与政治文化，更像是大学生的一种“课外活动”。本文解读王瑶的清华经历，从另一侧面，即清华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和学生的课内学习开始。

一、“中国新文学研究”与清华的课程体系之变

在清华期间，对王瑶影响最大的老师，恐非朱自清莫属。他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就是朱自清。1943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读研究生时，朱自清又担任了他的导师。1946年毕业留校，朱自清又成了他的同事。相交十余年，师生相知之深，自不必说。[⑧]后来者想象二人关系，也容易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直接链接到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这一逻辑关系固然无可争辩，但如欲深入理解其间学术理路的传承，则它的起点部分，即“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在清华国文系出现的背景及其于清华大学学术规划的意义，尚有梳理的必要。

从北大哲学系毕业以后，朱自清有五年时间辗转于江浙地区的多所中学教书。1925年，清华学校筹设大学部，经胡适、俞平伯辗转推荐，他只身北上，方就任大学部的国文教职。

以中学教员的身份，摇身一变而任教大学部，除了举荐者与有力焉之外，还有一层原因是清华学校此时办学水准的参差不齐。自游美学务处沿革而来的清华学校本是“留美预备学校”[⑨]，其主要功能在于给资送赴美留学的学生提供必备的预备教育，教学上自然一切以留美为终极目标，带有明显的西化色彩。[⑩]国文科虽为大学部刚设立时就存在的科目之一，实际上面对的只是“旧制中学毕业生”[11]，似乎并不需要特别高明的师资。朱自清9月1日移居清华，9日开课在即，可直到4日，“国文课程尚未议定”。[12]后来知道，议定的结果，是“除教授普通国文外，其他无可教授”，[13]教学任务甚至比中学更轻——“每周授课三小时”[14]而已。显然，在大学部国文教学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至1926年学校重定组织大纲，分了十七个学系（有些后来没有成立），中国文学系才得以正式添聘教授、厘定课程、添购图书，略具规模。虽做了努力，中国文学系仍然“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也是最受压迫的一系。教国文的是满清科举出身的老先生们，与洋装革履的英文系相比，大有法币与美钞之别”[15]。查这时大学部中国文学系的教师阵容，系主任为吴在，教授有戴元龄、杨树达、汪鸾翔、朱洪、朱自清、林义光、陈鲁成、左霈、李奎耀、陆懋德等人。[16]今人多感陌生。其中吴在、左霈、汪鸾翔等也确实是“满清科举出身”。[17]尤其能反映问题的是学校的藏书情况——“西多于中，中文之书，类多未备”，而为发展国文系，系主任吴在的建议则是多买“集部”的典籍。[18]由此可以察知他对“文学”一词的理解。

虽然细察履历，可知这些人也曾领一时风骚[19]，而厕身其间，朱自清可无愧色，但在不断更“新”的教育迭代过程中，他的同事们的学历和知识层次很快便不够“时髦”了。于是，朱自清也就只能接受同样的境遇：“买书分不到钱，行政说不上话”，“走旁路，住小房子”，乃至“在那受气的国文系中作小媳妇”。[20]他开设的课程，也是“李杜诗”、“古今诗选”、“中国文学书选读”、“古今文选（记叙文、论说文、书翰文）”之类，古色古香。

朱自清对这一境遇不是没有反感或深入的思考。比如，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21]一文中，他直斥“近年来国学的复兴”，并以很激烈的口气批判道：“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得起正宗的学问！”厚古的结果便是薄今，便是放逐了“现代”：“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因此，他严肃地提醒时人重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打破那‘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朱自清此文，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在清华任教的体会，想必增加了他的感性认识。[22]

然而，如何将“现代生活”加以“学术”化？在国文系，朱自清虽有此觉悟，但未免孤掌难鸣。将“现代生活”纳入研究范围，还要等待历史的契机。

1928年8月17日，北伐成功的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以罗家伦为校长。罗家伦又延聘冯友兰和杨振声组成“进清华的班子”[23]，杨振声担任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刷新系务的工作，方经杨朱二人携手铺开。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和杨振声的“当代比较小说”，都在这一背景下进入了清华国文系的课程体系。[24]

按照学程规定，“中国新文学研究”在第四学年的下学期授课，三学分，每周三小时。内容是“分总论各论两部讲授总论即新文学之历史与趋势各论分诗小说戏剧散文批评五项先讲大势次分家研究”。“当代比较小说”则是第四学年整年授课，四学分，每周二小时，“以中国作品为主取各国作品为比较之研究目的在参考及吸收外国文学以辅助中国新文学之发展”。[25]实际上，前一门课在1929年春季开讲，留下的讲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追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人们一向都不会绕过的存在。至于“当代比较小说”[26]，在1929年下半年还曾讲授于燕京大学[27]，据听课人萧乾回忆，其所纳入“比较”视野的“中国作品”，也都出自新文学诸家。[28]

不过，这些课没坚持很久。杨振声1928年下半年入职清华，1930年4月就履新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当代比较小说”无人接替，朱自清也“无疑受到了压力”，“中国新文学研究”课，从1933年以后同样消失于清华的讲堂。[29]随着杨振声的离职，其革新举措未曾再有推进便骤然中辍。

但这不意味着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事后追忆这段历史，杨振声的观察高屋建瓴：

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接流，这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也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如是许多先生在徘徊中，大部学生在困惑中。这不止是文言与语体的问题，而实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外思潮的激荡。[30]

有意味的正是此处有意无意间建立的外/新、中/旧对应的语义结构。朱自清和杨振声都敏锐地看到了清华西化的校风、学生良好的外语水平之于外国思想文化资源译介的便利，[31]力图善加利用，援“外”入“中”，以“新”来撬动“旧”的办学格局，推动清华国文系实现“预流”。[32]在此意义上，“外”成为“新”的表现形式，而从“新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的课堂出发去勘定新文学的成绩、想象乃至铸造新文学的前景，很切合清华的实际，也是恰如其分的逻辑。

当然，仔细辨认杨振声的办学思路，他明显更加关注新文学的创作问题，而非研究问题——他给中国文学系设定的“研究文学的宗旨”，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33]为此目的，中国文学系的课程组织，分四步：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中国古文学的本身、外国文学的吸收、新文学的试验。[34]“新文学的试验”总其成。那么，“中国新文学研究”和“当代比较小说”课程，并不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而还带有另辟蹊径，获取新文学创作借镜的意图。然而，反过来说，将新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和外国文学资源的贯通跟“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这一任务勾连起来，本身恰是某种学术思路的呈现。换言之，这两方面的工作，就是杨、朱二人为清华国文系所引入的“新材料与新问题”。[35]

1934年入学清华的王瑶固然没有赶上“中国新文学研究”和“当代比较小说”课，但时光走过半个世纪，1978年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复试，赫然出现这样一道题：

说明下列作家的国籍，举出一种文学作品，它介绍到中国的大致时期，对哪些作家和文学社团发生过影响：（1）尼采（2）罗曼·罗兰（3）高尔基（4）易卜生（5）王尔德（6）奥尼尔（7）歌德（8）显克微支（9）泰戈尔（10）爱伦·坡。

对于经历了特殊年代“知识创伤”的学生而言，这种“直指”现代文学学科“与临近学科的跨界渊源关系”的题目，当然充满了挑战性。[36]可考官王瑶却不是刻意刁难学生。读者能够看到王瑶的现代文学研究论著中的这样一些题目：《“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1959年为“五四”40周年纪念而作，原刊《新建设》第128期，1959年5月）、《现代文学中国的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原刊《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原刊《鲁迅研究》1982年第1辑）、《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原刊《河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草蛇灰线，他对中外文学联系的关注，可谓一以贯之。

作为“治学经验”之一条，王瑶主张“知识面不能过窄，必须有比较广泛的文化历史知识”。按诸其本人的研究实际和“二十多年来指导研究生的体验”，这类“知识”应不以本国的为限。[37]如果承认“学风”一词“暗含某种共通的知识观念或广义的学术流派之意”，[38]认定王瑶的这种学术理路背后带有清华国文系“学风”的痕迹，当可成立。

二、“从历史和文化的整体上来观察问题”

清华求学期间，除朱自清外，闻一多对王瑶的影响亦不可小觑。在王瑶学术生涯的关键节点，闻一多助力甚大：王瑶1943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到中学教书，正是在闻一多的动员下，才决心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39]，随朱自清读研究生。[40]作为国文系和中国文学部的负责人，在争取“半时助教”身份，延长求学时限等方面，闻一多给王瑶一路提供了各种支持，免除了后者求学的后顾之忧。三年后，王瑶研究生毕业，闻一多又参与了他的论文答辩，十分满意，给了84分的高分。带着这份师长的提携和激赏，王瑶留校任教，走上学者道路。

王瑶自谓从1934年入学起到闻一多遇难，“在闻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学问，有十二年之久，对于闻先生的作人和治学，知之甚审”。此处的“学问”，首先涉及前后听过的7门课：诗经、楚辞、乐府诗、唐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周易、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不是新文学，“都是有关古典文学的”。[41]而事实上，从声誉远播的“新月派”诗人到成绩斐然的“文学史家”[42]，闻一多也经历了与朱自清类似的复杂的转型过程。

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本来学的是美术。1925年回国，就职于北京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有过颇多的擘画，倒也是专业对口，学以致用。但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艺术确实太过奢侈。学潮和政局的夹击之中，绘画、戏剧、诗歌齐头并进的艺术之梦很快便碰了壁。他于1926年返回老家浠水，结束了第一个段落的职业生涯。中经短暂的徘徊，他先后加盟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外国文学，所开课程有现代英美诗、英诗初步等。但都为时不久。离开南京，是为了服务桑梓，没什么好说的；去职武大，则带有学校内部新旧两派的冲突的背景。[43]在“国学家”面前，新文学名家的学术成色不足，闻一多不是第一个遭遇这种局面的人。[44]他当然可以选择无视，事实证明，他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办法，那就是自己去做一个“国学家”。他下一站接受杨振声邀请，入职国立青岛大学时，成为了这所学校的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转至清华任教，也是在国文系，教授“古典文学”。

在闻一多个人，转向古典文学研究却也不是为适应当时学院政治的被迫或投机之举。他早就对中国古典充满热情，留美时便有从事“唐代六大诗人底研究”之念[45]，执教第四中山大学前也曾对好友感慨自己或许“将来遂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46]，并陆续开始发表《诗经的性欲观》、《杜甫》、《庄子》、《杜少陵年谱会笺》等论文。但以他刚直的性格，几所大学供职的不快之感显然深深地刺痛了他，甚至可以说，加快了他的转型过程。不止一位当年的学生确认，甫入清华国文系的闻一多“是颇有点负气的”，“拼命地预备功课”[47]，同时制订了庞大的古典文学研究计划，全力“向内发展”[48]，要在学生和同仁中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尤其见性情的是，他将这种“负气”一举发展为“对此间中国文学系学生治学方法极不满”[49]，于是反对“通材教育”，“主张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希望把清华国文系“办成学系研究中心”。[50]

闻一多曾给自己的《楚辞》研究确定三项课题：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51]《诗经》、《楚辞》，去今已远，读懂文字就是一大挑战，他先从后两项做起，一头钻进故纸堆，并很快展示出了令人目眩的解词功夫。他走了严格的朴学的路子，又骎骎乎驾而上之。“闻先生讲诗经楚辞是决和那些腐儒不一样的”[52]，相当多的记述者都对他旁征博引、解释字词的新鲜与大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腐儒”的学术地盘上，闻一多执行了一种“入室操戈”的研究路线。

对于唐诗这种不需要太多疏解字词的研究对象，他又从最基础的文献整理入手，不仅要给“全唐诗”做补遗，还打算为全唐诗人都编写小传，一一考证生平。此类“侧重于资料编排”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难度，但闻一多别具手眼，“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比如，古来为杜甫做年谱者多矣，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却心细如发地辑入了音乐、绘画、文献整理、佛教活动等方面的资料，从而将诗人的生平置入深远开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因此，他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唐诗的发展变化”，就“冲破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某种狭隘性和封闭性”。这里凸显出来的“说明背景”的功力，也足以解释他诠释词义、校正文字的工作何以能够引发轰动。字、词固小焉者也，闻一多正是透过这层迷障，去“努力触及”“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也就是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53]

这就说到了王瑶对闻一多治学方法的体会。他一方面通过生动的回忆印证了乃师的“诠释新解都是建立在严格的考据训诂基础上的，可谓言必有据”；另一方面着重指出，训诂等等只是他治学的准备和途径，他与清代朴学家根本不同，他的视野要开阔得多。他知道“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他是从历史和文化的整体上来观察问题的。

紧接着，笔锋一转，他谈起了“以前的清华文科”的“学风”，并语带自豪地宣称：“我是深受这种学风的熏陶的”。[54]

在清华“复办”中文系的背景下，王瑶此言带有从旁协助的意思。[55]但他绝不是虚应故事。即如曾得闻一多“不少的教正”[56]的《中古文学史论》而言，这部经典之作一上来就花了相当的篇幅梳理那一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与文士地位”，继之以一篇“玄学与清谈”，对于其论题“文学”而言，严格地说，都属于“说明背景”的工作。事实上，贯穿这部著作的研究思路，正是“从历史和文化的整体上来观察问题”。

论者，包括王瑶自己，常将此书对“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等论题的观照，解释为鲁迅的启发，这自然没有疑问，但其与闻一多的关联，也不应忽视。翻开那部“完密而短小”[57]的《唐诗杂论》，开篇就是《类书与诗》[58]。闻一多孤明先发地把初唐诗“与六朝及唐初的学术风气相联系”，看出“唐代前期，大量编修类书是出于一种文学风格的需要”[59]——拿《中古文学史论》一读，不仅仅是思路，连标题都很像。

三、“民族的本位精神”之发现

注意“从历史和文化的整体上来观察问题”，使王瑶更多地强调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性质。他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判断，就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主张“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既“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又“必须分析具体丰富的文学历史现象”，与文学理论有所区别。[60]他这方面的论述与研究实践，已有很好的总结，毋庸辞费。[61]

《中古文学史论》，也是以“史论”命名，包含了大量历史研究的内容。其论议之精警，影响力超出了文学史研究的领域，为思想史乃至历史研究界所重。[62]但它的历史研究，仍然是围绕着“文学”的相关度来进行的，而此书对“文学”这一概念的认知，则显示了新的知识背景的支撑。传统衡文之作中的表、疏、启、奏、书、传、赞、碑、铭诸体，一概被排除在外，《中古文学史论》所持守的，其实是“现代的文学观念”。[63]

与“现代的文学观念”之生成相关，“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如何教育”的问题，也是大学制度在近代中国起步之后就面临的问题。[64]朱自清的人望，学生敬服不敏，但上课的情况，他们却啧有烦言：“一门《陶潜》，一门《李贺》，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65]推测个中原因，应该不是授课人水平不足，而是听课人有抵触情绪。朱自清的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吴组缃这样洒脱不羁的学生，也发现“诗选”课是“用《古诗源》作教本，实在没有什么可讲解的，但很花我们时间”。因为要“一首首背诵，上了班不时要默写。此外还得拟作”；交上去，“朱先生改得可仔细，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过”。[66]回忆中明显语带无奈。强调记诵，重视拟作，推崇赏鉴，朱自清这时候解决“文学如何教育”的方案，还是老一套。

与朱自清相比，如前文所述，闻一多在清华的课，颇受好评。诗经、楚辞课的训诂手段，是一种风格，也为人所反复称道。但他的唐诗课同样显示了新意，这一点，人们似乎注意不够。这种新意还不是源于那种整体性的观照，而是“喜用英语的文学批评术语解释、评论唐诗”，或者“把唐诗中的意境和拜伦、雪莱诗中的意境相比较，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67]，或者直接引述艾略特以讨论“用典”[68]。

“英语的文学批评术语”之进入唐诗课堂，反映的不只是教学问题[69]，还意味着古典文学研究范式的一种重大变化。具体到30年代北平的学院圈子，流行其间的文学研究的新方法之一，来自瑞恰慈的批评理论。朱自清直接受到这一理论的启发，“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70]，走上了“讲求‘语言分析’的批评新方向”[71]，并在课上尝试了瑞恰慈“实用批评”的试验。[72]闻一多讲杜甫的《铁堂峡》时，声称“人生之经验有限，能获得的经验更有限，文学即所以弥补此遗憾。且文学所提供的经验，常常是好的，而亲身体验中，往往有许多不必要的坏处。故文学的功用，在给人以美善的生活经验”。[73]这种对“经验”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精彩发挥，也与瑞恰慈碍难无关——从1929到1937年，瑞氏著作《科学与诗》的第三章《诗的经验》就至少出现了三个中译本。[74]“诗是经验”这一命题，乃理解中国新诗人此时观念演变之一大关节。[75]

尤其应该提出来的是，当年英国的学院以古典为尚，“剑桥新锐想以其‘文学批评’攻占大学讲坛”，就需要“证明其方法能处理‘古典’的问题”。在30年代的清华国文系，朱自清吸收了瑞恰慈的理论后，也“一直试验以新法分析古典诗”。[76]朱自清是否也在做类似的“证明”可暂不论，但他的努力，无疑直接引向了“古”和“今”两种文学资源的沟通和互动。把唐诗与拜伦、雪莱并提，解析杜诗的“经验”，也带出了同样的一种新的文学史意识。在此，所谓的“文学”不再以进化的链条为价值高低的坐标，而需在共时的层面上迎接某种普遍的“文学性”眼光的审视。

这种情况不独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为然。比如说，就在这一时期，北平“前线诗人”中正兴起一阵“晚唐诗热”，“不仅肯定了以绮美幽深为特征的晚唐诗风，而且还发掘出其与现代派诗歌艺术间的契合之处”。[77]“前线诗人”如林庚、卞之琳、曹葆华等人与朱自清、闻一多这些师长辈多有密切交往，他们分享着同样的文学史意识和文学观念，显示出某种公共知识在此群体中的流通。正是在这种文学史意识和文学观念的映照之下，新文学的创作有意识地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持续地获得了现代化转型的动力。

在当时，闻一多已经清晰地自觉到这一贯通“古”、“今”的现象的历史意义。为悼念英年早逝的诗人方玮德，他借用“时贤”的“时髦的话语”，称其“标格”为“‘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本位”之义，首先就体现在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因为“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重要的是——

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78]

但闻一多也没有只将方玮德看做一个写新诗的“作家”。他观察到，除了开始研究明史的方玮德，像俞大纲、孙毓棠和陈梦家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一个方向”，即转入对中国古史的研究。那么，这种“‘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就不仅适用于亡友，还是一种夫子自道，“走上一个方向”的身影里，应该再加上他自己。在闻一多的视野里，30年代向“民族的本位精神”立场靠拢的努力，在新文化阵营中正逐渐地蔚为风气。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向。按照闻一多的逻辑，在坚持“本位文化”的前提下，“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不难由此推论，对中国古史，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可以尽量西化”。这里，“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表现为相互激发的关系。在闻一多设定的二元话语结构里，没有“中”，便没有“西”，如果“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付诸阙如，“西化”也无从谈起，“不足称为一个作家”；反过来，不经过一番“西化”的手续，“中国本位文化”就流于闭门造车，只是“掇拾一两个旧诗词的语句来妆点门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恰恰在深入汲取了西方思想、文学资源，窥其堂奥的人中间，“民族的本位精神”的觉悟最鲜明，最坚定。

就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来讲，这是一个类似黑格尔意义上的“正——反——合”的演变过程。冯友兰总结“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时已经注意及此，那便是由“信古”，而“疑古”，而“释古”。[79]虽然谈的是中国古典的研究趋势，可此处的变量不是“古”，而是“今”，不是“中”，而是“西”。西方思想文化资源的引入，曾经动摇了中国知识人的文化自信，但在这个时期，却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传统，并诉诸重建中国主体性的努力。基于这样的立场，“尽量西化”就不是盲目的追新逐异，却是以之为盘活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他山之石。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物以新文学作家的身份进入国文系，开始需要入乡随俗，进行研究思路的某种调适，随后却通过其自身的工作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自觉地吸收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借鉴西方传入的理论工具，乃从事中国研究，建立“中国性”的内在要求。

有意味的是，闻、冯的两篇文章都写于1935年上半年。北平已成“边城”，一夕数惊。侵略者的贪婪，强化了象牙塔中人的家国情怀。同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偌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王瑶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运动，清华园里更是风起云涌。闻一多和冯友兰一在国文系，一在哲学系，都是清华的老师，时有过从。他们都不是闭目塞听的冬烘先生，他们的感慨，显然也是这种现实感触和民族意识的学术化表达，仿佛某种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言。以“释古”为尚的所谓“清华学风”在这一时期的浮现，如放在国人的这种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当能获得更全面的理解。

四、要“民族化”，也要“现代化”

“深受这种学风的熏陶的”王瑶，也表现出对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重要性的强调。这构成了他学术生涯的一条很清晰的线索。

他在昆明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师承朱自清的痕迹——朱自清那些年也正在关注“文学批评”问题，“一方面引进现代的（西方的）批评方法，以分析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文学；另一方面，过程中他又发觉有必要以现代的眼光，理解古人的批评观念，认识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80]可以说，没有“现代的（西方的）批评方法”，也不存在“文论”这样的概念及王瑶论文中的学术命题。研究生求学期间，他自期“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成一个第一流的学者”，除了“古书的知识”外，还相信自己掌握了“历史唯物论”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也就是说，“要研究好这门学问”所需的三方面基础，理论工具居其二。这是出于某种“比较优势”的判断。盖“中国念马列主义的人多半不念古书，就是念也只念中国历史或中国哲学，绝没有人念中国文学，因为他如果喜欢文学就念新文学了。而一般大学学者又只懂古书，绝不会懂马列主义”。[81]晚年总结治学经验，第一条又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修养”。[82]这就不是“小周扬”或“小胡风”[83]陶醉于理论快感的执念所能解释，而应视为一种坚定、清醒的学术判断。

王瑶主持的最后一项学术工程，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但生前未竟全功。何谓“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他在设计这一工程之初就有很明确的思考：

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锺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

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84]

尤其不应轻轻放过的一点是，王瑶无意只是用一个“汲取”的动作去回收来自外国的学术文化，那样的话，中外学术的碰撞就变成了单向度的。他还希望于借鉴和利用的同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外和中不是单维的施受关系，而是平等的对话和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现代化进程”就不应是封闭的，而应始终保持为一种开放的、持续进行的状态。

出入古今、中西之间，王瑶对现代文学的关照，一向是取一种“兼容并包”的姿态。他一方面重视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各种联系，另一方面又不断辨析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承传与创造性转化，《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等，是他最出色的一批论文。所以，王瑶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也是一次夫子自道。他“想来想去”，也确认自己是承担这样的课题的“最佳人选”。他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成为了推动这一“进程”的最佳实践者之一。

按照王瑶晚年的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过程”。[85]这里，“外来文学”/“现代化”和“民族传统”/“民族化”这两组语汇构成了一个愈加错综的矩阵，乃至深深地嵌入了对方之中：外来的，需要民族化；传统的，应该现代化。没有外来的，民族化便缺少了他山之石；没有传统的，现代化便丧失了源头活水。“外来文学”和“民族传统”、“现代化”和“民族化”这两种资源、两个进程呈现出一种紧密扣锁、相互嵌入的态势。要民族化，又要现代化，二者不可偏废，这就是王瑶对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给出的历史结论。

一百多年前，鲁迅这样瞩望中国的“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86]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精神愿景。回看清华课堂内外的学术关怀，重审王瑶的成长道路，后来者当能感知前辈学人立足于古今中西的文化交汇点上定位其学术与思想劳作的主体性和气度。本文不是要在清华的课堂与王瑶的学术工作之间建立严丝合缝的对应关系，只是想在具体的时代语境中揭示一所现代大学和一位“历史人物”的因缘；而那样的时代语境，离我们也许不像想象中那般遥远。

注释：

[①]“王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作为友人、弟子或后学，我们依旧怀念他，但落笔为文，基本上已经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辨析与阐释。”（陈平原：《“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0页）王瑶1989年去世，至陈平原撰文时的2014年，为25年。

[②]比如说，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涉及九位有清华背景的近现代学人，王瑶就位列其中；另外八人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此书固然有其学术关怀，但这份名单无疑还是显示了王瑶的“经典性”。

[③]王瑶的《自我介绍》，颇为人熟知：“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睽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仍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④]此语袭用自《制造路易十四》，意在“强调形象描绘在反映实际经历时所起的作用”，见[英]彼得·伯克：《路易十四再探——中文版前言》，《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页。

[⑤]新晨报丛书处编：《北平各大学的状况》，新晨报出版部1929年，第74页。

[⑥]“晚年的王瑶，多次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声称：‘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句话，王瑶从未落在纸上，但身边的弟子及访客可以证明。”（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第290页）

[⑦]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⑧]王瑶自称：“式瞻仪形，亲承音旨，一直是追随着朱先生学习的。”“自信对于他的平生治学和为人，是有相当的了解的……”（王瑶：《念朱自清先生》，《王瑶全集》第5卷，第572页）

[⑨]《校史概略》，《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清华大学1930年印行，第4页。

[⑩]时人概括说：“最初，清华不过模仿美国的中小学校；后来模仿美国的大学……”见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此文原刊《清华年刊》，1927年。

[11]1924年10月通过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规定：“民国十四年收入之新生，以旧制中学毕业生之优良者为标准。自十五年起，收录之新生如已在新制高级中学毕业，试读数星期后，证明其学力确系有余者，可准其入‘大学普通科’。”（《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报告草案》，《清华周刊》第332期，1924年12月26日）

[12]朱自清致胡适信（1925年9月4日），《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13]公之（吴在）：《国文学系发展之计画》，《清华周刊》第27卷第11号（总第408期，“新清华介绍特号”），1927年4月29日。

[14]公之（吴在）：《国文学系发展之计画》。

[15]杨振声：《纪念朱自清先生》，《新路周刊》第1卷第16期，1948年8月28日。

[16]公之（吴在）：《国文学系发展之计画》。

[17]吴在，字公之，廪贡生，日本东京师范生，曾任上海竞业中学校校长，女子文艺专修社社长，南洋中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国文教员，1922年到清华。左霈（1875-1936），字雨荃，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榜眼）。1918年起，任清华学校历史、国文教师。汪鸾翔（1871-1962），字巩庵、公岩，就学于广雅书院．为朱一新弟子，光绪十七年（1891）以广西第四名的成绩中举，但进士不第。1918年到清华。

[18]公之（吴在）：《国文学系发展之计画》。

[19]比如汪鸾翔，曾入张之洞幕府，倾向维新，自学西学至可以教授理化课程的程度。现行清华校歌歌词即出其手。再如林义光（？-1932），字药园，早年毕业于外交部译学馆；陆懋德（1888-？）字用仪，曾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获教育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学位。

[20]杨振声：《纪念朱自清先生》。

[21]载《文学周报》第224期，1926年5月9日。作者署佩弦。本段引文，均出此。

[22]李浴洋《“新文学”与“新国学”的互缘——“整理国故”运动与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一文深入解读了朱自清此时“新文学”思想的现实触媒与生成语境，可参看。

[23]冯友兰：《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24]对杨振声、朱自清在清华的革新举措及其文学观的考察，参看季剑青：《本土传统与现代诉求：1930年代前期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活动》，《教育学报》2006年第5期；刘子凌：《民国大学里的新文学教育实践及其限度——以杨振声为中心》，《东岳论丛》2019年第1期。

[25]《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民国十八至十九年度）》，清华大学1930年，第11页。

[26]《中国文学系通告二》（《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6期，1929年9月16日）称这门课为“当代比较文学（小说部分）”，而且因为“内容繁重”，计划将学程拉长至两年。细味其意，“当代比较文学（小说部分）”暗示着这种“比较文学”还可能计划了戏剧、诗歌等部分。

[27]起因是杨振声与燕京大学的郭绍虞到对方的学校交换授课，见《中国文学系消息》，《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6期，1929年9月16日。杨振声在燕京大学的课，名称为“近代文学之比较研究”：“就各种文辞中如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等，择取欧洲各国之名著与中国之作品作比较之研究，其目的在参证外国文学作品以求中国新文学之创造，凡能读英文较易及有志新文学之研究者，可入此班。”（《燕京大学课程一览（1928-1929）》，转引自王翠艳：《燕京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滥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其与清华“当代比较小说”的相似性，清晰可辨。

[28]参看萧乾：《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他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怀念杨振声师》（收入《萧乾全集》第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文学回忆录·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收入《萧乾全集》第5卷）诸文。

[29]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此文后作为《念朱自清先生》的第七节，收入《王瑶全集》第5卷。

[30]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1日。

[31]朱自清明确提出，“旧制清华学生”“因为预备留美的关系，受过充分的英文训练”，故“振兴中国的翻译事业，大规模地介绍西方文化，他们也得负一大部分的责任”。（《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203页。原刊《清华周刊》第25卷15号[总第382期]，1926年6月4日。署名白晖）

[32]“预流”乃取陈寅恪之意：“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69页）

[33]郝御风：《清华中国文学会有史之第一页》，《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2期，1928年12月17日。

[34]《中国文学系消息》，《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6期，1929年9月16日。

[35]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页。按，王瑶自称：“当时听课和接触比较多的教授还有闻一多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治学经验谈》，《王瑶全集》第7卷，第216页）论题所限，本文主要讨论文学研究领域王瑶所接受的清华“遗产”，至于陈寅恪对王瑶的影响，可参看张丽华：《王瑶与“清华学风”——兼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高恒文：《“史论”之特征，史家之个性——<中古文学史论>的“史论”特征与王瑶的学术个性》（收入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

[36]吴福辉：《怀想王瑶先生——以此纪念他的百年诞辰》，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第348、347页。

[37]王瑶：《治学经验谈》，《王瑶全集》第7卷，第219页。

[38]张丽华：《王瑶与“清华学风”——兼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39]按照西南联大的组织架构，本科生一起上课，研究所仍分属各校。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1941年正式建立，冯友兰为所长。闻一多此时代理国文系主任，例兼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

[40]朱自清1943年5月19日日记：“王瑶告我，一多让他报考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并答允他可能被聘为兼职助教，此事一多从未让我知道。”（《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42页）王瑶对此事的回忆，见闻黎明、侯菊坤编著：《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版）》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2页。

[41]王瑶：《念闻一多先生》，《王瑶全集》第5卷，第628、646页。

[42]“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见闻一多致臧克家信（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82页。

[43]“由于历史原因，传统国学，尤其是‘小学’（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和古典文学，在武大文科历来独占优势，而‘五四’兴起的新文学，则常被轻视和歧视，由此形成两种学派的矛盾。”（唐达晖：《闻一多在武汉大学事迹的几点考辨》，《闻一多研究丛刊》第2集，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44]比如在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大学，郁达夫和杨振声也曾遭到旧派的排挤。（参看郁达夫：《追怀洪雪帆先生》，《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他们请胡适来讲学，藉以壮大声势，但最终还是离职而去。

[45]闻一多致翟毅夫、顾毓琇、吴景超、梁实秋信（1923年3月30日），《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165页。

[46]闻一多致饶孟侃信（1926年冬），《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37页。

[47]孙作云遗作：《忆一多师》，《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15页。

[48]闻一多致饶孟侃信（1933年9月29日），《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65-266页。

[49]朱自清1933年3月17日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7页。

[50]王力：《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71页。

[51]闻一多：《楚辞校补·引言》，《闻一多全集》第5卷，第113页。

[52]《教授印象记·闻一多》，《清华暑期周刊》第10卷第7、8期合刊，1935年9月7日。

[53]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5页。

[54]王瑶：《念闻一多先生》，《王瑶全集》第5卷，第649、656、657页。

[55]参看王瑶：《我的欣慰和期待——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王瑶全集》第8卷。

[56]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初版自序》，《王瑶全集》第1卷，第7页。

[57]朱自清：《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20页。

[58]原刊《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2期，1934年3月24日。有一副标题“唐诗杂论之一”。

[59]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第13页。

[60]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王瑶全集》第5卷，第4-6页。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看法在50年代已经形成。谢泳的《王瑶1956年的山西行和一篇演讲》（《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3期）抄录了王瑶1956年的演讲原稿，此稿关于文学研究的性质，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区别等方面的许多表述与《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非常接近。

[61]参看钱理群：《王瑶先生文学史理论、方法描述》，《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355页。

[62]例证见高恒文：《“史论”之特征，史家之个性——<中古文学史论>的“史论”特征与王瑶的学术个性》，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第78-79页。

[63]高恒文：《“史论”之特征，史家之个性——<中古文学史论>的“史论”特征与王瑶的学术个性》，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第48页。

[64]参看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5]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66]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吴组缃全集·诗歌散文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20页。按，此回忆中的“诗选”课，准确名称是“古今诗选”。

[67]李赋宁：《回忆我大学时代的几位老师》，李良佑、刘犁编：《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

[68]《闻一多讲杜诗》，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页。《闻一多讲杜诗》是当年选修唐诗课的学生万鸿开所记的笔记片段，后由施蛰存整理发表。

[69]李赋宁1935年考入清华，一年级时旁听了闻一多的唐诗课。万鸿开的笔记来自1933-1934学年。也就是说，王瑶在读期间，闻一多的这一授课方式已经出现。

[70]朱自清：《写作杂谈》，《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107-108页。

[71]陈国球：《“文学批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9页。

[72]季镇淮回忆，1939年下半年的“宋诗”第一课，朱自清先在黑板上写了没有题目和作者的两首诗，询问学生的阅读感受，由此生发出对唐宋诗异同的解析。（季镇淮：《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在清华大学党委举行的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类似隐去作者而让学生直接阅读作品的做法，瑞恰慈有过试验。他据此提出了所谓的“实用批评”。

[73]《闻一多讲杜诗》，施蛰存：《文艺百话》，第437页。

[74]参看陈越：《重审与辨正——瑞恰慈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反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

[75]参看陈均：《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情感与经验”。

[76]陈国球：《“文学批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第411页。事实上朱自清的“现代解诗学”，也从新的批评方法得力良多，参看孙玉石：《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四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77]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78]本段及下段引文，均见闻一多：《悼玮德》，《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86页。

[79]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55、257页。

[80]陈国球：《“文学批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第412页。

[81]王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全集》第7卷，第265页。钱理群认为，这番表达“是王瑶真正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这篇检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它提供了认识和分析王瑶最重要的信息。”（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82]王瑶：《治学经验谈》，《王瑶全集》第7卷，第219页。

[83]“王瑶兄一直喜爱并写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因此，我们私下里对他有‘小周扬’和‘小胡风’这样的称号。”（赵俪生：《宛在的音容》，《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4页）

[84]陈平原：《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原文是《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系王瑶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小引》做了全文抄录。下段引文，亦出此。

[85]王瑶：《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王瑶全集》第5卷，第38页。

[86]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