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古人常说，“诗者心声”“诗品如人品”。其实，诗歌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优秀的评论家除需“操千曲”“观千剑”而“晓声知器”之外，因着各自的识见、个性、兴趣和身份，评论的视角、重心、标准乃至传释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文心雕龙·知音》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20世纪以来卓有成就的诗评家，无不具有自家鲜明的面目。闻一多先生评诗，风骨凛然，生动形象，分明有其作为诗人、画家的影子在；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风趣幽默，在钩玄索隐、绝妙解会之余，时而乔作娱赏；叶嘉莹先生则以女性学者特有的细腻，娓娓道来，绵密细致，近乎禅宗七家中曹洞宗的家风。正是经过这些富有个性的学者析疑解义，晕碧裁红，中国古典诗歌总能“一回拈出一回新”，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

黄天骥先生曾说自己的研究是“以戏曲研究为主，兼治别样”。他早年跟随王季思、董每戡等名家，对古典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文献考索到田野考察，从剧本体制到舞台表演，竭力还原中国古典戏曲的“本来面目”，用力之勤，成绩之著，堪称近三十年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当仁不让的领军者。同时，在詹安泰、黄海章等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黄先生又广览集部之书，沉思翰藻，对古典诗词也下过极深的工夫，不仅著有《纳兰性德和他的词》等该研究领域中的扛鼎之作，而且还研练出丰富的创作和鉴赏经验，出版了《诗词创作发凡》《诗词曲十讲》等著作。他甚至还“换道行车”“忙里偷闲”地考索了一番《易经》，也备受易学界的关注。若是按照以赛亚·伯林关于学者的类型的说法，我觉得黄先生是介于“刺猬”和“狐狸”之间，既规避了二者之短，又合其所长。明乎此，耄耋之年的黄天骥先生，在并非属于自己的“强项”唐诗研究中结出硕果，便丝毫不会让人有惊讶之感。

黄天骥先生所著的《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最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该书分35篇，讲述了32名唐代诗人的35首诗歌，其中，李白、杜甫、王维各2篇，余者人各1篇。初看目录，与绝大多数唐诗鉴赏类书籍相比，似别无二致。但稍微深入下去，便不难发现，黄先生并非孤立地对待这些作品，而是广泛结合作者的身世及其他作品，甚至征引他人的作品进行比较，所涉诗作实逾百首之多。这种评赏策略，使得本书既彰显了诗人的创作个性，又管窥到当时的诗坛气象，可谓“以一诗见一人”，“以一人见一时代”。

现存的唐诗有五万余首，优秀者亦不啻千数，选择哪些诗作进行评说，洵非易事。从古至今，唐诗选本汗牛充栋，但流播于口的并不多，所以古人常慨叹“作诗难，选诗尤难”。黄先生坦言，他所拈选的35首诗“基本上环绕着为人熟识的《唐诗三百首》，再加上一些未被蘅塘退士选入，却在今天还比较流行的名诗”。范围虽然缩小了很多，但取舍仍属不易，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每个人的心目中也都有一份自己的唐诗排行榜单。黄先生在书中没有表明自己的取弃标准，但综览这些篇目，还是不难看出他的审美倾向。

所谓“经典”，就是经过后人反复挖掘、解读和传播，从众作中脱颖出来为大家公认的名篇。不过，对于研究者而言，经典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因被人们反复研读，似乎剩义无几；但另一方面，经典又是常读常新的，正如伊塔洛·卡尔维诺给它的定义：“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页3）前者给人以“影响的焦虑”，后者给人以强大的“召唤力”。眼下不少学者都深陷于“影响的焦虑”之中，对经典望而却步。但黄天骥先生则迷恋经典的“召唤”，他时常教导我们：“要研究古典文学的名家名篇，因为这些名家名篇不仅创作水准高，而且具有典型性。”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南宋严羽所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但问题是，“正法眼”必须经过长期的研练和参悟，并非人人都具备。黄先生的学术大多数都是围绕经典进行研究，原因就是经过长期的研精覃思炼就了这个“正法眼”，因而不仅悟得唐诗的“第一义”，而且金针度人，示以对待经典的向上法门。

《唐诗三百年》是一部面向大众的文学评赏之作，但新见频出，绝非“炒冷饭”，实在又是一部有深度的唐诗研究之作。从字词、意象、典故、格律等细节的分析，再到诗人个性、诗体特征、题材表现乃至时代精神的把握，作者不依傍前人，不拘泥于成说，力图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时而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烛照幽微；时而思接千载，冥想古人作诗之情景，以作“同情之了解”；时而于常人不经意之处，左右抽绎，发其奥义。我们先来看其中的两例。李白的《朝发白帝城》，因笔势超迈，逸兴遄飞，而被前人誉为“力压三唐”之作。但黄先生认为，前人的理解很多都属“肤浅”之见，实在没有悟到“弦外之音”。黄先生于“无疑”处见疑：彩云笼罩的白帝城既如此美丽，诗人却没有丝毫留恋的意思，一到天亮便急着离开，以至于一日千里？原来，此诗写于诗人遇赦之后，“想不到这么快‘落实政策’”，心情大振，遂用“夸张得并不存在的速度”，表现欢快兴奋之情。这样的解读，不仅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较沈德潜“写出瞬息潜力，若有神助”蜻蜓点水式的评论，的确来得深刻，也使杨慎等人所谓“惊风雨而泣鬼神”，落到了实处。再看张继的《枫桥夜泊》，过去一般把它看作羁旅诗，有人还针对“月落乌啼”“霜满天”“夜半钟声”，提出了不少疑义，以为或不符物理，或不合现实。但黄先生认为，这都是艺术虚构的手法使然，不必过于深究；反倒是人们很少关注的“寒山寺”，才是解读此诗奥妙的关键。寒山寺在诗中未必实指，而是象征着以寒山为代表的佛禅随缘任运、自乐其性的精神，张继实际上是藉此以消解羁旅愁绪，是“站在更高的层次去体悟人生”。如此解说，不仅令此诗境界大开，亦合理地解释了日本“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的现象。

自“国学热”兴起之后，唐诗评赏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花样也不断翻新，甚至“恶搞”以博人眼球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可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见。我们不否认新方法、新理论对评赏古典诗歌的有效性，甚至觉得“调侃”“恶搞”也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对于文学经典而言，任何方法和理论都是以挖掘其恒久的艺术魅力为目的，既不可削足适履，更不可唯其至上。黄先生从不侈谈新理论和新方法，而是守正出新，他评赏唐诗运用的仍主要是版本校勘、推源溯流、知人论世、意象分析等传统的方法，评赏的视角也基本不出《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的“六观”——“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和“宫商”。同时，黄先生极善于抓住各诗的特点，秉轴持钧，随物赋形，而不是一味追求面面俱到。例如，《说王维〈观猎〉》，着力分析节奏的变化蕴含的情感张力；《说李颀〈古从军行〉》有的则重点剖析其独特构思；《说杜牧〈山行〉》，注重梳理意脉和章法的起承转合；《说李商隐〈锦瑟〉》则集中笔墨探讨典故的用意。

不过，用最传统的方法、视角发覆唐诗新的艺术魅力，仍非黄先生的“正法眼藏”。因为传统的方法和视角，对于普通的学者而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掌握起来并不难。黄先生的高明之处，据我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丰富的创作经验评赏诗歌，又通过评赏总结创作的经验。且不说，黄先生常“俏皮地”改写诗作，以反衬出原作之精妙；即便对于用字、使典，他也以“诗人”的眼光，揣摩古人的用意。通常的唐诗注本很少注释的字眼，像王湾《次北固山》“行舟绿水前”中的“前”字，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蒹葭杨柳似汀洲”中的“似”字，张籍《节妇吟》“恨不相逢未嫁时”中的“恨”，经他的反复推求，“深意”大显。姚蓉教授在序中曾提到，有一次课上，黄先生曾拿自己创作的长篇歌行《珠江春堤曲》让大家分析。我当时也忝列末座，其中一句“有人堤上搓太极”，初看只觉“搓”字碍眼，似乎与“搓麻将”没有两样；可回去一想，似又非此字不可，若“打”“练”“推”诸字，都没有“搓”来得恰当。从此，愈加叹服先生对于文字的敏锐。

二是以“诗人之心”冥想古人作诗的现场和诗中所造之境。柳宗元《江雪》首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看上去是写“眼中景”，但黄先生摹想诗人立足于江面上的情景，以为他无论如何是看不到所有的山和路的，实在是从眼前景而推向无限之景，完全是他的艺术想象。又如，张籍《节妇吟》原只是单方面写了少妇的举动和独白，但黄先生巧妙地设想了作为倾吐对象的男子的反应；如此，少妇与男子缠绵悱恻、相爱不能的矛盾凄苦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他评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以为苏轼绝不可能每天吃三百颗荔枝，否则“不患上糖尿病才怪”，他这样写其实是要告诉政敌：自己在岭南活得好极了。我们当然不能起苏轼于九原，问问其真实意图，但黄先生这么解说，实际是充分考虑苏轼的当下处境，的确很有道理，难以反驳。

三是用融通的眼光评赏诗歌。黄先生曾说自己是“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但光掌握语言是远远不能探寻它的奥妙。因为只要诗人打开想象之翅，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自然与人世，历史与未来，无所不及，若无丰富的识见，焉可见出其妙义？ 因此，交互使用不同学科知识乃至生活经验，既是黄先生评诗的“正法眼藏”，也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上乘法门。这一特点，在《唐诗三百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举凡戏曲、小说、音乐、绘画、电影艺术门类，乃至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十八般兵器”几乎皆“为我所用”。例如，在《说杜甫〈石壕吏〉》中，黄先生将老妇单方面的叙述，巧妙地改写成一出短小“净扮吏，老旦扮妇”的剧本对白，这样的“奇思妙想”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的确堪称“神来之笔”。而他对电影中“蒙太奇”和各种镜头的使用，同样令人称叹。在《说王维〈终南山〉》中，黄先生认为，古人常说的“诗中有画”，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像“白云回望合”，在画面上是无法表现云霭时开时合的转态，所以把“诗中有画”，理解成“诗中有空镜头”，更确切一些。类似这样的分析，不是简单地用“生动形象”“妙趣横生”可以概括的，实在是独具“标签”意味的黄氏说诗的风格，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在经典中留下的“痕迹”。

黄天骥先生以传统的方法评说唐诗，不立异，不苟同，守正出新，可谓“老成典型，居然在目”。但他又不像迂阔夫子，正襟危坐，故作高深，而是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把问题说透说清。有时像平实温和的长者，娓娓道来；有时像老吏断案，眼光犀利；有时像“老顽童”，抖几个“包袱”，妙趣跃然，说到激动处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的课堂和讲座，总是人满为患，观者无不如痴如醉。这本《唐诗三百年》虽然形诸文字，但“课堂效果”犹在，读者只要稍微展开想象，便不难体会到黄先生说诗的风采。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黄天骥先生独特的学术个性。这里边，固然有天赋的因素在，也有际遇诸多良师的机缘在，但我以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先生个人。黄先生性格随和，总是“连眼睛里都在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做学问的“苦头陀”，但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早年的勤奋倍于常人，曾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版本的校注和考证。而更为关键的是，黄先生的治学，是像古之学者那样“为己”，而非我辈那样“为人”。他能将所学“内化”为自己性格、品德乃至生命，从而涵养出不同凡常的襟袍、学识和气象，炼就成学术研究的“正法眼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