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文尝试从周立波和柳青在1940年代后期的创作实践经验切入，讨论《讲话》所对应的中共政治与文学实践之间的“社会”空间的呈现角度与构成方式，以此辨析革命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方式的多样可能，以及这种文学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可能意义。

一 引言：从两次小说座谈会谈起

1949年前后的革命文艺界随着朝迁市变而进退损益，其中有两次小说座谈会格外值得注意。一次是东北书店1948年4月出版周立波《暴风骤雨》上卷后，东北文学工作委员会（严文井主持）于5月19日召开《暴风骤雨》（上卷）座谈会。另一次是1950年1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柳青《种谷记》座谈会（1947年5月，柳青写完《种谷记》）。

1948—1950年期间召开的两次座谈会并没有直接关联。相反，某种意义上，这两次座谈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1948年5月召开《暴风骤雨》座谈会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尚未开始，革命进程还难说胜利在望；而1950年1月在锦江饭店召开《种谷记》座谈会时，全国已基本解放，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召开已有半年，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也将在4个月之后召开。这一历史语境的差异连带着座谈会的主题差异：《暴风骤雨》座谈会侧重讨论小说与政治的配合关系；《种谷记》座谈会侧重于新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如何学习老解放区文学传统。

这也可以从参与这两场革命文艺座谈会的发言人的背景差异看出一点端倪。《暴风骤雨》座谈会的发言人有：宋之的、草明、金人、赵则诚、黄铸夫、马加、白刃、李一黎、舒群、周洁夫等；《种谷记》座谈会的发言人有：巴金、李健吾、周而复、唐弢、许杰、黄源、程造之、冯雪峰、叶以群、魏金枝。相对来说，《暴风骤雨》座谈会的发言人多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种谷记》座谈会的发言人主要是国统区文艺工作者。虽然发言人来自不同地区，经验不同，但对待两部作品的态度却颇有相似之处：他们对这两部小说都有诸多不满。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对《暴风骤雨》配合政治不够及时准确感到不满；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对《种谷记》整体艺术水准同样颇有微词。他们都表现出对《讲话》后创作出的这两部小说的不适感。

比如，同为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东北土改的作家马加在《暴风骤雨》座谈会上认为：

……这书（《暴风骤雨》上卷）所写的故事，是发生在四六年七月到九月间（萧队长回县）。这个时间，正是干部下乡，反奸清算的阶段（煮夹生饭是在十一月以后）。当时到处点火，到处燃烧起斗争，刮了一阵风。斗争不彻底。不彻底的原因，表现在领导干部上右的思想，对地主过多的照顾。未能贯彻群众路线，于是发生包办代替。另一主要原因，群众本身存在着思想顾虑，好人不敢出头，狗腿子钻空子，变成了夹生饭。这夹生饭是带着普遍性的，也很严重。但是，在这一部书所写的，村子里的工作却是很成熟。接连的进行了三四次斗争，分地分浮，打垮胡子，枪毙韩老六，建立村政权和农会。而一些村干部又是那样的积极，坚定，夹生的程度不多。从运动的阶段上来看，书里所写的生活是否和历史实际有些距离？[1]

马加质疑的重点是，既然《暴风骤雨》故事时间的设置对应于革命现实实践时间，其情节设置为何与革命实践实际走向出入巨大？1946年7—9月的革命实践中明明出现过多照顾地主，领导干部工作不成熟，群众没有被发动的局面，而小说的情节设置却变成了明确打倒地主，干部态度坚定和工作成熟，群众积极配合等，由此造成小说事件矛盾重心和矛盾化解方式的脱离实际。对于《讲话》所要求的文艺配合政治来说，这样的小说设置，能够具有政治、现在也是小说所要求的效果吗？文艺到底怎样把握现实呢？

在《种谷记》座谈会上，国统区作家许杰认为：

我看完后，总的感觉是沉闷，无大波澜，人物不突出，故事也不曲折。以题材讲，也只是一个短篇小说的题材。在我想来，作者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所以，他把自己所熟悉的一切，一切都要写进去。这样一来，就使我们一直看下去，感到故事发展太少，叙述解释过多了。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细磨琢雕的东西，和赵树理的小说不同，和《高干大》也有些不同的。我怀疑是作者受了西洋小说细腻描写的影响的，所以有些使人家不愿看下去的感觉。但看完了以后倒也觉得有味。不过故事进展少，变化也少。……如果工农兵看了这本书，是否能体会到书中的政治教育意义呢？所以从政治教育意义上来讲，主题不够明显。这本书，写人物还是有点东西的，但不够生动，不够突出。……故事发展没有壮阔的波澜，沉闷。……赵树理的小说一句一句都有故事，而柳青的则很多是空洞的。[2]

与《暴风骤雨》座谈会多质疑小说把握现实的准确度相反，许杰及众多国统区作家对现实主义小说准确反映现实到沉闷的程度，表示困惑，认为作为解放区文艺新探索的《种谷记》在艺术美学上是不成功的。许杰调出他熟悉的认知框架，希望看到如赵树理或欧阳山那种人物突出、故事曲折的长篇小说，而《种谷记》将现实主义发展到这种“沉闷”“空洞”形态，有必要吗？这是不是知识分子过于沉溺于自我的“细磨琢雕”？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能达到对工农兵的政治教育意义吗？

这就出现了至少三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竞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以及多种文学标准的交锋：基于现实主义的准确反映现实的艺术要求、不一定基于现实主义的生动反映现实的艺术要求。这是否就是《暴风骤雨》和《种谷记》的新尝试新突破的问题所在，我们后面还会展开。但就目前而言，评论者困惑的是，如何理解这些现实主义的新发展新突破？文学与革命、文学与现实之间，到底应该发展出什么样的关系和形态，才最有利于我们感知现实、理解现实、推动实践？

就参加座谈会的草明、马加、许杰、巴金、唐弢等人来说，对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发展娴熟于心。但他们还是对《讲话》后的这些革命现实主义新作品感到不适。五四以来引进的无论哪种西方文艺传统，都为评论家提供了某些规范，他们可以从人物形象是否鲜明、情节是否引人入胜等标准来衡量作品。但《讲话》后革命对文艺作品的要求，实际上挑战了这些既有的文艺标准。

这并不是说政治不再要求人物形象鲜明、情节引人入胜，而是说，政治对于选择什么样的人物以及哪些情节有了新的要求和期待。比如，《讲话》要求文艺首先必须参照现实政治的需要去及时反映现实，而革命政治总是需要面对现实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方针，这就使得此时对于文艺的衡量和要求，也需要从某种固定的、易直观掌握的审美标准中脱离出来，重新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现实关系中，甚至需要随时重建这种关系性的动态中来考量革命文艺作品。哪种人物更配合哪个阶段的政治任务，选取或设置哪些情节来表现政治所需，都变得没有定论。并不是任何生动鲜明的人物都可以无障碍或无中介地适合政治所需。这也是后来革命评论家们会质疑《阿Q正传》的原因之一。但哪种人物才能更精准满足现实政治所需，《讲话》没有明确规定，作家们也没有既定标准可参考。

对于《讲话》后的现实主义来说，作家—现实—作品这一环节流程，现在多出了一个“政治”。这是《讲话》后的文艺要求区别于1930年代左翼文艺，也区别于西方现实主义文艺的关键环节。这也是以前的文艺思想很少处理的问题。西方文艺思想没有深入处理过，中国文艺思想在《讲话》之前也没有处理过（即便是在理论中有涉及，但具体如何在创作中落实，这是没有定则的）。苏联文艺思想虽有相关规定，又不能直接对应于中国的现实。多加入的这个“政治”到底对文学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意味着什么？文学要如何准确理解变化着的政治？如何理解政治所着力的现实构成？如何创作出配合政治的作品？这些都成了对作家的新挑战。新标准尚未定型所带来的，是创作和评论层面双重的文艺尝试、纷争和调试。

二 1940年代后期革命现实主义内在脉络的分化与发展

考察《讲话》在现实主义内部引发的震动对于我们理解1940年代文艺格局，并在差异性格局中把握《讲话》的特别性，有着关键性作用。就1940年代横向文学发展来说，学界一般依据战争局面将之划分为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从纵向的左翼文学发展来说，学界一般叙述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1940年代的延安文学—1950年代后的社会主义文学。

较有代表性的是近期钱理群发表的论文中所述：

（我）提出了1940年代作家（知识分子）对于“战争”的两种观察、体验方式：或立足于“国家（民族）本位”“阶级本位”，这就能决定了其创作的“爱国主义”的总主题与“抗战”题材的选择；或立足于“个人本位”“人类本位”，更关注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困境，更具有人类学普遍意义的困惑与矛盾。由此决定了四十年代作家对于战争存在着“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和“非（反）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凡人化的”两种不同的体验方式与审美方式。进而产生了“戏剧化”的小说与“非（反）戏剧化”的小说这样两种小说体式。但这种描述实际上没有推进到对历史内在构成力量的把握之中。[3]

钱理群将1940年代的文学区分为具有内在差异性的两种：“国家（民族）本位”“阶级本位”，或“个人本位”“人类本位”，并进一步引导出“爱国主义”与人类学普遍意义的个体生命困惑与矛盾的差异。这样的区分暗暗对应于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历史思想主题差异。但即便这样的区分可以成立，那1940年代的民族本位和阶级本位中，是否也包含这一时期某些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某种内在要求呢？如果是，那更准确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表述为，为什么1940年代的“阶级本位”具有可以召唤个体生命内在要求的时代内涵？为什么同样的阶级本位，在1930年代，却无法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感召力？如此一来，我们就需要再深入理解，解放区的“阶级本位”的历史实践中，开展出了什么样的不同于1930年代的新形态，而不是直接将1940年代的精神思想简化为阶级本位和个人本位的对立。如此一来，1940年代就不是一个可以从后设的视野观察到的稳定的、平衡的三分格局，而是在一个巨大体量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的某些群体在某些区域探索新的历史—社会结构关系，这种探索又尚未扩展及全体，其他区域也在根据自身历史—社会状态探索不同出路而形成特定历史时期的竞争性差异性格局。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解放区文艺的新探索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新的历史关系结构中展开的，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探索方向？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探索又是在什么观念意识和历史结构基础上展开的？对于理解1940年代文学发展的内在脉动来说，不能直接或只处理此一时期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文艺所直观呈现出来的差异性。钱理群继续谈到1940年代文艺的特质：

而现在要对这些实验性作品做文本细读，就不能不注意到：“说书人叙述的插入”，“隐含作者的显隐变换”，“中心意象的营造与转移”（萧红）；“耀眼的、怪异的、华丽的、雕琢的、繁富的美”的价值（李拓之）；追求“抽象的抒情”，“小说（与诗）的哲理化，语言的具象性与抽象性的融合”（沈从文）；“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端木蕻良、骆宾基、萧红）；在民族化声浪铺天盖地之下，“死不媚俗”的姿态，大张旗鼓加强欧化色彩的自觉对抗（路翎）；“在俗白中追求精致的美”，构建“纯净的语体”的语言实验（冯至、赵树理、孙犁）；拒绝“诗化”，追求议论、描写、叙述结合的“散文化小说”新模式（废名）；才华泛滥，过度追求多义性、丰富性、可分析性的“意义的充溢（爆满）”（张爱玲）；诗性的描写语言与质朴的叙述语言，个人话语的压抑与偶尔突显，群体语言中军事、政治斗争与地理政治语汇的游戏化，造成的充满“语言缝隙”的小说文本（卞之琳）等。[4]

钱理群注意到了学界之前不够重视的1940年代文艺的实验性努力，这一发现对于突破革命文学认知框架来说，很有意义。但他的这一理解更多是着眼于国统区、沦陷区作家们创作实践的形式层面，恰恰没有内在于他试图突破的革命文学的形式实验来突破革命文学的认知和叙述，这就忽视了对于1940年代或对于五四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而言，1940年代文艺最大的实验性之一，来自《讲话》对文艺的新要求，以及这种新要求对文艺内部各环节造成的巨大挑战。

这一挑战性在于文艺形式的历史构造机制的改变。如果笼统地说，国统区、沦陷区文艺家们的实验性并没有打破作家—现实—作品这一环节流程，那解放区文艺由于“政治”的加入，却直接打破和重构了文艺之前的创作规范，也打破和重构了这种创作规范所连带出的文学感知方式、组织和叙述方式。要理解此时的革命文学，则需追问诸多文学之外、又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比如，《讲话》前后，在抗战生死攸关的情境下，中共为何如此重视文艺问题？为什么诸多出身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家会同意要经由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解来感知和抵达现实，而不是经由国民党的政治理解来感知和抵达现实？作家如何经由这种政治理解来抵达现实？丁玲、周立波、柳青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会直接在小说中写政治政策？怎样写政治政策才是成功的小说？写定的政治政策，又要尽力避免成为教条化小说，这对作家感知现实的角度、层面、路径，以及小说的叙述方式、语言、抒情性、结构、人物、情节构造同样提出了巨大挑战。这些小说形式上的新探索，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诸多探索同样是实验性的。

换句话说，1940年代小说在不同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解放区文艺在新的历史机制牵动下，对之前的整个文学创作规范提出了新挑战；而国统区和沦陷区文学的发展是在既有文学理解下的新探索。这两方面各有自己的新发展，都值得重视。但不能简单将1940年代小说的实验性发展集中到钱理群所认为的领域和层面之中，而将革命文学统称为延安《讲话》文学，忽视其对整个文学理解和实践的挑战性。

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发展到20世纪，焦虑之一是个别性与总体性的矛盾。卢卡奇在1920年代的主要困惑和工作重心即在回答这一问题。而《讲话》对文艺提出的挑战性之一在于，在个别与总体之间，要加入一个“政治”作为中介。个别与总体之间，不是通过哲学、宗教、直觉、文化，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来作为链接中介。政治这一因素被突然提升到“文学—现实—作品”的结构性位置，这实际上会导致作家在面对现实时的整个感觉意识和感受机制、书写机制的全面改变。如此一来，1940年代文学的关键发展环节就不只在于外在战争格局的差异引发的文学内在发展路径的差异，不只在于一个强调民族、阶级，一个强调个体、命运，还在于文艺内在的观念认知和组织结构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期的解放区发生了如此剧烈的突破和发展，以至于我们必须以此为节点，需要将革命文艺划分为《讲话》前的左翼文艺和《讲话》后的革命文艺。

如果说1940年代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小说虽然在形式上有诸多探索，但仍遵循着文学直接面对现实这一架构，那《讲话》后的革命文学却恰恰不再直接面对现实，而是经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政策这一中介去面对现实。它甚至不同于身处国统区的胡风所探索出来的“通往新世界有一道‘窄道’，需擦破身体付出（甚至生命）代价”[5]，身体不是直接与现实世界摩擦，而是与经由政治实践所开启出来的特定的“窄道”中的现实发生特定的摩擦。

这一文学发展方向和形态已经不是直接由战争决定。1940年代解放区的政治实践中，包含了什么特别的历史内容，使得此刻它具有特别的感召力和说服力？这些由部分中国人在如何面对社会现实的新探索中，开展出来的特定路径决定了1940年代文艺发展的不同方向。正是这一路径变化引发和重塑了政治—文学—社会—现实—观念的结构性变化。

从这样的理解来说，1940年代解放区的“延安文学”，其中充满因“政治”被引入文学机制后引发的断裂、竞争和分歧。《讲话》之后的革命文学的发展，不仅不同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实际上还内含着多种走向的可能。其实文学经由政治抵达对现实的观察，未必会导致作家们的兴奋和热情。但《讲话》的确引发了作家大量的新探索。正是这些探索中所呈现出的熟悉而陌生的“新”，使得1948—1950年间的这两场专题座谈会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文艺界对革命文艺内部某种重要发展状况的互相不适和试探。

1942年《讲话》之后，人们较为熟悉的是“赵树理方向”。赵树理1943年发表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看起来与《讲话》有时间上的衔接性，但实际上赵树理的创作有自己长期摸索而成型的脉络、方式和风格。他1943—1947年期间的代表性作品其实只有《李家庄的变迁》（1946），但这篇小说是否能代表《讲话》文艺方式，也并非没有质疑。虽然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确定“赵树理方向”为文艺为群众服务的代表，但这种方向是否囊括了所有革命文艺的可能性？《暴风骤雨》和《种谷记》既是在《讲话》开启的文学配合政治的原则之内，但又根据作家各自的经验、理解，发展出了不同于“赵树理方向”的文学形态。这一变化跟多种因素相关。

三 《讲话》文艺内含的政治—社会—文学—现实结构

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大量延安文艺工作者和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根据《讲话》所要求的深入生活，为群众服务，分散到全国各地，投身各种实践之中。如周立波1944年11月从延安随359旅辗转南下、北返，从汉口到北平，经承德到赤峰。1946年8月，周立波时任冀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生报》副社长。10月下旬，周立波从赤峰奔赴哈尔滨，急切投入东北局推动的土改之中[6]。1947年7月周立波写完《暴风骤雨》上卷，1948年初出版。而柳青1943年2月被组织派到米脂县吕家崄村任文书。他领导群众深化减租减息，组织大生产运动。柳青在这个乡工作了三年，长篇小说《种谷记》也是在这里完成的。1945年10月，柳青带着《种谷记》手稿，随军奔赴东北。1946年2月，柳青到达大连，负责接收整顿大众书店和印刷厂，开始修改《种谷记》。1947年7月，《种谷记》出版。周立波和柳青几乎同时在1947年7月完成各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跟他们经历类似的作家还有很多。丁玲历经河北怀来温泉屯、阜平、冀中土改后，于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改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草明从延安到东北后，于1948年出版《原动力》。这些相似的经历，给作家们提供了重新摸索文艺与现实碰撞和结合的空间与基础。

当然，仅仅是这样的实践经验基础并不必然会在1940年代后期导致如此大量的新的文学形态的探索。这些创作既遵循《讲话》原则又有各自创新。为何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一原则下，还会出现差异性这么大的文学空间呢？

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其实有一个发展脉络。文艺为大众服务是现代文学隐含着的内在逻辑。五四以来文学一直存在着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调整作家个人与大众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思想中被提升为“文艺大众化”的命题。《讲话》后的变化是，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要求，内含着文学需要经过政治对“人民”的界定、对“大众”的理解再来为大众服务。作家个人与大众的关系再次需要在一个新的结构关系中被重新面对、检讨和反思。文艺为大众服务，现在变成了文艺按照政治政策的理解去为大众服务。正是这一理论前提，使得“赵树理方向”虽然被认为是文艺按照政治政策为大众服务的一种典范，但问题并没有结束。政治在推动实践时，它对大众的理解是在不同历史结构中发生变化的。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文艺如何为政治所要求的群众服务，成为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李凖以及诸多作家创作差异性的历史深层机制。不只是“深入群众”，而是深入政治所界定的“群众”，成为问题的关键。

由于1940年代的政治在不断应对变化的社会现实，如何为群众服务，也就需要不断变化和调整。甚至对于“群众”的理解，也会随着这些文艺工作者分散到各地而做出变化。这就把“深入群众”推进和转换为深入地方社会的构成脉络之中。比如，山西老解放区的群众与东北沦陷区的群众不一样，与张家口新解放区的群众也不一样。文艺工作者在理解山西老解放区的群众时，观念意识背后不被直接讲述出的基本历史机制是，根据地经由抗战的摸索打造之后的整个政治—社会实践经验和氛围；而当周立波进入东北根据地，面对经历东北伪满时期和政权真空时期的“群众”，则需要在政治工作的摸索、试错、纠偏等推动中不断重新界定、塑造和辨认出群众。这时对群众的理解和叙述，则需要另一种框架、方式。如何为这些不同群众服务，政治政策需要不断调整有效工作途径，文艺对此时此地（如1946年东北）政治和群众的理解角度和重心，也不同于1942—1943年延安《讲话》时的政治和群众。

正是由于文艺服务于政治、文艺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这种历史当下性、异质性，使得文艺在面对现实时，必须考虑“政治”和“群众”的具体实践和存在形态，这个具体形态的丰富性和内在肌理才能使得文学将政治肉身化，而不是对政治政策的摹写。并且，政治也不只是抽象的政治理念。中共政治需要有效作用于中国社会在近现代所遭遇的困局，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才在1940年代与国民党的竞争中赢得众多知识分子的信任。政治在实践中打造群众的具体形态，是在“社会”领域中具体展开的。这个“社会”又不能直接理解为“地方社会”。解放区文学之所以在1942年前后的历史氛围中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为中介，恰恰是中共政治在延安时期的实践中，对“社会”和“群众”都有着基于又远超出1930年代的理解和激活。1930年代左翼文学所一直渴望的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改造，在解放区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具体形态中看到了诸多现实和可能。正是这个“政治”“群众”在中国具体社会形态中不断被展开和被理解，才使得在《讲话》体制下的文学感知机制和叙述机制中，“社会”具有了结构性重要位置。

在这里，“社会”不只是作为等待被客观呈现的对象，而是一个在具体历史实践中可被切实改变和调整的对象，一个前置于革命者的结构性因素。它与主体之间，由于政治实践的推动，变得不是一直存在难以克服和触及的主客隔离的距离，而是处于可被不断认知、修正、推动、牵引、改变的反复纠缠的旋涡之中。社会，既是一个先于政治实践的历史条件性存在，也是一个待构成的历史化存在。事实上，也正是经由政治抵达社会现实，使得愿意配合政治的作家的责任感和热情能够更有机会得到具体落实的途径（如果这时的政治构想和实践有效的话）。这些具体落实于社会现实的形态形成“窄道”，又可以激荡着具体的“水纹”和“音波”传导于作家的身体和内心，在主客两方面建立起多种切实互动的途径。

正是文学服务于政治打造社会的历史实践（不是复写政治，也不是旁观式再现社会）和从历史实践导引出的逻辑，使得文学服务于政治的原则因政治打造社会现实的多途径性而变得多样化，使得文学服务政治和呈现现实变得具有多样性，而不是只有遵从政治原则的规定性。作家在服务于政治时，需经过他们自身投入实践、转译政治实践对社会的感知和理解，以形成作家自身的感知和理解，再以其文学机制表现现实，这一过程使得文学服务于政治需要经过众多作家自身观念意识、感知方式的回荡和中转，这也使得《讲话》后的文学在政治实践、社会呈现及作家创作机制等结构关系中都蕴含着多种可能方向和空间。由此我们也看到，赵树理所找到的理解方式，变得并非唯一。事实上，基于革命现实发展和文艺实践探索而创作出的《暴风骤雨》和《种谷记》，明显突破了赵树理创作方式、却又同时仍符合文艺配合政治这一《讲话》原则。由此，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就不仅是因为他们面对跟赵树理不一样的现实状况，还由于他们对于这些现实状况有着各自的不同观念意识和理解方式，以自己的不同文学理解来把握和切入对《讲话》的理解，以及对实践工作的理解，并基于此展开和探索着新的书写经验的方式。

周立波1930年代活跃于上海左翼组织中心，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有着大量译介和阐述。他对《讲话》的理解和接受是基于他自己已有的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定理解，有着自己的意识基础和侧重层面。柳青在接受《讲话》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陕西度过，一定程度上没有太强的理论预设，但也有自己的文学感觉意识方向。他对《讲话》的理解和对文学新形态的探索，跟周立波有着不同的脉络基础和理解重心。或者说，柳青发展出的革命现实主义是《讲话》政治原则背景下的某一种文学形态，而周立波是发展了另一种基于他自身观念意识的文学形态。

这些在实践中发展出的文学形态不断丰富着《讲话》规定的原则。革命文艺自《讲话》发表之后，至此（1947）经历了5年多的发展过程，作家们在辗转奔赴各地的同时，也在发展调整着各自的现实理解、文学理解。正是这些革命实践和观念意识的拓展，扩大和深化了各自对于革命—现实—文艺的理解。这5年的革命—文学实践不仅没有统一文艺工作者的认识，没有缝合自193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想差异，反而因这些作家的不断创新扩展了文学与现实的深度，也扩大了革命文艺内部的差异。那怎么理解这种内在于《讲话》革命要求的“新”呢？如果赵树理的创作方式和路径不是唯一应对革命形势新进展的方式，那文艺还需要开拓出什么样的方式来及时回应和介入，以推动人们所期待的新社会新文艺？

换句话说，《讲话》带来的挑战之一是，革命文学仍然要求真实性，《暴风骤雨》座谈会中诸位作家的质疑，正是基于革命文学对于真实性的集体诉求。但《讲话》后，政治因素的加入导致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真实性不是直接面对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变成了类似于物自体的存在，我们不能直接看到，我们能看到的是被政治打造后的社会，或社会生活。真实性的运转平台是政治—社会—历史，这是《讲话》后的现实主义与之前现实主义的区别，也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键区别。

四 柳青：从《地雷》到《种谷记》

不只是周立波[7]，柳青同样在《讲话》前后有巨大转变。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集《地雷》和1947年的小说《种谷记》中看到这一转变过程。

《地雷》收入了他早期从1939年8月到1945年4月的小说多篇。柳青1939年8月到晋西南115师独立支队2团1营、129师386旅771团任文化教员。1940年10月回延安，先后写出《误会》《牺牲者》《地雷》《一天的伙伴》《在故乡》《喜事》《土地的儿子》七篇小说。对柳青的《地雷》，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第五章“柳青”中就以当时常用的概括语言写道：“柳青的创作活动开始于一九三四年。早期主要写短篇小说，曾结集为《地雷》。这些短篇描写了陕甘宁边区农民和战士的生活，生活气息较浓，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的精神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在解放区和大后方（国统区）的读者中都产生过影响。但是，这个阶段，由于作家还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上没有跟描写对象融成一片，对生活尚缺乏深刻的体验和提炼，艺术描写中表面化的东西较多，因而作品缺乏足够的艺术力量。”可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如作家），尤其在《讲话》后，如何具体在思想情感上跟描写对象融成一片，怎么才算对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和提炼，艺术描写怎么才算深入，都没有细密可感的论述。而且，每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跟自己的描写对象疏离的方式并不一致。柳青的疏离方式具体是什么？他在《讲话》后又会怎么调整？

在柳青的第一篇小说《误会》（1939）中，故事一开始的叙述推动核心都集中在第一人称“我”的各种感官意识的判断。这是第一人称叙述带来的可能，但不是必然。小说中的“我”不断“看”，但单凭观察并不能连接起各种片段，他还需要不断根据自己感官收集到的信息，进一步“想”，才能建立起外部世界的关系和逻辑，并将故事逻辑串联、转折和推展下去。由于“我”并不熟悉这个根据地后方的乡镇，且是考察性的旅行，有时故事的逻辑要靠这个“我”的无坚实根据的判断来建立和支撑，比如认为观察对象是“兵站医院的休养员”等。这种不克制于“看”，而是强化运用第一人称的“想”来展开的叙述，原本让人期待着一种对对象和世界逐渐深入、敞开后又热烈拥抱的叙述；小说最后却因某个偶然因素，变成了他与对象的冲突和对抗。这个偶然因素也并不偶然，它源自“我”，这个“想写点文章的人”以自认为无邪的态度去冒昧触及别人的伤口。关键是，柳青并不认为这个“我”，想写文章的人过于以自己的“想”来推动和建立与世界关联的方式有问题，他“自认为态度无邪”。柳青实际上是将这次冒失当成了难得的、具有戏剧性的素材。

这种理解和把握现实的文学方式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继续探索的途径。不过《讲话》实际上恰恰是在冲击这一文学方式所对应的人的认知方式和状态。《讲话》所要求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要深入了解群众。柳青这样实际上并未在大城市生活过的人，也缺乏对群众的深入了解，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之所以缺乏了解，并不是因为没有接触到群众，而是柳青自身的认知方式使得柳青即便与群众接触也无法深入群众。比如他会“自以为态度无邪”，即便因此而造成他与群众的沟通不畅，他也反而将这造成的冲突和隔膜，当作是戏剧化的素材，并把重心放在最后的真诚而空乏的牵手，将之当作是难得的温情。他身处实践当中，但他的感觉意识的重心并不在于实践，而在于以他既定的方式展开文学工作。他意识不到他的认知方式才是造成实践困扰的最大障碍，而这是中共政治此时迫切需要作家做出改变的关键。换句话说，《讲话》之前的文学感知方式恰恰无助于在实践中让众多知识分子投身于社会改造，真切有效地作为工作者与群众融成一片，带动他们改变自身处境，真正团结起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困境。此时柳青的文学感知方式也跟随政治实践呈现了“社会”，被他呈现出来的“社会”众生相也是“社会”的面向之一。但这一“社会”面向却由于柳青的失焦而将重心位移至戏剧化冲突，而不是将“社会”面向更有力更直接地组织到政治实践逻辑之中。文学的这种感知方式，其对“社会”面向的敏感点和捕捉方向，甚至会将重心导引到无助于政治实践的现实的准确理解方面。

不过《讲话》后的柳青尝试探索新的方式，尤其是在《种谷记》（1947）中。比如这一长段：

但这回却不同，它又惹起王克俭最近始终缠绕在心的一些念头。他爸在世时，他们少一半种着自己的祖产，多一半则种本村四福堂财主的租地，由于和四福堂情厚，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期，又要他们包揽着讨租粟。老人死后，他和小子继续了这份职务，一直到新社会有了减租法令，四福堂财主拿门外的远地同别处的地主兑换成本村和邻村的近地以后，合不着另用讨租粟的人，他才失去了这一笔收入。但他们已经和老人在世时大不相同了，多一半种着自田自地，少一半租种财主的地。这几年驴下骡子，加上新社会一切捐税负担都顶轻，他又添置了一些，统共已有二十六垧；而四福堂财主的地，他是只种五垧半了。他越来越感到腰里有劲，今年正月里公家开始普遍订“农户计划”时，区乡干部竟把他当做富裕中农的典型，订得特别仔细。他们过细地、一项也不遗漏地计算他一年的生产和消费。虽然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尽可能低估进项，和他们争执着，一再要求他们稍等一等，以便使他有时间想起一切最微少的支费，但他终归没有对工作人员掩盖了他的富裕。当核算完毕的时候，他们竟宣布他可以做到“耕二余一”。他奇怪了：既是这样，他家里却为什么很少积存呢？他的“农户计划”和节令牌以及落满了蝇子屎的精耕细作的奖状并排钉在墙上，他自己用算盘打过不止一次：不错。唯恐自己又看又打有误，念书的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他说:“二愣，你念我打！”结果还是不错。那么他的粮食一驮一驮到桃镇卖了，除过买炭、棉花和其他少数日用品以外，还有什么用项呢？在这家里，他可以武断说没有一颗粮食或者一张小票不经过他的手出入。老婆的确够节省，给她一盒洋火，她几乎会用到一年，恨不得一根一根抽给媳妇，两个小子赶庙会要几个零钱，都得换了衣裳要走时才向他伸手讨。眼下只有一个媳妇，那是外人的老婆养的，更沾不到边儿。他没有理由怀疑家里有什么秘密的漏洞，也不可能伸进来第三只手，但他却无论如何想不透这个奥妙。王克俭在小年冬学里便熟读了《朱子格言》，他差不多可以说完全跟着那格言治家的。但自从订过“农户计划”以后，他对家道的一切用度，便瞅得更紧，并且开始记账，建议教员在学校的课程里增加珠算，以便二愣能够在这一方面帮助他，把他家里的私账弄得像他当行政主任的村内公账一样，一分一厘都不差。正因为这一点，他十分赞成区长的一句话“庄户人糊糊涂涂过日子……”而他的老婆却是那样，你看谁能和她谈论什么计划呢？……想到这里，他又恶狠狠地瞅了她一眼。[8]

柳青克制、耐心地叙述着王克俭千头万绪的生活烦难。这些新旧社会转变之后的烦难看似有无限多，但柳青选择叙述的烦难并不是零散、孤立的，比如他很少写王克俭儿女生病婚嫁求学工作、牲口走失或疾病等引发的诸多事项，而是选择了隐约为新社会的政治实践所引发的事件脉络中的烦难。比如按理说，新社会的“捐税负担”都少了，王克俭自己的地也多了，愈发“腰里有劲”。但“公家”的“工作人员”为了推动政治构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村里，要订“农户计划”，“他们过细地、一项也不遗漏地计算他一年的生产和消费”。“公家”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让王克俭赤裸地计算和审视自己的家底。这样细密的计算开始让王克俭对自己“富足”的生活不信任。他奇怪、怀疑、想不透，从小熟读的《朱子格言》已经应对不了这“神秘”的生活。“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还可以做到，但“心无妄念、身无妄动”就有点不确定了。什么算“妄念”呢？王克俭生活中的账目其实一清二楚，但他的生活感觉本身并不是在这样的一清二楚基础上展开，他本可以依托于相对稳定秩序下的惯常，而将一清二楚变得“糊里糊涂”，而将重心和精力放在“谦和”“诚恳”“正派”等其他方面。现在这个“农户计划”让这样的生活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不容易了。政治希望推动“农户计划”，以更加惠及王克俭，但政治要求的一清二楚，似乎让王克俭反而变得昏头晕脑。

就王克俭来说，“谦和”等需要相遇双方一定程度的耐心和从容不迫，才能在彼此相对熟悉的基础上从容等待、审视，以及对他人反应方式的预期。但柳青叙述道，与农户计划同步的是整个村庄翻转后人心的急切向上，诸多村民变成了“急紧分子”，“一有点事竭力往人前边挤”。这个“往前挤”恰恰是旧秩序结构被瓦解、新结构正待促生的社会—人心图景。为了表达对新政权的拥护、对新社会的欣喜，或许也为了在新社会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积极分子不自觉就容易变成“急紧分子”。在人人急切向前拥的状态中，“谦和”所需的整体氛围就变得稀薄，对他人的预期也会变得不可测，王克俭之前立身处世的现实感觉基础会变得晃荡。再加上不断推动的、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工队、合作社股金、妇纺小组、识字班、读报会、黑板报……都是让王克俭感到陌生的新组织新方式，这也会让各种急紧分子分化组合。也许，王克俭昨天刚去调解完家庭纠纷的友邻王二愣子，今天可能就是催促他完成合作社股金指标的农会副主任。世道变了，这个世界让人心呈现的路径确实变了，而王克俭心惊肉跳，自顾不暇。

柳青的叙述眼光心无旁骛地直盯着王克俭在新社会政治规划和实践中的遭遇与状况。这一长段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柳青对于对象在历史—经济—社会—现实之中的逻辑状态的克制而耐心的把握和力求精准的呈现。这不只是艺术手法上的变化。革命文学中常用追溯人物自身历史遭遇和状况来展示革命的合理性。《暴风骤雨》中经常使用这种手法。不过《暴风骤雨》在追溯中过度集中在有利于配合中共阶级论的历史信息。柳青的《种谷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在政治所激荡出的实践逻辑中，没有过度使用事先预设的政治理念来替换对象本身复杂的历史—经济—社会—现实关系脉络，而是努力捕捉对象本身的、又与政治实践逻辑结构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构成和肌理，尽量将之充分呈现出来，这既能在当下现实中发挥文学特有的洞察和敏感，体察到人在政治打造中实际的生命遭遇和潜在的人心变化，又便于让政治实践依据文学所捕获和发现的问题去调整自己的认知，重新看见现实，重新调整和面对。被呈现出的对象的这些社会生活肌理当然也是柳青特定眼光和角度的选择，但柳青跟周立波的差异在于，虽然他仍是以政治为中介的视野，但他顺承政治实践落实于社会中的逻辑后，还能相当充分地呈现社会对象自身的脉络。

比如，政治实践逻辑落实到行政主任王克俭，特别着眼于王克俭的特定能力和社会位置（富裕中农），强调和看见的是王克俭作为农业能手，勤俭持家，善于农活，并选中他作为富裕中农的典型。政治实践于1943年选中村民王克俭，本身是将之放置在政治对于陕甘宁地方社会的理解和构想之中。王克俭善于劳作的层面被特别辨识了出来。这个政治理解在政治实践中所搅动出来的王克俭的社会性是聚焦于特定层面的。但柳青发现，王克俭的社会性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比如，王克俭的勤俭持家、善于农活背后，还有着一个丰富曲折的历史社会构造机制，正是这个机制将他这样的社会性塑造出丰富的生活感知层面。比如萦绕着他勤俭持家的生活态度中，有着他从小熟读的《朱子格言》，有他从父辈即开始的与本村四福堂财主的交往，租四福堂家的地，和四福堂情厚，在农闲时包揽讨租粟等，逐渐换来财富。新社会后，“捐税负担都顶轻”，自己的地越来越多，“腰里有劲”。但同时，王克俭也战战兢兢，手忙脚乱。这些都是政治实践落实与推动后王克俭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引发的身心感觉变化。可当政治实践继续以它所理解的王克俭状态为基础，为农民订“农户计划”，并将王克俭确立为富裕中农典型，将他的计划订为“耕二余一”，实际上又将没有被它充分理解的王克俭推向了另一个政治实践所要结构出来的社会状态的位置中。

这里至少存在两个政治搅动、打造社会的环节。一个是“捐税负担都顶轻”的新社会。一个是“农户计划”。柳青并没有直接展开写这些捐税如何减轻，农户计划制订的历史背景。这原本是最能直接配合政治实践的路径，他反而避开了。他的叙述眼光是顺着政治实践的逻辑所选中和聚焦的人物，去探究、发掘和呈现这些人物的“社会”性的多层次。这个多层次，并非是自明的，并非是政治实践逻辑直接就能呈现出来的。政治着眼于特定层面，比如经济、阶层等来构想政治政策和实践路线。柳青的文学之眼着力于萦绕于这些政治经济层面的肌理，比如王克俭与四福堂的关系，王克俭成为富裕中农之后的生活形态和感受。王克俭被选中为典型后，并不是直接就配合政治所需展开生产，而是觉得自己生活得捉襟见肘。伴随他生产上的精耕细作，是他过日子的精打细算，以及被给予他好日子的政治搞得昏头晕脑。政治不理解，为什么他会昏头晕脑，为什么想退出。王克俭想退出的背后是他的社会感不只是被政治搅动出来的和被政治感知到的社会层面。他现在对新社会的感知中还有对政治的不适，而这个不适是政治实践所没有洞察到的社会感的变化带来的。柳青小说的丰富性在于，它呈现和处理了在政治逻辑视野之内的人的社会感受。

柳青的这一探索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如果相较于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的探索路径和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柳青一方面需要努力把握和进入政治实践的逻辑，同时还需靠自身的努力去探索这一实践逻辑在村庄中实际上并未深入、但可以更深入的幽微暗处。他要在这一叙述过程中携带越来越多的甩不掉的泥浆，但这也可能是烹制叫花鸡所必备的泥浆。这一“社会性”的泥浆具体会对王克俭、对政治实践起什么作用，需要很多因素共同配合才能确定。它有可能让人窒息，也有可能让人从中吸收气息，使人源源不绝，获得丰润感。

比如王克俭与四福堂的关系，这并不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形成的状态。这里面同样有着中国古代政治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和构想，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演化形成的形态。陕北土地的生产效率、地租的税率、贸易经济变化所引发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地主与农民各自的处境及日常交往方式、官府在什么时候介入、其能力能够介入到什么程度，等等，共同塑造出了地方社会的特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如果整个社会结构运转相对稳定，地主四福堂在村庄中也可以发展出相对稳定的、同时也与中央王朝的倡导相配合的伦理道德，在这一伦理道德下又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与王克俭家祖上形成“情厚”关系。正由于“情厚”，四福堂“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期，又要他们包揽着讨租粟”。在乡村社会中，这个“讨租栗”的活儿让王克俭家实际上变得重要而微妙。是否顺利交租，很可能就决定了租户来年是否能续租。那王克俭在村庄里就成了关键的环节。王克俭家实际上可以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相对获利，这种相对有利的位置也给他的诸种道德品质预留下宽裕的空间。比如他自认“正派”，“好好种自己的地”，不屑与“老雄”这种人为伍。甚至可以说，他可能并不特别依赖新社会的改革。从这一脉络来说，王克俭在新社会“腰里有劲”，并不见得能直接建立起“新／旧”与“好／坏”的对应关系，而是他在新社会塑造出的特定方向中的可能。接下来我们会谈到，柳青如何在《种谷记》里既尽量充分呈现王克俭生活世界的多重性，又故意省略王克俭的更多可能。

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在《柳青传》中叙述了柳青下乡时，如何与王克俭的原型吕能俭互动。柳青后来创作《种谷记》时，对他的这一经验进行了重构。《柳青传》里谈道：

提起三乡大大小小的地主和富人，唯独吕家崄的吕能俭，不论穷富，多数人说好，有时还流露出敬意和赞扬。论家业，吕能俭和常国雄差不多，有四十七垧地，雇了三个长工，两个种地，一个拦羊。他自己除了种地就是放账，一点不含糊，全是高利贷，竟然凭着放账在村里熬出个好人缘来。人们说他为人顶好。他和其他地主富农不同，其他人看人行事，量“利”而为，穷人来借粮借钱，有利可图还得平常“对劲”才行，平常不顺眼，即使眼瞧你一家老少饿死、穷死，也休想借得斤米分文。吕能俭不，上门开口的，不论贫富，不论远近，一视同仁，甚至到期还不出的借主，他也不硬要，态度仍然谦和如初。有利就行，还不起更好，明年多还点。他比谁都灵醒，他比谁放账所得都多。

吕能俭待人诚恳，有事常来找柳青商量，柳青有空时就给他讲讲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我们以后要建立的社会，是要消除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大家都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过上幸福生活。我劝你再不要放账了，那是剥削。”

柳青对他，话说得最多，他从不翻脸，柳青也越来越“放肆”，话越说越重：“你再断续放账，穷人以后能把你骨头砸碎。”“你再买地，当个地主，挨起整看你怎么办！”常银占说：“能俭受不了，我听着话有些过了。”柳青说：“咱处得长了，要给他说真话哩。亲人出苦言，坏人闲扯淡。”

有一天，吕能俭悄悄告诉柳青：“我把拦羊的辞掉了，以后自己拦。”他真的接受了柳青的劝告，不久，又辞掉一个长工，最后，一个也不要了。除了种地，他把许多精力放在工作上，表现得很积极。

在改选行政主任的会上，柳青说：“还是让能俭当行政主任吧，只要他工作积极，愿意跟共产党走，就让他干。”马上得到群众响应，一片赞同声。柳青又补充了几句：“政策可要穷人掌哩，不敢跟上人家跑。”他用手比画着小孩的个子说：“他，从一点点就开始剥削人，能没有剥削思想？一时改造不好，慢慢来。”

吕能俭一直工作积极，开会、办事样样认真，柳青又搬回麻渠村一年以后，听说他真的主动把粮食分给穷人吃了，这件事几十年被人颂扬，而他总是说：“全靠柳青的教育，我解开了道理。”

柳青离开三乡的最后一次公粮摊派会上，还有两斗粮食派谁都不合适，想来想去，最后只好说：“能俭，你把这两斗出上。”他只说：“嗯！”没有一点难色。

柳青离开陕北时，有的党员问他，吕能俭能不能入党，柳青说：“咱们的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他嘛，再看看，只要工作积极，一心跟上共产党走，可以发展。”

1948年，柳青从东北回来时，吕能俭已经入党了，乡亲们说他在战争中表现得也好，不管是支前运粮，还是组织群众疏散转移，都起了重要作用。柳青敬佩他的所作所为，特意去看他。可惜在解放初期一次鼠疫流行中他染疾身亡。三四十年以后，和他同一辈的村民们还在念叨，说他为人做事样样好，说他自从跟了共产党以后，至死不渝。[9]

刘可风的叙述侧重突出柳青对身为地主富农的吕能俭的耐心启发、多次帮助，以及在1943—1945年间阶级论尚未成为绝对压制性力量、“三三制”被作为政权构成方式、1941年绥德地区士绅也受邀参访延安为背景下的乡村状态。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种谷记》中，柳青比刘可风更加突出了王克俭的一些相对丰富的社会结构性信息，但柳青还是按照中共的阶级论理解来处理人物。比如他没有（或不可能）把富农或富裕中农的王克俭还原为刘可风所叙述的“为人顶好、谦和、正派、诚恳”，而是将他处理为一心想着自己致富、最终受地主影响脱离群众。这也导致《种谷记》中颇为奇怪的一点，柳青明明看到王克俭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多种可能走向，但他不让小说中的其他人看到。王加扶看不到，区里的张助理员也看不到。柳青接受中共的政治理解和构想，在这一政治规划图景中，贫农积极分子是核心，富裕中农的典型王克俭只是这一图景中出于某一阶段政治规划所需的某一个要素，但不是政治所理解的现实感觉的核心。阶级论政治希望以贫农为中心，但这一中心所需要的核心人物的政治能力和道德品质贫农又并不直接具备，它就需要重新调动和打造。政治在某些阶段耐心培养和教育王加扶等，但没有耐心培养王克俭。如若以王克俭为中心，就会涉及对整个中国社会构成和中国社会活力的深入理解。阶级论也能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某些特性，但这一社会中的人心凝聚力和活力的构成，不一定是阶级论所能把握住的。柳青的叙述视野实际上故意遮蔽了历史中的多种可能，尤其是遮蔽了通过他的互动，吕能俭实际上可以变得与中共的期待相配合的可能。他以现实主义之名展开叙述，却选择了最能配合中共政治构想的人间故事。

这样的选择本身也可以是现实主义，但柳青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多样选择性中为什么以及为何选择了这一种，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却需要格外警惕。

如果叠加柳青和刘可风叙述中关于村庄的信息，我们可以意识到，若柳青在《种谷记》中按照中共的实践逻辑所打开的视野以及他自己的实践经验来叙述村庄，不在1947年创作小说时过于按照阶级论理解和叙述来处理小说人物，他可以把王克俭处理为历史中的吕能俭，而且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中实存的人物状态：在与柳青的多次互动中，他既能致富，同时又能处理好自己与村民租户佃农的关系。那这样的社会形态就不仅是在历史的实际条件下可以展开的路径，同时还能对中共的政治理解提供新的支点。依赖于构造出一个新的“理想”或“理念”，而是在中国社会中既有的社会经济基础、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略作调整，即有可能达成。这时仍然需要政治，但这时的政治，其现实理解的深度、实践的力度和角度，也都与历史实际发生的形态不一样。

村庄社会的调整，很多问题并不能依靠村庄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比如中国近代以来通商口岸的开放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在地地主更加减少，移居城市的地主益发依赖西方商品，这些都会冲击和形塑农村生产贸易体系。近代以来武力的扩散，地方社会承受着本不需要承受的负担。再加上近现代转型时，国家的现代规划中诸多脱离中国化的设计等。比如杜赞奇认为，在1920—1930年代，很多县政府不是利用不断增加的税收来巩固和提高已有设施的办事效率，而是在省政府的命令下，不断地创立机构，增加“近代化”职能，如警察局、教育局、各种区级行政部门、土地清丈局、卫生局、公路桥梁管理局、党训班等，各局经费极少，使一些有抱负的官员也难以施展才能。这都会导致地方社会内在秩序的紊乱。这种紊乱很可能就会引发对村庄的巨大影响。比如保甲制和里甲制的运转中，王克俭（或吕能俭）能够在这一时期身为“保长”还能“正派”，本身确实有着与陕西绥德米脂地区政治—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的诸多前提。如果他不具备应对这一局面的眼光、意识，他可能就并不能决定自己和村庄所面临的问题。这时可能需要社会更高层的构想和调整。一旦这样的人也没有出现，王克俭（或吕能俭）面临自己无能为力的问题，很可能就会动摇他与人相处的“谦和”“正派”状态。他很可能当秩序紊乱时退缩到“一心想着致富”。但这个“一心想着致富”并不是他作为诸如富裕中农的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社会空间朝着特定方向的变动和重组所引发的现实理解—行为状态。这是此时的政治在作为主导改造社会的力量时，应该具备的现实感知。

也即是，村庄社会的调整还是需要政治力量的介入，但这一政治介入可以依托于村庄自身所具有的活力因素及其社会经济组织方式，而不一定是过于强势地将政治力量直接穿透到村庄组织脉络之中。政治需要看到，王克俭的勉力与无奈、腰上有劲和昏头晕脑都不是他固定的人性品质，而是在历史动荡中的生成物，甚至本身就是政治过度介入的产物。王克俭的问题不是来自他自身，而是来自政治—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共同打造。文学如何通过深入理解和敏锐捕捉，透过人物身体力道的性能、变化来透射钳制其发力方向的历史-政治-社会结构氛围，这实际上是《讲话》打开的空间，也是柳青经由《讲话》后、从《地雷》到《种谷记》的转变中渴望尝试和磨炼的艺术能力。《种谷记》确实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仍不能说非常成功。我们无须用成功与否来苛求柳青的第一次长篇尝试。而且，这个不成功也不是在《种谷记》座谈会上，众人所说的“冗长”“沉闷”“过于细腻”等，而是在《讲话》所开启的挑战性脉络中，柳青还没有完全把握住如何在这一轨道上准确发力。把握这些不同力道在历史中的弹射轨道，本身是一件需要糅合认知与敏锐洞察力的事。他的认知在被政治激发之后，又过快被回收到政治的视野之内。他的认知过于相信政治和依赖政治，直接跳过了相当多的裹挟着王克俭（吕能俭）的层次和环节。这对于深入理解王克俭（吕能俭）的具体生存状态来说，就错失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关键视野。比如王克俭（或吕能俭）“谦和”“正派”“情厚”的背后，对应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组织方式，这些结构组织方式和构成氛围所营造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能量会如何变化，一旦这一社会结构氛围在历史中发生变化，政治要做出何种介入和调整，它所希望打造的村庄社会才会被调整为更好的状态，这些问题恰恰在考验作家如何面对现实状况、提出敏锐洞察。从这一点来说，柳青的“冗长”中，还是处理得太快太空泛了。缺乏这些层次和环节，实际上文学对社会、对社会中人的状态的认知反而容易被政治的“理念”所穿透。这并不是在艺术性层面对柳青的要求，而是关涉文学如何与政治在历史时刻的理解和决断形成对峙或互助的问题，关涉如何以文学（经由政治为中介）的方式，与以政治实践形态所形成的历史认知形成对峙或互助的问题。

现实主义文学的关键能力其实不仅仅在于“细致”，还在于对历史—社会的结构性穿透力。“冗长”等并不必然是问题，或者说，恰恰在如何深入把握复杂的吕能俭，并将之转化为王克俭这一人物的艺术环节上，柳青还不够“冗长”，他还是太简化地用阶级论叙述处理了这一重要人物的塑造。座谈会诸位所指出的“冗长”，在压缩、改装吕能俭为王克俭方面，可以说是非现实主义的。《讲话》后的现实主义在面对世界时，可以变得更加具有创造力和穿透力。但这需要在柳青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调整。比如在认知上，如何真正面对政治—社会—现实—经验，如何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中国社会的构成。一旦在这些环节没有足够的意识和准备，可能就会出现柳青《种谷记》中的状况，吕能俭身上活跃着的历史能量没有在小说中被转换成王克俭更为丰富的人性成长可能，没有被转换为更丰富的历史认知。现实主义文学本可能在历史中发挥的巨大掌控力，也就很难发挥出来。

座谈会诸位都渴望在《种谷记》中看到鲜明故事情节，渴望文学能直指人心。但如果这一时期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稳定社会状况下的人心，而是如王克俭或吕能俭般不得不面对动荡社会的重构，这时的“直指人心”就需要有一个调整，需要跟随王克俭（或吕能俭）的身影，面对在历史中如何推动社会（或为历史中的社会结构变迁所牵制），面对这一社会如何成长为足以迎接现代挑战的新结构状况的重任。在鲜明的故事情节之外，可能就需要更复杂的大量铺衍和重新组织。这种铺衍不是弱化历史的紧张，反而是要更具耐力和韧性，在持守中等待，以精准捕获历史走向的关节。这恰恰需要在冗长中磨炼、寻找具体情境中的时机，以精准判断历史巨人转向中的步履。这不是艺术内部风格、美学的要求，而是历史—现实变化对20世纪中国人提出的新挑战，它将会形成何种风格，尚不确定。但文学如果要关切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直指20世纪中国人的人心，它就需要回应更艰难的新挑战。换句话说，这也是1942年的《讲话》没有讲明、但其历史逻辑会带出来的挑战，现在被柳青在1947年碰到了。也许正是这一尝试和探索，让《种谷记》座谈会的评论家们认为他的小说冗长、乏味（但也有冯雪峰发现的新特质）。他们希望看到更加简洁明快的叙述，更加直观的披荆斩棘。这些柳青还做不到。也许，恰恰是此时的评论家们低估了《讲话》对于柳青的挑战性。

相较于柳青的《种谷记》，周立波在1957年的短篇小说《盖满爹》中，其实已经在探索《暴风骤雨》之外的呈现方式。比如：

“我去查查看，要是真正订得偏低了，是好改的。”盖满爹细致地解决了这些具体问题以后，张家翁妈欢欢喜喜，重新入社了。

乡上的工作是接二连三的。合作运动才摸了一下，治理洞庭湖的民工的动员工作又下来了，留在乡里的男女劳动力还要修塘坝。

下了几场雪，又扯油凌，气温下降到零下七度。为了抓紧冬天修塘坝，好不误春耕，乡上又开了一夜的会。这会开得短一些，不到鸡叫就散了。路远的，点起杉木皮火把陆续走了。路近而又熬惯了夜的农民都还留着。

享堂里的地上烧着一堆丁块柴，烟焰飞腾。人们团团围住火，有的抽旱烟，有的抽纸烟。松脂油香气，混杂着草烟叶子的辣味，飘满了空间。老派农民头戴有绒球的各种颜色的绒绳子帽子，身穿大襟棉紧身子，腰上系一条围裙。较新的农民穿的是对襟棉袄。后生子们穿着有化学扣子的蓝制服，头上戴顶蓝咔叽布鸭舌帽，上衣的上口袋佩着钢笔，脚上是胶皮底球鞋。

农民谈起今年的雪凌比哪一年都大；资江结了冰；塘里冰块有丁板子厚；田里泥土凌得款散的；虫卵冻坏了；修塘坝的人，挖开塘基上泥土，看见蚂蚁子一堆一堆地冻死了；家家屋檐上，凌杠子有一两尺长，太阳一出，放出灿烂的闪眼的光辉。凌杠子长，禾穗子长，冰天雪地的寒天，预告了来年稻谷的丰收。[10]

《暴风骤雨》之后，周立波在摸索着呈现社会的不同方式，不过他的方式跟柳青仍然不同。在叙述了政治工作的“接二连三”后，周立波列举了诸多事项，如“合作运动才摸了一下，治理洞庭湖的民工的动员工作又下来了，留在乡里的男女劳动力还要修塘坝。”但周立波戛然而止，转而描写与这些政治工作搅动起来的社会氛围不直接相关的场景。这些场景当然也构成了对此时社会氛围的感知，但没有凝聚为某种可以直接转化为认知政治所搅动起来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力量。周立波抓住的政治搅动所引发的紧张感，突然又被他消解了。

五 “社会”的生成与增殖

从对两次座谈会的分析，以及对《暴风骤雨》观念前提、展开路径的描述[11]，对《地雷》和《种谷记》叙述方式及展开方式的分析，实际上可以重返《讲话》之后，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和柳青创作《种谷记》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以探究1940年代《讲话》后政治—文学内在的碰撞、扦插与再生机制。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辨析。一个是作家与《讲话》的关系。即便对于1940年代的左翼作家来说，认同于《讲话》也不是一个想当然的或一帆风顺的问题。《讲话》不是给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文学抵达现实深处的方案，反而是给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讲话》后众多作家的不同探索，实际上也都是在各种历史牵制力中尝试各种可能。《暴风骤雨》和《种谷记》的书写方式都不是革命的必然，而是政治思想叠加上周立波与柳青特定的文学观念、感知方式所生成的特定文本。辨析出这一点，我们才能辨析出《暴风骤雨》和《种谷记》区别于别的小说的特殊之处。

就《讲话》带来的调整和挑战而言，周立波接受《讲话》，不只是接受了政治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认知，以弥补他在1930年代文学观念中所缺失的深入现实的路径[12]。政治还将他置身于千军万马中求一线生机的险境。这是文学接受哲学、宗教或社会理论等其他认知方式不会带来的后果。哲学的认知逻辑不太会将文学带入实践动态的不确定之中。政治当然也有理论化和形而上学的层面，不过中共政治在1930—1940年代的说服力，一方面是来自它的理论叙述，另一方面也是来自它在推动中国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积累出来的丰富经验，以及在实践中打造出的自身状态和社会状态。正是这一经验内涵重构了中共政治理论的面貌，并在《讲话》中根据其实践要求对文学发出了新的指令。中共政治在1930—1940年代的发展所获得的高度成就[13]，的确引发了特别的结构性的连带结果，政治在应对中国近现代困局时先行获得突破，也就对社会各领域形成牵引力。《讲话》即可看作是中共政治对左翼文学的牵引。每一种历史牵制因素都有自身的结构力。但这些结构力并非封闭的，它们有自身的历史形态，并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根据现实状况的变化再拆分组合，以期形成更强的历史塑造力。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共政治的进展，推动中国左翼文学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的确不是必然。但中共政治之所以能对中国左翼文学具有这种牵引力，本身也是中共政治有效作用于中国社会后产生的能量。其成败往往在于能否于实践瞬间对社会构成的内在理路给出准确诊断和开阔拓展，并对之慎重整理和反思。

这是中共政治的实践经验之一，也是《讲话》内在逻辑之一。现实主义当然可以有多种把握和抵达现实的途径。比如可以从个人、从边缘、从民族、从性别等开始展开叙述。但中共政治实践所开展出来的视野有一种对于中国现实的特殊认知能量。这也许就是那个“窄道”。当它牵引文学进入实践时，实际上也在推动文学养成于“窄道”中捕捉动态现实关系中特殊认知点的敏感力。之前的文学即便关注现实、也不太有在这一高度张力情境中养成的敏锐力；也是从别的角度叙述现实所不容易突进和展开的层面。而这些层面如果不能被捕捉、不获得叙述，或不能及时进入我们知识讨论的视野，我们所推动的实践也就容易对社会造成误伤。但政治的认知有时有其路径、方式等层面的局限，很难保证它精准理解和把握人在历史社会中的舒展和活力。这就需要其他方式的协作和配合。文学（不是预设的文学，而是经由打造磨炼后的文学）往往在这方面可以（只是可以，也不是必然）提供自身独特的能量。《讲话》后的中国现实主义的可贵之处也许正在于，它反复与政治纠缠过程中，曾开掘和获得某些特别的视野、形态、面貌和能力。也许，《暴风骤雨》《种谷记》以及诸多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得失均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也是理解《讲话》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层面。

《讲话》的挑战更深的纠缠还在于政治—文学结构关系中“社会”的生成。如果说中共政治对左翼文学的牵引力主要来自它对中国社会的有效实践，并将左翼文学推向动态和不确定的、充满危机和生机的革命实践之中，那《讲话》后革命文学的主要工作场域则是在政治搅动出的、纠缠着诸多力量以确定历史走向的“社会”层面展开的。文学不是对政治—社会—文化命题的复写，而是在不同作家的感知方式、认知视野、体察能力中，去穿透混杂的历史，尝试对社会重新赋形。

“社会”原本存在，无须生成。但我们对作为政治和文学的打造对象的这一“社会”需要进行区分。

如在上文对《种谷记》和《柳青传》段落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看到或理解存在好几个层面的“社会”形态。近代以前的王家沟村（吕家崄村）、国民党时期的王家沟村（吕家崄村）、1943—1945年的王家沟村（吕家崄村）的实际状况，以及柳青《种谷记》中所描述的王家沟村。1943—1945年王家沟村的诸多实践是在民国时期的王家沟社会形态基础上、又比民国时期的社会改造还要繁复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规划和实践，柳青看到了这一点。柳青1943—1945年在吕家崄介入的是中共政治所推动和搅动的“社会”。没有中共政治从特定方向和方式上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设计、规划和推动，我们很难想象柳青跟吕能俭之间会发生如此特别的互动。

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中，“社会”既是一个有着自身脉络的存在体，又是一个有待重新构造的存在物。甚至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吕家崄村的“社会”在中共政治视野中，很可能消失了。它只存在着一些具有阶级身份的农民。如果中共政治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中，没有包含民国时期、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吕家崄村社会中的很多因素，那它们就很难被呈现，甚至消失。比如“天道轮回”“善恶终有报”等。即便中共政治视野中有这部分，如果这部分被政治视野放置在诸如“封建迷信”这样的位置，那它们将会以怎样的形态在新的结构中被呈现，也很不确定。因为这一新的结构并不只是由政治视野所决定，这一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定型，还有待于政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面对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在这一定型过程中，哪些“社会”因素能被历史当事人（包括深入实践的作家）意识到、把握住，“社会”活力能多大程度上被深入理解，并以这样的“社会”重构来构想历史走向、重构政治视野，就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

比如柳青在吕家崄村的实践实际上经验丰富，但他在《种谷记》中所叙述出来的，或多或少是按照中共后来对实践经验的某种整理和总结的叙述方式展开的，当然也还有不完全能回收到这种叙述之中的社会信息。柳青顺着政治实践要求的“变工队”来整理线索。在这一整理视野中，王家沟村（吕家崄村）的“社会”形态是在政治的打造中被呈现出来的面貌，即便是王克俭、大雄等人物的社会背景，也是在这一视野延长线上被叙述。比如王克俭在如何组织变工队时曾建议，“居民小组便是一变工小组，参议员便是变工组长，让教员填表造册报告上去，往后大家随便变好了”[14]。这一方案是以保甲制作为组织基础。但柳青没有荡开笔墨，根据这一脉络详细讨论其可能的困境和变化，而是直接让区里的工作人员否定了这一方案，并批评王克俭，说他的老甲长作风吃不开了，白白浪费纸张的事再也不能容许，他得转变作风，和贫农积极分子一道好好工作。“王克俭扫兴了”。

王克俭的“扫兴”意味着，王克俭自身的活力以及他所对应的经济—社会结构，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如何才能在政治打造的新的历史结构中被呈现，哪些部分能被呈现、思考、讨论，这很难由它自身来决定。但如何认知、理解和呈现“社会”，却关涉千万人的历史命运。文学若以政治为中介，要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社会现实负责，实际上也需要深入面对、理解、构想、呈现该历史时刻社会的重要面向。当政治翻转社会时，“打烂捏不新”就不只是小说中组织变工队的难题，也是中共的政治实践在整个村庄面临的挑战。而变工队能否“捏”出新的组织新的社会形态，且这一社会形态本身各方面的活力能被尽量保留，就成为非常考验作家意识、能力的关键。柳青的叙述中，虽然相较于《地雷》，已经做出了巨大尝试和突破，并努力顺着政治的脉络去探索新社会的活力方式、新人的风貌，可他还是不自觉地让王克俭直接变成了一个不断下滑、被甩出去的过程。多层次的“社会”可能性还是没能被放置到重构历史—社会认知的层面来讨论。就我们今天对于《讲话》后的文学实践经验的整理来说，却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基点。

换句话说，政治实践所推动和搅动的“社会”部分，仍很可能只是政治实践所能触及的。政治实践的触及范围有时会受制于政治的观念意识和它对现实的理解感知等。但这些实践经验中有时会有超出政治观念意识表述的重要部分，如何对这一部分的重要性在认知上保持高度敏感，则相当不容易。这种不容易还包括，在被政治实践搅动出来的社会形态之外，社会在历史中的其他可能走向。比如刘可风在《柳青传》中所描述的柳青实际上与吕能俭的互动经验，若将之作进一步的描述和思考，是否和如何能在我们的历史—社会—政治认知中处于重要位置。柳青如果在《种谷记》中更基于自身既顺着政治实践脉络、又对之有进一步开拓的实践经验，将之作为认识和思考中国社会历史的基点，《种谷记》所能提供的对于历史进程的对峙力，就会非常惊人。当文学以政治为中介，而没有充分发展自身对社会的更深入的探索，那文学所捕捉到的部分，也可能仅与政治触及的边界重合，甚至更少。如何能把握和捕捉住这些历史实践中曾出现、但又转瞬即被淹没于诸多叙述中的经验点，并将之作为启发我们认知、撬动和思考历史的资源，这不是对柳青的苛求，而是对我们今天如何重审《讲话》后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启发。

或者说，在实践和认知上，至少有两个“社会”层面。一个是被政治实践所搅动、推动的社会层面。这是政治的认知视野和实践规划直接作用于社会的部分。《讲话》后的文学实际上也主要是在这一层面展开工作。一个是基于政治实践，但又超出政治视野的洞察。我们可以周立波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的转变为例来观察这两个层面的紧张感。如果说《暴风骤雨》中白玉山和他媳妇的对话无关土改成败，《山乡巨变》中刘雨生和盛佳秀的郎情妾意却事关清溪乡上村合作化的规模和稳定。而且，周立波将政治从山乡空间压缩到刘雨生和盛佳秀的桌前，不只是呈现了政治的社会性，还构造出了一种社会的政治性。

比如在《山乡巨变》中，清溪乡合作化的推进再次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当地逐渐平息的波动。互助组的几次起伏，并没有将盛佳秀这样的村民纳入政治视野的范围。政治对合作化的推动则需要处理和考虑对待盛佳秀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政治根据自身的现实理解来规划和设定政策，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所能抵达的社会边界。换句话说，政治视野中的“社会”是弹性的，波动的。“社会”的界限在漂移。但还存在一个面对政治不动声色或不轻易表态的“社会”。如盛佳秀在互助组和合作化时期的变化。在互助组时期，她与刘雨生即便暗生情愫，但这种情感的滋生和发展，不会进入政治层面来叙述和讨论。但在合作化时期，政治视野中的“社会”界限的变化使得政治工作必须将盛佳秀含纳进来。而此时刘雨生与盛佳秀的情感关系，便变得关键而微妙。也可以说，周立波是跟踪政治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内在逻辑变化，在政治逻辑的边缘处，调动自己对地方社会（也是他家乡）的自在、从容、娴熟，才得以找到在叙述政治的同时又能展开叙述两人暧昧情生的机会。他将地方社会中的某种暗处姻缘编织进政治的内在逻辑之中，充实丰盈政治逻辑的神经末梢，并将这种活力传递到政治内部。再换句话说，周立波是随着政治对社会边界的推移而将感知机制拓展到社会（政治视野中的社会）更深的层面，同时又通过自身对社会构成的敏感，将地方社会生活中悠缓绵长的情愫传递回神经过度紧张的政治内部。

这并不是说，周立波对刘、盛二人的情感叙述仍是被政治视野所规定，而是说，政治视野中的“社会”范围即便拓展到盛佳秀，但如何处理和对待盛佳秀却并不是政治理念或政策所规定的。小说将刘、盛二人的情感展开方式与政治内在逻辑所需结合起来，这是周立波作为文学家的敏感和探索。这当中需要作家对政治逻辑、政治逻辑所拓展的社会边界及政治与社会活力所在具有敏感力。

这实际上也使得刘、盛二人的私人情感在这一刻变得社会化和政治化了。周立波眼光追随政治实践逻辑的游走，并根据地方社会生活的纹理拓写、改写政治实践逻辑的生成脉络，同时也使得刘、盛二人的情感走向被纳入政治工作的成败考察之中。在邓秀梅和刘雨生的理解里，政治的“公”（动员顽固分子入社）需要靠地方社会中的“适合的人”来黏合，而这个“适合”则有着地方性的社会要求。或者说，新的政治构想需要调动新的社会性因素来装配成新的“适合”。刘雨生此时出面推动合作化的“公事”，“穿心破胆”劝说盛佳秀，却在锅碗瓢勺声中被架空。架空并不等于消失。架空后由刘盛两人情感流动形成的新的关系性，实际上是以不可被政治穿透的地方社会生活重构了政治逻辑的内涵。也是在这暗潮涌动中，“在言语之间，两个人没有靠拢，但他们的心好象是接近得多了”。

周立波以这种方式在《山乡巨变》中构造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性。并不是说《山乡巨变》之前的文学不存在社会性，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也存在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如何能被组织到与该历史时刻的政治实践相关的脉络中，共同思考如何搭配以决定历史走向与命运，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种社会被引入政治视野之中，与政治对某个地区的统合性引导和推动形成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会重构历史当事人的感知和意识，并对“社会”因素重新择选。比如一些在之前的视野里觉得有趣的内容，现在可能就需要被重新检讨和打量，在什么意义上有趣？这也考验着政治视野的宽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暴风骤雨》虽然有政治性，但政治性太强，没有呈现足够的、不可轻易穿透的社会性，小说中的诸多有趣也就不具有将基于地方社会的活力繁殖、传递的生产性。

也许可以说，《山乡巨变》里的一些社会性因素，是出现于“政治／社会”关系里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生产出了新的“公私”关系。比如小说的“公”，就呈现出多种形态。有的形态是“政治／社会”关系直接生产出来的，它既是政治性的公，也是社会性的公。邓秀梅、刘雨生、陈大春的“私情”就可以被理解为是这种“政治／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观念意识，并成为社会性的“公”。邓秀梅写情书、刘雨生与盛佳秀的情感生成，以及陈大春与盛淑君对感情的叙述（陈大春希望28岁，二五计划完成之时才结婚），他们的这些“私”，也是在这种“政治／社会”关系中才能被讲述为一种配合“公”的“私”。感情一直存在，但它们被讲述的历史结构不一样，其形态也就不一样，发展动线也不一样。而这种被生产出来的社会性的“公”又会影响政治性的“公”的形态。二者是互生性的。

但还有一些“公”的意识并不是直接来自政治性的推动而生成，比如小说中邓秀梅与秋丝瓜的对话谈到的“公约”。一定程度上，没有地方社会性的“公约”，政治的“公”无法与村民形成如此顺利的衔接和互动。而这里的“公约”意识的形成，却是跟湖南益阳地区历史传统中多帮会、宗族、各类公共组织有关。没有这种地方社会中的“公约”传统，合作化时期政治的“公”很难与社会形成一种“共”。这种“公”跟陈大春与盛淑君、刘雨生与盛佳秀之间被生产或转换出来的“公”不一样，也是周立波在小说中实际上内在于政治实践逻辑、却没有充分展开叙述的社会内容。

周立波回避的这种社会性很值得注意。这种结构性的视野回避或许跟周立波在《山乡巨变》里对情节和人物构架的设置特征有关系。比如在周立波的设置中，合作化能够迅速启动和完成主要依赖的是干部和青年。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是干部，而配合干部的村民，真正作为推动合作社的主导性力量是年轻人，如陈大春、盛清明、盛淑君。与《暴风骤雨》不同，《山乡巨变》并没有强调这些积极分子作为贫民的身份。小说也没有在情节逻辑上过分依赖贫农的政治身份，贫农只是协助性的，而中农都是阻碍性力量。为什么周立波在小说情节构造上会向干部和青年的意识特征倾斜？这样的情节人物设置，背后对应的他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感觉机制和意识方向会是什么？

这一问题涉及颇为复杂的历史—观念构成机制，简单来说，周立波仍是接续了中央政治逻辑来构成他的感知方向和理解角度，使得他的小说情节人物设置会突出某些特定因素。比如干部和青年会更容易形成能配合政治所期待的“公”的意识和形态。比如，由于青年尚未与地方社会经济生活网络建立起复杂羁绊，他们的公私感可以更容易被政治塑造。但这个“容易”里，本身又夹杂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责任”感，才会这么快去感知和认知中共政治理念中的“公”。这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更倾向于配合政治理念，而不是在被政治调动出来的这个“公”的意识中，积极去面对和理解地方社会中的“公”。周立波在开掘政治的社会性，但他的开掘还是侧重或留意了社会中被政治激荡出来的某些显现层面，没有充分开掘和处理地方社会中的其他实存又重要的部分。这就意味着，在周立波所意识到的被政治激荡出来的社会层面之中，本身有被周立波拓展的部分，也有被压抑被扼制的部分。

与此相关，我们在《种谷记》里还可以看到，当政治对社会的理解变成了以贫农为主重构社会组织，它就撇开了村庄中原本以王克俭这样的人物为中心的组织方式。柳青自身实践经验中所具有的、与吕能俭相当有效的互动，在他的小说叙述中也被遮蔽了。《山乡巨变》中对此有触及，但也并未充分展开。我们可以说被激荡出来却又被压抑的部分是政治压力所致。当政治压力放松后，比如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我们则能看到周克芹对政治激荡出来的社会层面的变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呈现。这正是我们在讨论《讲话》所开启的文学“社会史”视野时，需要特别留意的“社会”的多层次性，尤其是其中不容易被呈现和被揭示的部分。

六 结语

以政治为中介所开启出来的“社会”，并不是对整个社会的指称，而是特指被政治搅动起来的、因此处于变动之中的“社会”。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反思和构想这一“社会”若要发育更良好，需要怎样的政治，怎样的文学？换句话说，“社会”的生成实际上同时是“社会”的未完成、未生成。《种谷记》里王克俭诸多社会信息需要在中共政治的打造结构里被放置和表达；但当它被呈现和理解后，又需要重新被放置在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化等因素的共同结构中来再度构想。这时我们又不能把“社会”过于实体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文学等诸多领域会在被政治实践搅动、被政治认知视野引导下形成特定的感知力，这些与政治实践处于紧张关系的感知力又会基于自身所在的社会脉络和社会生活感觉，捕捉和呈现出社会中的某些因素，以努力生成“社会”来与政治形成呼应或对峙。以政治为中介的文学所展开工作的“社会”，主要指称这部分场域中的这种形态的“社会”，而非无所不包的“社会”。不过我们所期待的良好社会的形成，还包含未被政治实践直接搅动的那部分“社会”的参与。从这样的理解来说，我们可以“社会史”视野来指称和凸显革命文学的历史生成中的这一特征：革命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但其作为文学的发力点却在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现实诸多因素的历史缠斗和构造中，促使“社会”的生成与塑形。

当“社会”在某些历史时期出现困境，政治会发动校正。在新的政治搅动中，社会中的某些有效性可以被打散而重组。当重组这些因素时，我们意识到政治搅动和政治规划的“社会”有可能以新的且伤害性略小的方式来推动。如此，我们可看到三者的关联性：这样的“社会”总是有着自身的历史性构成脉络和所对应的历史情境；而政治的有效性，则是回应和深度理解、把握“社会”的这一构成面向；文学的精准性也在于——在政治实践的视野中对“社会”的这一构成的精准把握和在新的政治实践中对“社会”构成提出富有启发的构想。我们在《暴风骤雨》座谈会中所看到的作家们对于“精准度”的要求，可以放置在这一问题域中来理解。这一时期文学对精准的要求实际上对应着很复杂的实践经验，但往往又被直接表述为哲学术语“反映论”。而这种抽象的反映论一旦脱离了这些实践经验，实际上对投身于实践中的作家理解自身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容易造成简化和概念化。与“社会”照面时的诸多层次、环节，交手时的感觉意识等，实践主体的丰富层面全都被回收到简化的认知主体之中了。也可以说，“社会”层面的重新打开，也是我们重新打开当年“反映论”在历史实践中所曾经具有的、被掩藏的诸种能量。而“社会”在历史诸多因素缠斗中的每一次生成和显现，如被文学赋形，实则会使得它之外的现实世界随之有了可供瞭望的航标，或靠近，或绕行。这样的文学也随即可以作为确立航标的探测站。

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讲话》后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的《种谷记》《创业史》等）展现了以政治为中介的巨大能量，但并未展现它所有的潜能。或者说，它可以是伴随政治实践而不断拓展和调焦的文学形态。而且，《讲话》后的诸多作家，的确都从不同角度探索和呈现政治实践所激荡出来的“社会”，而并非一开始就在形态上被定于一尊。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在这个为了更好社会的角力场中，训练出更为精准、敏锐的洞察力，积淀出善于捕捉特定社会现实的感知方式。我们可以、也需要从革命文学对中国社会的展开程度以及这种展开与政治实践的互动程度来考察它的可能性，而不是固守于革命文学自身的形态来理解革命文学的成就。

注释：

[1]《〈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296页。

[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125页。

[3][4]钱理群：《“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在钱理群的学生吴晓东的叙述中，1940年代文学中的实验性也被强调：20世纪4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在小说观念和形式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早在1980年代初，赵园就曾关注过这一时期小说的新“突破”：“把文学真正作为文学来研究，你会发现，现代文学正是在1940年代，出现了自我突破的契机。这契机自然首先是由创作者的个体显示的。相当一批作家，在小说艺术上实现了对于自己的超越。”赵园列举的作家包括茅盾、巴金以及老舍等，但她似乎更看重另一批新生代作家创作的“奇书”：“契机”还在于，正当此时，出现了一批“奇书”，不可重复、也确实不曾重现过的风格现象，比如钱钟书的《围城》、萧红的《呼兰河传》、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以及评价更歧异的徐訏的《风萧萧》，张爱玲写于沦陷区的那一批短篇。作为特殊的风格现象，我还想到了师陀的《结婚》《马兰》，上述作品即使不能称为“奇书”，也足称“精品”。至少在创作者个人的文学生涯中，算是一种奇迹。

[5]转引自吴宝林：《左翼作家“世界感”的形成及其构造方式（未完成札记）》。

[6]虽然毛泽东1945年12月28日已经发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但中共东北局直至1946年7月才发表《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号召干部下乡参加土改。

[7]关于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的探索，详细分析请参见拙作《“搅动”—“调治”：〈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8]柳青：《种谷记》，《柳青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9]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3、75~76页。

[10]周立波：《盖满爹》，《周立波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69页。

[11][12]关于《暴风骤雨》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拙作《“搅动”—“调治”：〈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13]中共政治在1942年能够对周立波具有说服力，这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文学并不必然依赖于政治才能具有抵达现实的深度。可在现代中国，为什么19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摸索出有效抵达现实深度的路径？中国现代的中共政治为什么能在1940年代开展出能说服文学家的实践经验和状态？文学依托于政治的方式和路径对于把握现实经验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变化背后是一个中国现代政治—社会—文学诸多关系之间的结构性位置的调整和实践探索，都是决定着周立波创作方式和感知方式的决定性问题。可参见拙文《从赵树理看李凖创作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论另一种当代文学》，《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14]柳青：《种谷记》，《柳青文集》第一卷，第45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