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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遇再逢瞿镜人
来源:文汇报 | 严晓星  2022年09月19日09:48

今天上午,收到友人自沪上代购的光绪刻本《乐律考》,看到封面和扉页上都钤有朱文方印“瞿竟成”,不禁惊呼起来。书是普通书,人亦非名人,惊呼只为不可思议的巧合。

至少十七八年前,曾在网上买到一张旧画像,完全是旧时乡间遗像的画法,逼真而有些阴森,上有从右往左的题耑“瞿镜翁六十八岁小影”,后为小字“一九五四年冬蔡观明题”,钤“贞冥”白文方印。左侧有墨书两竖行:“识君四十年,发斑未全素。画手为传神,温温见风度。镜翁以小影属题字,并系俚句。观明。”下钤“蔡”白文方印。瞿镜翁,不知何许人。我买它是冲着蔡观明(1894—1970),这位一度活跃在南通本地及上海的乡贤。如今还有人提起他,多半是因为费范九、钱基博与他交往颇多,还有就是他的笔名“孤桐”与章士钊“撞车”,害得《章士钊全集》误收了一些篇目。后来我翻过他的《孤桐馆诗文》(南通市文联,2008.9),这首应酬性质的题诗不在其中,合情合理。

既然“镜翁以小影属题字”,“小影”自然不是什么遗像,然而的确没有欣赏价值,遂随手置之箧中。偶与友人赵鹏提及,他说,“瞿镜翁”是一位本地的老辈瞿镜人先生(1887—1964.1)。正好当时南通市政协印了一部厚厚的《南通掌故》(2004.12),收录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协老先生们写的短文,瞿、蔡二人俱在其中。清点了一下,瞿镜人写了三十四篇,约一万两千字。开头他还写写地名、风俗、事件,后面几乎就全以地方人物为写作对象,而提得最多的自然是近代以来绕不过去的张謇、范当世。他是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近蒙友人出示省政协存档的一批手稿,内有他交去的十篇人物掌故,大部分已见于《南通掌故》。

我对瞿镜人的家世有所了解,是通过掌故家瞿兑之(1894—1973)的《赠南通瞿君诗序》(《补书堂文录》卷二):

南通濒江接海,其人兼有刚朴文明之懿,于吾宗镜人徵之而信。丁亥之夏,流寓上海,镜人自其里中寄诗相讯,情旨肫恻,已心仪之。其明年,江南北诸君子出先公门者,相约为怀超之社,镜人渡江来与会,始获相见。诗酒之馀,出示先世传略,更由是知其根氐。盖其大父晓岩先生,讳长胜,为邑名诸生,以宋儒之学化后进。父少岩先生,讳渊,承其家学,中式同治六年乡试举人,六试礼部不遇,益致力于宗族里闾之义举,手创精进书院,兼倡汉宋学。后就官赣榆县学训导,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卒官。丈夫子二,长庆祥,附生,镜人其次也。吾瞿氏枝叶,分布四方,籍常熟者尤光远有耀。镜人之先,即自常熟迁南通金沙场,隶卫籍,十数传乃舍其业,迁馀西场。晚近宇内播荡,罕能宁居,镜人与余皆流转困钓,故于先世事恒泯没是愳。镜人之心,余能度之,知其欲有一言以彰潜德,然吾辈东西南北之人,欲笃守而慎传之于后,其安可必邪?他年之治志弃谱牒者万一得而存之,则镜人之志也,非余所敢望也。既答君诗,复序其会合踪迹,兼美君之有所受于其先。

文中叙述瞿镜人的家世,材料当来自瞿镜人本人;且记叙了彼此的渊源:论远祖,皆是“瞿氏枝叶”,近则是瞿镜人于丁亥(1947)“寄诗相讯”,次年渡江至沪上,参与怀超社之会。这当然还是一篇应酬之作,但在“宇内播荡”“流转困钓”之际,“镜人之心,余能度之”,多少寄托了作者的感慨与情谊。

怀超社是为怀念瞿兑之的父亲瞿鸿禨(1850—1918)而创,至一九五〇年,两年间凡二十五集,瞿镜人只是偶尔与会,不知算不算正式成员。社中有他的同乡、故交孙儆(1866—1952),抗战期间,他们还同是以旅沪南通人为主体的剪淞社(历史上不止这一个剪淞社,但显然都典出杜诗“剪取吴淞半江水”)成员。近年来,孙儆、冯雄(1900—1968)翁婿的《孙儆诗稿》(学苑出版社,2022.5)、《冯雄诗词集》(学苑出版社,2020.7)已由常州李昭文辑注出版,瞿镜人正是酬唱中不时出现的名字。

目前所见瞿镜人的大部分材料,都关乎诗词。光绪三十三年(1907),流寓南通的朝鲜诗人金沧江(1850—1927)刊《申紫霞诗集》,列出赠送的十六人名单,瞿镜人即在其中。他曾为厦门诗人黄松鹤(1909—1988)《煮梦庐词草》卷首题词,又赠诗给上海诗人沈瘦东(1888—1970)。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沈氏《瓶粟斋诗话四编》更为他留下了难得的生平记录:“镜人少攻博士业,行欲售矣,光绪乙巳学使先校士,江南试事未毕而停止科举之诏下,江北诸学遂向隅,镜人年老犹为学校教师云。”在废科举的时代变革中,他是被牺牲掉的一粒尘埃。《自修》杂志上连续发表过他的古文赏析文章(1939—1941),总算留下执教生涯的些微痕迹。

抗战期间,瞿镜人请人画了《瞿园图》,孙儆尝为之题诗。这像他的趣味,就如同以画像请蔡观明题诗一样。只不过到了一九五四年的南通,恐怕再也找不到像样的人物画家了。拍照片,应该不难,然而他还是选择了画像,甚至不惜动用民间的遗像画师。以遗像风的画像征题,其个性亦可谓奇特。

一九五〇年起的十余载里,结社酬唱有些不合时宜了,但仍有一部分文人固执而低调地持续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学者吴宓(1894—1978)在日记中留下了晚岁瞿镜人的身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上午,吴宓“函周邦式,寄示瞿镜人诗及函”;次年一月七日晚,“读休宁戴穀孙(1878—1933)《穀孙诗话》,瞿镜人先生等印(1955)赠者也”;次日:“总复周邦式1961十二月十二日、十五晚诗函,寄去瞿镜人《野菊》及《杨花》原诗,并瞿老十二月十五日解释其诗之复宓长函。”刊印友人的《诗话》,与诗友交流诗作,他的生活重心倒是一以贯之,好像不曾受外界侵扰。

民国时期,旧习日衰,许多人为求便利,纷纷改以字行。看到两本旧书里,记载瞿镜人名“竟成”。《乐律考》竟是他的故物,到手之前我丝毫不知。“会合踪迹”,一遇再逢。

壬寅七夕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