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车”的译稿 —— 翻译家杨衍松的两封书信
1982 年8 月17 日，山西人民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出版的编辑常德顺给湖南师范学院外文系杨衍松先生写了封约稿信，信中约他翻译苏联女作家库兹涅佐娃写的关于普希金妻子的著作。
杨衍松先生接到约稿信后，欣然同意。1982 年8 月21 日即给编辑常德顺回了一封书信，信写在湖南师范学院科研稿纸上，一共两页，信中说：
“《而我爱你的心》一书，我预计在一九八三年五六月份把译稿全部交齐。因为：一、我从下学期起将担任三年级的文选课，每周教课任务较重；二、文学作品的译文要真正在读者面前站得起来，非精细推敲不可。总要经过试译、校译、润饰、定稿（包括工整抄写）等几个阶段。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在保证译稿质量的前提下，我当力争提前一点。
文学翻译要准确地传达和复现原作的内容、意境和风貌，要在文学性上多下些功夫，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又译文流畅通顺，富有文采。我当从这些要求上努力，并希望得到你们的指导和帮助。你们对译文还有什么要求，望能告我。
作为译者，很担心‘撞车’的事，恐怕劳而无功。万一发生‘撞车’，是否他出他的书，咱们出咱们的？当然，咱们要力争在译文质量上搞得好些，对得住读者。
‘试译稿’（七千全字）暂存你处，将来润饰定稿时我再作进一步推敲和修改。”
在这封信中，杨衍松先生跟编辑沟通了交稿时间，也谈了他自己的翻译态度和翻译方法与原则。从接收到编辑的约稿算起，到杨衍松先生翻译完，预计得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不仅是因为他教学繁忙，最主要的是想要认真严谨地完成翻译，保证译稿的质量。他认为翻译作品要对得住读者，讲求精益求精，传达出原作的意境与风貌，准确传达译文，流畅通顺，同时又不失文学性，这样的翻译态度与原则也体现出了杨衍松治学的严谨。
在这封信的最后，杨衍松还向编辑谈及发生“撞车”的担忧，并提出发生撞车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各出各的，供出版社考虑。
杨衍松实践着自己的翻译方法与原则，随信便寄出了7000 字的“试译稿”， 供出版社参考，并言明将来还要进一步地推敲与修改。
杨衍松给编辑寄出回信之后，将近一个月时间，没有得到编辑的回音。于是1982 年9 月19 日，他又向常德顺同志寄出了第二封书信，信依旧是写在湖南师范学院科研稿纸上，共计两页。信中杨先生重申了第一封信中的内容，也再一次提到对“撞车”的担忧：
“作为一个译者，担心‘撞车’， 很怕劳而无功。关于普希金妻子的文艺动向已引起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的普遍关心，所以我有些担心。万一发生‘撞车’，是否可以他出他的，我们出我们的，只是要在译文质量上多下功夫，以不负读者期望。 ”
纵使担心“撞车”，但他还是继续着翻译工作，并有着坚定的信心在质量上胜过别的翻译者。
“撞车”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上世纪80 年代苏俄文学在我国传播的繁荣景象。而对于普希金文学作品的研究， 在20 世纪80 年代达到了高潮。到了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普希金的作品已经全部被译成中文，且有不少作品被多次重译。在对于普希金的研究热潮中，普希金妻子普希金娜自然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她与普希金的爱恨纠葛也成为当时学者争相研究的重要课题。从1963 年起，普希金研究学者奥布多夫斯卡娅和杰缅季耶夫挖掘出了普希金妻子的书信，这些珍贵的新史料，为研究普希金的文艺思想与创作理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学者们陆续撰写了多部专著，在20 世纪70 到80 年代相继出版。而杨衍松先生所翻译的，正是苏联女作家库兹涅佐娃所写的有关普希金妻子的作品《我爱你的心灵——普希金娜的故事》。
杨衍松怕“撞车”的担忧最终还是成为了现实。当时，有一位名叫赵云平的译者，抢先一步开始了对这本书的翻译，并将其更名为《普希金娜的故事》， 于1983 年在新华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了9 万册。这本只有188 页的小册子， 拨开百年历史的迷雾，让读者对于普希金妻子的看法从偏执传统的贬斥中解脱出来。
最终杨衍松先生所翻译的《而我爱你的心》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出版。不过，透过杨衍松先生的这两封书信，我们却看到了他对于读者的尊重与对翻译工作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