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诗人艾青说“我的眼里充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为了爱而书写，即使他使用了刻薄的言词，也出于他心底的挚爱，或怒其不争，如鲁迅先生是勉之激之以自奋也。而这种“爱”是有地方性的，著名文学家郭澄清就是如此。郭澄清的“文学地理学”就是德州，以地理的眼光审视郭澄清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和价值诉求，挖掘文学作品背后的“地方性特质”，甚至升华为“场所精神”加以认识和解读，大刀精神不就是德州精神吗？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文坛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以欧阳山为代表的“南国羊城”派，在文坛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期的众作家中，郭澄清算是对他所挚爱的家乡土地，心中的那片原乡，梦牵魂绕的故土和故土上曾经壮怀激烈的抗争，和在和平的环境里以朴实的农民兄弟建设家乡，以毕生精力而书写的人，他的创作虽没蔚然成“派”，但其“地方性、乡土特质”一点也不弱，为德州大地，鲁北平原沃野增添亮色，值得大书特书。

我对郭澄清先生的理解是从小时候看《大刀记》开始的，后由于命运的安排，又认识了郭洪志叔叔（郭澄清儿子），在家长里短的交流中，逐渐理解郭澄清先生的念兹在兹的牵挂，不舍的情缘。听其事，读其书，不论长篇还是短文，我有一种直感，决定他一生书写的，是源自战友的郑重嘱托。原来，他16岁即入伍参加革命，接受文化教育，不断成长进步。在济南战役前夕，郭澄清所在的部队参加了战斗。攻城前，连队政委把他拉倒一旁，掏出一支钢笔，对他说：小郭，你有文化，耍笔杆子行，明天攻城，如果你能活着，就用这支笔将战友的事迹写出来，也让牺牲的战友长眠地下。战役打响后，战友们奋不顾身，不少人牺牲了，长眠泉城。当然包括嘱托他的连队政委。而他幸运地活下来。但仅仅一句唯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私语晤谈，他竟矢志难忘，毕生恪守，足见其诚。并从山东省教育厅回到故乡宁津，蜗居故土的矛土屋，油灯土炕旁，昼兴而夜书（1952年开始写，1970年成专业作家），尽余生而践诺言。嘱托是他割舍名利，更是他隐身乡野，孤灯寒窗，忘我写作的最大动力。《史记·赵世家》中有一段历史可资借鉴：赵盾家臣程婴与公孙杵臼为谁负责养育赵氏孤儿生起争论：“死难？还是活难？”公孙杵臼选择“死难”，是为了忠义而捐躯死节。程婴选择“活难”，是为褒扬忠义而燃烧余生，相濡以沫沉浮江湖以存道义，存养孤儿成人后赴黄泉以报朋友，斯真烈士也。盖郭氏为当代“程婴”者乎？深观郭氏粹力书写气势磅礴的农民抗争史，农民建设家乡事，塑造美好心灵，非惟所挚爱而奋笔疾书者乎？

考其人生履历，1952年开始创作，十余年的时间，即蜚声文坛，去首都为国家领导人接见。1970年，转为职业作家，为省文化厅党组成员省创作办公室主任，己经是高坐于庙堂了。对一般人而言，穷苦奋斗，栉风沐雨，终得跳出穷乡僻壤，举家进入省城，一般人该万分庆幸了。可他仍放不下他的书写事业，为集中精力创作《麦苗返青》、《大刀记》、《龙潭记》、《决斗》《马振华英烈传》等长篇小说，他又主动请辞，返回故土的茅草屋，秉烛走笔，撸起袖子加油干。由于长年累月的挑灯夜战，他1976年脑中风，移往济南治疗，病情好转，病榻上仍笔耕不辍。在逝世的前两天，还在爬格子，《纪晓岚演义》成为未能完成的遗憾，他一生文成400余万言·····一个人，对文学热爱如此，用一生写作而不爱惜自己，显然他把文学写作视为生命了。

郭氏创作的第一阶段是解放后他家乡宁津（初归河北，后改隶山东德州）郭皋村，老家的土房子里，围绕解放后农民积极劳动，创造美好生活而展开的“人民公社审美叙事”，有浓厚的地方情节。他为了写好文章，深入农村，观察生活，升华良俗美德，与农民打成一片，为社会主义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尚讴歌的短篇故事。他创作的第二阶段是他辞去山东文联副主席后再度返回故乡，所进行的史诗的长篇叙事：《麦苗返青》、《大刀记》、《龙潭记》、《决斗》···。他生病卧床后，是第三阶段的创作了。若非有使命，心有生命中所不舍，谁会返回那穷乡僻壤？若非热爱，谁会扎根在哪儿，连累妻儿？其所爱者，大爱也。小爱者，存乎一人一家。大爱者，存藏于天地大群中也。故乡的那片土地，是他精神的原乡，是各种故事展开的场域，好像有地祗神韵，在那片土地上，触物而生色，逢人而动情，文思滔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文学展开的场域是高密的东北乡，那片原野、那片高粱地、芦苇荡和那片山梁，一草一木，乡亲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杂耍方技，在他的笔下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存在，是精神可寄托处。而在郭澄清的笔下，农民的淳朴，对新生活的向往，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体认与讴歌，对新的生产关系与传统文化中美好品德的赞美，都在他的笔下啴喛流淌，汩汩涓涓，不息涌流，汇成磅礴的江河，凝聚为以宁津时集镇郭昊村为中心的“场所精神”。

从他“地方精神”的创造历程看，应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宁津郭昊村及其周边农村的美好叙事（文章见于《郭澄清短篇小说选》），让人们感觉到他心目中有一个“桃花源”，形成地方性，或者场所精神。第二个阶段，则将地方性扩而大之，有家族之恨转变为民族之恨，前者若是小区域内的矛盾演绎，后者则是大区域的，国际间冲突的展演，各种矛盾通过个人抗争的集中表达，从而凝成民族精神。

就地方精神或者场所精神的塑造而言，他获得了成功。如短篇小说《黑掌柜》（被选入复旦大学出版的《文学写作》）构思技巧和叙事方式，就相当有特色。“黑掌柜”篇名即制造悬念，让读者想瞧“黑心”掌柜怎么欺骗百姓的，开篇即是群众举报主人翁贪墨，县政府自然派人调查，以调查者逐步接近人物，通过五官之感，亲身所触，表现人物内在美，步步揭露悬念，让读者感受主人翁对本职业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精心耕耘。而这一切都是在十里八乡的场域里展开，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或者原生人群）向社会主义新农村过度中的展演，所以，又有着充足的人文主义审美风貌。他写的《公社书记》，人物形象渐次展开，既有旁观者的“心里的一杆秤”的评语，也有作者亲身接触后的感受，更有主人翁亲身的展示，多维度，多角度地描写了“公社书记”勤劳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全篇虽无赞美之词，可无处不赞美。·····这是他所处时代的基层社会的审美观念。从他对基层的描写看，他内心里有一个“人民公社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主人翁人人勤劳，人人敬业，舍己为人，乐融融而同耕，喜洋洋而共享，人际的和谐建立在勤劳互爱的基础上。人民公社书记，既有组织上的信托责任，又有传统农村社会所赋予的道德信托责任。两者结合，形成一种其乐融融的审美氛围。《篱墙两边》中的张大婶一心成全他人，而王二嫂，李三哥们则有点叫人想起《边城》里的人物的憨厚淳朴。其他文章如《社迷》《高七》《马家店》《茶坊嫂》《春儿》《虎子》《老队长》《东方嫂》，也是农语村言，家长里短，戏剧情节。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乡村社会中，传统与现代交融，家长里短的人际和谐，与政策东风的吹拂，营造了一个审美的场域。当第三者（作者构造的调查人员）深入这个场域，发现其中的美意。这恰似《桃花源》的主人翁通过空穴，踏入与世隔绝的新天地所发现的新天地一般：“哇，这里如此美好”。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的文学作品，于道则高也，于德则厚也，于仁则群也，于艺则曲成万物也。古人云，文以载道，文心即道心，以德主之，不离仁爱，最终却要靠“艺术方式”呈现。其文学表达艺术广为称道，难有其匹者，但其表达的审美观念，道德劝进之心，亦更高远，催人奋发。

郭澄清创造性地提出“文学三见”理论——“见事、见人、见精神”。任何好的文学作品，感人的文学作品，必须做到“三见”；文学作品必须会讲故事，具有故事性；必须反映人物，具有典型性；必须展现精神，具有高洁性。当我们将他和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时，他所谓的“精神”就凝练升华至“场所精神”了。即其文学作品实际上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审美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就好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此场域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象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处处充满诗意。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就是在一种审美场域中，有精神、自我、他者，天地神人共在，一同编织一个美好叙事，使各得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乐，无处不诗意。

从大的场域精神看，愚以为就是《大刀记》所表达的从“地方关注向国家关注”的转变，通过主人翁的斗争目标的转移，旨在凝造一种“国家民族精神”，实现其对“地方精神”的超越与升华。《大刀记》被列入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经典作品表明其贡献已经被充分认可。

本人觉得，郭氏在这个地方的生活，其文学作品所所造的艺术形象，主人翁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以宁津县时集镇郭昊村为中心的场所精神。1979年，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舒兹提出“场所精神”概念，场所，是人类筑造的产物，城市和农村都是人类活动筑造物。其英文直译是PLACE，它不是单纯的地点（site），而是自然和人文结合而形成的氛围（context），有历史、文化、人物、自然等要素构成的综合审美场域，其中有一种文化精神和品格存在。它是人们生活中需要的象征性的东西，即“表达生活情境”的艺术作品，“具现”人们的生活情境。人的基本需求在于体验其生活情境是富有意义的，艺术作品的目的则在于“保存”并传达意义。那么，郭氏所凝造的“场所精神”具有那些特征呢？

传统文化美德在农村社会的展演与张扬。这在其中短篇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如《黑掌柜》、《社迷》、《公社书记》、《篱笆两边》·····，描写了在“人民公社制度框架下”，农村人际关系中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这是十分可贵的创作。因为“人民公社”的制度框架，造成了很多左的错误，而他却巧妙地描写该框架中美的一方面，两者契合的天衣无缝，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不会有负面的评价，实属难能可贵。所以说，郭氏将自己的关注投向持久性的“美德”方面，所以历久而能弥新。

接地气的文化生态。一般地，人们的行为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在宁津这个黄河冲积平原上，黄河流徙，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所以有忧患，而在忧患之中，百姓又积极稼穑耕作，追求温饱足食，进而创造文化生活。郭氏书写的就是这些原汁原味的“文化生态”，将之艺术化。所以，他多采取外来第三人的视角，自外朝里观察，发现其精神。所以说，该场所精神是审美的，较少政治色彩。所以，有乌托邦的性质。

城所精神的叠加性。郭氏不仅关注故乡原隰草木，蒹葭苍苍，更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地域——中国。通过生动的描写，让人们油然升起对家国的关爱，愿意牺牲生命亦要守护的精神力量。

2019年，地方政府在郭时集镇皋村建立了“郭澄清文学纪念馆”，虽然在广袤的大地上，它不算显眼，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高地。为当地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赋予一种“场所精神”和审美情景，赋予这片大地以意义和价值，激励后人层累地增进内心的挚爱，大地方能皦然明亮也。

研究郭澄清文学价值的同时，我们应关注其内心世界，发现他对生于兹、长于兹故土的温情与挚爱。研究其文学作品所构建的“乡村乌托邦”，升华其乡土价值，一方面凝成精神场域，为提升地方价值而建构，另一方面，为其精神世界的在大地上的绵延而凝成。在时空的审美场域中，升华其文学的场所价值，俾使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至于如上所论，郭澄清著作的原乡，我且名之为“宁津郭皋村”场域。它是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一个，处处流淌着作家的思绪与情怀！

2022年1月6号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