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五四文学革命开展之后，杨振声服膺胡适的新文学主张，迅速投入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潮》社的骨干成员和早期新文学的闯将。在文学创作上，那时的杨振声显然深受鲁迅影响，致力于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的写作，由于他年龄较大、富有生活经验、为文练达，所以其小说创作比同时的青年作者写得更稳重有底蕴、更简练有余味。1919年杨振声赴美留学，专攻教育学与心理学，1924年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后来并介入清华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等院校的管理领导工作，成为民国高教界的实力派人物和著名的教育专家。这一时期的杨振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热情提携文艺新人，积极筹办刊物，对三四十年代的校园文艺以至于整个北方新文坛发挥过重要的组织与领导作用。难得的是，在繁重的管理工作之余，杨振声始终不忘创作，其小说与散文不断有佳作问世。新中国成立之初，年过花甲的杨振声热情焕发，创作了长篇童话《和平鸽旅行团》。只是杨振声对自己文字的结集出版一向不甚措意，仅在1925年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玉君》，此后的文字再未结集出版。1956年杨振声病逝后，人民出版社于次年出版了杨振声小说选集《玉君》。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孙昌熙、张华编选的《杨振声选集》。以上三书是比较可靠的杨振声作品集。此外，旧报刊上还隐埋着杨振声的不少散篇文字。新时期以来坊间也出过一些“杨振声选集”或“文集”之类的书籍，但大多因人成事、乏善可陈，或者抄撮失校、不足为据。

先辈的文学遗产是值得后人珍惜的，为今之计、当务之急，还是全面仔细地搜集杨振声的文学遗产、认真负责地编校出一部比较可读可据的杨振声文集为是。笔者十多年来一直留心于此，曾于2015年校订、复原过杨振声的一些随笔，重新披露于刊物，供学界参考。近两三年来进一步扩大搜寻面，不断有可喜的新发现，而收获渐近完备后，乃集中精力校订，近顷终于编成约五十万言的《杨振声文存》，略可告慰于寂寞甚久的杨振声先生。这里选出杨振声原发于《大公报》上的三篇文字，先行分享于学界同行，顺便也略说个人的一点读后感。

一、《一只戒指》：温柔动人的抗战小说

从1919年到1947年，杨振声贡献出了至少20篇短篇小说，虽然总量不很大，也足够出版两个短篇小说集了，而像他这样坚持不辍近三十年的新小说家几乎绝无仅有，且在小说的社会视野和人性探析上不断有所拓展，在小说艺术的创造上则精益求精、从不马虎，其中七八篇都堪称艺术精品。这些短篇小说中的19篇早已找到。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又找到杨振声的一篇小说，这便是抗日小说《一只戒指》，它同时刊于《大公报》天津版和上海版1937年2月1日第12版“文艺”副刊第294期，作者署名“希声”，是杨振声的笔名。那时的《大公报》天津版与上海版共用同一纸型，两版所刊此篇文字完全相同，此据《大公报(天津版)》校录，原报间有排印错误，则不改原文，加校注说明。下面就是《一只戒指》的原文——

一只戒指

“号外，号外，快看号外呀，官军收复百灵庙啦!”卖报小儿跑着嚷。街头上随着这声音充满了兴奋之色。有的人已经看过一次号外了，他情愿再买第二份一字不差的消息，温习一遍。

她盖上打字机，下午班。整理整理头发，披上大衣，出了公司门，沿着长街往家走。街上下课的小学生，下班的学徒，下市的菜担子，拥挤着。号外所宣播的喜悦与兴奋，挂在每一店铺柜台前的一行脸上，表现出每个人走路的姿态上，浮荡在满街飞扬的报纸以至于小贩肩上的菜担子。

她，一个细长的身材，在人群中蜿蜓着，忽然挺立于《江声报》之门首。一双温柔而多怀思的眼睛，随着一群人的目光落在门首一张字条上：‌“本馆代收绥远战士寒衣捐款。”

人们向报馆踊跃的出入着，她不自觉的打开了手中的小提包，手与眼搜寻了一回，只有几毛钱。可是她随着踊跃的人流走进报馆，心中怀抱着这几毛钱的惭愧。在快到账房的小窗子前，她心中一跳，面上潮晕了一阵微红。在谁人都不觉察的时候，她敏捷的脱下了右手的金戒指。似乎带点忸怩的微笑，她把金戒指递了过去。‌

“是捐款罢?”收款的人把眼从面前的收款簿上顺着送金戒指的手向上望着脸问。她点点头。‌

“那末，我写个什么名字呢，小姐?”收款人把铅笔尖停在收款簿上问。

“无名氏罢。”她笑着答。

出了报馆，她心里比进去时松快多了。可是另一种回忆又掩罩了她的心头与眉头。她帐(悵)然的回了家。

她的一群弟弟妹妹也都从小学下了课，这是一共四个，都比她年岁少的多。是她继母生的。她知道怎样处理这个家庭，在高中毕业后，她去学习打字，就在一家公司里作了打字生。虽就她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论，她可以在中学毕业后要求入大学，像一般经济状况远不如她的女子们。但她并未这样要求。还把作事后每月五十元的薪水交四十元给她的继母，她的继母因此就对她很客气，比一般继母都显得好。可是她在家庭中的真正朋友，却是这一群年岁远比她少的二妹，同三个弟弟——蓉，超，俶，杰四个人。

像一窝工蜂挤到饭桌子上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大姐姐脸上的忧郁。‌

“你怎么不高兴，大姐姐，官兵不是收复了百灵庙吗?”超，有充足的理由质问她。‌

“我怎么不高兴，我正高兴的想哭呢!”她勉强笑着说。

四个小脸望着她，不明白这理由。

杰右手从腰间掏出一把童子军的小刀，左手抓住一块面包头，‌“大姐姐，看，我杀贼给你看。”擦的一声割作两半，他笑了，大姐姐也笑了。

俶把筷子擎到眼上对面包瞄准，‌“拍，拍，拍，拍，”他口中喊他用的是机关枪。

这一顿饭，就在绥北战场上吃过了。离开桌子后，蓉、杰每人揪着大姐姐的一只手向院子走，超同俶在后面屁股上推。在过门坎的时候，几乎把大姐姐推了个斛斗。‌

“大姐姐，你手上的戒指那里去了?”蓉发现了大事，仰着脸问。

她不答，只是笑。那三个也都挤到右手边，查看这奇迹。‌“那去了，大姐姐?”一齐问。她还是笑而不答。

夜间，她在屋子里悄悄的流泪，那一帮小流氓在他们的睡房里开秘密会议。俶以为是掉了，蓉不以为然，认为被人偷去。提杰议(当作“杰提议”)组织巡查队各地去找。超又主张去报警察。结果通过了议决案，是大家凑钱买一只送大姐姐。各人计算起积蓄来，蓉最多，自过年积下的赏钱，再加上每月母亲给的零用都攒起来有十五元八毛。超最少，有三元九。加上本月的月钱合共四元四。他们并不知道一只金戒指値多少钱。四人合股已有三十余元。俶怕不够，主张卖他干爹新赏他，还舍不得用的一支自来水笔。

第二天《江声报》上便有这样一段启事：

本馆代收绥远战士寒衣捐款，有无名女士捐来金戒指一只。当经至金店估价，定为七元。有×先生已出代价十四元，声明有肯多出价者情愿出让。

夜间，她又在屋子里悄悄的流泪，那一帮小流氓又在他们的睡房里开秘密会议。

第三天《江声报》又登一段启事：

本馆代收无名女士金戒指，又有×先生已出代价二十一元。声明有肯多出价者仍愿出让。

这天夜间，她已换上睡衣，把下身伸入被筒里，靠着枕头看书。右手无名指上脱去戒指后的白圈把她又从书里引到回忆上去。这戒指是她生母留给她的唯一纪念，现在是她唯一的安慰了。母亲死时她还少。站在床沿，手还摸不到母亲的脸。母亲侧过脸来望了她半天，摘下手上的戒指交给她，教她留着长大了好带，并且记着母亲的话。当时的印象很深，她至今还记着。母亲彷佛是说，“以后在旁人跟前不能任性，诸事要陪小心。比不得自己的母亲。”她当时并不甚懂。后来母亲死了。父亲娶了继母，她才从经验中领略到母亲说话的深意。继母来后，把一切可以纪念母亲的东西都收起来或是毁掉了，这戒指便成了母亲唯一的纪念，她的唯一安慰。于今是没有了!他3知道母亲一定赞成她的捐款，可是……嘣的一声门开了，四位小豪杰一齐窜将进来。超揪住她的左手，俶抱住腿，杰扑在前怀，两手盖住她的眼，蓉爬到床里边，拉住了她的右手。

“你们这群小强盗，要谋害我吗?”她笑嚷。

就在这时，蓉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金戒指，套在大姐的右手无名指上，不大不小，正遮住了那指上的白圈。

‌ “大姐姐，这只戒指我们已经替你找着了。”蓉给她带上时说。

他们强制执行成功后，放了大姐，都坐在床沿上望着她笑，像一行晒太阳的海豹。

她抬起右手，看看戒指，再看看这一行四个天真的脸。她不由的把杰紧紧的抱在怀里，吻着他，两眼滚下泪来。

作品一开篇就提到“官军收复百灵庙”，这是绥远抗战的著名战役，也是这篇小说的特定时事背景。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之后，侵华野心进一步膨胀，此后不断向华北推进。到1935—1936年策划冀东和察东“独立”，组织伪“蒙古军”不断挑衅，日军也频频“练兵”于北平郊区，华北危殆。1936年11月15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怂恿和指挥下，伪蒙古军首领德王和卓特巴扎布举兵进攻绥远。阎锡山、傅作义的晋绥军在国民政府中央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奋起抗击日伪的进攻，是为绥远抗战，从11月到12月历经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其中尤以百灵庙战斗影响最大，此役傅作义率部击溃来犯的伪蒙军，收复百灵庙，并击毙在伪蒙军中的日本“顾问”多人，日伪的嚣张气焰大受挫折。随后，西安事变发生并且和平解决，日伪军停止进犯，绥远抗战胜利结束。绥远抗战是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前奏，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战斗意志。

《一只戒指》就具体而微地表现了普通人民的抗日热情。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职场女性，她下班回家途中看到“百灵庙收复”的捷报，正赶上当地报馆代收绥远战士寒衣捐款活动，于是情不自禁地随群众涌入报馆，却发现手头带钱不多，于是“在谁人都不觉察的时候，她敏捷的脱下了右手的金戒指。似乎带点忸怩的微笑，她把金戒指递了过去”。‌这无疑是一份饱含爱国情的重礼，而这只戒指对她自己其实有着难以割舍的纪念意义，因为——

这戒指是她生母留给她的唯一纪念，现在是她唯一的安慰了。母亲死时她还少。……父亲娶了继母，她才从经验中领略到母亲说话的深意。继母来后，把一切可以纪念母亲的东西都收起来或是毁掉了，这戒指便成了母亲唯一的纪念，她的唯一安慰。于今是没有了!

所以她回家后不免有些惆怅，但并不后悔，而让她没有想到是，她的这份重礼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捐助热情，最后又被自己的几个可爱的小弟妹联合拿出积蓄赎买回来了!由此，这群小弟妹既挽回了亲爱的姐姐最珍贵的纪念物，也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小小贡献。作品就这样从侧面着眼、以小见大，围绕一只戒指的捐献和赎回，写出了普通民众的爱国支前热情，而又融会着深厚的母女之情、亲切的姐弟妹之情，而全篇不过短短两千余字，叙事简洁却又细腻熨帖，情感的把控恰到好处，给人生动而又温柔的美感，无疑是抗日小说中的佳作。

其实，杨振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抗日小说作者。早在1928年，他就率先发表了抗日小说《济南城上》，有力地表现了济南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战斗意志。这和杨振声少年时代即目睹日军在山东飞扬跋扈的经历有关。晚年的杨振声回忆起自己在家乡山东蓬莱小学、中学念书时碰到的怪事之一即是——

又一次，黄昏时候我出城，刚走近城门楼，耳边嘣的一声爆响，吓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个撅着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楼上的鸽子。一枪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枪，那群鸽子已扑楞楞地飞开了。他叽哩呱啦骂些我不懂的话，把枪往肩上一横，大踏步闯进城去，如入无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气走出城来。“哦!那不是一只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扬威地逼临着我们的海岸，像一个无赖骑在你脖子上，他还在你头上得意地呲着牙狞笑!4

这成为杨振声一生“最难忘记”的记忆之一，正因为有这种切肤锥心的民族创痛，杨振声才会成为抗日小说的最早作者。后来在南渡的西南联大，杨振声又奉献出另一篇抗日小说《荒岛上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海岛渔民机智勇敢抗击日寇的雄姿。惜墨如金的杨振声在二、三、四十年代接连奉献出三篇抗日小说，而且都写得相当出色，没有丝毫“抗战八股”痕迹。

二、《〈大公报〉万号纪念》：慷慨论议的骈体文章

此次搜集杨振声佚文，补充了不少议论性的论文和杂文，下面的这篇慷慨议论的骈体文章，则是随意翻阅旧报刊时偶然发现的，令人欣喜而惊讶——

《大公报》万号纪念

自胜国末造，以迄于今，外侮波及，内忧伊始。败衂倾覆之下，飘风激矢之中，由共和而帝制，由帝制而割据，割据之余，继以兼并。于是绿林青犊之群，应运而生；黑山白马之众，称天而治。举凡东西各国之善政，冒而袭之，以文其盗贼之身，而为聚敛之具。二十年中，几无清议。所谓言论机关，或饮盗泉而意存侧媚；或怀刑戮而噤若寒惮。董狐可作，南史不废，仅于大报见之。今当贵社举行万号纪念，感慨兴起不能无言，乃祝之曰：世变之成，谁为为之。推源本始，无能文辞。二十年中，大道多岐，傍午交煽，趋尚骈枝。匪祸乘间，嘘毒潜吹。死气交缠，痛甚孑遗!誓挽末流。大报是资。华北一星，中天长垂。不为威屈，不为利移，新者无间，旧者不欺，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强果窃兵，宰割编萌。巷议者诛，街谈者刑，清议道消，兴颂不行!厥惟大社，社论纵横，精言微义，莫之与京。恭逢纪念，用赞高明。何以奉祝，茂彼春荣。何以奉贶，砚直衡平。

本文原载《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5月22日第8版“《大公报》壹万号”纪念栏，署名“青岛大学教授杨振声先生”。这是一篇骈体文，句读繁密，标点略有改订；而用典较多，为便阅读理解，也略加笺释。文章虽然用典甚多，意思其实并不难懂：《大公报》是知名大报，到1931年已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舆论机关，适值一万号纪念，作为著名作家且是高教界名流的杨振声应邀与庆，乃著文庆贺，文章痛切回顾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之困局，言辞慷慨悲壮，热切呼吁主持舆论的《大公报》秉笔直书、议论公正，亦可谓掷地有声。

之所以觉得惊讶，是因为此文乃是新文学作家公开发表的骈体文，这是非常罕见的。当然，近现代的旧派文人仍沿袭旧文学传统，颇喜显摆风雅，不无骈体之作，而大多袭用古典套语、陈陈相因，其实乏善可陈；甚至各派军阀、党国要人在宣言论辩之时，函电交驰以至快邮代电，也常用其捉刀人代拟的骈体文字，而大率不出四六公文格套，浮嚣可笑，不值一哂。至于新文学阵营，虽然前三代的新文学作家大都自幼受过古典文言的训练，但因为坚守“破旧立新”的白话文学立场，所以虽然在交际应酬之际不可能完全不作旧体文字，但很少公开发表，只视为个人的应酬—游戏笔墨而已，而于骈体文则绝少染指。这又因为在旧文学中，骈体文是最难作的，其难并非说骈文的技巧有多高难，而在于用典难：骈文的规范是不能直陈其事、直抒其情的，而例皆用古典典故代言，可要使古典典故完全切合今人今事，那实在是“戛戛乎其难哉”!此所以不少新文学作家如鲁迅等都可以写出地道的古文和旧诗，却几乎不写骈体文。即使被认为最有家学渊源的俞平伯也究竟只是个有些旧才气的新文学作家，看他写点晚明风的古文小品也颇能乱真，其旧体诗即使写得佶屈晦涩，也不难成篇，可是看他为其长篇旧诗所写的骈文小序，就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反复修改也不见好。自然，现代文人偶尔也有成功的骈体之作，如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的《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秦玺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学于毫芒，几人知已；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这是一篇典雅的骈体小启，用典切合，揄扬得体，而又口吻调利，颇为清新可喜。但这成功也仅限于短篇吧，再长恐怕就难免堆砌滞涩以至于装腔作势之病了。再如广为流传的《老舍四十自拟小传》——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干，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时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也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不过不可能了。

这短文是老舍的游戏文字，谐谑自嘲，生动有趣，而骈散并行、文白夹杂，其实还算不上严格的骈体文，而只能说是现代散文中多用骈语俪句之作，但用得很妙，显出特别的风趣。

这种情况在杨振声的白话散文中更常见。七八年前校读杨振声的随笔，就发现他很喜欢骈语俪句，当然是经过现代改造的骈语俪句。如《批评的艺术与风度》所谓：“巧言令色者，不但‘面从’，而且‘面谀’，于是批评之道，扫地以尽。”“当我们自身被批评时，我们始深知其然，可是到了自己批评人家时，我们又忘其所以然。”《邻居》的一段更通俗可喜——

然而，既是邻居，到底不同路人。虽平素不相闻问，却时时声气相通。东邻的太太与老妈子吵架，你听到；西舍的太太骂孩子，你也听到。日里邻居的孩子们闹，夜里邻居的孩子们哭，你都不得安静。鸡鸣狗叫，打电话，刷马桶，都像在你自己的院子里。至于邻家爆炒羊肉，你闻到葱香与羊腥；晒铺盖，你闻到汗臭；掏毛房，你闻到……。说是“声气相通”，的确一字不假。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时就觉得杨振声一定很欣赏古典骈文的，却完全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写出《〈大公报〉万号纪念》这样一篇庄重典雅的骈文!与上述浦江清戏拟风雅的小启不同，也与老舍自拟小传的谐谑自嘲不同，杨振声的这篇《〈大公报〉万号纪念》的确立意庄重，所以属笔造语非常考究，文气亦可谓潜气内转而自如，选用典故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切合度，而议论之正大、感慨之悲壮、瞩望之殷切，更是力透纸背，令人读来耸然动容、肃然起敬。然而有得必有失，这样的骈体文委实给人过于望之俨然之感，而缺乏好文章必有的亲切感。

说来，杨振声确乎是中国古典骈文的爱好者。他在纵论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所赋予中国文学的独特美感时，曾经不止一次抬举骈体文章、赞赏对偶句式。一则曰：

我们都承认中国语言，比之欧洲复音字，是由单音字造成的。一字一音，整齐划一，音有四声，声韵易调。故在文学上容易演成整匀的句调，对偶的骈文。在诗之初起，尚是长短间出(如三百篇中之诗，短至三字，长至九字之句常有。但四字句已占八九)，至汉而后，便由五古七古而五律七律，而五绝七绝，日趋于形式音节的匀整；不惟韵文如此，就在散文也由东汉的字句匀整经晋媿【当作“魏”】六朝而变成骈俪与四六。看了这种文学的势趋，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单音字造成中国文学的特点，这种比字对声，在欧洲的语言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形式太整，当然拘束了内容的忠实表现，但是它的字匀句调，也自有它的本身美。

再则曰：

对偶文，如：天地，日月，男女，等等，一种东西，要对起来，真是好看!文章之中，对偶文句，实在很多，又有四声之变迁，音韵之调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中独有之色彩!外国文章之中虽然也有，但不若中国之美妙!如《易经》里面的“满招损，谦受益”，《书经》里面的“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论语》里面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离骚》里面的“朝领【当作“饮”】木兰之零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月赋》里面的“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六朝文里面“气霁地表，云领【当作“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这类句子，各种文章里面，倒是不少，声也好!词也妙!音韵相应，词调相和，念起来很好听，很漂亮!大约内中是含有“美”的成分!后来四六文章，每令人讨厌!如：“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看来似是一种玩意儿!这虽是对偶文章，但似已逸出文章的范围了!

这里对骈体文和对偶句的赞美很中肯，对四六文的反思也一针见血。从自出机杼的骈体文蜕变成官样文章的四六表启，实在走向了刻板僵化之途，绞尽脑汁的博雅用典和一味齐整的句式成了徒有其表的装饰，掩抑以致挤空了内容的生动丰富性和作者的独特个性。这样徒有其表的文章何有于文学?但是，仍以汉语为基础的现代文章却不必排斥骈语俪句。事实上，在散行文字中适当参用一些骈语俪句，不仅可以调剂文气、优化文章修辞，而且的确可以起到“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25在这方面，杨振声的随笔文字，能在生动流利的白话口语流程中，适当融入精彩的骈语俪句，确是成功的范例。

三、接近真实的见证：《谈沈从文的近状——杨振声由北平来书》

此番搜集杨振声文献，最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发现了他当年就沈从文自杀事件所写的一封信。原信写于1949年5月30日，被节录发表在《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6月18日第7版“各地通信”栏。原报上的标题先是小字一行“杨振声由北平来书”，然后是大字一行“谈沈从文的近状”，则大字才是正题、小字乃是副题，下面是据原报整理的文本——

谈沈从文的近状——杨振声由北平来书

××贤弟：

……从文无恙。接到你的电报，我马上去回电，可是电报费要两千多人民券，带的钱不够，就打不成。不怕你笑话，在我们，今天这是个不少的数目，特别是后天就要过五月节了。还是写封信罢。

从文的情形是如此：在北平解放前后，有些文章刺激了他，后来他读到了一些批评的文字，认为都是对他的。不安与失眠，加深他的病态，曾去医院，住了几天，渐渐好起来，现在差不多精神复原了，昨天下午，我还同他到北海公园散步来。目前他在学校的博物馆作事，弄弄磁器，比上课好。目前我们本应当让过去死亡，自己才能重生。从文只是作的过分点罢了，精神的挣扎，过分的表面化了。等到他自己也认为那一幕戏没作好，弄成了笑话时，便可一切无事。之琳来，带下的药，谢谢，我身体已好了，只恨自己不再年轻些，还可以对这个民族文化大转变的大时代多作点事情。你几时会到北平来玩玩，这边的朋友都想你。

振声 五月卅日

按，原报在“谈沈从文的近状”下还有这样三行小字：“曾受刺激入医院留医 提起过去就感到惭愧 杨振声说：他的精神挣扎过分表面化了。”这相当于内容提要；信前并有《大公报(香港版)》的编者按语云：“这是北大教授杨振声先生由北平寄致香港好友的信，信中专谈小说家沈从文在北平的生活。杨先生的短信中流露了献身于新中国新时代的热情，不改‘五四’当年文化战士的风貌。他所提到的沈从文却是新旧交替期中一个具有知识分子典型性的人物，沈的精神受戟剌，可说是革命时代一种难免的现象。编者。”这个“编者”应该就是杨振声致信与之的那位居港友人，然则这位“居港友人”究竟是谁呢?这或许不难找，因为当时居港的杨振声友人不会太多，稍微推究一下，则很可能就是正在香港《大公报》的萧乾——萧乾1948年10月在杨刚的指引下赴香港策动《大公报》转向，至1949年8月启程北返、9月到达北京；杨振声写此信时，萧乾正在香港《大公报》从事策动工作；并且杨振声乃正是提携过沈从文和萧乾的文坛前辈，三人关系特别密切，则萧乾居港期间听到沈从文自杀的消息，自然很关切，情急之下只能驰函询问在京的杨振声，于是有了杨振声这封回信——看此信开首称收信者为“贤弟”，而那时居港友人中可称为“贤弟”的，应该就是萧乾了。

看得出来，这封信的前面部分被略掉了，至于究竟略掉了什么内容，现在已难以推知其详了，但不难想见，前面的部分之所以被略掉不刊，很可能因为这部分所说关乎沈从文自杀之私密，不足为外人道吧。不待说，像沈从文这样一个著名的文人突然自杀，那是不能不令人震惊的，因此关于他自杀的原因，当然也会有不少的纷纭议论与猜测，但出于对沈从文的同情和尊重，人们很少将议论猜测形诸文字、更未见发表过。我记得曾经读过北大教授吴晓铃先生的文章——吴先生曾经和沈从文合开过大一国文——说是关于此事他当年曾听到过一些“语涉不经之谈”(原文一时找不到，但“语涉不经”这个特殊用词，我的记忆大概不会错)，既是“语涉不经”，则大概不会像一些左右逢源的文学史家所说的那么“正经悲壮”。尽管吴晓铃先生说他并不相信那些“不经之谈”，但他是晚年才这么说的，而当年怎么会有些“不经之谈”，吴晓铃先生并未说明是什么也没有做出有力的辩护，这就仍不免让人要猜谜了。

说来好笑，在学术研究中猜谜好像是很神秘高妙的课题类型，而爱好猜谜的研究者其实是知道诸如“沈从文自杀之谜”“穆时英被杀之谜”等猜谜课题，是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所要的那个谜底的，我甚至觉得那些爱好猜谜的学术研究者私心里倒是衷心希望千万不要找到谜底，以便他们一直能够把如此神秘的猜谜学术无限地进行下去，直至层累地制造出一些越来越高深莫测的学术政治神话。对此类高妙的猜谜学术，笨拙如我者只能敬谢不敏，而窃以为，对于某些一时疑莫能明的难题，如果找不到可靠的文献史料，则暂时搁置不论可也，直到我们找到了或者说遇到了可靠的文献史料，则据实平情而论可也。即如杨振声的这封“谈沈从文的近状”的信，乃是目前所能获得的出自亲近者的唯一证言，因此是足资学界参考的。

杨振声与沈从文的关系非比寻常——20世纪30年代初杨振声破格聘请沈从文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邀请沈从文加入中学教材编写工作，稍后又带领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随后放手让他主持编务；抗战爆发后杨振声又聘请沈从文任教于西南联大，以至被穆旦批评道：“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受胡适之命负责北大复员的杨振声聘请沈从文为北大教授，让沈从文终于扬眉吐气；而当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末身心疲弱之际，又是杨振声把他邀请到颐和园的霁清轩休养，直至沈从文自杀之后与复元之际，杨振声仍然尽心陪护沈从文散步，给他安慰、帮他纾解……如此二十年不离不弃的亲密关系，远远超过了沈从文与胡适、徐志摩的关系。

当沈从文自杀前后，杨振声作为长期帮助他并且近在其身边的亲密老友，自然是最可能了解其中底细和隐情的，所以焦急的萧乾只能写信问询杨振声，而其中底细或隐情很可能就见于杨振声给萧乾的这封信的前半部分，只是毕竟事关他人之私密，不宜公开披露，所以发表的时候被删去了。剩下的后半部分是可以披露出来的，杨振声在此坦率而中肯地解释了沈从文在政治上的过虑，这过虑对自以为勇敢而其实比较胆怯的沈从文的确是真实的心理感受。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沈从文自抗战胜利后被发表为北京大学教授以来，他是受宠若惊、得意扬扬的，乃至以“胡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自居且自以为必有大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于是他主动请缨，不断发表文章、接连接受采访，积极发起对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批判，并号召其同道要坚定地“从各种挫折困难中用一个素朴态度守住自己”。不待说，在沈从文的文学批判中当然也包含了他维护现存政治秩序、反对革命的立场，而他其实是确信或者说算定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才那么无所顾忌地展开批判的锋芒，显得特别地高调也特别地咄咄逼人。可没想到，革命居然成功了，沈从文也就难免特别尴尬和愧悔——《大公报》编者为此信所加提要里有沈从文“提起过去就感到惭愧”之说，大概也采摘自杨振声的原信，当是沈从文此时的心理真实。然则如此尴尬和惭愧的沈从文何以自处?自杀以谢过似乎成了他自以为唯一可行的自救之道。这诚然有点过了，但对情急之下的沈从文来说，倒也是完全可以理解之举。此所以杨振声在信中要说：“目前我们本应当让过去死亡，自己才能重生。从文只是作的过分点罢了，精神的挣扎，过分的表面化了。等到他自己也认为那一幕戏没作好，弄成了笑话时，便可一切无事。”这是很中肯的切近实际的证言。就此而言，所谓沈从文的“悲剧”虽然包含着政治因素，但究其实并非真正的“政治悲剧”，倒更像是“性格的悲剧”。好在沈从文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而从此确实“一切无事”，既保全了婚姻、维护了家庭，学术上也终成正果。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事，早逝的杨振声先生泉下有知，也一定会真诚地为老朋友而感到高兴吧。

顺便纠正一下关于沈从文与杨振声关系的一个误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出版社要出杨振声选集，请沈从文写序，结果是序未能用，误解却延续至今。据杨振声之子杨起说——

1985年，一家出版社准备再版父亲的文集，萧乾先生建议由沈从文先生写序，但是在那篇所谓的序写完之后，几乎是一篇批判文章。沈先生连篇使用“听说杨振声如何如何”“听说杨振声怎样怎样”，生怕父亲“牵连”到他。萧乾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只好把那篇序拿下，由萧乾先生自己写了一篇“代序”。其实，萧乾先生之所以建议沈从文写序，是觉得沈从文跟父亲渊源匪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渊源，萧乾先生才建议沈从文给父亲的文集写序。没想到竟然找错了。

按，杨起1982年2—3月间就请沈从文写序了，而沈从文其实在1978年就想为老友杨振声写点什么，现存“序”稿的第一部分，就写于1978年11月，但不过千言，略述生平而已，显然只是一个准备工作。到了1982年2—3月间沈从文两次起草作序，看得出来他是郑重其事的，很想为老友说点话，却仍然未能充分展开，而显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迹象。由于那时一本书的出版周期长，一半年间根本不可能出版，事实上《杨振声文集》也即孙昌熙、张华编选的《杨振声选集》是直到1987年才出版的。正因为杨振声集的出版并非急活，无奈的沈从文也就没有急着赶写。不幸的是1983年的2—3月间沈从文两次中风，这显然大大影响了他的思维与写作，此后的文章往往写不成篇，如散文《无从驯服的斑马》《凤凰观景山》等都未能完篇，更何况给老友写一篇论定其生平成就的序言呢。再后来沈从文的病情每况愈下，脑出血、脑血栓导致身体偏瘫，迨至1985年已无法执笔了。所以杨起1985年收到的沈从文序文稿，仍只是此前三次起笔而均未能完篇的旧稿。这作为序诚然不完善，则不用可也，而无须苛求沈从文了。因为以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健康而言，思想断片、文思不属、难以成篇，是可以想见的。究其实，沈从文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他写不好序，非不愿也，是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