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旧藏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
编者按：2022年4月，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观日文丛”四卷，王中忱《地之缘》、赵京华《思想构筑未来》、陈言《万壑有声》、张明杰《海东游艺》从中日思想文化的种种“接点”出发，呈现两种文化双向交叉、彼此对话的关系。其中亦包括很多现代文学时期两国文化交流往事。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张明杰《鲁迅旧藏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一文发布，以飨读者。
“观日文丛”，2022年4月，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在鲁迅生前所藏十余种浮世绘版画及书籍中，可以说，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第二期）最有价值。顺便补充一下，关于鲁迅所藏十余种浮世绘版画及书籍，可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1956）中的日文书部分，以及江小惠“从鲁迅藏书看鲁迅——鲁迅与日本浮世绘”的系列文章（《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3—4期）等文献资料。这套浮世绘在日本早已绝版，而且目前在日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及各大学图书馆也鲜有收藏。仅就此而言，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况且，这套浮世绘版画并非以普通工艺印刷而成，而是根据“远治遗版”手工复制的。
那么，“远治遗版”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地讲，高见泽远治（1890~1927）是一位浮世绘修复与复制的高手，甚或说是天才，主要活跃于大正时代（1912~1926），可惜英年早逝。“遗版”则是指其去世后遗留下来的浮世绘复制本版。
高见泽远治是一个传奇人物，但如果没有高见泽鹰子多年走访调查撰写的《一浮世绘师的遗产——高见泽远治纪略》（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78年版）一书，那么，我们还可能对他所知甚少。该书作者为高见泽远治三弟高见泽忠雄之女，即高见泽远治的侄女，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从事编辑等工作之后转为自由撰稿人。当然，不可否认，书中夹杂着一些感情成分，但不管怎么说，这本书把一个与浮世绘相关的人物活生生地呈现了出来。
高见泽远治生于东京的一个棉织品商家庭，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原本家庭圆满。但不幸的是，十五岁时远治丧母，十九岁时又丧父，兄弟几人不得不早早独立。远治幼年和少年时期，一直在福泽谕吉主导的庆应义塾接受教育。从普通部毕业后，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学习油画，并立志成为洋画家。然而，父亲正值其借宿在外、努力学画期间病逝，令其被迫放弃成为画家之梦想。后来，高见泽远治热衷于收集浮世绘古版画，并在与浮世绘商的交往中，对修复残破版画产生兴趣，其复原技艺也在实践中日趋成熟。在二十三岁那年（1913）结婚成家后，他就主要靠修复浮世绘版画为生。
作为表现日常生活与情趣的艺术形式，浮世绘始终受到日本普通民众的喜爱。在浮世绘兴盛的江户时代（1603~1867），其价格极为低廉，买一张浮世绘等同于吃一碗养麦面。明治维新后，浮世绘得到欧美人士，尤其是印象派画家青睐后，身价倍增，而且被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输出海外。受此影响，近代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收藏热。及至明治末期与大正初期，日本市面上的浮世绘古版画已越来越少，甚至有人惊呼近于告罄。剩余的多为保存状况极差的次品，有的被老鼠啃咬，有的遭水浸渍，已不能作为商品看待。这种状况，催生了浮世绘修复业，并维持了其景气。高见泽远治正是这一行业的能工巧匠。他天资聪颖，又肯钻研，尤其在纸质的选择以及着色与拼接等方面，极为讲究，甚至连粘贴用的糨糊都要亲自熬制。一幅幅破烂不堪的古版画，经其修整后，犹如死而复生，有的甚至比原画还要精彩。他的修复技术堪称一绝，也得到了浮世绘商的认可。上门求助者络绎不绝。
对于酷爱浮世绘鉴藏的高见泽远治来说，修复浮世绘版画既是其所好，又是其赖以谋生的手段，能一举两得，再好不过。然而，高见泽远治的实际生活却不尽如人意。由于他生来固执任性，金钱意识淡薄，又嗜好饮酒与歌舞伎，常随兴之所至而挥霍无度，结婚仅三四年的时间，妻子就抛弃他和年幼的儿子与人私奔了。因此，他生活的狼狈状态便不难推知。而且，就在此时，他最投入的事业也遇到了打击。一天高见泽远治外出时，两名警察突然到家里搜查，理由是他涉嫌伪造浮世绘版画。后来，高见泽远治也被司法当局传唤，而这次事件起因于浮世绘收藏大家赖特的控告。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建筑家，自1905年起多次出入日本，尤以东京帝国饭店的建筑设计而著称。赖特同时还是地道的浮世绘爱好者，曾收集过数量惊人的浮世绘版画。现在波士顿美术馆等的馆藏浮世绘多与他有关。赖特发现自己所购的浮世绘中的伪作，来自一向信赖的浮世绘商林某，于是将林某带入饭店的房间，反锁房门，用手枪威逼其说出真相。结果，在林某供出的相关人员中，有高见泽远治的名字。原来，奸商林某出于牟利目的，或通过高见泽远治的亲朋好友，或以直接的方式，频繁地将有问题的版画送到高见泽远治那里，请求修复或改装，然后将这些画事先存放在地方寺院或故家之中，再带赖特前去，以貌似发现新的古版画的方式，引诱赖特购买。赖特得知真相后，一怒之下，将高见泽远治等相关人员一并控告。
后来，虽查明此事件与高见泽远治无直接关系，他只是被浮世绘商人恶意利用而已，但伪造的恶名却时时伴随。事实上，当时流入市场的一些浮世绘改造之作，确实与高见泽远治不无关系。由于当时普通浮世绘价格一路飙升，而大胆露骨的所谓“春画”（类似于春宫画）却不太受欢迎，即便是裸露乳房之类的画作，在市场上也多被“敬而远之”。当时春画的价格低廉，基本上只有普通浮世绘的十分之一。高见泽远治凭借高超而熟练的技术，结合对每位浮世绘师绘画特点的感悟，不时改造这类春画，或消去露骨部分，或给裸女重新着装，或将艳情场面中的男性移离。最后，近乎猥亵的春画竟变成了艳丽动人的美人画。关于日本近代春画的改造问题，《艺术新潮》杂志曾于1994年6月号上有过相关特辑。
围绕高见泽远治的浮世绘修复改造问题，在当时的浮世绘协会中出现了今后不予承认或加以抵制的强硬论调，当然也有为他辩护的。但无论怎么辩护，这种将春画改造成普通美人画的行为，终究也摆脱不了伪造之嫌。
由于赖特事件及春画改造等问题造成的不良影响，高见泽远治深陷令人质疑的境地。1918年，在其弟上村益郎（由高见泽家转为上村家养子）和吉田幸三郎的建议下，他毅然决定关门停业，不再做修复，转而从事浮世绘版画的复制工作。
经过多年修复工作的磨炼，高见泽远治积累了丰富的版画鉴赏和再现知识，加上他曾学过油画，画得一手好水彩，对图案、色彩、颜料、画具等十分敏锐，为复制浮世绘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比照自身收集的浮世绘原画，在着色拓印上刻苦钻研，反复操练，精益求精，终于找到了可神奇再现古版画的拓印方法。他复制的浮世绘版画极为逼真，有的甚至比原画还精美。他的复制技术得到了日本美术院的一些画家的首肯，如小林古径、前田青邨、安田靫彦等著名画家。他们主动与高见泽远治来往，有时还出入其作坊观摩学习。
复制技术的地位确立后，高见泽远治与其弟上村益郎等便筹划成立了浮世绘保存刊行会（以下简称刊行会）。弟弟负责外联，他则专注于复制。刊行会实行会员制，限定一百五十名会员，会费先期支付者为每年九十日元，分期缴纳者则为每月八日元。刊行会从江户锦绘中精选代表作，每月复制两幅为一回（辑），定期发给会员。当时的赞助会员中有泉镜花、永井荷风、前田青邨、小林古径、野口米次郎、安田靫彦、冈田三郎助等著名人物。刊行会的宗旨书就出自永井荷风之手。
虽说是复制的画作，但除画师手绘部分之外，制作工序与江户时代基本相同，即由雕版师依据原画雕刻木板，再由拓印师根据雕版层层刷印。高见泽远治家有常驻雕版师，也有拓印工。他除亲自拓印之外，还负责全盘监督和指导工作。
当时的复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再现原画刚拓印后的色彩，另一种则是按照有不同程度褪色的原画的现实状况，如实地再现。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版画，其颜料使用廉价的植物或矿物性材料制成，时间久了，画作容易褪色或发生变化，而从审美角度来讲，自然褪色的版画却另有魅力。高见泽远治的复制风格属于后者，这也是由其审美意识决定的。当然，这种复制技术难度也大。比如，仅就褪色而言，画面中心部位与边缘部位的程度就不相同，但他能很好地把握这种褪色状态和色泽层次，通过重复刷印，恰到好处地呈现出自然立体的效果。因此，对浮世绘爱好者来说，通过高见泽远治的复制品，也可享受与欣赏原画时同样的艺术美感。有的美术商甚至认为，经过一定年代后，其复制品的价值几乎可与原画匹敌。
1921年年末，三十一岁的高见泽远治再婚，从此他的起居生活中又有了帮手，复制工作也进展顺利。另外，他还结识了画家岸田刘生。这两个有江户气质的人，在浮世绘、歌舞伎、传统小曲等方面趣味相投，很快成为挚友，常一起豪饮豪游，朝夕与共。但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无情地夺走了这种生活和工作的平和。为生活所迫，高见泽远治只好接受关西一家古董商之请，携家带口移居大阪，继续从事浮世绘的复制工作。那是一个锦绘批发商，其与高见泽远治约定，从江户浮世绘版画中选出二三十幅限量复制，并待三年后出售。在人生地不熟的大阪，高见泽远治常牢骚满腹。不过，值得安慰的是，震灾后，好友岸田刘生一家也迁居京都。两人穿梭于京阪两地之间，交往更为密切。若翻阅岸田刘生的日记［《刘生绘日记》，龙星阁1952年版，或《岸田刘生全集》（5—10卷）岩波书店1979年版］，就会发现两人亲密交往的大量记录。
震灾稍恢复后，岩波书店便计划出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浮世绘，决定从有名的“松方收藏”（实业家松方幸次郎长年于法国精心收集的大量绘画、雕刻等美术品。浮世绘为其中一部分，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中选取部分名品加以复制，并聘请文艺评论家小宫丰隆、东京大学美术史教授藤悬静也、浮世绘研究家田中喜作担任编委。1925年秋，岩波茂雄带领三位编委奔赴大阪，与高见泽远治及其刊行会成员商谈复制事宜。围绕复制形式，高见泽远治与藤悬静也教授发生意见对立：高见泽远治坚持再现原画目前色调，而藤悬静也则认为这样易被误会是“做假”，主张应复制出原画发行时的鲜艳状态。为增强说服力，也是为了证实自身的实力，高见泽远治最后答应，根据对方从藏家借出的两幅原作，即歌川丰春与东洲斋写乐的作品各一幅，试做样品。高见泽远治与手下的雕版师通力合作，仅用三天时间即赶制出平时需旬日才能完成的两幅复制作品。结果，当原画和复制品拿出来时，连三位专家也难辨孰真孰赝。后来，三人差点错将复制品当作原画归还藏家，这成为一时笑谈。直到高见泽远治去世后的1928年，藤悬静也教授参加文艺春秋社举办的“浮世绘座谈会”时还坦言：“高见泽君精心制作的复制品与原画真赝难断”。（《文艺春秋》1928年8月号）这次“浮世绘座谈会”由作家菊池宽主持，出席者有田中喜作、小岛鸟水、野口米次郎、藤悬静也等。
然而，在尚未具体落实岩波书店的复制出版计划时，高见泽远治便被告知患上了重症结核病，虽后来移居镰仓疗养，但病情终未好转，于1927年6月撒手人寰。去世的前一年，他在镰仓与挚友岸田刘生不期又为近邻，还赶上了为其新著《初期肉笔浮世绘》（岩波书店1926年版）的出版庆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两人还交往不绝。高见泽远治的早逝令岸田刘生异常悲伤。他在其去世当晩赶到高见泽家，又哭又唱，整整一晚。在岸田刘生看来，失去的不仅是一位好友，还是一个无法复制的、身怀独门绝技的艺术才子，因为岸田刘生一向认为“他的‘复制’并非职业，而是他的艺术，同时也是他的生命”。（《诸家对高见泽版画复制之感想》，载《高见泽遗版复制<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第二期预约的征订册子，第一书房发行）不曾想，在两年后的1929年12月，岸田刘生自中国东北旅行回国之途次，突然病倒而亡，享年三十八岁。不知是否有什么因缘，这两位意趣相投的艺术鬼才均不到四十岁就相继离世，宛若日本近代艺术史上的彗星。
从以上经历不难看出，高见泽远治既是一位艺术天才，又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论技艺，他堪称日本“人间国宝”。因为他的工作，使浮世绘这一艺术瑰宝得以普及和传承，也使无力问津原版画作的读者得到几乎等同于欣赏原版的艺术享受。然而，因其修复或复制的浮世绘被奸商利用当作原画流通，给美术市场带来诸多麻烦，甚至在当今世界著名文博机构收藏的浮世绘古版画中，也都难保没有其复制的作品混杂其中。在当代浮世绘出版物以及大型拍卖会上，将其复制品误认为原画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因此，高见泽远治不免为世人诟病。不过，正如野口米次郎（1875—1947）在“浮世绘座谈会”上的发言所预言的那样：
高见泽是复制天才，将来恐怕不会出现第二个高见泽。……如果说，他这种艺术家，领会原作的意境，然后制作了最接近于这种意境的作品，那么，其价值绝不可轻视。不难想象将来他的复制品的价值会越来越高。
的确，高见泽远治去世后，世间对其生前的复制品更为关注，评价也越来越高。但由于当时是会员制发行，能欣赏到的人极为有限，而市场上又稀见，甚至一画难求。有鉴于此，日本第一书房捷足先登，征得其遗族同意，得以用“远治遗版”复制刊行。
与此同时，高见泽远治之弟益郎、忠雄等也发起并成立了“高见泽版未刊浮世绘版画刊行会”，准备以高见泽木版社之名义，将日益受欢迎的高见泽版浮世绘陆续复制刊行。不过其真正的刊发，还是在第一书房复制版之后，而在征订的小册子中，其还对第一书房的复制颇有微词。这说明两者之间曾存在分歧或利益之争。1930年后，以高见泽木版社名义复制刊行的高见泽版浮世绘，主要有《浮世绘稀版画集》（四十幅）、《浮世绘名作秘版画集》（四十八幅）、《浮世绘江户版画集》（六十五幅）、《浮世绘名作百版画》（明信片型一百张）等。高见泽木版社在其用于征订《浮世绘稀版画集》的小册子以及吉田暎二著《浮世绘读本》（高见泽木版社1939年版）中曾指出，他们只是以“远治遗版”转让的名义与第一书房签约，对读者反映的复制质量问题概不负责。顺便附带一句，作为《日本裸妇美术全集》之赠品，鲁迅曾获得过高见泽木版社复制的现代版画一枚，即山村耕花版画《裸妇》。（《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由高见泽家族之外的出版社据“远治遗版”而做出的复制刊行，第一书房可谓首次，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次。第一书房原本是东京的一家综合性出版社，由长谷川巳之吉于1923年创立，以出版文学、历史等领域的书籍为主。这样一家后起的出版社，能得到高见泽遗版的转让，非同寻常，想必与野口米次郎、岸田刘生等人不无关系。
野口米次郎既是诗人、小说家，又是评论家，加之有在欧美留学和讲学的经历，在当时的日本文坛相当活跃。顺便一提，1935年10月21日，野口米次郎还曾于上海拜会鲁迅，后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一个诗人的鲁迅会谈记》，歪曲与鲁迅的谈话，引起鲁迅不满。
野口米次郎对浮世绘的收集与研究很用心，尤以推介葛饰北斋、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铃木春信、东洲斋写乐与安藤广重所谓的“六大浮世绘师”著称，其出版的《六大浮世绘师》（岩波书店1919年版）影响甚大。在1925年至1927年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又推出“野口米次郎系列图书”三十五册，其中包括《歌麿北斋广重论》《春信与清长》《写乐》和《春信清长写乐论》（出版时间均为1926年）等。可以说，野口米次郎对“六大浮世绘师”的研究和推介贡献尤大。继第一书房版后，他从1930年开始相继推出私家版，最后由诚文堂精装出版六卷本“六大浮世绘师决定版”，即《喜多川歌麿》《东洲斋写乐》《鸟居清长》《葛饰北斋》《铃木春信》和《一立斋广重》（出版时间为1932年至1933年），并附带野口米次郎亲笔签名的精美书箧。每卷除囊括近百幅浮世绘师的代表作作为插图之外，还附有英文目次和解说。鲁迅当时也及时购买了这套书（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野口米次郎还于1929年编译出版《龚古尔的歌麿》。
这些书大多是由第一书房出版的，所以野口米次郎与第一书房的关系可见一斑。同时，作为浮世绘保存刊行会之重要赞助成员，野口米次郎与高见泽远治及其家族也保持着亲密关系。同样，与两者都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岸田刘生。或许因为有了他们的斡旋，第一书房才得以获准使用“远治遗版”进行复制。
第一书房将复制作品取名为《浮世绘版画名作集》（以下简称《名作集》），由长谷川社长亲自任监察，高见泽远治遗孀和东京美术学校出身的东坊城光长负责监制。为证明是复制品，以避免事后被冒充为真品，所有复制品上均钤有“土佛游水”印。《名作集》共刊行了两期，计六十二幅作品。全部不公开销售，采取预约征订方式，限量五百部，订满为止。第一期共三十二幅作品，自1929年6月第一回刊发，至1930年9月第十六回终结，分十六回发放给预约会员。每次为一回（辑），内含两幅画作及解说。第一期解说由高见泽远治的生前好友岸田刘生担任。第二期共三十幅作品，自1930年10月开始，分十五回复制分发。此时岸田刘生已病逝，解说由野口米次郎担任。
第一期精选三十位浮世绘师的作品各一幅，另加两幅无名氏之作。第一期三十二幅作品的作者分别为：奥村政信、喜多川歌麿、葛饰北斋、鸟居清正、歌川丰国、铃木春信、一笔斋文调、西村重长、鸟高斋荣昌、鸟居清朝、鸟居清长、安藤广重、鸟居清满、奥村利信、歌川国政、石川丰信、鸟文斋荣之、歌川丰春、升亭北寿、近藤清春、荣松斋长喜、鸟居清忠、鸟居清正、菱川师宣、鸟居清信、胜川春章、东洲斋写乐、鸟居清重、鸟居清广、怀月堂安知及两位无名氏。现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及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图书馆。可以看出，第一期重视的是收录范围，即“面广”。有了此次复制经验，加之受到好评，第一书房遂决定复制出版第二期，而且打破第一期一人一作品的限制，只要是优秀或稀见的复制作品，不限一人一作。更重要的是，与第一期相比，第二期更注重审美价值，故优秀作品尤多，如演剧人物画巨匠东洲斋写乐（七幅）的大幅锦绘及“云母拓”作品，美人画大师鸟居清倍（六幅）的艳丽漆绘及丹绘，鸟居清长（两幅）的大幅锦绘，石川丰信（一幅）的大长幅漆绘等作品，都堪称难得之佳作。
这些作品的真品当时已昂贵得惊人，绝非普通人财力所能及。按1930年左右的当时日本的市价，第二期复制用的三十幅真品总价高达五万七千日元。尤其是稀见的东洲斋写乐的画作，每幅作品的价格不低于两千日元，大幅锦绘《梅川忠兵卫》市价则高达七千五百日元。石川丰信的漆绘《常磐津恋之音色》的市价也有四千日元。当时刚工作的小学教员月工资才四十五至五十日元，即使是工资较高的国家公务员，月薪也只有七十五日元。因此可以说，不管怎么喜欢浮世绘，普通人也难以购买真品欣赏。第一书房正是为了满足爱好者的需求，才精心复制刊行的。不过，这三十幅复制品也价格不菲。征订时规定，一次性支付款为一百日元，分期支付款则为每期七日元，还要另加邮费。
也许是没赶上第一期征订，鲁迅所藏浮世绘为第二期的三十幅复制作品，分别由鲁迅于1930年11月至翌年11月购自内山书店。每回（辑）价格十四日元至十七日元不等，总价在二百二三十日元。作为一名海外读者，鲁迅能及时购买到这种浮世绘复制品，实属不易。鉴于目前日本主要图书馆缺乏对此的收藏，所以能看到鲁迅的这一收藏，也是一种享受。
鲁迅购藏浮世绘版画及书籍，一是出于个人爱好，二是为推广介绍，同时也是为了给其一向极力倡导和扶持的新兴版画运动提供有益的参考。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书简（“19340127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曾写道：
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写乐曾备受德国人的赞赏，我读了二三本书，想了解他，但始终莫名其妙。然而依我看，恐怕还是北斋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我早想多加些插图予以介绍，但首先按读书界目前的状况，就办不到。贵友所藏浮世绘请勿寄下。我也有数十张复制品，愈上年纪人愈忙，现在连拿出来看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况且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因此我正不知将来该把我自己的东西交给谁。
这是鲁迅对浮世绘及其画师的总体评价或印象，其中谈到对东洲斋写乐很想了解，但终不甚明了。这也难免，因为在浮世绘画师中，除葛饰北斋之外，其他人的经历几乎都不清楚。东洲斋写乐更是如此，其生平事迹大多无从得知。不过，以上提到的“数十张复制品”，主要部分应该是指这套“远治遗版”的复制品。而且从书简中可以看出，鲁迅生前一直想推介这些浮世绘，但终究未能如愿。
因为至今鲜有“曝光”或翻检触摸，鲁迅所藏的这套浮世绘复制品，保存之完好、色泽之鲜艳，均超出想象。在鲁迅先生逝去八十年后的今天，将此套浮世绘版画复制品影印出版，提供给广大读者欣赏，而鲁迅之旧藏则仍留在鲁迅博物馆永存纪念——这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也了却了鲁迅生前的一桩心愿。对先生来讲，想必没有比这再好的纪念了。
（原题为《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的故事》，收入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浮世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后收录于《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