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野有贤师
县城的中心街最显眼的是那座红色小楼，它是半圆形的，有一点外国建筑的味道。有人说它在伪满时代就已经存在，时间很久了。这是进城必经的地方，县文化馆和剧团都在此办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常常出没在这座小楼，师范学校毕业后，还在那里工作过两年多。
最初去小红楼，我还是个知青。到乡下插队的第二年，在父亲的介绍下，开始给县文化馆的小报投稿，稿子寄给的是赵明老师，而具体的编辑是几位老同志。这些人对于我的成长，帮助很大。赵老师很年轻，是个诗人，曾写过《三进大青山》，文字是接地气的。他为人热情，性格豪爽得很。那时候有一批喜欢写诗的青年，都被他联系在一起，常常召开一些会议。会议上偶然能见到一位长者，大家称他老卢。他个子不高，叼着一个大烟斗，留着长长的鬈发，样子很酷。他坐在会议室的一角，微笑地看着我们这些愣头青。赵老师介绍说，这是老前辈，你们有文章也可以给他看看。
有一年冬天，我到小红楼里送稿，见到了老卢，才有了交流的机会。他热情地接待了我，看完稿子，在上面改了几个别字，决定留用，于是彼此就熟悉起来了。老卢本名卢全利，“文革”前是馆长，那时候他大概已经靠边站了，刚刚从乡下回城，担任编辑工作。老卢懂戏，也写戏，行政能力也强，善于和各方面人打交道，办起事来干净利落。他对于业余作者很热情，即便话不投机，还是耐心相处。听他谈天，很有意思，慢条斯理中，有一种定力在。
我最初发表的几篇文章，都得到他的鼓励。文化馆那张小报，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老卢和赵老师对于青年出格的文字，是较为宽容的，不同风格的作品，都能理解，只是提一点原则上的意见。七十年代中后期，辽南地区的插队青年很多，有一些是有写作天赋的。文化馆成了大家聚会的地方，我在那里结识了诸多同好者，有一些成了终身朋友。其中李光兄也是那时候认识的，他后来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到了北京日报社。九十年代初我到北京日报社工作，也是他介绍的。
老卢在文化馆办了许多学习班，美术班、文学创作班、舞蹈班，都是义务性的工作。在乡下插队的青年，要获得这样的机会很难，需层层审批才行。老卢觉得太麻烦，只要看上的苗子，想法将他们借调上来。辽南的文化比较薄弱，古风渐渐消失了。文化馆的工作之一，是一些普及工作。老卢钟情于民间艺术，但对于芭蕾舞、油画、新诗也能欣赏，凡有此特长者，悉被召集过来，研究创作上的问题。人不分南北，艺不管高低雅俗，只要内容可感，有审美意味，皆不排斥。
1979年，我从市里的师范学校回到县城，他知道后，一心想把我调到文化馆。彼时他已经做了文化局局长，分管文化馆的工作，事业正在上升期。按照规定，我应当到学校教书。为了我，他费了很大劲，把关系转了过来。据说这个过程 ，还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与一位县领导还吵过一架。在他看来，大凡为公，不寻私利，即使别人不理解，也无所谓的。
文化馆的干部，一部分来自白山艺校，一部分是从本地中学调来的。1947年左右，辽宁省委临时所在地就在我们的县城，白山艺校大约那时候成立的。后来学校随大军迁到沈阳，几位学员留了下来。老卢是从丹东来的，在师范学校学的是艺术专业，小提琴拉得好。他与妻子来辽南是为了抗美援朝的征兵工作，后来没有回去，不久就成了文化部门的主力。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配合形势搞文艺宣传，同时挖掘整理民间艺术。这支队伍多年间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坚持下乡演出。比如二人转表演，美术展览等。五六十年代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一时成为辽南艺术中心。文化馆推广的影调戏很有些名气，它是从二人转那里衍生的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种类一直延续着，我到小红楼上班的时候，每天都能听到演员的歌声，那些曲调音域辽阔，九曲十折，流着辽南特有的野味儿。
辽南人喜欢听戏。梅兰芳到过县城，曾经引起轰动。但京剧并不普及，影调戏则颇有市场。牛正江先生《复州史话》说：
光绪年间，河北梆子戏班，每年都来城乡庙会上演出，后来评戏、京剧也来活动，尤其是当地出现“八人班”和“蹦蹦戏班”越来越多，他们也在城里活动。同时河北和山东的耍杂技的艺人也来演出，然后才到乡下去活动。那时城里没有剧场，演戏时就请棚匠现搭苇席戏楼子。城里搭台子的地方，是在天齐庙前和下洼子市场里，有时也到永丰寺戏楼去演出。
《复州史话》所讲的演出场所，也是我幼时常去的地方。文化馆的老同志，对于这段历史津津乐道，觉得工作的重点，是继承这些传统，以民间艺术来推动全县的文化发展。但我对于乡土艺术，一直有点隔膜，很长时间不得其解，有一点不适。因为接触过一点所谓纯文学作品，认为契诃夫、鲁迅、老舍的文字才是最正宗的艺术。到了我这一代，喜欢民间艺术的人不多了，馆里青年也有一点求变的冲动，要寻另类的表达方式。七十年代末，伤痕文学也传到城里，大家喜欢读这些面对难题的作品。馆里也围绕日常工作发生过争论，文艺是宣传第一，还是艺术第一呢？彼此的看法并不一致。
老卢说，不要争论了，毛主席与鲁迅早就说清这些问题了，关键是要有感人的好作品。我的同事刘兄，是个写戏的天才，二人转与拉场戏都写得好。他也是老卢从乡下调来的，对于传统戏曲有深的感觉，语言是乡土气的，而故事则颇有文学性。刘兄受新风影响，不太喜欢八股腔，所写的东西，县里领导有点微词，但老卢却暗中支持。刘兄很推崇契诃夫的小说，在自己的剧本里也融进不少俄国作家的元素，对于世态的透视里，不乏嘲讽之意。有一次写了一个反映乡下包产到户的小戏，内容中有讥讽村干部的片段，这与过去只注意宣传政策的地方文艺不同，是有文学性与思想性的。首场演出，就引起了轰动。
老卢看到这些，高兴极了，记得写了介绍文章，把刘兄的作品推荐到市里和省里。那时候百废待兴，正是思想转型期，一些老同志有些不太适应，老卢却显得颇为开明。我觉得这与他的经历有关，或者因为修养不同于常人所致。有一次他对我说，文化界的人读书太少，艺术观念陈旧，便给我出了个主意，希望搞点读书会之类的活动。我们不久就到一个水库旁的干校举办了个读书班，让业余作者集中起来读书研讨。记得老卢还从省里请了个剧作家来讲莎士比亚、莫里哀，与会的年轻人都感到很开眼界。
文化馆里人，都有一点自我。有的是演员出身，浪漫又有脾气；有的是画家，懂一点西方审美视点，日常作风有点散漫；还有的是小作家，在地方都有一点名气，傲骨也多少有一点的。人说，能领导千军万马，不能领导一帮杂耍。馆员们就有点杂耍意味。经常有人的作品惹来麻烦，比如，有位画家在省报发表了幅漫画，讽刺地方干部的官僚主义，县里有人对号入座，来馆里调查。老卢笑呵呵给这位领导讲什么叫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也说了画家人如何如何好，就把风波平定了。能够把那么多有个性的人团结起来，是有一种本领的。连最反对他的人，在其面前也颇为和气。馆里流传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比如六十年代初，赶上饥荒年，城里人缺粮，吃不饱。老卢在乡下搞到一车花生，分给了大家，自己却没有留下一点。又比如，“文革”初期，大家互相揭发，搞得氛围紧张，老卢每天笑呵呵，叼着大烟斗，在院里转来转去，逍遥得很。
在县城里，他的人脉很广，以至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北京的曲六乙、沈阳的李默然、长春的王肯，都和他有过较深的交情。据说老卢的堂弟在省城编《中外文学》杂志，因之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书籍，对于新思潮是敏感的。跟着老卢，我认识了一批有趣的人，他不时邀请省里的人来做报告，还推荐我参加了一些外地的会议。我对于国内艺术界的了解，也是那时候开始的。
那么多人信任他，不是没有原因，我自己对于地方戏的认识，多从他那里得到的。在我们那个县城，他大概是文也来得，武也可以的人。剧团的矛盾重重，别人管不了，他一去，许多棘手的问题就解决了。不管是谁，只要有专长，他的眼睛就亮亮的。复州镇有个懂戏的青年人谢兄，他认为有表演天赋，就挖过来，到了文化馆从事编导工作。驼山乡有个写曲艺的老人老顾，他几乎每年都去看看他，送去慰问品。“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啊”，这是老卢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
小红楼每年都策划一些展览和汇演，二楼有个排练厅，每天都有二人转演员出出进进。这里的热闹，牵动着民间的艺术神经，一些快消失的老牌乐曲，偶尔可以在这里听到。不能忘记的是老卢请来鞍山的刘兰芳讲课，楼里挤得水泄不通。刘兰芳与丈夫似乎也很欣赏老卢，在辽南，有专业的团队演出乡土作品，且那么重视曲艺，在二人看来十分难得。但我那时候对于这些并不喜欢，天天偷着看些翻译作品，有点怠慢身边的一切。对于二人转的评价也低，认为拘泥在泥土里，飞不起来。
老卢可能觉出我的偏执，但并不反对我态度。偶尔也到我的办公室小坐。他询问我看了什么新书，可否推荐一点翻译作品。有时也说，不要小瞧影调戏与二人转，别看唱腔略土，里面也有门道，它们是从大众那里来的声音，百姓喜欢。有一次他请市里一个红学专家来讲《红楼梦》，他听完后做了小结道：最好的艺术，是雅俗共赏的。这些观点自然不错，但那时候的我还是不以为然的。
年轻时代的我，有点好高骛远，心并不在乡土艺术之中，觉得大学校园才是应去的地方。不久就有了到外面的世界闯闯的念头，想上学深造。与他聊天时，表示了这个想法。老卢有点为难，说留在文化馆，会有出息的。但多次找他后，看我的决心很大，便不再反对，与馆领导商量，给了我两个月假，在家复习考试。那一年我顺利考入省城一所大学，他知道消息后，说了许多勉励的话，还把我请到家里聊了半天。临别时，送了几本书给我，并介绍了省城几位批评家的联系方式，嘱咐我好好读书，多写作品。我感到，他大约对我还是寄予了一点希望的。
离开县城，我到了更大的世界里，所遇的风光也不同了。许多年来，我们之间陆续还有一些联系。偶尔见面的时候，彼此都有着亲切感。他还像过去那样，喜欢谈辽南戏曲、地方志写作等。有时聊起一些新人，谁又有了新作，谁的剧本上演了，有着兴奋感。越到晚年，越有风采，声音洪亮，眼睛传神，暮气与他是远的。印象里，他从不谈论自己，总是以别人之乐为乐，仿佛青年人身上的亮点，都与自己的生命相关。
五十岁后，我成了大学的教员，常常遇到一些研究戏曲与民间艺术的人，讨论文学史时，不能回避的就有乡土艺术的话题。突然感到，年轻时在小红楼的经历，对于自己显得那么珍贵。才知道当年接触的方言、影调戏、年画、大鼓书，都含着丰富的内蕴，研究起来有不小的学问。这类知识与趣味，在大学校园里得到的多为皮毛，到边远的地方走走，感觉总会不同。民间的一些人士，是有一番本领的，古人所云“动操鸣弦，自令众山皆响”，都非雅士可为。而启示心灵的，常常是那些看起来平常的人。
说起来，喜欢品味文化的人，眼睛往都市看的时候多，不太去接触草根世界。有时候看到一些学者笔下的民间艺术形态，每每是概念的游戏，便暗自发笑，感到了某些隔膜。记忆中的辽南飘出来的声音，不是这样的，它那么生猛和充满热血的感觉，看似下里巴人之曲，实则有民间的真气在。没有在乡野看过戏的人，大约不易感到谣俗的内在经纬。于是便想起老卢的一生，他的学识与修养，我年轻的时候不解，晚年才寻出滋味来。也私下地想，他的水平绝不比象牙塔里的所谓学人差。一个人植根于民间，且忘我燃烧的时候，天地是高远的。此种境界，谈之可以，达成却难。不错，野有贤师，这是求之不得的。现在想来，年轻时遇到这样的前辈，是多么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