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文学地图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

一张或几张、很多张文学地图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讲述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从小在法属西非地区长大、后移居美国成为著名演员的莫杜普亲王（Prince Modupe），在他的自传《我曾是一野蛮人》（I Was a Savage）中，曾回忆到自己在上学时学会看地图，然后将一张河流地图带回村里的不凡经历。因为那张地图，绘制的正是他父亲做生意多年、常常经过的一条大河。但面对地图，父亲的反应让人颇感意外：

我的父亲认为，这都是胡思乱想。他拒不承认这就是他在波马柯渡过的那条河，他说那里的河水不过一人深。他也不承认广阔的尼日尔河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河网，如图所示。用英里计算的距离，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说，简言之，地图全是谎言。从他说话的口吻中听得出来，我冒犯了他，但我是怎么冒犯的，当时却不理解。伤了感情的东西，是不会显现在地图上的。对一个地方的真相的把握，只能源于你在此地体会到的欢乐和痛苦。他用忠告的口气对我说，最好不要对地图之类的、任何不恰当的东西，寄予信任之情……现在我方才明白——可当时并不知道，我弹指一挥、虚晃几下、就横扫千万里的作法，贬低了他徒步跋涉、疲惫不堪、亲自丈量过的距离。我用地图高谈阔论，抹去了他负荷重物、挥汗如雨、跋山涉水的重要意义。[1]

地图，作为一种可以直观地呈现言语无法表达的视觉信息、空间信息的媒介的地位，在此遭到严峻挑战。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莫杜普的父亲并没有接受过有关地图方面的教育和学习，他既无法读懂（当然首先是从认知上）眼前的这张地图，也很可能不大会绘制地图，更不用说使用专业的测量、绘图工具和术语、标记符号等，去制作一幅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图。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比莫杜普父子幸运的是，我们不仅可以学着去读懂各种各样的地图，还可以利用不断变化发展的数字技术、方法去绘制地图，制作属于自己的数字地图（形形色色的、数字化的文学地图，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方面）。但是，这些地图究竟打算、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真的能够从这些地图中学到很多东西吗？

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及其研究实践的重新思考，为我们讨论上述问题提供了契机。其实，所谓“测绘”（mapping，或译“图绘”）“重绘”(re-mapping)文学地图之说，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广泛出现于西方学术界。就其学术源流而言，乃是所谓“空间的转向”或“地理学的转向”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文学与空间的关系问题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的结果。[2]诸如《图绘文学现代主义：时间与发展》（Mapping Literary Modernism：Time and Development，1985）、《图绘文学：艺术与翻译政治学》（Mapping Literature: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1988）、《图绘文学理论》（Mapping Literary Theory: A Guide for the Unoriented，1991）、《图绘文化空间：后殖民时代的印度英语文学》（Mapping Cultural Spaces: Postcolonial In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Essays in Honour of Nissim Ezekiel，1998）等书相继出现，便是明证，而其至今仍在不断创化当中，时有新说发表，引人深思。但是，将此说引入中国，不止强调“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意义，还对其研究理路、方法做出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却是杨义先生致力颇勤之处。而在今天，因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合流，制图文化（cartographic culture）的兴起，各种类型的地图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地理地图、疫情地图、人口地图、政治地图、古代战争地图或是职业、创业、犯罪、房地产的专题地图等；[3]另一方面，包括数字化的文学地图（尤其中国文学地图）的制作、分析及其应用在内的数字人文研究（Digital Humanities），在两岸三地及国际学术界方兴未艾，值此之际，重新检视关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论述，可对我们从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给予丰富的启示。

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的发凡与发展

从二〇〇一年八月在北京“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开始，杨义先生便开始发表一系列的专书、论文和演讲。这些文稿，大都已汇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和《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书。通览这些论述，可见杨先生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最初乃为重新书写中国文学史。在其眼中，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长期由汉族文学代表，实当由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二者的相关关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不过，此时其所谓之“地图”云云，似仍属于譬喻性的使用。

但和任何一种学说、思想一样，此说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深化的过程。数年之后，其又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一纲三目四境”，所谓“一纲”，即支撑其运作的大文学史观，恰如一中心点；所谓“三目”，则是由此中心点生发出去的三条线，包括时空结构、动力体系、文化意涵，起着维系、编织、包裹的作用；所谓“四境”，则是由此连接起来的四个分支领域，包括文学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和图志学。此时其视野也更形宏阔，提出重视中华文明的内部差异，研究不同性质、地域文化的特点，观照雅文学与俗文学、印刷文学与口传文学，统摄文学家族、社群的移转和聚散，作家的生平著述轨迹等问题的重要性，以此丰富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内涵，期冀“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文学史常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4]同时也结合大量实例，对其方法论、理念的形成及其内涵、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等问题皆有详尽阐释，可谓“重写文学史”此一学术潮流在新世纪之初的重要发展。

在每一专论、专书中，纵或其所强调、试验的重心时有不同，具体论述千差万别，但综观杨先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可见出此一论述之开创性，至少有三端。其一、在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偏重时间坐标之外，提出空间维度同等重要；其二、在一般重视中心、中原地带并将其视为文学、文化发展的主流之外，特别强调“边缘的活力”；其三、眼光不局限于文学研究，而是从文学研究走向了文化、文明研究，试图阐释文学的文化意涵，从文学的角度将文化史原本丰富、曲折、变化多端的历史脉络再脉络化（即其所谓之“文化还原”）。

然而，无论学术思想如何发展，杨先生所使用的“测绘”“绘制”“重绘”及“文学地图”等概念，似乎一直是譬喻性的。[5]无论是这些理论性的论述，还是《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等著作，从中我们难以找到一张真正的文学地图，或是一张纯粹的地图。在其关于“文学地图”的著作及图志学二书的插图中，收录有照片（如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壁画（如敦煌莫高窟壁画“反弹琵琶图”）、绘画（如《大唐伎乐图》、《人马图》、《竹林七贤图》、《李白醉归图》、《兰亭图》等）、书法作品（如柳亚子题南社条、胡适蔡元培题《新青年》条、冰心书法、叶圣陶手书联语）、手稿（如王国维《曲录序》手稿、沈尹默新诗手稿、朱自清诗稿手迹）、书札（如徐枕亚致郑逸梅信、章士钊信）、古书近籍和近现代报章杂志插图和封面（如清顺治刊本《西游证道书》载云栈洞悟空收八戒图、《新民丛报》载拿破仑华盛顿苏格拉底像、鲁迅作品插图和封面）、肖像画（如哈孜·艾买提绘《福乐智慧》作者像、《清代学者象传》载纳兰性德像）、漫画（如《梅兰芳乐而不淫》）、照片（如创造社同仁广州合影）、海报（如《黑奴吁天录》东京演出海报）、剧照（如《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剧照）、年画（如清代陕西凤翔地区流传的庇马温图）、砖雕（如河南温县发现的北宋墓杂剧砖雕）、脸谱（如程咬金脸谱）、藏书印（如周作人藏书印）、其他实物和文物照片（如仰韶文化时期器物照片）等不同类型的大量图像数据，但却并无真正的地图或文学地图。可见其与今人理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地理环境、气候对文学的影响、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内外的地理空间）、特别是将地形学（Topography）、制图学（Cartography）这些核心的地理学方法与文学研究[6]连接起来，藉以发展实证性的文学地理学（Literary Geography）研究路线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而更多地属于人文主义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取向。

最能揭示这一特点的一个个案研究，或许是杨先生关于现代作家沈从文的“凤凰情结”与小说的人文地理特质的专论。[7]该文从“凤凰情结”的缘起、由此铸成的生命意识及楚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分析了沈从文何以终生取材于故土凤凰的神话传说、风土人情与世情百态，并以“乡下人”自居而为乡土中国造像此一重要问题。在此之前、之后，学界对此问题均有不少讨论，且多着眼于地域文化和沈从文特殊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教养、写实而又浪漫的文学理想等方面，新意无多，杨先生的思路大致与此相仿，但拈出其小说的人文地理特质而予以发挥一点，仍可见出其原初的命意与治学旨趣。事实上，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地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远比将文学作品视为某种地理学研究资料、某些地景的简单描述，或是通过判定其为“主观性”的写作而揭示其对特定地点、场所与空间的建构性要复杂得多；而从文类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地方性的文学、乡土文学（沈从文以原乡湘西为背景创作的许多小说，大多似皆可归入此列），较游记文学、日记和札记、地理书，充满了虚构和想象，故此，我们既需要考掘其中文学想象地方、乡土的源头，或是藉助历史文献，从无数的碎片中拼凑、再现出一些相对更加真实或过去曾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米歇尔·柯罗正确地提醒我们：“就算是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作家对地点的描述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8]其实，即便是真实性相对更高的游记文学，在地景书写中也难免有误，[9]不事考据、辨证，就冒然将其视为地方志的另一版本，自是不妥。当然，我们也需要根据其中的主要人物的居住空间、恋爱空间和其他空间的描述，绘制真正的地图，以理解人物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及人物形象、性格、理念和行动。

文学在空间建构、想象、再现中的重要性，至此或许纔能得到更好的说明。尽管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早已指出，“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寻河流的源头”，但正如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历史书写与文学作品的辨证，有识者指出，“地理学家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文学同样涉及了物质社会的发展过程。地理学与文学同是关于地区和空间的写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使地理具有了社会意义。”“不仅文学作品，地理学的写作同样也具有这样的意义。”[10]因此，我们需要发现文学与地理学之间复杂多变、流动、互动的关系，既探讨某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如何进入时人的文学创作与空间想象，也研究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叙事如何对于制图学、地理学知识和想象的建构发挥或隐或显的影响。这些需要被进一步讨论的普遍性问题，具体而言，包括“如何比较文学空间和地图学的投影？虚构文本如何处理地图的策略性、认识论和意识形态功能？文字和图像在文本和地图上如何互动？小说的空间如何在我们的内心投射出来？从根本上来说，文学可能不能被图绘？”等等，[11]当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能也还需要处理、思考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与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关系，文学地理研究与一般性的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2]

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与数字人文研究

饶是如此，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的启发下，关于中国文学地图，似仍可展开下述多方面的研究。包括中国文学地图与历史地图的共相与殊相，中国文学的地理空间呈现，中国文学地理知识的形成与传播，中国文学地理文献的传承与流变，中国文学地图与域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学地图学史的建构，中国文学地图的搜集、整理、测绘与数字化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地图的数字化这一方面的实践与研究，正是中国数字人文研究已有相当成果的一个领域。

早期的数字化，多是指将源文件、图书、地图、研究数据集或缩微胶片予以摄制、扫描，建立在线的数字档案（digital archives）或数字馆藏（digital collections），而未全文化、数据化，[13]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当下，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文学研究与历史地理学、GIS、QGIS、ArcGIS等数字技术、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展开大规模文学地理数据的采集、挖掘、分析，还能够将其可视化，以更加直观、立体、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由王兆鹏教授团队研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徐永明教授团队研发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以及刚刚全新升级上线，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CHGIS）、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开发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上海图书馆正在开发中的“上海年华”等，都试图在这一方面作出努力。特别是“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既能呈现空间层面某一地区的诗人诗作情况，也能勾勒出时间层面某一诗人的诗作生平轨迹，以此直观展现唐宋的文学、历史和地理之间的微妙互动。”[14]而“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则收录了不同朝代、不同级别的地图数据，其数据规模远超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及中央研究院开发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数据库，不仅能对基础空间和专题要素进行综合、展示，而且提供查询、测距、测面、标注等基础功能，支持用户标注和地图制图，及更形深入的剖面分析、属性重分析、可视区域分析、条带剖面分析、高级缓冲区分析、热点图分析、时态分析、遗址方向分布分析等多种模型分析，对文学地图的数字化及数据挖掘、分析，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先例。总之，因为“现代制图学能够绘制几乎所有与空间关系有关的现象”，[15]而数字人文学者借助这些技术，尤其数字技术（如编程技术、数据库技术、动画技术、交互技术等），将作家的生平轨迹、创作地图，文学社群的活动地点等进行数字化，从而制作出各种地图、图表、图像（有些数字人文学者甚至作出了感觉地图、嗅景与音景地图），一举终结了此前“‘空讲’地名在哪里，而不方便让”我们“‘看’地图”，无助于我们在研究中养成具体的空间感、[16]从空间角度乃至整个时空架构的角度重思文学（史）等难题。这些利用最近的测绘制图技术（computer-aided mapping skills）制成的数字化的文学地图，乃至数字时代的文学地图学（literary mapping in the digital age）[17]本身的发展，无疑都将超出仅在文学评论、研究中使用地图这一我们可能相对较为熟悉的范畴，[18]为人文学术带来新的灵感和启迪。也正因此，也许可以说，恰恰是数字人文研究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学说落到了实处。

当然，要将其落到实处，将地点、方位和场所等信息变成数据，将真实或虚构的空间书写以地图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非易事。简而言之，“我们需要精确地测量地球上的每一块地方；我们需要一套标准的标记体系；我们需要收集和记录数据的工具。简而言之，就是地理范围、标准、工具或者说量化、标准化、收集。只有具备了这些，我们才能把位置信息当成数据来存储和分析。”[19]以创建文学家的行迹图为例，我们不仅需要逐一考证大量其所行经或发生关系的地点，还需要将其隐射在今天或昔时的地图（底图）上，能够精确地掌握其经纬度，然后才能对所有数据进行记录、整理，再利用相应的数字技术、方法，将其绘制出来。另一方面，其间我们所使用的标记体系是否为通用的，其后我们创建的数字地图是否可以与其他的地图关联，或是供其他的应用程序调用，以激发更多的学术、社会功能等问题，最好也能被我们考虑进去。相形之下，为辅助创作网络小说，而绘制其全景地图、某些重要空间的地图，或是创作一个文学作品中曾经出现的所有虚构地点的地图，就要显得简单一些，无须事先“曲尽其事情”，考校古今地点之差异。

事实上，关于中国文学地理的数字人文研究，也还受到文学地理学最近的发展的启示。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新说、新见迭出，不仅关于中古时期文学地理的专题研究蔚为大观[20]，且已将此一研究视野从中国文学推及外国文学，并发展出城市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等诸多分支领域。有研究者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概括为实地考察（也学者也称之为“现地研究”）、案例分析、图表分析三种，而在图表分析部分，就举出过这样的例子：“比如我们在分析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的时候，就可以将那个为宙斯所害的人间女子伊俄的逃亡路线以地图的形式进行图示，让剧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得到直接的呈现，让那一个人间女子的痛苦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是可以让读者最直接地了解悲剧作家在剧中所展示的地理观念，古希腊人对于当时世界地理构成的基本认识。再比如我们在研究柯勒律治长诗《老水手行》的时候，就可以地图的形式将那古老大船的航行路线绘制出来，从北大西洋的一个港口出发，经过北回归线、越过赤道，越过南回归线，进行南极圈与南寒带，再进行太平洋，后来又沿路返回英国港口，得到了救助。如果能够绘就这样一幅航海路线图，自然就可以说明我们认识长诗中主要的情节与人物，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21]在数字技术、方法不够发达的时候，我们想要实现如作者希望的图表、图形，只能手绘（如冯至《杜甫传》中即载有其手描、手绘的杜甫行迹图及地形图，张爱玲译注《海上华列传》时亦曾附其手绘上海地图[22]）或采用简单的、较多人工干预的制图技术（如web1.0时代的许多网络地图及此前的机械制图作品），而在今天，这样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被自动化、半自动化处理。许多时候，学者们可在简单的表列式数据（tabular data）的基础上，利用R、Python、Leaflet、QGIS、ArcGIS或是现有的地图平台、工具（如WorldMap、Google Maps & Google Earth），创建并发布自己需要的网络地图（web map）、数字地图（digital map），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收事半功倍之效。当然如前所述，人文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不易搜集，更何况数据（即便是“小数据”），许多地图因此也很有可能是学术研究完成、整理停当相关时空数据之后、再行探索的结果。

以我个人的研究经验来说，在几年前完成关于1940年代曹禺西北之行及其写作这一专题研究，详为考证、分析了曹禺西行的缘由、路线、地点、时间及其重要事迹、关系人等问题后，就利用“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创建并发布了曹禺是次旅行的数字地图，[23]将其由重庆出发，而后远赴兰州、敦煌、玉门、西安、临潼等地，直至折返重庆的全部行动路线，直观地呈现了出来。这不仅是首幅曹禺文学地图，也是该平台的第一张现代文学地图（该平台于2018年3月19日上线，我的地图于3月22日发布），亦可谓是近现代文学领域数字地图的早期作品。这一地图不仅可移动、放大、缩小，便于观览（支持计算机和手机等移动端），而且用户可以利用其内置的测量其长度、面积的工具，较为精确地测量出不同地点之间的距离和总、支路线长度（总长4517.55 km）及此行行动范围（总面积约为216830.38 km2），并根据自己需要的比例尺尺寸进行下载、打印，运用于教学和研究，或是分享至不同的网络平台；甚或是添加新的图层（目前的底图为天地图），以为修正、补充。尽管这一平台和我的地图都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平台需要探索更加多元的空间分析的可能，将地图表达和空间分析有效连接，[24]拓展地图的应用、研究功能；[25]而对我个人来说，最近我还发现，曹禺此行也途径了嘉峪关，这一地点无疑也应该被加进地图当中。[26]但无论如何，与之前纯粹无图可查，或是手绘地图、简单以数字化的形式复制纸质地图等做法相比，数字地图既丰富了传统文本的形态和使用功能，[27]将空间信息予以可视化、在线化、动态化，实现了地理空间信息的数字表达，[28]更将促进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及其广泛的应用前景。

四、虚实相生：数字人文研究的远景

但落到实处就够了吗？恐怕我们也不能忘记将这一实证性质的，基于数据、量化分析和可视化技术的数字人文研究，与传统的人文学术（在文学研究中，主要是以文本解读和文学史研究为主）、理论批评工作（如杨先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美学、波·维斯法尔的地理批评，德勒兹的地理哲学，列斐伏尔关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分别，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由地理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交叉形成的生态批评、环境批评等诸多论述）再度连接起来，开启新的思考方向。如果可以借用中西人文学术传统中对“虚”与“实”的辨证的论述，[29]那么，我们还需要在“虚”与“实”之间不断穿梭、往复、攻错、协商，从而使得大量的数字人文研究个案涌现的同时，不仅推动理论数字人文、方法数字人文的探索能够进一步充分展开，还能够对作为研究取向、方法的数字人文运用于文学（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作出更加清醒、自觉的认识，进而思考数字人文乃至整个人文学、人文主义的未来。

换言之，在我看来，数字人文只是今天众多新的研究取向、方法之一种，它不能（至少暂时不能）也不必以取代传统人文为职志，[30]相反，它的目标和传统人文一样，是为了在数字时代（这一新的语境中）更好地发展人、理解人，重新建构人的主体性，理性地规划人类社会、文明的未来（而非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的观点：“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器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线”[31]）。职是之故，我们似可将“亦真亦幻”、“虚实相生”理解为数字人文研究抑或是数字时代“新人文”的最高境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像理想的文学史研究，须从文献出发，在历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取得综合，[32]但二者又有所不同，数字人文研究所依据者，不仅是文献、文本，更是数据、算力、算法和诸多的数字技术，是计算批评、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可视化等等研究方法、手段的集合，当然，也更需要与传统的人文学术有更多、更为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能够回答、回应传统人文学术夙所关怀的重要议题及具体问题，而不能仅限于技术操作和大众文化生产等方面。

与此同时，在数字人文取向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或许我们也应该承认，地图、图标、数据有时也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具象（也未必纯粹“科学”“客观”）。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此刻我所视为具象者，在彼时彼地或为抽象，或不变，反之亦然；而一切具象的东西，（迟早）也有成为抽象之物的可能。周瑟瑟，一位当代中国诗人，曾如是形容他被抽象包围着的日常：“早晨起来是抽象的/白色浴缸是抽象的/浴缸里的人体是抽象的/人体上的汗毛是抽象的/水笼头是抽象的/水笼头咬在嘴里是抽象的/坐在马桶上是抽象的/卫生纸一圏一圈缠绕是抽象的/进入电梯是抽象的/电梯向下滑动是抽象的/餐厅是抽象的/坦胸露乳的中年妇女是抽象的/上海是抽象的/皮肤上潮湿的空气是抽象的/肩周炎是抽象的/开幕式是抽象的/玻璃柜里的打印诗集是抽象的/35年前是抽象的/35年后谈论抽象的是抽象的/在一个具象的世界/抽象填满了这首诗的黑洞”[33]，俨然无物不抽象，但有意思的是，作者却又不忘点出这是一个具象世界。在具象世界中，诗人的所见所感，在在皆为抽象（就连诗里的黑洞，也要被抽象填满），而三十五年前（从此，另一位抽象诗人许德民，真正走向诗坛）和三十五年后（其诗作、画作被某大学图书馆永久收藏，同期还举行了作品展和研讨会）这两个时间，竟未丝毫改变文学艺术之为抽象的本质。全诗似在无意之间响应了前述那种“从根本上来说，文学可能不能被图绘？”的质疑，也暗合了罗伯特·泰利（Robert Tally）关于实际的地图绘制（及由此发展出的量化分析及可视化）不能取代隐喻性的文学空间批评这一观点。的确，泰利自己的研究，既不关心真实、实际的空间，也没有绘制任何地图、图表，而是仅将其视作一种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文学批评方式。而在包括文学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研究领域中，因如刘咸炘谓“宇宙如网”、“史有子意”，“即实求虚”、“察势观风”、“假物得姿”遂成为不少史家、文学研究者高远的追求。[34]凡此种种，都再一次向我们说明，无论是数字人文研究，还是厕身于数字人文之外的广大世界，虚实相伴、相生，抽象与具象交错，既属存在之必然，亦是值得揣摩、把握的治学取向。

坦率地说，对我个人而言，尽管促成上述这些思考的资源、灵感，更多地是来自于数字人文领域，而非是传统的文学、文献研究，但每每阅及包括杨先生在内的许多前辈学者的一系列富有开拓性、启发性的论述，总能使我受益匪浅，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数字人文”研究的意义、价值及研究路径。推而广之，自传统学术脱胎而出的“数字人文”研究，似亦不必过分强调其异质性、创新性、挑战性与超越性（将其视作一种新的研究典范），原因无他，人文学术与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必将随着时代语境和媒介、技术的变革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发展趋势，而虚实相生的数字文学研究、数字文学地图研究及其他运用数字地图展开的新研究、新课题，既可谓是传统研究在今天的延伸与拓展，同时，其在更加广阔的层面，也将以开放性、实践性、应用性与可操作性为数字内容产业赋能，构成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 这里的中译文，及关于该书的理解，据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1-202页。不过，我据原著对此译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原文出处为：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p.170-171.

[2] 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19页。

[3] Anders Engberg-Pedersen. “Mapping Literature”, 网址见：https://mitpress.mit.edu/blog/mapping-literature，2021年7月20日检索。

[4] 杨义：《自序》，氏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5] “文学地图”、“文学地理”等概念，本来就有一种譬喻性的使用，不仅在西方学术界如此，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亦属常态，如王德威教授的《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5-180页），就有“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专章，但所论之“文学地理”似仍仅指文学家活动及创作空间的移转，范围较狭，研究理路仍为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研究，与下文所述专门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有异。

[6] See Andrews Engberg-Pederson ed. Literature and Cartography: Theories, Histories, Genres. The MIT Press，2017.

[7] 杨义：《沈从文“凤凰情结”及小说之人文地理特质》，氏著《文化地理学会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26-537页。

[8] 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87页。

[9] 例如，郁达夫1934年12月写成的《两浙漫游后记》，就曾将浙南文成的百丈漈误认作青田的石门洞，此误一直延续至今，最近才被纠正，参竹潜民：《达夫先生的“张冠李戴”》，《温州读书报》2021年第9期第4版。

[10]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57页。

[11] Anders Engberg-Pedersen. “Mapping Literature”, 网址见：https://mitpress.mit.edu/blog/mapping-literature，2021年7月20日检索。

[12] 梅新林：《导论》，氏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

[13] 王贺：《追寻“数字鲁迅”：文本、机器与机器人——再思现代文学“数字化”及其相关问题》，《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

[14] 周睿：《基于历史地理软件的中国古典诗研究教学的新尝试——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为例》，《数字典藏与数字人文》第6期（2020年10月），第97页。

[15] Barbara Piatti, Hans Rudolf Bär, Anne-Kathrin Reuschel, Lorenz Hurni & William Cartwright. “Mapping Literatur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Fiction”, in Cartography and Art (William Cartwright, Georg Gartner, Antje Lehn eds),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9. Ch.15.

[16] 张清俐：《文学研究在数字人文时代拓展全新视野——访中南民族大学数字人文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兆鹏》，网址见：http://news.cssn.cn/zx/bwyc/202009/t20200907_5179714.shtml，2021年7月20日检索。

[17] See David Cooper, Christopher Donaldson & Patricia Murrieta-Flores eds. Literary Mapping in the Digital Age. Routledge, 2016.

[18] Arbara Piatti, Hans Rudolf Bär, Anne-Kathrin Reuschel & Lorenz Hurni. “Literary Geography——or How Cartographers Open up a New Dimension for Literary Studies”, 网址见https://icaci.org/files/documents/ICC_proceedings/ICC2009/html/nonref/24_1.pdf，2021年7月20日检索。

[19] 迈克-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3-114页。

[20] 这方面的研究至少包括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古文学地理研究》，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左鹏：《唐代岭南社会经济与文学地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鲍远航：《〈水经注〉与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王敖：《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地图学与文学》，王治田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

[21] 邹建军：《我们应当如何展开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氏著《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22] 此图原始资料未查见，转引自张袁月：《文学地图：“高大上”还是“接地气”》，网址见：//m.zimplifyit.com/n1/2021/0317/c419351-32053435.html，2021年7月20日检索。

[23] 王贺：《曹禺西北之行图》，网址见：http://amap.zju.edu.cn/maps/155/view，2021年7月20日检索。

[24] 龙毅、杜清运、邬国锋、蔡忠亮：《数字地图制图向地理信息系统发展的若干问题分析》，《地图》2001年第2期。

[25] 当然，关于这一平台的其他问题，须作专门研究，我也将有另文予以探讨，此不赘述。对相关的数字地图平台的初步研究，请参考刘永志、唐春兰：《数字文学地图平台研究》，《临沂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数字文学地图平台的教学应用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2020年第2辑（2020年9月）。

[26] 这一最新的研究，题名《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其相关问题三论》，已发表于《大西北文学与文化》总第3辑（2021年12月），意者可参考。

[27] 刘石、李飞跃：《大数据技术与传统文献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28] 于冬梅、董罗海、张力果：《数字地图制图理论方法与应用》，《地球信息科学》2003年第2期。

[29] 有关的简要分析，请参成中英：《简论中西哲学中的真和真理的概念：真、真实、真理》，《2019第二届中国哲学真理观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2019年9月28日；伯纳德·威廉斯：《真理与真诚：谱系论》，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30] 王贺：《“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以〈解放日报〉目录、索引及数据库为中心》，《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

[31]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

[32] 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福建论坛（人文科学社会版）》2019年第10期；修订稿载微信公众号“文艺批评”2019年10月20日。

[33] 周瑟瑟：《抽象的》，氏著《种橘》，纽约：纽约新世纪出版社，2020年，第264页。感谢周瑟瑟先生应请为我提供此诗的可引用版本。

[34] 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氏著《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7-209页；罗志田：《假物得姿：如何捕捉历史之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