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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8日，南京。首届凤凰作者年会隆重举行，在雄壮的颁奖音乐声中，周勋初与刘东、孙晓云、格非、曹文轩一道荣获象征最高荣誉的“金凤凰”奖章。

在所有获奖者中，周勋初是年纪最长的一位，组委会宣读的颁奖词赞誉他：“博综文史，融通古今，著作等身，桃李满门。”短短十六字，重如千钧，描绘出一位九旬老人辉煌的学问事业。

时间回到2000年，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更名凤凰出版社）问世，涵括《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等16种著作。这些著作时间跨度由先秦直至近现代，范围横跨文献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具体包括楚辞学、诸子学、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如此广阔而精深的学术成果，在当今学界，罕见俪偶。至2021年，新版《周勋初文集》陆续问世，周勋初仅在凤凰出版社所出的著作已超过30种。

著述等身，周勋初当之无愧；“专通结合，又专又通”，周勋初实至名归。何以形容周勋初的学问天地？南京大学教授张伯伟曾在一次小型读书会上如是概括：“规模宏大，见解通达，常常能够从一般人意想不到处着眼，而结论却餍服人心。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学术境界。”

人生甘苦汇入学术长河

1953年，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的周勋初，感到人生一片灰暗。在许多同学因国家建设需要提前毕业时，周勋初却因肺病多年而耽误学业被困于校园。前途茫茫，无所适从，周勋初思来想去，决定继续学习。

经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方光焘特别批准，周勋初得以留校学习，并集中精力向著名文史专家胡小石学习中国文学史。这是胡小石最后一次开设中国文学史课。可第一次上课，因一些原因，周勋初却被挡在教室门外。后得到方光焘的帮助，周勋初才获得宝贵的学习机会。在这门课上，根据胡小石的指引，周勋初不断在课外找书看，最终奠定了学问路上的第一块基石。

1954年，周勋初从北京考回南京，跟随胡小石读副博士研究生。1959年，周勋初全程听讲了胡小石开设的《楚辞》课，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便赶忙将研习《楚辞》的所思所想写了下来，后定稿为《九歌新考》。《九歌新考》以其综合性文化研究的特色，成为新时期“楚辞学”研究的重要创获，收入《楚辞著作提要》《中国诗学大辞典》等工具性著作词条中，广受赞誉。

人生的甘苦与学术的繁荣，在周勋初身上有着奇妙的融合。以至于晚年的周勋初在回首人生与治学时，常惊觉人生的匪夷所思，他评价自己大半生是“人生实难”，总结个人的学术则是“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此语并非弘一法师“悲欣交集”的翻版，而是他人生真实的写照。

17岁时，周勋初突然大口吐血，才知患了肺病，此后卧床整整三年，靠当时新输入的链霉素才挽救一命。为给周勋初治病，周家卖了20亩土地，生活遂由小康转入困顿。而周勋初父亲虽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系，但人至中年，每感捉襟见肘。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周勋初考入南京大学，得以享受国家医疗政策，方慢慢将病养好，算是保住了“革命的本钱”。

坎坷的遭遇，使周勋初对学问和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的论著常浸润着这些生命的体悟。周勋初说：“我很珍惜在人生最黯淡时得到的温暖。”他写了一系列纪念方光焘、胡小石等老师的文章，固是出于学术史的自觉，也寄托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他写李白的一系列论文，揭示“诗仙”之于家人、之于亲情的爱护，也未尝不是因个人遭际而对人生的深入体味。

文史研究结出丰硕成果

20世纪70年代，周勋初写下《〈韩非子〉札记》一书，1980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日本东京大学法律系长尾龙一教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读到此书，不禁赞叹：“在那儿，我发现了研究韩非子的、具有敏锐智慧和渊博知识的大陆学者周勋初的著作。在特殊年代的狂风暴雨中，居然有这样的智慧幸存下来，这使我深为感动。”这段话，是周勋初丰硕著述显山露水的一个缩影。

1974年，周勋初奉命参加法家著作《韩非子》注释组，负责拟订体例和统稿等工作。尽管是奉命工作，却得以避开其他风波，专事读书写作。在注释过程中，他们向工农兵取经，外出征求国内数十所高校意见，因而得以饱览祖国山河。在外出访书过程中，周勋初亲手翻阅诸多珍善秘本，曾在北京图书馆发现翁同龢兄长翁同书批校的《韩非子》（《管子》《韩非子》合刻本）。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正挥师与太平军作战，此时他一边校书，一边逐日记载与太平军战斗的进程，是书遂为古籍批校本之特例。此材料数十年无人问津，自周勋初披露后，直至2017年，北大博士冯坤才据此写成《翁同书的军中校书日记》，发表在《读书》杂志。

《韩非子校注》出版后，著名韩非子研究专家陈奇猷在介绍20世纪韩非子研究成果时说“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韩非子校注》”。彭鸿程在《近百年韩非研究综述》中说：“尽管‘文革’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但压抑中自有一份韩非子的犀利在。1976年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完成的《韩非子校注》，‘利用各大图书馆珍藏的韩子善本，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韩非子》加以全面整理’，力求达到‘科学性和通俗性相结合’。在当时产生的法家著作整理本中，惟有这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方针，后又作了反复的修改’，受到了读者和专家的好评。”

在从事《韩非子校注》的工作中，周勋初思维极为活跃，心得极多，而《校注》一书无法全部吸纳，因而他效仿清儒治学，写下48篇札记，最终形成《〈韩非子〉札记》一书。《〈韩非子〉札记》综合运用版本目录学知识，在先秦思想史、文化史领域纵横驰骋，涉及政治、历史、哲学、经济、文学、文献等各个方面，抉微发覆、精见迭出。1980年，《〈韩非子〉札记》出版后，周勋初写了一本普及型著作《韩非》，从而形成个人独具特色的“韩非子研究系列”。

事实上，《〈韩非子〉札记》与收录在《周勋初文集》中的《九歌新考》《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等16部书一样，体现一种文献学与文史综合研究的特色。周勋初认为：“在历史上，无论是一种风尚、一个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是纷糅交错地呈现出来的，后人当然可以分别从文、史、哲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若能作综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

从出版的著述看，周勋初在先秦、魏晋南北朝、宋代文学、近代学术以及文学批评史等方面均有专著，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曾誉之为“贯通历代、弥纶群言”。其中以唐代研究成果最丰硕，也最能体现其“文献学与综合研究”的特色。除《高适年谱》、李白研究成果三种外，周勋初尚有《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唐语林校证》，主编有《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以及《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等。而这些著述，大部分都是周勋初50岁以后的作品。

这些著述不仅数量可观，成就同样令人惊叹。以李白研究三种——《李白评传》《诗仙李白之谜》《李白研究》为例，周勋初联系李白的家世、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剔骨葬友的奇特行为等进行探索，涉及宗教信仰、仕宦出处、文艺爱好、民族观念等领域，从多种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发掘李白的文化特征，提出李白为多元文化的结晶之说。这些成果为李白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周勋初文史研究成果丰硕，综合研究、锐意开拓，是他的终生追求。他也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座右铭，勉励自己在学术上不断开拓创新。

绍述师说以弘扬优秀传统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再度崛起的时代，西学汹涌，百家争鸣，如何探索中国传统文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此间，周勋初于西方理论潮流之外另辟蹊径，通过申述师说，唤醒传统治学法门，续接东南学统。

亲炙于胡小石、汪辟疆、罗根泽等老一辈学者门下，周勋初对东南学术均有继承。对罗根泽擅长的文学批评，周勋初早在1981年就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对东南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黄侃，周勋初1985年写下《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心雕龙札记》，即以这篇文章为导读。此文源于1985年程千帆先生在中山陵举办的黄侃百年纪念会，当时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多为小学方面内容。程先生认为，黄侃建树多端，在文学上也卓有成就，就让周勋初写一篇有关《文心雕龙》的文章。周勋初通过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信息，发现清末民初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期间发生的纷争。这一时期，以姚永朴、林纾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逐渐被黄侃、刘师培所代表的文选派所取代。可时隔不久，新文化运动兴起，桐城、文选两派均退出历史舞台。周勋初认为“这是近代学风演变的一大交会”，而近代学术方法及关怀之一大转折也于此可见端倪。这种对师说的阐扬，因而有回归传统学术的微义。

绍述师说，还基于师生情感的真诚流露。周勋初走上教书与治学之路，受老师影响很大。为了让周勋初留校，方光焘等人甚至与人事秘书发生正面冲突。胡小石对上级表示，自己女儿毕业分配等问题从未提过要求，但这次希望组织慎重考虑周勋初。晚年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周勋初深情地说：“我在最艰难的时候能一步步走过来，也主要得益于老师们的帮助。”

在周勋初看来，绍述师说还是明学问之所出的一扇窗口。他写《九歌新考》一书，其中《东皇太一考》一文就是申述师说而成。他认为，学术传授就像接力赛跑中的传棒一样，老师探讨某一问题有些想法没深入下去，学生听后觉得还可开拓，应当继续发力，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学说。

尊重老师、尊重学术，写纪念文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不断总结老师们的治学经验，发扬学风，延续学脉。在这方面，周勋初与程千帆不谋而合，1990年，周勋初操办“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三教授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陆续出版《胡小石论文集》《汪辟疆文集》《胡小石文史论丛》等。直至2018年，周勋初在《人民日报》谈《守护我们的师道传统》，念及老师，他还深情地说：“弘扬师道，不仅要把老师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传承下去，也要注重学风传承，不断拓展师辈学术。”

周勋初所在的南京大学，是东南学术重镇。弘扬这一学术传统，并将这一传统与自身的研究相结合，是周勋初新时期以来自觉承担的重要学术责任。

20世纪东南学术，有黄侃等人的“选学派”，这一派因《文选》地位的升降而在地位上有浮沉，引起周勋初的思考。此后在《文选》研究方面，他花费许多功夫，较早揭示了《文选》在近代的遭际。

对那些隐而不彰的学术史，周勋初有意抉摘阐微。他敏锐地注意到胡小石特别善于讲课，在一众老辈学人中十分突出，因而在80年代写下《胡小石师的教学艺术》。

在“中国文学史”掀起研究热潮时，而东南学者的贡献未得重视之际，周勋初时常与程千帆讲起胡小石在文学史建设上的重大贡献，可惜只留下不易见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上册）》，因而周勋初撰《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点明胡小石对早期中国文学史核心论述的重要贡献。

一千多年前，韩愈在《师说》中写下“古之学者必有师”。一千多年后，陈寅恪写下《论韩愈》一文，言简意赅，道尽这位古文大师的贡献。陈寅恪这篇文章，周勋初十分欣赏，因绍述师说也是他的学术旨趣所在。

“新朴学”里的金针度人

2021年7月9日，在江苏第十一届书展主场馆内，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徐兴无、童岭等周勋初及门和再传弟子，围绕新版《周勋初文集》，将周勋初治学经验总结为文与史、博通与专精、宏大与细致“三结合”。

周勋初治学“三结合”的融通之道，根本原因在于不赶时髦，不盲目追逐新理论，而是从传统方面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始终重视文献学的基础。2000年，中华书局程毅中编审在《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一文中评价周勋初的研究是“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

这一鲜明的学术品格，与周勋初较早对研究方法形成自觉有关。早在1983年，周勋初就开设一门“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选取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汉魏博士考》二文，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论韩愈》《韦庄秦妇吟校笺》三文，进行分析。课堂讲义后编入《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中，重印数次，此书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必读书目。

周勋初不仅善于私淑，更善于亲师取法。在从胡小石研治《楚辞》过程中，周勋初总结出胡小石研究的三个基本方法：开阔视野、理论启发、材料甄别。张伯伟认为：“这是互有关联的非常重要的‘金针’。”

善于从学术史中吸取经验，寻找突破，由此构成周勋初治学的一大特色。周勋初认为，文学问题不能仅限于纯文学方面的研究，还应从源头上探讨，从学术史的高度来俯视。

许多年后，周勋初的学生、南京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徐兴无仍然记得老师课上的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中国传统学问归纳得多，演绎得少，至于胡适等人，始多运用推论、假设、演绎等方法；二是周先生区分了晚清到民国时期三个重要的学术流派，章黄学派、康有为一派、王国维陈寅恪一派，并认为今人应当做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因其中既有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有文化关怀在。

这种鲜明而自觉的学术意识，使得周勋初从不将学问之道视作枕秘之物，而是悉数公开，以示后学。马来西亚留学生余历雄是周勋初的“关门弟子”，在周勋初的指导下，他将2001年2月至2004年1月的问学笔记，整理成了《师门问学录》（目前已出第三版），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生治学的津梁。

2011年9月至2014年11月，周勋初还应邀在《古典文学知识》上写了20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后编为《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一书，由凤凰出版社于2016年9月出版。

这些著述的出版，显示周勋初的治学坦荡，鸳鸯绣罢，又何妨金针度人。

魏晋风度与君子之交

周勋初的治学是坦荡的，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周勋初也十分坦然。他说：“人的一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不必为自己的点滴成就而自我陶醉，也不必故作谦虚而妄自菲薄。”这种清峻通脱的气质，好似魏晋中人，也令他收获许多君子之交。

提起老师周勋初的学术研究，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总不自觉地将其与魏晋风度联系起来。在他眼中，周先生身姿玉树临风，为人洒脱自然，文章简洁明快、清峻通脱，处处透着魏晋风度。而周勋初半生所处世情之险，却总能“以不变应万变”，随顺世缘，最终达成“无为而不为”的境界。

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与周勋初因唐代文学结缘，晚年罗宗强患病在身，两人一年中不过有几次电话相叙。2019年底，作为粤东画派的重要传人之一，罗宗强想要出版画集，周勋初先生当即请著名书画收藏与鉴定专家萧平帮忙。他们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挑选画作，最终完成了罗宗强画集的选定。

罗宗强去世后，周勋初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此情永忆》一文追念两人交谊。他说，罗宗强“对自然界的美景，总是尽情享受，即使体能有所透支也在所不惜”。他又把罗宗强和陶敏为其主编《全唐五代诗》申报国家出版基金写的推荐书附录文后。死生契阔，周勋初以文字悼老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卞孝萱拟从北京调回江苏老家工作，原本要去江苏教育学院工作，但卞孝萱到了南京之后，程千帆和周勋初认为卞孝萱到南京大学工作更好。由于程千帆的热心帮助，周勋初出面四处奔走，卞孝萱最终留在南京大学工作，从此开启二十多年的令学界称道的“南大缘”。

周勋初说，治学孤掌难鸣，需要“得道多助”。由于偶然的机缘，周勋初得到横山弘、兴膳宏、刘显叔等数十人帮助，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为新时期的《文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为编成此书，周勋初调动了整个东亚汉文化圈的文脉，最终拼接起这一撕裂的宝贵残卷，为新时代的东亚文明交流写下漂亮的一笔。

以文会友，是周勋初一贯的坚持，但他并不乐意与人套近乎。然万法唯真，周勋初并不缺乏友谊，在学术路上甚至每多能与“古人”相亲。

在编辑《宋人轶事汇编》时，周勋初因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赵昌平的介绍，结识浙江平湖某航运公司驻沪办事人员葛渭君，赵昌平说“葛渭君是一个古人”。此后，周勋初与葛渭君两人仅在1998、2005、2013年见过三次面，而葛渭君就花了十多年时间整理笔记小说等内容，为这部书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在王华宝、周子来、严杰等人的帮助下，周勋初主编的皇皇六大册二百多万字的《宋人轶事汇编》在2014年顺利完成，并获得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周勋初身躯伟岸，腰板挺直，银发纹丝不乱，这是他给人的一般印象。有一次出差，出租车司机忍不住据此推测周勋初是一位将军。笔者在拜访周勋初时，尽管早早预约，但进门相见时，周勋初仍专注地躺在床上看书。在学术高地上，周勋初恰似一位将军，而在生活中，周勋初又如魏晋人一般洒脱。他的举手投足之间，自具一种天然的趣味。

放手去写吧

因为自己的写作经历，也因为对于年轻人现实的关切，周勋初在学术问题上从不发迂腐之谈。他认为，在研究中只要有新发现，不妨多写一些。这是受到老师罗根泽的影响，罗根泽曾告诫他说：“你们年轻人要多写东西。要趁着年轻写。年轻人顾虑少，年纪大了，顾虑多了，也就不太好动笔了。”这种经验之谈，鼓舞了周勋初，60岁以后，周勋初屡有著作问世，直至年近九十，仍撰写《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一书。不能不说，这与罗根泽的教诲有关。

当然，放手写文章不意味着乱写，更不是说别人说过的话，而是讲自己确有心得的新见。这方面，周勋初服膺乃师胡小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研究气概，故他自己写论文，最厌恶人云亦云，“总想发前人未发之覆”。而这就需要非功利地读书，以便读书得间。记得初次拜访时，周先生得知笔者研究清代文学后，仍不忘说，你应当熟读几部先秦的典籍，《孟子》《庄子》《韩非子》这些书总是要熟了，清代的研究才能做好。他曾把读书比喻为蜘蛛结网，以为书网越织越大，捕获有价值者的概率就越大，甚至还能收获意外之喜。

如今已是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的蒋寅教授，20世纪80年代末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周勋初叮嘱道：“到文学所工作，自己一定要抓紧。”周勋初见过许多研究条件很好的学者，半生下来却成果寥寥，故蒋寅临行前，他忍不住以“蒋生勉乎哉”相勖。二十多年后，蒋寅回首在文学所工作的日子，对这段话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他认为：“除了老师强调的勤奋之外，我更将写作视为一个知识酝酿和思想激发的过程，肤浅的认识和粗糙的想法可以通过写作过程的充实、磨砺、锤炼而臻深厚精善。”此言可谓深谙师说。

前些年，常有青年学人向周勋初抱怨写论文难，周勋初以早年迅速写完《九歌新考》为例予以劝说：“只要你对某一问题考虑成熟，找到了症结所在，那么行文之时必然势如破竹，几万字的文章不日即可完成。”

2015年，周勋初先生作为第一主编的《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出版，2022年这项卷帙浩繁的工程即将圆满完成。而周勋初担任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未来将有3000册成果面世。

年逾九旬的周勋初正以适合自己的方式，继续学术长青之旅，不断与学术事业一道谱写新的华章。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获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国现代文体学研究”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