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是人学这一说法，或许永远不会过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在2022年8月21日举行的“再谈文学性：诗学、历史与人”工作坊上这样总结关于文学性的核心话题。本次工作坊以吴晓东教授的新著《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为出发点，试图在当今学术语境中对有关“文学性”的诸多经典议题进行更为深入多样的思考，探讨诗学、历史与人诸向度在“文学”场域中的交织、互动与共鸣。

工作坊现场

工作坊在中间美术馆顺利举办，与会嘉宾有：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子平（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讲座教授）、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毛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卢迎华（中间美术馆馆长）、倪咏娟（商务印书馆文史编辑室主任）、王晓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国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松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首先，主持人李浴洋对本次工作坊的缘起与主旨做出了简要介绍。李浴洋指出，工作坊之所以命名为“再谈文学性”，是承接自洪子诚、吴晓东于2013年进行的题为《文学性：经典与阐释》的对谈，这部对话稿也作为序言被收入《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一书。两位老师的对话所涉及的有关文学性的诸多议题在今天看来都有继续开掘的空间，而与会的各位学者也都曾就相关话题进行过探讨。有鉴于此，本次工作坊决定以吴晓东教授的新著为基础，邀请各位老师就文学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命运这一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吴晓东著，《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

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商务印书馆文史编辑室主任倪咏娟分别致辞。卢迎华对各位老师的新著出版表示诚挚祝贺，邀请与会嘉宾参观中间美术馆策划的新展“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20世纪20-80年代摄影中的人文实践”，并感谢中间美术馆理事们与中间艺术基金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倪咏娟表示担任《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的责任编辑非常荣幸，在编辑过程中，研究者充满诗意和温情的文字与文本分析让自己在离开校园多年后再次真切感受到来自文学的召唤。针对“文本的内外”这一题目，倪咏娟认为，青年学子或许比较容易对“文本之内”有所感触，但对“文本之外”的了解不够深入，而进入工作岗位后，粗粝的现实或许促进了读者们对“文本之外”的认识和理解，但与此同时，对“文本之内”的感受可能在慢慢淡漠，所以十分需要阅读这类兼顾文本内外的文学研究著作，进行一次滋润心灵的文本之旅。针对吴晓东在与洪子诚的对话中所言“赋予文学某种深刻内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倪咏娟指出，当疫情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或许应该继续追问，那种曾经带领我们表达和呐喊的文学是否还能承载沉重而丰富的时代情绪，那种曾经扩充着我们想象与体验边界的文学是否还能带给人们全新的想象和体验，那种曾经抚慰人心的文学是否还能帮助人们重新回归内心的平静与丰盛，这或许也是本次工作坊关注的重要问题。

工作坊的第一场是钱理群、洪子诚、黄子平、吴晓东四位老师的对谈。首先，钱理群老师以《我的疫情期间的现代文学研究》为题进行发言。钱理群指出，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对人文科学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与此同时，对文学阅读和文学生活的某种新的普遍的期待也悄然来临。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问题：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何谓文学？何谓文学研究？文学和文学研究何为？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疫情期间的文学研究”这个题目便逐渐产生。钱理群详细讲述了自己疫情期间现代文学研究经历的三个阶段：2019年底，随着疫情的爆发，自己所在的养老院实行封闭化管理，自己遂过上了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经历了诸多复杂情绪，并开始思考如何在可能面临的历史大变动和纷乱中获得个体生命的稳定与安全，一份精神的充裕和从容。这时，沈从文在变动中求不变的追求，以及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诗性哲学寻找“不变的本质”的做法浮现在自己脑海中，这些现代文学作家的探索帮助自己找到了两个寻求安稳的宝典，一是千年不变的中国古老土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二是在平凡的大地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棵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中所包含的永恒的美。而这次疫情也向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人提出了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与休闲、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如何从大自然中祈求生命的滋养和乐趣的全新命题。在这样的思考下，自己的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新的通向思想史、精神史的道路，自己开始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和作品中找到新的思想资源并化为实践，从日常生活、大自然和历史这三大永恒中发现生活的新动力，并进入了生命的沉思状态。2020年随着疫情形势的复杂化，自己也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困惑与焦虑。这集中表现为一种深切的孤独感，于是更加希望在隔着时空距离的经典著作中寻求知己。此外，2020年以来全球性的自然与社会危机也逼迫人们思考如何面对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应该以何种眼光和方法看待复杂的中国与世界，进一步，应该如何言说，如何做人。这些都促使自己进一步回归经典阅读。于是在2020年自己写下了《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作为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b站等媒体与更多青年们交流自己对鲁迅作品的阅读感受。到了2021年，又写出了《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钱理群认为，这部著作明显打上了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烙印。这首先是一部个人文学史，它具有吴晓东与洪子诚在对谈中所言“再造经典”的思路，其二，这部作品自觉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这是基于对现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反思。钱理群指出，文学史大厦主要是依靠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支撑的，但现行的文学史教育却似乎越来越远离这些作家作品，也就远离文学，这也使得文学研究面临着危机。除此之外，钱理群还在疫情期间参与了王得后《鲁迅研究笔记》钱理群点评本与儿童文学家金波的著作《昆虫印象》钱理群点评本的写作，并对周氏兄弟研究、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等课题产生了新的理解。在钱理群看来，自己早年研究中就曾关注过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个人物形象始终显示了人性中的悖论，即巨变与稳定、创造与保守、激情与温情、粗暴与温柔、失衡与平衡、无序与次序、冲突与和谐、崇高与平凡、生命之重与轻两极的徘徊，在永恒的调和与斗争中形成永恒的困惑，这样的分裂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仍然存在。而自己正是经由疫情期间的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对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的重新体悟，这些经典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和阐释渗透到不同时代不同现实中，成为动荡中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吴晓东与洪子诚提出的有关文学经典的问题不仅是过去性的，也是未来性的。对文学经典的认知也决定了我们看待未来的方式。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三重性中，文学经典成为每个个体的生命依托，也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着生活的动力与目标。

钱理群的发言令在场嘉宾感受到文学与生命的力量。接下来，曾与吴晓东就文学性话题进行对谈的洪子诚老师向大家讲述了十余年前那次对谈的发生经过，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更新的思考。洪子诚首先回顾了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几次重要讨论，如2001年作家李陀与《北京日报》记者李静的访谈《漫说“纯文学”》，再如在海口由《天涯》杂志发起的有王晓明、韩少功、蔡翔等学者和作家出席的研讨会，旨在扩展文学性的边界。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主题为“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合法性”的讨论会。此外，北京大学的吴晓东、贺桂梅等教师也组织过关于“文学自主性”的学术论坛，借助韦伯等思想资源，梳理文学、审美自主性的历史脉络，并最终落实到现实问题中。还有一些小型的对话，如蔡翔与王晓明、吴晓东与薛毅的对谈等，这些都构成了2000-2010年间有关文学性话题的重要探讨。而这些针对文学性的讨论所针对的主要问题是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脱节，“纯文学”的无力性，以及线性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弊端。对于这些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比如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会议上，针对文学的“合法性”与文学边界的问题，李欧梵主张文学研究向“非文学”开放，比如广告、商品说明书等，也可以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而吴晓东的发言则体现出对文学性的固守与深度发掘，对“个别性、偶然性”因素以及某种与线性历史叙述不同的“原生态”文学史的重视，从吴晓东此前所出版著作的名称，如《文学性的命运》、《文学的诗性之灯》中，也都可以看出这样的倾向。从这些讨论中，洪子诚看到了某种观念的分歧，于是萌生了与吴晓东就文学性、文学经典与阐释问题进行交流的想法。洪子诚指出，自己关心的问题是，文学是否真的面临危机，或判断文学“危机”与否的标准是否仅是一时代有无伟大的作家作品，而纵观文学史叙述，现时的“危机”感受是否总能在一定时空距离后变为可供追忆的“黄金时代”。此外，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以及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者们研究思路的转变与分歧是否呈现出对文学性更为多歧的思考。在与吴晓东的对谈中，洪子诚深切地感受到在吴晓东这里，“文学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是不确定的、需要不断被补充的范畴。而吴晓东的这部新著作为他20余年文学研究的总结与集大成之作，更体现出他对文学性的信念与复杂化的看法，对理想文学叙述的追求，以及文本分析的功力。吴晓东一贯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从细腻的形式分析开始，这些文学研究最终与政治相遇，抵达了历史与人的维度。这样一种文本分析方式的存在让文学研究者们心中有尺，眼前有光。

洪子诚的发言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有关文学性的讨论脉络做出了细密的梳理与深刻的评述，既具备身在其中的历史感，又有理论性的提升，同时充盈着个体生命的丰富感性。接下来，中山大学的黄子平老师在线上出席了本次工作坊。黄子平从洪子诚与吴晓东的对谈说起，指出对谈中许多不无犀利性的问题与回应为探究文学性的张力打开了空间。黄子平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学性实则成为了一个时刻环绕着我们的“幽灵”，是无形而无所不在的。具体到吴晓东的文学研究脉络中，或许可以分析出两个层面的“文学性”，一是作为信仰的文学性，二是作为方法的文学性。就“信仰”层面而言，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在对谈中吴晓东对文学性表现出的坚守姿态，在许多人看似都不再坚持的时候，这种坚持或许被视作“痴人说梦”，或是一种幻觉，一种乌托邦。吴晓东运用了一些具备宗教色彩的表述去呈现这种坚守，比如“慰藉”这一词语，便将文学性视为安放心灵的处所。在这方面，对谈中一个十分精彩的表述是，“作为一个不信神的人，如果想信点什么，那可能就是文学了”。当然，许多人会质疑这种对文学的信仰，比如神秘主义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就指出，文学的“虚构性”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是对现实生活有害的。西蒙娜从神学的角度否定文学，但是她提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于追求一种“大写的善”，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一是等待，二是专注。黄子平认为，这两种精神其实与文学相通。作为信仰的文学性还令黄子平联想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宗教的论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后面才是大家颇为熟悉的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黄子平看来，将这里的“宗教”置换成“文学”，或许就是吴晓东在对谈中对文学性的信仰做出的阐释。当然，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便是马克思所言将“天国”驳倒之后，“人间”怎么办。马克思的意见是将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的批判和革命行动，这也就关系到文学如何回应时代要求，如何介入现实的话题。这是另一个复杂问题。但无论如何在吴晓东这里，那种作为信仰、安慰和乌托邦冲动的文学性始终存在。其次就“方法”层面而言，黄子平指出企图用理论去界定文学性的结果只能是一种同义反复，即“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这是一个坚决的姿态，但同时也是一个略显苍白的定义。所以，真正的文学性是一个实践问题，是要在读与写的过程中“使……成为文学”，这就涉及到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等方法。而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对文学性的坚持与实践应当化作对学生审美感受力的培养，即所谓美育。这种文学、审美感受力正构成了文学存在的理由。这也是吴晓东提出的，生命经验里那些最幽微的存在，只能由文学去触及。黄子平最后用“旗”这一诗性比喻综合了作为“信仰”与“方法”的文学性，它既是一种信念的寄托和标志，又是冯至所说能“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的方式。

三位学者的发言体现出前辈学者对后辈学人的关怀、期待与平等的对话意识。在第一场讨论的最后，吴晓东就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性的历史维度进行了主题发言。吴晓东指出，在2013年的对谈中洪子诚老师老辣犀利的提问促使自己思考了一些以往不自觉的问题，进而为自己对文学性的理解和坚持带来了某种珍贵的反思性视野，这些问题中就包括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或者文学性的历史化问题，这一问题在自己此后的思考脉络中一直有所延续。比如在上次对话中，洪老师引用了别尔嘉科夫的话：“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按其本质去研究。例如，当提出孤独的问题时，那么，他们谈的是彼特拉克、卢梭或者尼采如何谈孤独，而不是谈孤独本身。”别尔嘉科夫的这句话启发人思考的是，文学性问题可能同样无法从文学性本身去探究，因为没有一个本质性的文学性，所有的文学性的话题可能都得到历史中去寻求解答，这就是文学性的历史性。因此把文学性研究历史化，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我们不是从某种自洽的本体论和纯粹的自主性的意义上讨论文学性，而是讨论历史中的文学、历史中的文学性，或者说，我们借助的是历史中的范本来讨论文学性问题，进而把文学性理解成一个与周边进行对话的历史范畴，不断处理文学和他者的边界。或者说所谓文学性，是尽量包容他者的文本实践，而不是一个自身纯粹化的过程。吴晓东结合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中针对黄子平的阅读所提出的“回到历史深处”的观念，以及柄谷行人对于“历史通过书写本身被形塑”的判断，强调历史是被文学性所结构的，是在文学性结构中呈现的，因此也没有外在于文学性的历史。历史进入结构，借助的恰是文学形式的工具，因此，形式的意识形态性也就是必然的。沿着此种“结构”意识，吴晓东在发言最后提出需要尝试从结构与解构的辩证关系角度理解文学性。结构的视野意味着对一些东西的坚守，比如形式、审美、感性、心灵世界、人类的生活的境遇和细节，这些就是文学最基本的范畴。但另一方面，通过解构，我们又会在文学中带入更有历史感的、更有思想深度的新的观照视野，从而真正把历史、社会的面向带进来，其后果不是冲垮了文学，而恰恰是丰富了文学性。在历史与文本、结构与解构的互动关系中，透过文学性的滤镜，形式中积淀的情感结构和内涵的审美意识形态乃至生活世界才真正作用于读者，进而作用于社会和历史。最终，文学性和审美性应当是加强、加深以及丰富了我们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而不是相反。

洪子诚、钱理群、吴晓东（自右至左）

在第二场讨论中，倪文尖、毛尖、张莉、黄文倩、王晓平五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就文学性这一话题，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老师曾与吴晓东进行过多番探讨。在倪文尖看来，“文学性”或许是讲不透、除不尽的余数，它的核心是文学的“自转和公转”，即自律和他律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倪文尖提出从“高端”的角度审视文学性，具体而言，便是关注文学作品是否能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经验，按照吴晓东著作中的用语，即是新的图景、视景、世界观或乌托邦。在对象上，文学应当关注“新”的、未被注意过的现实经验，以“边缘性”的眼光和表达与“主流”经验、话语形成对话。某种程度上，“没有被表达就是不存在”，所以这项工作对文学来说是格外必要且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对新经验、新表达的自觉性与意向性所造成的“伟大的失败”，或许比“轻易的成功”更有价值。倪文尖最后强调，文学一定要对时代诉求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也是文学性的根基所在。近年来倪文尖的语文教学实验也为文学性注入了实践的维度。

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老师则以“吴晓东就是文学性”为题进行了发言。毛尖首先在学理意义上对“文学性”（literariness）概念进行了溯源，列举了19世纪以来有关“文学性”的各种说法，如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乔纳森·卡勒的“特殊性”等，都对文学性做出了基本定位。在毛尖看来，探讨文学性问题的目的是为文学批评、进而为如何对待文学寻找合适的方法。在诸多有关文学性的论述中，毛尖特别援引了弗里德雷克·杰姆逊《寓言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观点。在杰姆逊看来，寓言意味着不可化约的力量间的关系，它与意识形态相反，意识形态指向稳定、统一的现实，而寓言则将各种差异放置在那里，保持一个敞开的状态。在对“文学性”定位的几个节点做出梳理后，毛尖具体阐释了发言标题的内涵。在毛尖看来，吴晓东的文学性论述覆盖了上述各个定位的主要内涵，并特别注意到文学性的历史维度，如他所言，对于中国文学界，文学性概念的引进离不开1990年代的历史语境，而文学文本在表现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也生成了自己的逻辑，这就是审美之维与形式之维的介入。基于此，在“历史化”、“社会学视野”等学术思潮面前，吴晓东始终更强调内化于文本的社会历史。此外，吴晓东在与洪子诚的对话中提到要将陌生化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职业伦理，这就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性提升到更高维度。而卡勒的“特殊性”在吴晓东这里对应着文学和文学研究批驳常识的价值，它对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习惯进行质疑，这种特殊性还体现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比如吴晓东的张爱玲研究从张爱玲小说里提炼出“阳台”这一特殊意象，从而对常见的都市印象以及西方理论资源做出反思。而吴晓东关注文本的断裂性和多重解释则对应着杰姆逊的寓言理论，强调文学、审美对繁复感性、原初经验的保留，这也使得他的研究呈现出褶皱与远景并存的状态。

对于吴晓东对文学性的坚守，北京师范大学的张莉老师同样心有戚戚。张莉新近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小说风景》也将文学性作为文本解读、文学批评的内在标尺，这一点与《文本的内外》构成呼应。在主题发言中，张莉站在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思考了评价同时代作家作品文学性的标准问题。张莉认为，关键之处仍在于作品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在更为具体的层面，“文学的方式”首先关乎对语言的遴选和运用。在一个新词不断涌现、旧词时有消失，词汇系统极不稳定的文化环境中，判断一个作家是否理解文学性的一个途径或许就是观察他对新旧词语的使用方式，关于抵抗哪些语词、吸收哪些语词，作家应该有自己明确的态度，这份对语言的敏感是文学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文学为时代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一定是那些被我们重新打量过的语言。进一步，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性的坚守体现为创造新起点的自觉意识，通过解读作品，他们要重新进行创造，在发现以往文本的文学性的同时释放自身的生命能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永远有新的文学性等待我们去激活。

来自不同学科背景、文化情境的学者对文学性产生着不同的理解。淡江大学的黄文倩老师便以台湾地区文学研究为立足点，结合台湾作家杨牧《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一文，从“脆弱”的角度对文学性做出阐释。黄文倩从洪子诚与吴晓东的对谈中提出的“文学性也具有脆弱的本性”这一判断入手，指出人的脆弱性也是文学所应关注的面向，而《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一文恰恰通过一个花莲青年的视角与回溯性叙事，引出了几段动人的生命经验，并以棒球场上“右外野手”的边缘姿态在一个“坚硬”的时代实现了对“脆弱”的发现与守护，进而呈现出以一己之脆弱共情一切脆弱的情感状态，这背后也连带着具有悠久历史的浪漫主义精神资源，这样一些资源和典律的支撑使得文学家的脆弱成为一种“成熟的脆弱”。最终，文学性的某一要义或许就体现为对于自己和世界的真诚、对于神秘的尊重、对于脆弱的理解与共情。

对于历史与文学性的关系，与会学者也尝试做出深入阐释。在第二场讨论最后，同济大学的王晓平老师便进行了题为《如何在“历史化”中让“文学性”得以绽露——从<文本的内外>的研究方法谈起》的主题发言。王晓平首先指出“以文学性为信仰”背后包含的人文情怀与求真探索，这是一种以学术为“志业”的态度，这种文学性与人性话语相关联，但并不是非历史的自由主义人性论，而是基于对人的复杂的、差异性的生存经验的把握。因此在展现人文情怀的同时，研究者也注意考察历史的多象性维度。王晓平进而分析了《文本的内外》如何通过意识形态、乌托邦等范畴从“文学性”中检视“历史性”，并在文化诗学、政治诗学的维度从“历史性”中深入探讨“文学性”的意义。王晓平认为，“历史化”的思路在《文本的内外》中体现为对文本诗学结构的缜密探索。在发言最后，王晓平从杰姆逊的美学-政治观入手，探讨了“永远历史化”的进一步可能，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左翼美学理论之政治介入性的重新强调，从而更为深入地把握历史内容与文本形式、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互动交织，在反思中不断建构主体性。

第三场讨论由金理、姜涛、李国华、袁一丹、李松睿五位学者进行主题发言。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金理老师指出，这次工作坊的讨论对于学界种种质疑文学性的声音做出了有效的回应和反思，这在洪子诚、吴晓东两位老师的对谈中已经有所体现。两位老师的共识之一在于以历史化的眼光反思了80年代以来有关文学性的种种思潮。金理认为，1980年代的文学在建构自身合法性之时曾对左翼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性做过压缩处理，这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今天的学者在处理1980年代文学的时候表现出了清醒的历史意识，可以站在以人道主义、启蒙主义为基本构成的“新时期”意识形态外部反思1980年代文学文化实践复杂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当今的某些研究和反思实则也在对诸如“纯文学”等概念和实践的丰富性进行压缩化处理，并将文学无法回应时代问题等困境都归咎于纯文学思潮，似乎纯文学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这同样是一种有所偏颇的处理方式，它无法对纯文学做出体贴的理解，也无法在处理历史问题的过程中深入当今文学文化的症结。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地回到相应的历史境遇中，而非固守某种本质化的立场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依然是十分关键的。此外针对吴晓东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上提出的十七年文艺中文学与政治高度同一化的现象，金理指出如何从文学与政治的同一性中剥离出文学的独特力量也是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金理概括道，如果政治是一个将日常生活高度组织化的白天，那么文学可能是相对轻松的夜晚，它允许更多细腻的、敏锐的感觉与温情存在。

针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及“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姜涛老师也在发言中提出了自身独到的理解。姜涛首先指出，在关注文学思潮时，应当对思潮起伏背后某些有形无形的结构性因素加以细致考察。对于当今某种现实主义创作的复兴趋势，姜涛也指出如果作家们没有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转化，从而真正深入现实，那么所创作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往往会被回收进自己既有的认知结构与情感模式中，而无法实现对现实真正的把握和介入。从现实主义问题入手，姜涛进而谈到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与社会史视野等问题。姜涛引用郜元宝老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一文描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史学化趋势中面临的一些难题和困境，进而指出，就“文本的内外”这一话题而言，不仅要对文本之内即文学做出深刻把握，还应该对文本之外也即历史、社会等因素产生新的更为全面的理解，也即是将看似确定的革命、社会、历史等概念本身问题化，因为这些命题的内涵不是现有的历史学科或者社会学科能够真正阐发和完全释放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学向外部敞开，所指向的也并不仅是与其他学科的硬性知识对接，而是从文学领域出发去表现、回应、对峙、召唤整体的社会改造和历史变革，从而文学也就成为参与社会变革和历史变革的实践，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逻辑。就学界现在广泛关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关系而言，需要认识到所谓革命并不仅仅意味着党派、阶级斗争，还包含许多“细腻革命”的成分，它的挑战也在于它能否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地方风俗伦理，包括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诉求形成良性互动，这样革命才能打造出一个生机贯通的世界，能塑造出新的世道人心，文学的作用或许也于焉体现。

上述讨论多是从文学、历史等宏观角度展开。与之相比，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国华老师则从一个较为微观的问题切入。针对《文本的内外》所收《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这篇文章，李国华提出文中与西方文学中的纳蕤思临水自鉴的原型构成对立的是中国古典诗学中所习用的镜花水月的表述。而镜花水月的概念中无疑蕴含了更多中国传统的美感因素，水中月镜中花也是中国古典诗人经常处理的意象。李国华接下来具体梳理了从六朝至唐五代文学表达中的“镜”与“对镜”意象，比如鸾鉴、山鸡映水等典故。庾信的《镜赋》所言“不能片时藏匣里，暂出园中也自随”非常类似于卞之琳的“妆台”，而到了李商隐这里，如《破镜》一诗“秦台一照山鸡后，便是孤鸾罢舞时”中秦台的典故则可能蕴含着一个“大他者”的形象。以此观之，这些古典诗文似乎有着颇为“现代”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从一些实证材料看，这些典故应当都在现代派诗人的知识谱系内，而所谓温李传统也是现代派诗人非常看重的中国古典诗学资源。这就构成了现代派诗歌中“古中国的碎片”，或者是纳蕤思形象的中国景深。由此重思现代派诗歌中承载的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关系，则可以追问，中国古典诗学要素在现代派诗歌中的复现是基于西方资源来到中国之后发生影响所产生的对于中国古典的再发现，还是由于某种过去的古中国的碎片在中国已有的历史的长河中没有被淹没，而是一直沉淀下来。这最终触及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中西比较诗学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的袁一丹老师则从《文本的内外》的阅读感受中再次发现了文学独有的力量。袁一丹首先从吴晓东的文章《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中对海上钢琴师固守自己的边界，终生生活在船上“以有限扣问无限”的姿态的眷恋中捕捉到一种生存态度，进而指出对海上钢琴师形象的痴迷与吴晓东的治学取向形成互文关系。与海上钢琴师一样，吴晓东的文学研究始终没有舍弃文本迷人的内部空间，并且透过文本的窗口去眺望历史和社会。袁一丹进而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阅读体会，思考了文学与历史中人的具体境遇的内在关联。袁一丹指出，也许比起君子之风，“堕落者的文学”中更包含某种拯救的意义。袁一丹引用日本作家坂口安吾的论断：生命存在本身的绝对孤独，人和人之间情感的不相通，被抛弃被隔离的悲苦才是文学的故乡。在这个意义上，正视这些绝望、孤独，正视不同的境遇也是文学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使得文学的信仰与远景真正扎根于生活大地。

在本场讨论的最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松睿老师就细节与文学性的问题展开了论述。李松睿指出，通过文学形式的中介来透视作家的心灵世界、精神结构的方法贯穿了《文本的内外》整本书的写作，成为它核心的方法论和问题意识。形式与个人经历、时代环境的相互作用最终塑造了每位作家特有的理解文学的方法及创作路径。而细节也是文本形式的组成部分，对细节的关注或许将具体展开文学性的运作方式。凝结在细节中的文学性可以生成某种跨越时空的稳固经验，因此即便身处不同的历史语境、对某一题材已经感到陌生或隔阂的读者，也能够从这样的细节中体会到某种真实感与感动的成分。而《文本的内外》收录的文章中对反讽等问题的讨论，便处处体现出对文本细节的深入挖掘和结构性把握，从细节通向了文学的总体性和远景。李松睿最后指出，应当在区分不同层次的文学性的基础上，对这一话题进行持续深入的讨论。

在全部主题发言结束后，吴晓东对三场讨论的核心话题做出了总结与回应。吴晓东指出，与会各位学者对文学性的认知是朴素而深刻的，再再突显出文学的动人力量。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性是使人变得美好的存在，它可能是脆弱的，因此需要被温柔对待。此外，语言的本体性、诗性语言的意义、细节的可能性、西方各种文学资源的影响、中国古典诗学积累以及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革命进程等维度的引入也都大大拓展了文学性的问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