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山西作家关露既从事文学，又从事地下工作，长期以来头上顶着“红色间谍”“上海才女”等名号，把她塑造成了一个神秘人物。其实她是一位继承“五四”文学精神、弘扬“左翼”文学思想，在文学创作上颇有特色、成果累累的作家。如果说关露“鲁迅风”小说，体现了她的“五四”精神的话，那么她的“鲁迅风”杂文，则彰显了她的“左翼”思想。她带着这种思想、精神，成就了自己的革命事业、文学事业。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壮阔而纷杂。许多作家“穿梭”在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乃至经济、军事等领域，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地位与影响，是由多种因素制约、决定的。山西籍作家关露，情况殊异，她既从事文学，又从事地下工作，所谓的间谍、特工，长期以来头上顶着“红色间谍”“上海才女”等名号，把她塑造成了一个神秘、传奇人物，模糊、削弱了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实她是一位继承“五四”文学精神、弘扬“左翼”文学思想，在文学创作上颇有特色、成果累累的作家。她把文学当作生命、当作理想，文学成为她人生的引导、抒发、支撑、寄托。文学伴随着她悲剧的一生。

笔者近年来涉足山西现代文学领域，在研究关露时又新发现了她五篇短篇小说，尘封八九十年，未有人问津。细读之后，深感关露继承了鲁迅的思想和艺术，具有鲜明的“鲁迅风”特色，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可贵收获。

关露走过了坎坷的一生。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两次接受党组织的命令，打入敌伪阵营，从事地下活动。她由一名抗日宣传“战士”，突然成为日寇和汪伪政府的重要人员，朋友、同志误会她，两次为此而入狱。上世纪三十年代她是上海文学界有名的才女之一，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齐名。当然她还有一个“左翼作家”的桂冠。那时人们还记得她写过诗歌、小说，写过一首很有名的电影插曲——《十字街头》中的《春天里》，“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但后来被人们渐渐遗忘了。直到八十年代，随着关露案件的平反，这位人物再次受到关注，特别是丁言昭《关露传》、柯兴《魂归京都》的出版，关露成了广为人知的传奇人物。

文学与革命，是关露人生的两块基石。她是文学创作上的“全能选手”，各种文体皆擅。三四十年代是她创作的活跃期。诗歌创作集中在抗战初期，内容大部分是表现抗战生活的。建国后也写过一些自由诗、古体诗。共约50多首。1936年就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散文、杂文，是她得心应手的文体，题材广泛，写法灵活，杂文颇有“鲁迅风”，发表在各种报纸、刊物上，约40多篇。1986年出版有丁言昭编选的散文集《都市的烦恼》。文学批评与评介，是她写作最多的一种文体，评论当下的作家作品，评介刚上演的电影、戏剧；特别是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文章，展示了一个“左翼”作家的思想艺术倾向。这类文章有120多篇。文学翻译也是关露乐此不疲的，有巴尔扎克、普希金、高尔基的散文、小说、诗歌等10多篇。

小说是关露最主要的文体。现在能够看到的，有李林荣编选的、1999年上海古籍社出版的小说集《仲夏夜之梦》，收集了5篇短篇小说、2部长篇小说节选。长篇小说有1940年出版的《新旧时代》，1951年出版的《苹果园》。需要提及的是，关露像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在文学文体的把握上并不严格，散文与短篇小说有时混淆不清。譬如《仲夏夜之梦》《一个牛郎的故事》，有时选在小说集中，有时选在散文集里。传记文学作家丁言昭，在关露资料的发掘、整理上功莫大焉，编成《关露著译系年目录》，搜罗了关露的绝大部分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12篇，长篇小说3部。笔者最近在各种学术资源网、旧书店，探颐索隐，对比求证，又发掘出关露5篇短篇小说。这样关露的短篇小说就增加到17篇，包括长篇小说3部，共20篇（部），总字数估计有45万。相信还有“遗珠”未被发现，特别是在上海三四十年代的老报纸上。加上诗歌、散文、杂文、评论、翻译作品，合计字数保守估计也在90万之上。

1930年还是南京中央大学文科学生的关露，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最初二篇作品发表在《幼稚》周刊上，这是一份由南京进步文学青年张天翼、欧阳山、韩起等发起创办的文学刊物。小说《余君》发表在1930年第2期；《她的故乡》发表在第6期，此篇有研究者当散文，也有当小说的。但久寻未果，只见目录，未见文本。如下5篇短篇小说是新发现的：《聪明人的烦恼》署名芳君，这应该是作家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发表在《紫罗兰》1930年第18期。《紫罗兰》1925年创办于上海，1945年停刊，属于通俗文学刊物，以发表散文、小说为主。《一只怪手》署名芳君，发表于《中国康健月报》1933年第7期，是连载小说，有上篇，下篇遗失。这份刊物创办于1932年上海，是一份卫生、健康刊物，其中有文艺栏目。《她告诉我》署名胡楣女士，是作家的真名，发表于《春色》1935年第1期创刊号，刊物创办于1935年上海，属于通俗文艺刊物，主要发表有关女性话题的小品文、散文、小说。《惠君》署名关露，发表于《中华》1936年第45期，刊物创办于上海，具体时间不详，是一份综合性的图文杂志，刊载内容主要是国内外时事新闻，同时有社会生活、文艺创作栏目。《春富》署名关露，发表于《华铁月刊》1944年第9期，是华中铁道共荣会会刊，主要内容有中日关系，也有文学作品。胡楣、芳君、关露，是作家发表小说的常用署名。这些刊物都是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的读物，此时也正是关露创作的活跃期，作品的真实性可以肯定。从新发现的几篇小说可以看出，关露努力秉承着“五四”文学精神、特别是鲁迅的启蒙、批判思想，真实书写着城乡下层社会和民众的生活，深切揭示着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状况。尽管她的一些小说有构思欠精、描写粗疏、质量不匀的缺憾，但其思想的敏锐、深入，艺术方法的灵活、多样，依然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可贵组成部分。

二

丁言昭在一篇文章中说：“关露与鲁迅虽然未曾直接交往，但作为‘左联’成员，她一直把自己看成是鲁迅的学生和追随者。”（丁言昭：《读关露〈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上海鲁迅研究》1988年第1期）。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精神领袖也是领导人之一。1932年，关露加入“左联”，积极参加“左联”工作，深入上海纺织厂、丝厂等工厂从事工人运动；丁玲被捕后，又接替原来负责的“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还担任“左联”所属的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编辑。她生活、工作在鲁迅文学、精神的氛围中，她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39年关露接受党组织“深入虎穴”的任务，她邀约自己一向视为“亲爱的大姐”的许广平，在寓所见面，临别时呈上她与养女新拍的照片，意在向许广平与鲁迅告别，向朋友们表白自己对革命的忠贞。

鲁迅逝世之后，关露写过一首诗歌一篇散文怀念鲁迅。1939年鲁迅去世三周年，关露创作朗诵诗《鲁迅的故事》，诗中营造了三个意象：鲁迅美丽的故乡山水，鲁迅小时候带领穷孩子玩反抗富人孩子的游戏，鲁迅在更广大的世界用他的笔唤醒奴隶同敌寇斗争。诗中突出了鲁迅坚韧的斗争，反抗黑暗的不屈精神。1943年鲁迅逝世七周年，她写了散文《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回忆了1936年她参加鲁迅送葬仪式的情景：“我们带着太阳去墓地，带着星光回来，我们唱着挽歌，述说鲁迅先生生前的光辉的故事。”她赞颂鲁迅：“他为着争取人们的幸福与自由而生，他曾把他的生命作为战场，文章作他的武器，为着后一代的子孙他努力地生存，也为后一代的子孙他劳瘁地死。他死了，但是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灰暗，而是光辉。”（《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太平 洋 周 报》1943年10月25日）。她肯定的依然是鲁迅的坚韧斗争以及这斗争的深远意义。她称鲁迅为“中国的文豪”“青年们的导师”。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回忆散文，发表在日伪方面控制的刊物《太平洋周报》上，而关露此时正深陷敌营，她须冒着风险，用曲笔表达她的感情与思想。

关露还在多篇文章中，引用鲁迅言论、评论鲁迅作品。笔者看到的有两篇。一是《贞操与恋爱至上》中，引用了鲁迅的言论。这篇文章是探讨女性问题的，论述了“贞操至上”与“恋爱至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婚爱观点。关露引用鲁迅《论“他妈的”！》文中的观点，说：“从这篇文章上我们很可以得到一些现在中国人对妇女的贞操观念的思考。”（《贞操与恋爱至上》，《女声》1942年第8期）。鲁迅认为用侮辱女性的话骂人，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国，它根植于农业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妇女在社会中地位低下。鲁迅观点的引用，深化了作者文章的思想内涵。另一篇是《通俗化与〈门外文谈〉》，这是对鲁迅出版的小册子《门外文谈》的一篇精彩评论，关露介绍了小册子的基本内容，论述了鲁迅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思想。她评价说：“《门外文谈》不是一本空的口号和呐喊的文章。它是一本能够确确实实地站在大众文化的立场，想着要用怎么样的方法把文化交给大家的讨论。”她对通俗化运动见解精辟，说：“通俗化运动，是一方面要反‘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同时，要把人类文化真正地交到大众手里去的运动。”（《通俗化与〈门外文谈〉》，《大晚报》1935年12月29日）。关露与鲁迅可谓“心有灵犀”，他们的思想都根植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但当时代、文学发生变迁，鲁迅又站在了“左翼”文学的思想前沿，而年轻的关露紧随其后，作出了准确的阐释。

1938年，上海文坛爆发了一场关于“鲁迅风”的论争。先是阿英在《译报·大家谈》发表文章，认为鲁迅的杂文风格已成过去，今后应以明白晓畅替代隐晦曲折。这引起了王任叔（巴人）在《申报·自由谈》上的争鸣，接着众多作家、评论家都参与了论战。最终论争各方握手言和，在《文汇报·世纪风》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签名者有：孔令境、黄峰、关露、唐弢、巴人等36人。“意见”反思了这场论争：“参加论争者离开了理论的原则，忘记了共同的立场，变成个人的‘意气用事’了。”“意见”概括了“鲁迅风”杂文的特征：“他的杂文，或曲折幽默，或明快泼辣，有理论也有感情。”“意见”明确指出：“只要把握住现阶段文艺的反日反汉奸的任务，无论‘鲁迅风’或非‘鲁迅风’的杂文，都同样有存在的价值。”（孔令境等：《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译报周刊》1939年第12、13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作家追随、学习鲁迅，在他们的散文、杂文中，呈现出诸多“鲁迅风”风格。关露在文学创作上兼擅多体，作为“左翼”作家，她喜欢鲁迅的杂文，在联合“意见”上签了名，她的杂文也表现出一种“鲁迅风”特点。但她承袭的是鲁迅“明快泼辣”的格调。譬如《我们要强壮起来》《从娼妓说起》《民族英雄》《女作家印象记》《都市的烦恼》等，或论述女性问题，或揭露社会黑暗，或写人物形象，或呼唤抗日，内容现实、思想敏锐、文笔犀利，体现了“左翼”文学的现实性、大众性、战斗性。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不仅有作家在杂文上学习鲁迅，形成“鲁迅风”杂文，同时有作家在小说上取法鲁迅，形成“鲁迅风”小说。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如果说30年代一批优秀杂文家，发扬了杂文上的‘鲁迅风’，那么台静农则在20年代继承了小说上的‘鲁迅风’。”（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其实台静农是一个代表，20年代从贵州到北京的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乃至其他省份的张天翼、沙汀等，都有意识地吸取、效法鲁迅小说，形成一股强大的“鲁迅风”小说潮流。关露无疑也是这众多作家的一个，但关露吸取更多的是，鲁迅小说的思想观念、写人物形象等。

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风”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着重取法思想内容，譬如对城乡社会现实的揭示，对各种人物国民性的批判；有的竭力效仿题材情节，譬如对乡土民情风俗的书写，对底层人物文化性格的展现；有的努力借鉴方法和形式，譬如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方法的探索，对写实、白描，荒诞、象征、心理描写的实验。当然也有综合汲取、多方面开拓的。从关露新发现的小说以及她全部小说中不难看出，她对鲁迅小说的学习、吸取，主要在思想、内容方面。

鲁迅钟情短篇小说创作，发表过多篇谈创作的文章。他所说的“为社会”“改良社会”、“为人生”“改良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等一系列论述，深刻地影响了关露的小说创作。从新发现的几篇小说中，都可清晰地感受得到。对城乡社会下层生活和下层民众的反映，是关露小说的突出主题。譬如《她告诉我》，写“我”幼年时，家里一位女佣人陈妈。她干活勤快，性格温和。她照护“我”的生活，每天接送“我”上学。她总是恭维人：“太太你命好！”“小姐你福气好！”然后絮絮叨叨地述说她丈夫的去世，儿子的粗苯。让“我”听得厌烦。后来她的儿子来家里干粗活，因打破金鱼缸而被辞退，又因偷窃被抓判刑五年，陈妈也服了鸦片烟自尽死去。陈妈的温和勤快、恭维述说、家庭不幸，不正是《祝福》中的祥林嫂吗？ 甚至她的肖像：“苍黄的面皮”“两只眼角的皱纹”也与祥林嫂神似。《春富》写的也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女佣人。这位只有17岁的农村姑娘春富，刚来公馆时又瘦又黑又胆小，伺候少爷、少奶奶、小公子一家三口人。她勤劳、细心、利索、聪明，竟深得主人满意。深夜休息前，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脸的样子圆而细巧”“身材苗条好看”，觉得自己变样了，很多地方比少奶奶都强；“有一点为自己不平”，又想“少奶奶是主子，自己是佣人，根本天生成就是两样的人”。但一年之后，由于物价米价上涨，她被主人婉退，加入了靠施粥生活的乞丐队伍。小说写得细腻、深切，是一篇佳作。关露在这两篇小说中，深入地揭示了下层社会的艰难、不公，书写了下层妇女祥林嫂般的悲惨命运，同时含蓄地批评了她们的奴性意识。在另外一些再版的小说和已知的小说作品中，关露同样表现了相似的内容与主题。譬如《一个牛郎的故事》，讲述了童年的“我”回到晋北农村，耳闻目睹的一个叫白毛的放牛娃，被地主借故吊打致疯的悲惨故事。譬如《归途》，描述了“我”在太原上小学时，亲见的一个老乞丐冻死在街头雪地上的难忘情景。这些小说都揭露了社会下层的黑暗与冷酷，显示了作家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与怜悯情怀。

鲁迅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城市社会的揭示和对知识分子生活、工作、爱情、婚姻的描写、反思。关露的多篇小说，也集中在这个领域。譬如《惠君》，小说通过上海亭子间三位青年人的会面、对话，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命运，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学音乐的惠君想成为音乐家，但结婚后丈夫老林在外奔忙，家里经济拮据，最后自缢而亡。学体育的老林，毕业即失业，投身革命、曾被逮捕，妻子也遭不幸。梦想成为画家的成萍，毕业后结婚离婚，献身工人运动，兼任刊物编辑，似乎找到了人生目标。成萍这一人物，有作家自己的影子。他们曾经是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但毕业后面对混乱的社会，待业的困境，有的蜗居在家，如惠君；有的在外闯荡，如老林。这两位人物正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有的投身革命，如成萍。小说写了三个人物，人物背后又有复杂的故事。但作者把情节浓缩在狭小的亭子间，篇幅只有三四千字，布局上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譬如《聪明人的烦恼》，写的是30年代大学校园的生活，特别是男女学生间的爱情，选举“女王”活动。那时的“女王”就是当今的“校花”。小说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男生形象亚琼，他不仅英俊、聪明、富有，且在一场“三角恋”中成全朋友、主动退出，表现了一种高尚、仁义的精神品格，最终赢得新晋“女王”黛丽的纯真爱情，而黛丽最反感的是众多男生追求爱情、却把女人当“玩偶”的虚伪爱情，体现了现代女性对纯真爱情、独立人格的寻求。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哲理的爱情小说。譬如《一只怪手》，是一篇侦探小说，描写律师事务所的一桩盗窃、凶杀案，题材特别，显示了作家的艺术创新精神。

在关露另外一些已再版的小说和查明目录的小说中，也有多篇作品是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余君》《仲夏夜之梦》写了青年人的自由恋爱，所遇到的来自父母的、家庭的重重阻力，失败的一方只能是青年男女。《殁落》写知识分子老九和滨的自由爱情、城市安家，妻子滨在经济窘迫、家务缠身、精神抑郁中患病而死，与《伤逝》的情节极为相似，再一次阐释了“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社会主题。《梦》发表在《文汇报》1939年1月 13日，出处清楚，但从未再版。这是一篇颇有新意的精短小说，作家用近似意识流的写法，展现了一位小资女性的梦境，她前往参加革命会议过程中的一系列无意识活动，兴奋、想象、犹豫、自省……写得朴素迷离、亦真亦幻。此时作家已具有了成熟的“左翼”社会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情感、思想，已有了自觉的理性认识。

关露还创作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黎明》，书写了她冲破旧式家庭、追求自由独立，辗转都市求学、投身文学与革命的人生历程。杨义评价说：“关露是孤岛时期开女作家写自传体长篇小说之先河的一人。这一点确定了她与其他男作家不同的地位。”（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

如果说关露“鲁迅风”小说，体现了她的“五四”精神的话，那么她的“鲁迅风”杂文，则彰显了她的“左翼”思想。这是她的思想、精神的两种形态，与这两种形态的转化、融合。她带着这种思想、精神，成就了自己的革命事业、文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