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来，笔者读到苏雪林以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求学时的学名苏梅为笔名，以文言文形式节译自狄更斯小说《圣诞欢歌》的《客来及特之耶稣圣诞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1919年第3期），查阅已刊苏氏作品集以及沈晖主编的《苏雪林年谱长编》，均未提及。狄更斯研究者虽提到该文本，但一语带过，未说明译者苏梅即是苏雪林。

从内容上来看，《客来及特之耶稣圣诞节》节选自《圣诞欢歌》的第三节“三幽灵中的第二个”，讲述的是鲍勃·克拉吉一家共度圣诞晚餐的场景，文本意义并无特殊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其文末附言：

迭更司的小说，现在已成陈迹。本无翻译之必要。不过我从前听人说：中国能翻译迭更司小说者，仅有某大文豪一人，（见新青年四卷三号，文学革命之反应；）偶然高兴，效颦译此一篇。附录会刊之末，以博读者一笑。若有人以“冒牌桐城派文学”相识，不才将肃然动容说：“岂敢！ 岂敢！”

这段表述包含以下信息：其一，苏雪林的翻译动机；其二，苏雪林与林纾的关系，其三，苏雪林与桐城派的关系，可充当正文本的补充性证据。

在文学翻译中，翻译者大都有着推介外国作家作品的动机。以苏雪林本人为例。据笔者统计，自1919年起，苏雪林先后以苏梅、雪林、天婴、杜芳、苏雪林等为笔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晨报副刊》《女子周刊》《语丝》《塔铃》《真善美》《文艺先锋》《创作月刊》《文潮月刊》等民国报刊上发表翻译文学作品十余篇，其中又以法国文学尤其是莫泊桑为主。究其原因，无外乎与苏雪林在1921至1925年间赴法国留学期间阅读法国文学有关。譬如，她在自传中认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法明确简单，易于理解”。在《关于年轻的女囚》一文中，她说自己之所以翻译十八世纪法国诗人雪尼尔的诗作《年轻的女囚》（两篇均刊于《文潮月刊》1948年第5卷第6期），是有感于其中乱世文人的哀愁情绪。但是，《客来及特之耶稣圣诞节》并不像法国文学那样得到苏雪林的青睐，相反，她认为“迭更司的小说，现在已成陈迹。本无翻译之必要”。事实上，这的确也是她翻译的唯一一篇狄更斯小说。

再看后面一句：“不过我从前听人说：中国能翻译迭更司小说者，仅有某大文豪一人，（见新青年四卷三号，文学革命之反应；）偶然高兴，效颦译此一篇”。此处发表于新青年四卷三号的《文学革命之反应》，应为钱玄同与刘半农共同创作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在该文中，钱玄同署名王敬轩，“赞扬”林纾道：“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中国能译迭更司小说者，仅有大文豪一人。”刘半农则在《复王敬轩书》对此进行批判：“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也就是说，林译小说，特别是林译狄更斯小说成为《新青年》批判林纾的矛头所向。那么，苏雪林在这里所说的“某大文豪”指的正是林纾。

从1919年2月开始，本来只是以《论古文之不当废》等文强调古文之于现代语言资源价值的林纾，开始通过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与《致蔡鹤卿太史书》等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予以反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并对林纾钦佩有加的苏雪林，用文言文翻译此文，并甘愿被冠以“冒牌桐城派文学”之名，显然是为效仿林译狄更斯小说。由此可见，这一看似偶然为之的翻译行为，其实是为声援林纾与林译小说。

目前，学界多根据苏雪林在《林琴南先生》《三十年写作生活的回忆》《苏雪林致胡适》《我写作的动机和经过》《老年》等文中的论述，认为苏雪林在文言文写作上曾受林译笔法与桐城派影响：“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者也的用法，渐渐地能够用文言写一段写景或记事小文，并且模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林琴南先生》）。直至就读于北京女高师时期，她“才和文言脱离关系，练习用白话写作”（《我写作的动机和经过》）。而《客来及特之耶稣圣诞节》一文则表明苏雪林受林译小说影响是事实，且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