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京太平桥西路，坐落着一家名为“伯鸿”的书店。缥缃万卷，善本盈阁，这里是中华书局沟通读者的一扇窗口。“伯鸿”，正是中华书局创办人的表字。

110年前，陆费逵（字伯鸿）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发出了现代出版业的宣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110年来，中华书局须臾不忘使命担当，与中国文化同行，同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步。正如著名学者任继愈所说：“中华书局和中国文化共命运，因为中华文化出版建设是中国兴旺的一面镜子。”

琅函如海，筑文化津梁。从百年前开启民智的国文修身教科书，到当代国史一大贡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从被誉为“国学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到新时代大型历史文献集成“复兴文库”……百十年筚路蓝缕，中华书局已然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的标杆，善本定本的代名词；百十年守正出新，中华图书盈箱积箧、袭故弥新，它们把握着现代学术文化的脉搏，反映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开蒙启智，云树参天翠色幽

百年前风起云涌，古老的中华民族燃起了现代强国梦。1912年元旦，现代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应时而生，上海四马路棋盘街转角，千年巨变的十字街头，出版家陆费逵发出了开蒙启智的宣言——

“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

中华书局创办之初，就把“开启民智”作为出版宗旨，陆费逵认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问世，这是两千多年封建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出版后迅速风行全国。启蒙的火种就此深埋进一代人的灵魂里。

“我今年92岁了，但知道中华书局已有八十多年。知道的最初媒介是教科书。”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金冲及至今仍清晰记得，他初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教科书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而当年在四马路的书店里买到的历史书，正是他阅读、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发端。

著名史学家邓广铭也曾撰文回忆：“从我开始接受近代化的启蒙教育之日起，我就和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中华教科书让人耳目一新，学生们了解了尧舜禹，也知道了达尔文。在这样的开蒙教育下，一代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学人成长了起来。

润物无声，清季民国之际，报章出版作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好似一座座没有围墙的学校。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评价，现代出版与报刊一同形成了另外一套知识生产的系统，推动了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政体的转变，其中以改变了中国人整个知识结构的教科书影响最大。将中华书局存在的意义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

理想远大，理念务实，中华书局很快吸引大批志同道合者。

梁启超、范源廉、马君武、李达、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钱歌川、陈伯吹、茅盾……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组成了中华书局灿烂夺目的编作阵容。

“融合国粹西学以贯之”，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大字典》和《辞海》，开创了现代工具书编纂的先河；《四部备要》是最早以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印出版具有深远的文化抢救意义，被誉为“古代百科全书”；卢梭《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亚当·斯密《国富论》等经典译作相继问世，传播民主科学的观念；中华书局先后创办《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小朋友》等期刊24种，皆有益时代精神之养成。

当时的中华书局，还拥有远东地区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印制的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著名画家的画集画册，“令出版界不胜艳羡，印刷界为之动魄”。

就此，中华书局打下了勇立潮头、赓续文化的精神底色。回顾百十年深厚传统，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隆说：“我们拥有光荣的历史，我们将开创灿烂的未来。”

国史新貌，集贤校雠著春秋

欲明大道，必先读史。

不同时期的“二十四史”通行本，是一个时代人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最重要的载体。“二十四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数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堪称中华文明史的全记录。很少有哪一种书，如点校本“二十四史”这样，与共和国的历史如此紧密相连。中华书局的使命传承与业务拓展，与国史息息相关，更与时代脉搏共同跳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中华书局完成公私合营，把总部从上海迁到了北京。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为古籍小组办事机构，被赋予专业整理出版古籍的时代新使命。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给予关键指示与殷切重托。

让国史焕发新貌，是时代呼声，更是人民所需。

中华书局开始组织全国专家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1959年9月，点校本《史记》出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1978年5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问世，不久即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这套书被公认为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至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它超越了以往版本，文字准确、校勘精良、眉目清晰、版式美观。昔日篇帙浩繁、盘诘艰深、难以卒读的史籍文献，一变而了然可读，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使得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以一种可亲可近的形式，走入千家万户，对中华文化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古籍重镇，善本迭出，在点校本“二十四史”收获广泛赞誉的同时，大量精校细勘的典籍著作陆续出版，如《新编诸子集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词》《孙中山全集》等，以及大量重要文献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永乐大典》《中华大藏经》《册府元龟》等的影印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奠定了中华书局在今天的历史地位。

2006年，中华书局提出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立刻引发史学界、文献学界广泛而积极的响应。专家学者们纷纷以自己的行动支持修订工程。当时年已96岁的何兹全表示要当一名“小卒”，为修订工作助力。任继愈出任总修纂，他恳切地说道：“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字不断，历史不断，文化不断，了解历史会增强对祖国的热爱。”

2013年10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第一种——《史记》修订本，在全球同步首发。截至目前，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共出书11种。先后荣获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等多项国家级和专业领域权威奖项。

服务学术，清歌雅调总堪宜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华书局不仅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旗舰，更是一个群贤毕至的学术殿堂。人们常问，经典是如何造就的？答案就写在中华书局的传统中——名家、名著、名编辑！

20世纪60年代，钱锺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序言中如是称赞该书的责任编辑周振甫，“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振甫君，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这样的编作往来一时传为佳话。周振甫是古典诗词文论专家，1971年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明史》点校工作，1975年正式调入中华书局。他曾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当被问到没有成为一个职业学者会不会遗憾时，他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周振甫把编辑职业作为终身事业的理想，锻造了一部部名著，成就了一位名编辑。

“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这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1964年春赠学者向达的一首诗。两位学者曾千里相会，探讨《大唐西域记》中的学术问题。《大唐西域记》因其极高的学术价值而蜚声中外，20世纪50年代末，向达最早提出对其进行整理，1978年，以季羡林为首，数位知名学者参与的整理班子正式组成。历经20多年的努力，一部63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本终于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完成了几代学者的夙愿。季羡林曾自豪地表示：“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不管他是哪一国人，不管他代表哪一种观点，他们都给予《大唐西域记》以极高的评价。”

1984年，我国语言学泰斗王力应中华书局之约开始着手编写《王力古汉语字典》。其实，王力早早就设计了理想字典的模式，这部字典已在他心中酝酿了四十多年，尚未出版时，就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著录于英国汉学家魏根深编纂的《中国历史手册》中。2000年《王力古汉语字典》出版，字典义项精练，字义清晰，努力在释义中表现出词义的时代性，从而在字典中树立起词义的历史观，还纠正了前代字词典中的一些失误，让各类学习者均可从中获益。被读者誉为“非常实用而且经典”“案头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大学者的信任，从来都是一份重托。

1965年10月26日，顾颉刚因病需动手术，为防万一所以预立遗嘱，其中第六条说“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顾颉刚去世后，他的后人、学生历经二十多年的编纂，最终在2010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

服务学术、普及文化，是中华书局一直在做的事情。2002年，中华书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的一员，开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积极服务读者，拓展选题范围，探索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发展之路。

2003年11月20日上午，天气虽然寒冷，北京大学朗润园却暖意融融。中华书局在这里召开“中华书局与学界共商重印书规划座谈会”，曹道衡、白化文、李学勤、裘锡圭、袁行霈等学界前辈以及一批中青年文史哲研究者，热情洋溢地与中华书局的编辑们齐聚一堂，一起盘家底、出主意。李学勤开宗明义：“中华能否成为这样的出版社——能够经常提供研究传统文化的基本书，让这些书经常在架，随时能买到。”学者们鼓励中华书局在坚守出版古籍整理、学术著作精品的同时，在推广普及文化方面下功夫。会上公布了一批“计划重印目录”。当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刊登这一消息后引起了各界强烈反响，86岁的资深报人谢公望专门给报社来信说，“我读了两遍，认为此乃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让学术精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每个爱书人的书架一定都有中华书局的图书。

2021年底，传统文化经典文本普及读物“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突破年度发货码洋一个亿大关，这也是中华书局第一条亿元级产品线。该丛书自2010年出版以来，畅销10余年，被广大读者亲切地称为“三全本”。

今年4月23日，中华书局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万历十五年》四十周年版新书座谈会”。据了解，该书已创下了近600万册的销售纪录。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璇琮经手该书出版，他后来撰文回忆“《万历十五年》这一本不到20万字的书，从编辑部审稿，修改，看校样，直至出书，竟花了3年有余的时间……出版社能如此投入，反复阅改，这恐怕在那时才能做得到”。好书，是作者和编辑共同打磨的文化成果；好书，就像《万历十五年》这样，为读者打开门窗，带来耳目一新的新鲜空气。

守正出新，老树春深更著葩

传统，用守正来传承；未来，以出新去开启。

习近平总书记说：“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与时代相结合的高度，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周绚隆表示：“对于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中华书局，这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今天中华人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面对历史与时代的双重使命，近年来，中华书局始终秉承“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坚持“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的出版宗旨，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积极探索发挥出版在弘扬民族精神、增进价值认同、引领社会风尚方面的作用，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主题出版佳作频出。中华书局推出了《重读抗战家书》《重读先烈诗章》《生生不息：从传统经典名句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百年革命家书》等双效俱佳的单品。推出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120册）等重要文献集成。创办了面向党员干部的传统文化知识刊物《月读》。贡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连环画”“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等青少年学习读物，广受社会各界赞誉。

古籍整理出版典范之作陆续问世。近年来，我国史学研究与考古工作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科技进步也极大地提高了古籍整理工作的效率。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稳步推进，《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五礼通考》等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

“文化走出去”成效显著。“十三五”期间，中华书局逐步形成图书版权输出、实物图书出口、融合发展（电子书、数据库等数字产品出口）、国际出版合作四种国际传播业态，输出形式涵盖翻译出版、合作出版、合印、连载、转载、引用、电子书、数据库等等，图书版权累计输出1723种。

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中华书局总结《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等畅销书的成功经验，推出“跟大师学国学”系列、“一本书读懂”系列、“中华经典通识”，《国史十六讲》《兵以诈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资治通鉴启示录》等学术普及著作，打造“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等经典文本普及系列，照顾到各类读者的不同需求，受到广泛欢迎。

布局数字出版，推动古籍数字化。2013年，中华书局明确了数字化出版的战略方向，即借助业界优质的数字出版平台，推出各类电子书。2014年，中华书局自主研发的大型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正式发布，该数据库以中华书局整理本古籍图书为核心，同时涵盖多家专业出版社的古籍整理成果。目前该库累计资源总量达20亿字。2018年，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籍合网”上线运营。该平台为读者提供包括中华书局在内的多家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和期刊等资源内容及专题数据库，2021年，中华书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自动标点”“繁简转换”“字符查询”等多种古籍整理智能工具。

1912年，初创的中华书局志在“国家进步、教育进步、书业进步”。

2012年，百岁中华书局提出“百年再出发”。

2022年，中华书局郑重宣布“创新向未来”。这是一百一十年的精神传承，更是对文化事业的前路期许。

阅尽千帆，仍是少年。少年最宝贵的是登高望远、锐意进取的心性和不惧艰险、披荆斩棘的勇气。对于一家投身传统、志在千秋的出版机构而言，一百一十周岁，正是青春有为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华书局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始终勇立潮头，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