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考入杭州大学经济系，读本科期间不务正业，痴迷文学，写了不少自以为是“诗歌”的文字，变换笔名发表了一些，还收集了不少校园文学作品集和校园文学刊物，其中大多数为诗集和诗刊。毕业后，我多次搬家，辗转南北，一大半校园诗歌材料不知下落。转行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将近三十年，写过的诗歌研究方面的论文只有三篇。最近几年，因为集中研究当代文学史料，我又陆陆续续淘得一些80年代校园诗歌的原始材料，竟积两百余种。这些诗集和诗刊多数为油印品，少数为铅印品。翻阅这些材料的过程，犹如童年时从冷却的灶膛里掏出灶灰，灰堆的底部常常有星星点点的余烬。这些火星一样的记忆，在明灭之间点亮时光流逝的感伤，触发80年代的青年对于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的怀想。

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给当时的年轻人内心注入的激情，具有鲜亮的80年代气质。不少校园诗歌形式比较稚嫩，但敢于表达，敢于尝试，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有很强的在场感，那种浓厚的青春情愫和校园氛围形成强大的精神气场，就像《哈利波特》中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经由秘密通道把我们传回到记忆中的“80年代”。

一、被诗歌聚拢的青春

诗歌是80年代大学生最为热爱的文学文体。诗歌在80年代的繁荣不是偶然现象，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诗歌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诗歌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诗作中汇聚了复杂的时代情绪和奔腾的时代声音。诗歌如同精神磁铁，将爱好诗歌的大学生紧紧地吸附在一起。诗歌如同火把，点燃了他们的热情，也照亮了他们内心对于未来的期盼，对于美的求索，对于“无用”但崇高的理想的执著。诗歌成了80年代大学生的集体爱好，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不同院系的学子被诗歌聚拢起来，沉浸于“集体做梦”的精神游戏。他们在诗歌中拥抱阔大而自由的梦想，甚至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借助诗歌的激情和灵感，年轻的学子们超越世俗的羁绊，仰望星空，叩问生命的神秘与精神的奇妙。在物质并不丰富的环境里，诗歌与理想给少不更事的少年们带来审美的愉悦，他们的目光摆脱了现实中的算计与得失，专注于远方与未来，即使在物质方面像崔健唱的那样“一无所有”，但在精神领域和想象世界里有无限的可能性。朱子庆为此还提出了一个陌生的词——“诗托邦”，他认为“那时候中国大地上无数的高校诗社，无数的热血青年诗人，不，可以说整个欣欣向荣的社会家国，就是一块令人神往而圣洁的‘诗托邦’”[1]。

那时大学校园里所有的诗歌活动都有一种节日氛围，诗歌朗诵是各种文艺晚会的必备节目，专门的诗歌朗诵会也能吸引很多观众，海报栏和食堂门口经常贴有校内外学生自费油印的诗歌报刊。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2年编印的《大学生作品选》就专门设立一个栏目“首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获奖作品选”，包括沈群的《船》、胡迎节的《向着东方 放声歌唱》、肖峰的《妈妈，原谅我吧》、王勇的《寄未名湖》、集体创作的《河流》、唐小兵的《赠》、骆一禾的《战友与青春》、章立峰的《要求》、卢新智的《绿色的梦》、葛敏的《苹果树》等诗作。连续举办多届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诗歌影响了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细节中都有悄然渗入的诗歌元素。记得我们同班有一位同学在寝室里接待两位同乡的女生，自我介绍的开场白是“我爱好文学”。在那个年代，诗人和作家自带光环，“爱好文学”是品位的标志，记得有不少同学送给男朋友、女朋友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诗集。翻看80年代大学生的毕业纪念本，诗歌在同学赠言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大多数为自创短诗，还有一些抄录国内外的著名诗篇。旅游经济专业和我同级的老乡魏志锋（笔名魏棋宇）跟我一起参加过各种诗歌活动，他后来的工作跟文学一点也不沾边，却把诗歌当成了一生的兴趣，出版了《千手观音》等四部诗集。

在80年代大学校园中，诗社和诗刊就像巨大的旋涡，把诗歌爱好者卷了进来。诗刊和诗社相互伴生，80年代的大学校园诗歌往往以油印诗歌报刊和诗社为集结平台，综合性大学以中文系学生为创作主力，同时也吸引了来自其他院系的诗歌爱好者。徐敬亚回忆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就在1979年春夏之交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七七级、七八级离校后，社团的框架基本得以保留，再次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出发点。这一批继往开来的诗人群体的成长期，大多数在大学里完成。而伴随着诗的中兴（1985-1988年），大学校园又形成一次小小的高潮”[2]。吉林大学的诗歌创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中文系1977级的学生成立了“言志”诗社，并于1979年5月印行《赤子心》诗刊，刊出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兰亚明、邹进等人的诗作。1983年9月，吉林大学80级经济系苏历铭、80级哲学系包临轩牵头成立北极星诗社，并印行《北极星》，刊发了校内诗人不少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每个学校和每个文科院系几乎都有文学社和诗社。我在杭州大学就读时，影响较大的就有树人文学社、晨钟诗社、中文系的飞来峰文学社、历史系的沧浪诗社等，全校性的文学社和诗社每年都会组织文学或诗歌征文大赛，“咖啡夜”诗群也会在校园举办小型的诗歌聚会，还有很多存续时间不长的诗社或诗歌小组。油印的同人报刊更是遍地生长，不少爱好诗歌的人都有用铁笔亲自刻写蜡纸，推动滚轮油印自办报刊的经历。

80年代大学生自印诗刊和诗集，有些学校的团委会给予部分经费支持，绝大部分还是由学生筹集经费。1985年5月复旦大学学生创办的《复旦风》覆盖多种文体，设有“诗耕地”栏目，该刊创刊号“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若要问我们办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一个字：难。现在是办事难，办事业难，办规规矩矩的事难，书生去办正正经经的事情更难。有时，我们忿忿于自己的无能，一个芝麻般大小的事情会让人泡上一星期。我们至今还相信，真诚与坦率是开启一切的钥匙，可是那些令人沮丧的结局却让人反思：我们该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上立足，为社会做些事情，在每个人所在的位置上取得最佳效果。”“一位外文系德语专业的同学为了帮助本刊抄写一篇上万字的稿件，从晚上九点一直抄写到凌晨七点。由于经费短缺，好多编辑在付出艰苦劳动的同时，还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助学金中垫出钱来，联系、采访、接待，他们唯一所期待的，就是事业的成功，奋斗的快乐。”[3]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为潘洗尘编选了诗集《多情的天空》，高殿江在“编后记”中有这样的说明：“《多情的天空》，是我校第一次为成才学生出书，通过这本书的印发，我们相信会对我校学生成才冒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4]

不应忽略的是，80年代的大学校园有很多非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热爱诗歌，他们纯粹把读诗写诗当作一种兴趣，在诗歌的引领下探求美的世界，拓展视野，温润性情，他们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也跟文学没什么关系。大学生们对于“无用”的诗歌的激情，既反映出当时弥漫在大学校园的理想主义氛围，也展现出青年诗歌的多样化状态。西北工业大学文学社在80年代中期办过一份油印刊物《远山》，诗歌是主打文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编者的话，“惨淡经营”这个词被多次使用，其中有言：“我们始终告诫自己：拿出真正的灵魂来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又始终相信：大家也会因此拿出真正的灵魂来照应我们照应我们的作品。作品自己会说话的。”[5]上海交通大学寸草社分别于1984年、1986年编印了多人诗歌选集《鸽哨》《另一种寂静》，诗歌编辑宁宇在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蜷伏在机器底下的人成不了科学家；同样，爬行在地上的人，可以数清蚂蚁的只数，但成不了诗人。如今的科学技术发展需要诗的想象，它能使社会生活的发展不仅仅是进步和丰富，而且让人们得到美的享受。”他还注意到一种现象：“我个人感觉，好像理工科校园诗人‘吊书袋’的毛病少些，典故少些。书读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食而不化，就有点书生气了。无论向优秀的古典诗歌学习，或者汲取国外现代派诗歌种种表现手法，都要拿来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6]总体来看，80年代理工科大学生的诗歌色调明快，昂扬向上，较少纠结于个人内心的波动，更为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大趋势，有些诗作的取材、立意都受到作者专业背景的影响，譬如张佩星的《阴天的气象报告》《现代物理之道》等。

诗歌还是当时大学生之间的交流纽带。诗歌是青春的通行证，诗歌打破了年轻人之间的心灵隔膜，突破了校园的围墙。很多诗歌爱好者都有笔友，通过书信传递各自对诗歌的看法。各地高校的文学社、诗社大都会和校外同好交换自办刊物，同一城市不同高校的文学社、诗社还会不定期举办诗歌联谊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武汉大学发起的《这一代》，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十三所高校的学生刊物联办，刊名由当时北京大学的黄子平和中山大学的苏炜提议，创刊词也由他们起草。该刊1979年11月印行创刊号，卖出一万六千多本，遗憾的是只出了一期。[7]南京大学南园文学社主办的《南园文学》还设立了“校外文鸿”栏目，专门刊登校外大学生的文学作品。在创刊号上，栏目主持人陈洁专门写了一段寄语，其中有这么一句：“我感到兴奋，为这个小天地栽种了这么多墙外的花，而这正是我们的心愿，让我们那正受着同一种愿望煎熬的心灵，交融。”[8]

二、诗歌史的重要一环

诗歌以抒情言志为旨趣，这种文体特色吸引了不同时代“有话要说，有感情要抒发”的年轻人，这也为现当代诗歌史打上了鲜明的青春烙印。在由臧棣、西渡主编的《北大百年新诗》的“前言”中，编者认为“北大是新诗的母校”[9]，历数了曾经在北大执教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鲁迅等对早期新诗的推动与捍卫，以及曾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俞平伯、徐志摩、朱自清、冯至、何其芳、李广田等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建树。求学于西南联大的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诗人在战乱中的校园坚持诗艺的探索，在诗歌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在由海翁（臧棣）编选的《未名湖诗选集（1980-1985）》中，编者专门撰写了前言《未名湖诗歌面面观1980-1985》，对1980年至1985年之间的北京大学校园诗歌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他特别强调校园文学刊物与校园诗人成长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一时期，北大学生自己主办的文学刊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批青年诗人的成长。其中较为闻名的有《未名湖》（正副刊·五四文学社）、《启明星》（中文系）、《缪斯》（西语系）、《校园》（研究生会）、《太阳岛》（东语系）。就诗歌质量而言，《启明星》登载的诗歌作品最为人称道。它定期出版影响较大，几乎所有重要的北大诗人都在它上面发表过作品。”[10]他还提到了《五色石》《西风·沉诵·太阳节》《红杏》《星柏之路》《三叠纪诗韵》等校园诗集，除了《星柏之路》为西川自选集，其他几本都是多人合集或选集。

在80年代的诗歌场域中，大学校园是最具有创造活力的诗歌创作、阅读与研究空间，充满奔腾的热血与蓬勃的生机。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从1978年直到198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的大学校园诗歌之所以值得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大学校园成为诗歌的热土，创作诗歌、阅读诗歌、研究诗歌成为一种热气腾腾的风尚，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源源不断地向当代诗坛输送了一大批诗歌人才。此外，有不少小说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在大学时代都有写诗的经历，马朝阳编选的《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就选收了程光炜、苏童、陈应松、李怡等人的诗作，80年代完成大学教育的张清华、耿占春、臧棣、西渡、敬文东等人都是先成为诗人，然后才成为诗歌评论家。1980年7月20日至8月21日，《诗刊》举办“青年诗作者学习会”（首届“青春诗会”），入选的17位青年诗人中有舒婷、江河、顾城、杨牧、梁小斌，而徐敬亚、王小妮、高伐林、叶延滨、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由此可见大学生诗人具有很高的活跃度与创造力。1977年、1978年考入大学的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叶延滨、孙武军、王家新等诗人，其年龄、经历和诗歌风格都与朦胧诗人较为接近，后来通常被研究者归入朦胧诗阵营。

校园诗歌是培育新生代诗歌的温床，一大批校园诗人成长为新生代诗歌的主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都自发形成了诗人群体，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在《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中，具有大学校园背景的诗歌群体占有较高的比例。在徐敬亚等编选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收录了“大学生诗派”的资料。有趣的是，同为编者的徐敬亚与孟浪对“大学生诗派”的理解有比较大的差异。孟浪认为：“我所理解的‘大学生诗派’，其形成要早于84-85年，主要作者应为78级到80级的大学生，如韩东、于坚、王寅、封新成等，他们当时即通过交换自办的民间诗刊开始前卫文学活动。平心而论，这些年岁稍大些的‘大学生诗派’中坚，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作品艺术倾向和理论见解与尚仲敏所谈的并不一致。这是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耐人寻味。”而徐敬亚则这样理解：“我认为‘大学生诗派’真正形成是在85年，它的最早雏形是源于甘肃《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专栏，那里曾聚集了一批当时各大学的诗歌领袖，如韩东，如于坚。而直至85年由尚仲敏、燕晓冬编辑的《大学生诗报》才正式提出了明确的看法，集合了作品——从群体形成的角度，这是重要的。”[11]我个人更为认同孟浪的说法。

在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中，80年代的校园诗歌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诗人邹荻帆在为《学院诗选》写的序言中，这样概括大学生诗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的诗作内容上多描写爱情、友谊、母爱、儿时回忆等等永恒的主题”，“爱情诗居多”；“第二是幽默中蕴含深厚哲理，粗犷中显露豪放”；“第三是在艺术上打破了现实主义习用已久的直抒胸臆和客观白描的艺术手法，大量运用隐喻、象征、通感等艺术手法，超越了时空秩序，改变了视角和透视的关系”。[12]于水在《学院诗选》的“编后记”中认为：“学院诗（称大学诗派）以她鲜明的色彩，独特的艺术风格屹立于诗林。它的第一大特点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反映了时代精神；第二大特点是有清新、美丽迷人的意境，和真实，直扣读者心扉。诗意含蓄，使人陶醉；第三大特点是意象重叠交溶，互相渗透，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使诗有了一种视觉和弦的作用；第四大特点是它‘自我’圈子的扩大，学院诗中的‘我’是抒情主体与他所处的群体的综合体，是一群人的代表。”[13]

那些具有挑战意识的大学生诗人推开一扇扇新的窗口，为新旧交替的诗坛带来一阵阵新风。我们现在回过头看，不难发现他们的形式探索中有简单移植的片面性与肤浅性，但他们试图建构新的诗歌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创新精神，依然值得肯定。华东师范大学夏雨诗社1986年12月印行了一本诗集《再生》，有趣的是宋琳写的序言的标题为“序《〈寂灭〉》”，估计是临时改换了诗集的题目。宋琳对大学新才子的诗学趣味有这样的表述：“他们的操作方式因为来自天性的反叛和来自智力的超前的双重作用带有明显的文化亵渎倾向。这种亵渎当然是针对整个文化体系的无性状态、驱同状态和守旧状态。”[14]一些大学生诗人以反叛与质疑的姿态，标榜反崇高与解构意识，其一是受潮流影响；其二是青年人追求个性，标新立异，有些诗人不满于平庸的诗歌现状，期待另辟蹊径；其三是在创新乏力的背景下，流露出的一种怠惰心态与迷惘情绪。80年代的校园诗歌丰富多彩，也可理解为泥沙俱下，大多数诗作缺乏诗味，只是分行排列而已。当然，这种自然生长的状态，也使得大学生诗歌不拘一格，具有多样性特征。延安大学布谷诗社1988年编印的《布谷诗选》倡导乡土诗歌，在“后记”中，编者有这样的阐述：“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生息的这块土地，沉淀了太多的历史和文化，显示出她的博大与玄奥，神奇与厚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举起了‘黄土诗群’的旗帜，意在汇聚一股强大的群体力量，形成一种有意识的追求。黄土地的使命，是每个人的使命，但黄土地的事业却并非单个人的事业。”[15]翻阅张书绅编的《大学生诗苑合订本》，就会发现当时的大学生诗歌包含各种题材和各种写法，有洋气的也有土气的，有抒写小情小调的，也有抒发家国情怀的。

说到80年代大学校园的自印诗集，不能不谈《朦胧诗选》和《新诗潮诗集》，这两部诗集在校园内外都有大量的读者，而且编者以其独特的诗歌视野和史料意识，参与乃至推动了80年代的诗歌发展进程。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印行《朦胧诗选》，书中署名“辽宁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室”的“出版前言”写道：“近来，国内诗坛对朦胧诗展开了热烈讨论，也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诗作和理论文章，许多同学要求参加这一讨论，但因缺乏参考资料，不能深入开展。中文系七八年级阎月君、梁云、高岩和进修生顾芳等同学，在课业之余，编选了朦胧诗的部分作品和有关论文索引，虽不完备，尚可窥见概貌。现在作为中文系师生教学参考资料，少量刊印，在内部发行。”[16]此书1985年1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编选者署名顺序略有调整，改为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该书首印只有5500册，1986年4月加印了30000册，1990年3月印行第7次，当时总印数已经达到235500册。辽宁大学内部印行的版本只有190页，入选的诗人有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江河、杨炼、吕贵品、徐敬亚、王小妮、芒克、李钢、杜运燮，在“青春诗论”板块还选收了七位诗人的创作谈。编者在“情况简介”中，这样阐述朦胧诗的艺术特征：“这些诗之所以引起较大反响，是因为内容上更多和更深地表现了这一代人的思考和内心的感受、矛盾和奋进的决心。形式上，由于表现内容决定，倾向于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手法，有些诗吸收了某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特点大致是：感受、观察和进入的角度新，象征派、意象派手法的吸收，行进节奏快，意象的组合及跳跃的空间大，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等。所达到的效果，扩大了诗的概括力和容纳量，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尤其是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力。同时，也有一些不成熟之处，出现某些问题。”[17]与内部印行的版本相比，这个公开出版的版本增加了谢冕的序言《历史将证明价值》，内容有了大幅度的扩充，入选诗人增加了骆耕野、邵璞、王家新、孙武军、叶卫平、程刚、谢烨、路辉、岛子、车前子、林雪、曹安娜、孙晓刚，删除了杜运燮。在排列顺序上，把北岛从第二位调到第一位，北岛入选的诗歌从15首增加到27首，舒婷入选的诗歌还是维持在29首（组），删除了“青春诗论”和“朦胧诗讨论索引”。谢冕在序言中肯定了编选者在“朦胧诗”处于逆境时的努力：“入选者大都是此中艺术个性较突出、创作实绩较显著的。当这些诗歌受到形形色色的压力时，编者的举动无疑是无声的抗议与声援。时间过去了将及三年，如今当编者再度扩编她们的诗选，诗歌的发展又处于一个令人昂奋的转折点上。许多人都在这个‘冬天里的春天’的美好季节中感受到了生活跃动的活力。新的生机勃发的诗歌在向我们招手。但回首诗歌在新时期崛起的艰难命运，我们的心情有不无悲凉的欢悦。中国的艺术也如中国的社会一样，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诗为自己的未来不惮于奋斗，诗也就在艰难的跋涉中行进。如今的生活的发展宣布了障碍的消除。新诗潮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便是：它究竟要以怎样的前进来宣告自己的成熟。”[18]值得注意的是，辽宁大学中文系1986年4月还印行了《新朦胧诗集》，封面印有“内部交流”，于薇、刘卓、江叁、孙颖、李军、李莹、吴晓京、杨帆、张笑雪、戴春光等十位在校学生编选，入选的诗人为舒婷、顾城、北岛、江河、骆耕野、杨炼、王小妮、吕贵品、梁小斌、徐敬亚。这本诗选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正如编者所言：“朦胧诗，在悄然与静寂中诞生，在争议与挫折中成长，在长久的凝视与回忆中成熟。作为一种诗歌流派，它已不是崭新的了。但，它的产生，毕竟无可否认的为诗坛带来了活力，注入了生机。”在“朦胧诗已处于平静的退潮阶段”，这些朦胧诗的爱好者“正是由于热爱，我们便执着”[19]。《朦胧诗选》作为读者选出来的诗选，是影响最大的朦胧诗选本，编者以青春力量力挺朦胧诗，推动了朦胧诗的传播与接受。如果说《朦胧诗选》发出了先声，那么《新朦胧诗集》算得上是余响或回声，勾勒出了朦胧诗在80年代大学校园中的历史境遇。

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包含上、下两册，为“未名湖丛书”之一，扉页下方印有“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以丛书编委会名义发布的《“未名湖丛书”编辑说明》，落款时间为1985年1月。老木在“后记”中有这样的说明，其编选原则一是“看入选诗作在美学原则也就是思想观念上有无变化和发展，在艺术手法上有无创新和突破，具体到一首诗本身，则看它是否具有独特性”，二是“考虑到区域性诗人群和诗歌风格流派本身”，三是“上下集之间，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历史感。更年轻的诗人们已经走得更远、更迅速，他们的歌声更加缤纷，更加清澈。他们已经对北岛们发出了挑战的呐喊。我认为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已经有所发展。当然，令人瞩目的辉煌尚未到来”。[20]值得注意的是，诗集附录中还选收了20首中国新诗中具有现代倾向的诗歌，包括从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台湾诗人（纪弦、郑愁予、洛夫、余光中）的作品。与《朦胧诗选》相比，这部诗歌选集除了选收北岛、舒婷、江河、芒克、顾城、杨炼、梁小斌、王小妮、吕贵品、徐敬亚、李钢、孙晓刚、孙武军等朦胧诗人的作品，还选收了食指、多多、方含、严力、林莽等诗人的作品，这意味着编选者注意到了朦胧诗的前史，重视白洋淀诗人群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韩东、于坚、吕德安、张枣、西川、骆一禾、海子、欧阳江河、翟永明等诗人的入选，历史性地呈现了当代诗歌艺术的新进展。不应忽略的是，关注大学校园诗人也是这部选集的一大特色，许德民、杨榴红、潞潞、王寅、小海、封新成等人都有诗作入选。老木还编选了《青年诗人谈诗》，选收了29位诗人的诗论或创作谈。有趣的是，老木在“序”中有这样的文字：“这本书是不必要的。诗论应由评论家来做，诗人所做的，只是写诗。他的作品代表了他要说的一切。但我编选了这本集子，是着眼于诗人从评论家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看待他们的作品；或者，仅仅是感受。”[21]谢冕在《新诗潮诗集》的序言中充满激情地认为：“也许更为令人振奋的是诗歌发展的现实：这就是人们已经不很理睬那些向着旧日的繁华寻找旧梦的人们的惜惆乃至愤怒，也不很理睬那些对着诗歌的探索创新所持的偏执与攻讦。更加年青的人们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前行者，他们已把当日的‘今天’变成了‘昨天’，他们创造着新的‘今天’，而他们的目光都是更为热情地瞩望着把‘今天’导向‘明天’的。许多人都在说，当年的新诗人已经变得‘古老’了，当初带给诗坛以巨大冲击的新力仅在数年间就成为‘古老’的象征。这对于凝重如同枯水季节的黄河的浊流那样的中国诗传统，无疑是最令人振奋的题目。”[22]他对这部诗选重视诗歌艺术新探索与新成就的思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大学校园文学刊物的变迁，也折射出历史的沧桑与厚重。谢冕教授在为《未名湖》创刊号写的寄语中，就联想到了“百花”时代只出版了四期的学生刊物《红楼》，他说：“‘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你哟是新诗摇篮旁的心’。二十二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当年林庚教授为《红楼》创刊题写的诗句。这颗‘新诗摇篮旁的心’没有死去，它在《未名湖》上复活了。”“《未名湖》的出现，正是我们多年来苦斗的成果；《未名湖》出现之后，它的几乎可说是唯一的任务，仍然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实现而进行不懈的斗争。”[23]这份刊物属于一份综合性文学刊物，在创刊号的《稿约》中，广泛“征求各种风格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地域文学、戏剧文学、诗歌、各种文艺评论、短评、随笔、中外名作家和各种艺术风格流派介绍、名著欣赏（译文一律附寄原文）及美术、摄影等各类艺术作品”。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校园诗歌的热度在1988年之后明显下降。谢冕教授在为1990年3月印行的北京大学《大鹏诗刊》写的序言中说道：“好像一度喧腾的诗歌也开始沉寂，这是否意味着新诗潮和后新诗潮开始了它们的落潮期？人们宁肯把这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这种愿望的情感性质实际上是显然的。大鹏诗社的筹备、成立以及如今大鹏诗刊的出版，动人地显示着校园中一批青年诗人默默而又是坚持的努力。”[24]也就是说，整个80年代的大学校园见证了诗歌乃至文学的涨潮与落潮，见证了知识分子从豪情满怀到进退两难的转变过程。

三、当代诗教的精彩乐章

“诗教”在儒家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论语·阳货》中有言：“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5]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诗教的道统遇到新的挑战。传统诗教强调政治认同与伦理教化功能，重视诗歌对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的培育作用。在变化的环境中，诗教的存在方式及文化功能都发生了变化，以隐性的方式淡化其道德说教意味，强化其潜移默化的美育功能。要挖掘80年代校园诗歌之所以兴盛的根由，不应该忽略支持诗歌发展的高校文学教授的作用，也不应该忽略学院之外诗人、诗歌编辑对校园诗歌的大力扶持。就诗歌对年轻人的影响而言，80年代校园诗歌是当代诗教的典范，诗歌不仅是塑造这一代青年文化人格的重要力量，而且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提升了他们的审美趣味。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大多数的校园诗选和校园诗刊都会邀请大学的文学教授或诗人作序。在这些序言中，作者除了说一些鼓励的话，大都把校园诗歌置放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场域中进行评价与审视，充分肯定青春活力与创新意识对于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这些评论或寄语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对于校园诗歌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方敬在为西南师范学院五月诗社主办的《五月》创刊号写的序言中，用诗的语言赞颂青春的歌唱：“青春本身就是诗，诗给我们以青春。青春是纯洁、美丽而热切的。年轻的心为爱而雀跃，发出青春的欢声。把青春化而为诗的年轻人是很可爱的。”[26]面对此前不认识的两位大学生诗人王茜和杜立德，谢冕还是为他们的诗歌合集《放大的孔》写跋，王茜是学国际金融的，杜立德是学哲学的，这让我想到一个词——有教无类。说实话，诗集里的诗作多有稚嫩之处，但谢冕还是给予热情的鼓励：“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位大学生写的诗，人们从中不难发现种种不足，但无疑也将赢得一份小小的慰藉。诗终于回到了人们的心中，诗毕竟成为了每一颗自由心灵进行自由对话的方式。从这里，我们发现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声音说话。”[27]

这些序言或跋语并不是装点门面的套话，老师们理解年轻学生的精神追求及其内心苦闷。最为关键的是，除了给予专业与诗艺方面的指导外，在学生们遇到挫折时，老师们还尽其所能帮助学生渡过难关。马朝阳在诗歌选集《走出荒原》和《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的后记中，诚挚地感谢了谢冕、蓝棣之、许嘉璐、刘锡庆等师长的支持。蓝棣之在为马朝阳编选的北师大学生诗歌选集《走出荒原》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记忆里，这些同学在校读书时，似乎颇有些形而上的苦闷，他们常常沉思于自己的‘内宇宙’，感情体验较深，执着于诗境的追求，总是在寻找精神的家园。相比之下，对于他们，形而下的苦闷是不在乎的。也许这就是一代一代的青年接近诗的深刻根源。”[28]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校长的公木曾经为《北极星》文学专号写了《做人与作诗》的序言。徐敬亚也反复提到公木的支持为他们的探索带来强大的精神动力，《崛起的诗群》本来是由公木亲自指导的学年论文，他让学校科研处把手写稿打印出来，还推荐徐敬亚参加“南宁诗会”。尤为值得珍视的是，这些老师们为学生们不成熟的探索进行辩护。鲁枢元在为无影的诗集《太阳雨》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不要害怕新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不同，不这样，便没有了生命的进化。其实，任何圣明也测算不出一万年后人的生命活动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不要害怕新的诗歌与旧的诗歌不同，不这样就没有了诗歌之林的常青，任何桂冠诗人也都不要希望把诗歌永远捆扎在自己的框架上。年青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的合理存在，由这种生命萌发出的诗，也是一种合理存在的自然。”[29]

让我觉得别具一格的是，郑朝宗教授在厦门大学采贝诗社主办的《鼓浪·采贝诗辑》发表了一首古体诗。在当时的文学氛围中，古体诗和新诗潮格格不入。可郑教授以淡定的心态，用传统的形式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许，鼓励不同的诗歌形式与诗歌风格各显神通。不妨来看看这首《偶得》：

擘海觑天岂敢期，

文章得失许心知。

尘羹土饭宁为古？

掠影空花未足奇。

语可惊人非泛设，

笔能摇岳有新思。

老成少作分拘放，

两样风神一味痴。[30]

在朦胧诗论争中，老诗人艾青、臧克家、丁力等都对朦胧诗提出了质疑，诗歌的代际碰撞成为诗坛的热门话题。在80年代大学校园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年长的诗人对大学生们的写作似乎更为宽容，不轻易否定新生事物。诗人辛笛在为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编印的诗集《蔚蓝的我们》写的序诗中有这样的诗行：“唯独夏雨既爽朗又痛快，/在风雨中孕育，/一旦成熟就闪电，/然后半空中响出一声霹雳；/即使瓢泼一阵也罢，/已经是还给闷热的人间/一个难得清凉的世界！/雨过天晴，/照得田野上发亮的/还有那满天的虹彩！”[31]诗人胡昭在为贾志坚的自印诗集《年轻的世界》写的序言中说道：“在当代青年中，我们见过‘浪荡无为’的，玩世不恭的，营营苟苟的，在蝇头小利上工于心计的……可谓所见多矣；可是更多的青年却在思索，在前进，这是使人欣慰的，这正是我们希望之所在。”他认为大学生自筹资金印行诗集难能可贵，“他们并没有因为是自费出版就对自己放宽尺度，也许正因为‘惜墨如金’，‘惜纸如金’而选得更加严格”。[32]

在校园诗歌发展过程中，为人作嫁的诗歌编辑同样功不可没。1981年初，甘肃的《飞天》首先开辟“大学生诗苑”，随后《诗潮》《诗林》《青年诗人》等刊物也开设“大学生诗”一类的栏目，使得大学生诗人们有了公开发表的专属园地。当年的不少校园诗人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大学生诗苑”编辑张书绅对他们的影响，他以自己的人格与专业素养，将许多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引上了诗歌的道路。从1981年2月至1991年1月，他一共编辑了108辑的《大学生诗苑》。在《〈大学生诗苑〉合订本》的“编者琐言”中，张书绅有这样的交代：“《大学生诗苑》的阅稿、退稿、选稿、改稿，甚至许多诗作的审稿与定稿，甚至与此栏有关的大部分事务性工作，通常由编者一人处理。因而这个诗栏及其合订本的优劣成败的责任是明确的，编者欢迎读者作者批评指正。”[33]《大学生诗苑》这个栏目在校园诗人中有巨大的号召力，一个栏目深刻影响了一个诗歌群体，而且持续了数十年，从1981年2月至2014年2月编辑出版了212辑，经历了张书绅、李老乡、辛晓玲、郭晓琦四任责任编辑，在当代文学期刊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于坚认为“《飞天》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最早的阵地”，“《飞天》甚至促成了一种叫作‘生活流’的诗歌流派，以其远见卓识推动了当代诗歌的历史进程，这是历史不能忘记的”。[34]当然，除了《大学生诗苑》的编辑之外，还有许多刊物与出版社的编辑以各自的方式热情扶持校园诗歌，他们的贡献同样不能被轻易遗忘与埋没。

在倡导素质教育的氛围中，现在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在讨论新环境下校园美育新的可能性。我想真正有效的美育，不能满足于开设若干课程、举办若干活动，水过地皮湿，那些不走心的形式转瞬间风消云散。而且美育也不能被束缚在单一的校园空间里，应该与社会力量协作，形成良性的互动。80年代的校园诗歌是一条蜿蜒流淌的精神暗河，她突破了校园的限制，在中国当代文化史、教育史、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诗歌在当时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青春语言，在许多人的生命中留下精神的刻痕。陆浪在《夸父诗集》第一辑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诗教会了我们虔诚，教会了我们乐观和勇力，没有什么比我们这样的字眼更能激动人心：热爱生命和渴望生活。”[35]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校园诗歌最大的贡献并不是培育了那些进入诗歌史的著名诗人，而是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的人格与趣味，培育了他们内心对理想与美的向往。不少校园诗人后来流入资本集中的出版、影视和商业领域，尽管诗教和美的教育并不能阻止人们随波逐流，但入心的教育和早年关于理想的记忆可能使他们有所节制和忌惮。至少一点，相比于那些少年时期就掌握了工具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诀窍的人们，他们对人文情怀还保持一些了解的兴趣，在惯性中保留了一些青年阶段的人文余绪。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项目编号：18ZDA26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朱子庆：《20世纪80年代的“诗托邦”》，姜红伟编著：《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2] 徐敬亚：《谁能同时站在两条彩虹上面》，姜红伟编著：《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3] 《编后记》，《复旦风》，复旦大学《复旦风》编辑部，1985年5月。

[4] 高殿江：《编后记》，潘洗尘：《多情的天空》，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编选，1985年，第120页。

[5] 本刊编委会：《交代几句》，《远山》1985年第2期，西北工业大学文学社，1986年5月。

[6] 宁宇：《鲜绿的三叶树》，张佩星、周翔、叶天蔚：《另一种寂静》，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社《寸草》编辑部，1986年，第4页。

[7] 姜红伟编著：《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

[8] 《南园文学》，南京大学南园文学社，1986年5月创刊号。

[9] 臧棣、西渡主编：《北大百年新诗·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10] 海翁编选：《未名湖诗选集（1980-1985）》，1986年印行，第7页。

[11] 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

[12] 荻帆：《紫色的星星——写在〈学院诗选〉前面》，于水主编：《学院诗选》，中国人民大学诗丛编委会，1986年12月，第2-3页。

[13] 于水主编：《学院诗选》，中国人民大学诗丛编委会，1986年12月，第182-183页。

[14] 宋琳：《序〈寂灭〉》，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编：《再生》，1986年12月。

[15] 延安大学布谷诗社编：《布谷诗选》，延安大学印刷厂1988年，封三。

[16][17] 阎月君、梁云、高岩、顾芳编选：《朦胧诗选》，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印行，第7、8页。

[18] 谢冕：《历史将证明价值》，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19] 《编者的话》，《新朦胧诗集》，辽宁大学中文系1986年4月。

[20] 老木编：《新诗潮诗集》（下卷），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812页。

[21] 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1页。

[22] 谢冕：《新诗潮的检阅》，老木编选：《新诗潮诗集》（上册），第Ⅲ页。

[23] 谢冕：《充满希望的〈未名湖〉》，《未名湖》1979年第1期，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79年10月5日。

[24] 谢冕：《序》，《大鹏诗刊》创刊号，北京大学大鹏诗社1990年3月15日。

[25] [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页。

[26] 方敬：《青春的诗》，《五月》创刊号，西南师范学院五月诗社，1983年7月。

[27] 谢冕：《五月的希望》，王茜、杜立德：《放大的孔》，1985年，第99页。

[28] 蓝棣之：《序》，马朝阳编选《走出荒原》，北京师范大学五四文学社，1988年10月，第1页。

[29] 鲁枢元：《序》，无影：《太阳雨》，郑州大学清潭诗社，1985年11月，第2页。

[30] 郑朝宗：《偶得》，《鼓浪·采贝诗辑》，厦门大学中文系《采贝》编辑部，1981年1月10日。

[31] 辛笛：《献给夏雨——代序》，《蔚蓝的我们》，夏雨诗社，1983年4月。

[32] 胡昭：《求索者的歌》，贾志坚：《年轻的世界》，延边大学天池诗社，1985年9月，第5-6页。

[33] 张书绅：《编者琐言》，《〈大学生诗苑〉合订本》（第1册），飞天文学月刊社，1989年2月。

[34] 于坚：《历史不能忘记》，姜红伟编著：《大学生诗歌家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35] 陆浪：《奔向太阳》，《夸父诗集》（第1辑），南开大学夸父诗社印行，198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