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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怎样对待学生的无理攻击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陈福康  2022年11月07日08:09
关键词:郑振铎

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在1930年代初在北平问世后,立即受到了热烈的好评。例如,赵景深在1934年为《我与文学》一书写的文章中,盛赞此书材料新颖广博,叙述美丽流畅,尤其在小说、戏曲等方面论述了别人从未曾见过的作品。1935年,《人间世》杂志在学术界与读书界发起推荐“五十年来百部佳作”,著名学者、作家叶圣陶、夏丏尊、赵景深、陆侃如、冯沅君、章锡琛、王伯祥、徐调孚、周一鸿等人,都热情地撰文推荐了此书。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则在1933年3月日本《书志学》杂志上介绍了此书,称赞郑振铎特别对中国戏曲、小说有研究。长泽还认为,日本汉学家写的中国文学史,与此书不可同日而语,实在差远了。事实上,直至九十年后的今天,很多国家的中国文学学习者和研究者,还都把此书作为入门的向导与必读书。

但是,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世后也曾遭受到令人惊诧的酷评。当时全国唯一公开发表贬评文章,而且是全盘否定此书的,是吴世昌。而吴是郑振铎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直接施教的学生。

吴世昌先是在1933年3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此书的第二册,谈了在变文产生年代、词的起源、对唐诗的评价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这些本来是可以商榷讨论的,但是,吴文态度与用语都轻薄恶劣得惊人。例如,郑振铎书中提到唐代李群玉的诗“风格如温李而略为明畅”(按,后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亦有相同看法),吴对此表示“不免令人要大惊小怪”,“因为翻到李群玉诗,使我对于郑先生书中的史实的真确,根本怀疑。……我本来对于这本书的最低限度的信仰——本书至少可为中学生作参考书翻一下的信仰——至此已不得不根本动摇”。吴某甚至还横蛮地教训起被公认为学识渊博的自己的老师,说郑振铎根本就不配写这样的书! 且不说传统的尊师之道,这哪里还有一点点起码的学术态度? 当时远在上海的“皆非素识,绝无偏袒之见”的陈子展教授,就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指出:“吴先生为文态度,似在陵轹他人,轶出讨论学理范围。”

对此,郑振铎只是写了一封信给《新月》编辑(载6月该刊),就有关学术问题略作答辩,“其余的空话,实在没有工夫去一一的分辨”,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泱泱风度。可是,吴世昌非但不接受郑振铎的答辩和陈子展的批评,却又在1933年10月29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信,说什么郑振铎声辨的五点,“其中只有最后一点的半点有理由(而这最后一点在拙文中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的五分之一)”,还无中生有地说连这“最后一点”也“据说是请某教授代作的”云云。这样一些刁钻促狭荒诞横蛮的话,即使我现在读起来,也感到义愤。但郑振铎却没有写反驳文章。

1934年3月,吴又在《图书评论》杂志上发表批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长文,其中虽然偶有挑对的地方(郑振铎后来再版时即改正之),但也有不少是胡批。如对六朝书简文,郑振铎明明是相当重视的(例如书中指出王羲之的书简为“六朝简牍的最高的成就”,认为六朝书简文还能见出当时一部分社会情态与文士生涯等),吴却说被遗弃了。但吴这回写的文章中总算也承认了:“平心而论,郑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这比起在前回《新月》上的那篇来,态度似乎大有转变。我认为,这是与郑振铎异常难得的学者、师长风范有关的。

当时,吴虽然那样无理、无礼地攻击他,但他却仍然认为吴是一个略有才气的和爱国的学生,因而不予计较,继续爱护和帮助吴。(按,当时郑振铎是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工抗日会主席,而吴世昌是燕大学生抗日会负责人之一。郑、吴还和顾颉刚联名发表过有关公告。)郑振铎在创办《文学季刊》时,曾培养过很多北平的学生,发表过他们的作品。郑振铎也一视同仁地请吴世昌写稿。在1934年元旦出版的该刊创刊号(须注意,是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吴的论文《诗与语音》(吴文中写道:“谢谢西谛[按,即郑振铎]先生督促我,得以写成此篇。”)当时,刘半农教授看了此文后,给郑振铎寄来了指出谬误的文章,郑振铎又把刘文交给吴看,并热情鼓励吴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还表示可以在发表刘文的同时发表吴的答辩文章。吴世昌写成《〈诗与语音〉篇的声明和讨论》后,郑振铎就拿去准备刊用,后因故未能刊出,还特地写信向吴解释。(吴文后载1934年10月19日《北平晨报》,上述经过即是吴在文末自述的。)郑振铎当时已是闻名国内外的大学者、教授,刘半农当然也是,而吴世昌还不过是初出茅庐的一个普通学生。郑振铎能够这样关怀、帮助吴世昌,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 真可以借用吴后来教训别人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来说:“这是何等风度,何等胸怀,何等虚心,何等实事求是!”(《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