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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6日，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被颁给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评奖词写道，“她以勇气和手术刀般的精确，通过个人记忆揭露根源、异化和集体层面的限制”。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是当代法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安妮·埃尔诺是我最喜欢的法国当代作家。在阅读埃尔诺时，我首先体会到的是地理上的亲近感。我的博士论文与诺曼底有关，为了查阅档案，我常去鲁昂（Rouen,诺曼底大区首府）。我从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乘火车，车厢广播报着站名:“本次列车开往勒阿弗尔，途经鲁昂、伊沃托……”这些地名都与埃尔诺的个人经历及写作密切相关。她写她生活过的地方，尤其是她度过童年和青年的诺曼底和她从1975年开始居住的巴黎近郊塞尔吉（Cergy）。

由埃尔诺自传性作品改编的电影《正发生》。

法国社会“内部的移民”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利勒博纳（Lillebonne，位于诺曼底大区，埃尔诺出生时属于下塞纳省，行政改革后属于海滨塞纳省）。埃尔诺是她婚后的夫姓，她出生时的姓是杜切奈（Duchesne）。她的父母在利勒博纳经营兼售杂货的小咖啡馆。1945年，她的父母搬到诺曼底小城伊沃托，继续经营杂货咖啡店。埃尔诺在2002年的采访中提到：虽然她不是在伊沃托出生的，她觉得伊沃托是她的“起源之城”。

直到去鲁昂读高中和大学，埃尔诺一直住在伊沃托。她从6岁起进入圣米歇尔学校，直到高中毕业会考，埃尔诺一直在这所私立天主教学校就读。埃尔诺进入这所学校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这所学校离她家很近，其次是她的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非常重视教育。在埃尔诺的第一部作品《空柜》（1974年）、《位置》（1984年）和《一个女人》（1988年）中，她着重描写她的父母、学校和诺曼底构成的世界。用她的话来说，那是“被统治者的世界”。埃尔诺写这些作品时，已经离开了“平民阶层”，她因此说自己是法国社会“内部的移民”。1963年，她从鲁昂大学文学专业毕业。1967年考取中学教师资格证，1971年通过了更具选拔性的教师资格考试。1963年，她与资产阶级出身的菲利普·埃尔诺结婚。工作和婚姻都让埃尔诺脱离了她父母所在的阶层。

埃尔诺是法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她的写作与她的女性身份和体验紧密相关。埃尔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创作，34岁出版第一本书。此后，她持续创作，从自身经历出发，描写跨阶层的耻感，讲述自己作为女性在婚姻、情感和社会中的挣扎及对自由的追求，讨论写作过程中的探索和尝试。她的书写从个人经历出发，但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展现出普遍性。她写出大部分人难以启齿、但可能确实有过的经历，给那些剧烈又模糊的情绪以形状。我跟埃尔诺不是一代人，有着各自的母语，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在阅读中产生共鸣。我作为女性，作为人，通过阅读与她的书写相通。

对女性作家身份的自觉

埃尔诺对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身份的自觉和承认经历了一个过程。她不认为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有文学理想，当时她从未说过“我要成为作家”，而是更谦虚地说：“我想写书。”2003年，她写道：“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作家（écrivain），我只是一个写作的人，是一个应当写作的人。”

2019年，埃尔诺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承认自己“之前错了”，她一度厌恶自己被跟其他女性作家相比，因为当时觉得被当作女性作家是一种贬低。她坦言法国社会在诸多领域都对女性承认得不够。在写作领域，文学评论者吝惜“作家”这一称谓，女性写作者往往被称为“女小说家”（romancière），好像女性作者不配被称为作家。埃尔诺说自己已经40多年没有写过小说了，还是被称为女小说家。现在她承认自己是作家，而且是“女性作家”（écrivaine），接受女性身份。她觉得女作家还不够多，还应该有更多。

埃尔诺在出道之前已经有了走向写作的准备和尝试。埃尔诺是事实上的独生女，她在孤独中大量阅读。她父母在她出生之前有过一个早夭的女儿，埃尔诺10岁时偶然得知这件事，她以此为题材写了《另一个女儿》（2011年）。埃尔诺的母亲喜欢阅读，而且对埃尔诺的阅读不加限制。埃尔诺9岁就读了《飘》。阅读是她日后走向写作的最初准备。10岁时她写过两篇短篇小说，13岁时写过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

1963年埃尔诺本科毕业，写完一部小说。她找朋友借打字机，偷偷打完书稿，请朋友保密。她把小说投到瑟伊出版社，但被拒稿了。瑟伊的拒稿没有浇灭埃尔诺写作的热情，她没有放弃写作，然而拒稿这件事并非对她完全没有影响——1980年埃尔诺在写作日志中写道：“我或许是因为被拒稿才结婚的。”结婚后，因为菲利普在安西找到工作，埃尔诺因此搬家。1975年，菲利普工作调动到了巴黎近郊的新城塞尔吉，埃尔诺又一次随丈夫搬家。

埃尔诺通过电子邮件与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谈，她在对谈集《写作是一把刀》（2003年）中回忆这段婚姻：“在25岁到40岁的这段时间里，我很难连续写作。我过着众多年轻女性曾经过过、现在仍在过着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又自由又幸福：在外面有份工作（教书）、照顾孩子（两个）、采购和做饭。”她在1999年回忆自己的文学历程时写道：“生活里有太多事要做了，时间碎片化，女性就过着这样的日子。当时还没有人质疑这种状态。我没法写作，因为要写作就需要一个人待着，需要时间，需要集中精神。可是我要带孩子打疫苗，要备课，要把购物车填满，这些都跟写作所需的状态不兼容。”2005年她写道：“我被关在了婚姻里，菲利普对我既没有爱也没有尊重。”

1972年至1973年，埃尔诺悄悄地写《空柜》。她放弃了博士论文，转向创作。1973年3月，她在日记中写：“大学教授，说到底，我清楚我其实并不那么想当。”1974年，伽里玛出版社决定出版《空柜》。书即将出版时，埃尔诺一度感到羞耻，“好像我做的一件坏事就要被公布于世了”。但她从未想过要用笔名，“我应该承认我写的东西，直面来自家庭和职场的冲击”。

埃尔诺从亲身经历出发，她的写作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色彩。最初她的作品里的主角还有一个名字，后来她开始用第一人称叙述，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从《位置》开始，埃尔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自传性文体。埃尔诺笔下的“我”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

“我只能危险地写作”

埃尔诺出版了20多部作品，但她在退休之前都不是全职写作，她一直在当老师，教文学。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埃尔诺教了十年中学，后来她在国家远程教育中心工作，直到退休。她暑假备课、写教案，平时改作业，跟学生没有面对面的接触。

1974年《空柜》进入了龚古尔奖候选名单，当时她非常希望能拿奖，因为获奖意味着可以不再教书、全职写作。但她并没有获奖。她清醒地意识到钱非常重要：“选择就这么几种：靠写书活着（刚出道就能做到的人极少）、靠国家养着（领补助、助学金）、靠一个能挣够两个人花的钱的人养着，这个人可能是丈夫、情人或女人，或者是有份工作。”埃尔诺最终的选择是自己工作。在写作之外有份工作，意味着经济独立，而且可以不顾文学圈的评价，不考虑读者的好恶，在创作上掌握自主权。“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只有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写作。”

在2008年《悠悠岁月》出版之前，埃尔诺的作品多引起争议，甚至是批评。《纯粹激情》（1992年）写她与驻巴黎的已婚苏联外交官的情感经历，《事件》（2000年）写她在堕胎尚未合法的年代堕胎的经历，去年在威尼斯电影节获金狮奖的电影《正发生》即由此书改编。文学批评往往从性别角度矮化她的创作，觉得她的作品是“轻佻少女”之作。埃尔诺写道：“我非常清楚地记得18年前《解放报》对《位置》的评价，读到那句小气、瞧不起人又高高在上的话，我非常痛苦。”

但是这些批评没有击退埃尔诺：“被媒体上的文学评论瞧不起和辱骂，对我而言这都说得通，这些反而让我在写作中变得更强了。”埃尔诺有很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她们写信给埃尔诺，“您替我写作”，“这本书写的就是我”。2008年《悠悠岁月》出版，这部带有社会学视角和历史学野心的无人称“社会自传”为埃尔诺赢得了包括杜拉斯奖在内的三个文学奖，文学评论对埃尔诺的态度开始转向，文学研究也开始更加关注埃尔诺。2017年，埃尔诺因全部作品获尤瑟纳尔文学奖。

她的写作确实给她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影响。埃尔诺坦言她母亲在《空柜》出版后非常痛苦，但是她假装这是虚构作品。埃尔诺在《被冻结的女人》中描述了她在婚姻中挣扎的困境，她在写这本书时一度很抗拒，担心这本书可能冲击她的个人生活。冲击确实发生了：该书1981年出版，埃尔诺1982年离婚。然而，这些冲击都没有动摇埃尔诺写作的决心。她承认：“我就只能写危险的东西，写冒险的书，残酷地揭露现实。”“我只能危险地写，是真危险，不论是形式还是内里都很危险。”

埃尔诺一直在勇敢地写作。她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仿佛写完这本书我就要去死一样地写，完全不在乎手头在写的书可能引发的评论。”“我的很多书，我是当它们是我最后一本书来写的，好像我写完就可以去死了。这种信念必不可少，有了这种信念我才能继续，才能写到底，不管别的，只写我要说的东西。”这种想法或许也与埃尔诺的健康情况有关。她出生时患有先天性髋骨脱位，两岁时为此打了6个月石膏，她后来选择在国家远程教育中心工作也与髋骨的不适有关。她2002年查出乳腺癌，经过治疗，2003年痊愈。2008年接受腿部手术。埃尔诺的勇气中还有一种自觉，“《位置》或者《羞耻》日后可能不会被纳入文学史”，但她完全不在乎，“我觉得我需要写，因为这是一些只有我才能写出来的东西”。她书写危险的勇气给我很多启发和鼓励，我相信这种勇气也能通过阅读传递下去。我非常期待埃尔诺的更多作品被翻译成中文。

（作者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法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