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毅：戴骢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被称为“抒情散文大师”的俄国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也译为《金玫瑰》，是作家根据先前曾经长期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散文讲习班讲授写作技巧和心理学的讲义同回忆整理而成的一本书，谈论作家自己的创作经验，研究世界著名作家的创作活动与写作方面的有关问题。作者侃侃而谈，娓娓道来，语言温馨，清新隽永，读来特别感到亲切。因此，《金蔷薇》是我国广大爱好文学的读者相当喜爱的一部美文作品，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不知道看过多少遍。
我最先看的是由李时先生翻译的作为内部发行的删节本。后来，又拜读了戴骢先生翻译的全本。当然，再后还读过张铁夫先生的新译本。还想方设法托人从国外购买回俄文原本。
除了阅读原文全书外，我还仔细地、反反复复地阅读了原文的《珍贵的尘土》与《夜行的驿车》等篇章。在仔细对照阅读中发现了中译文有个别地方，与我对原文的理解有所不同，所以便记了下来，想在有机会时能够向译者请教和商榷一下。然而，那年头，还没有E-mail（可能已经有了，但是，我那时连电脑都还不会用，又怎么去玩伊妹儿!），也没有微博和微信，更不知译者的通信地址。所以，就把我发现的《金蔷薇》中文译本的几个需要商榷的地方写到信里，寄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请编辑部转交译者戴骢先生。
在信中，我指出按两个法国地名的俄文拼音翻译过来有问题，应该用法文原文的拼音直接翻译，并采用通用的地名。还特别指出《夜行的驿车》中，有一句话描写安徒生住的小旅店里的房间：“Из красных бархатных портьер золотистыми роями вылетала моль.”似乎有点小的问题。李时先生同戴骢先生的译文以及张铁夫先生的译文，大同小异，如戴骢先生译为：“从大红天鹅绒的窗帘后边，时不时飞出一群金黄色的飞蛾。”粗看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是，从文法上分析，个人却认为，需要注意的是，句子里的золотистыми及роями在这里均用的是第五格，表示的是状态。因此，译成“一群金黄色的飞蛾”似有些欠妥，似应译为“一群群闪着金光的飞蛾”（或是“一群群金光闪耀着的飞蛾”）才更符合作者原意。
我最早是打算把信寄给李时先生的，刚巧从报刊上得知李时先生那时不在国内，而是去莫斯科编辑中文刊物了，所以才临时改为寄给戴骢先生。老实说，对于能否收到回复我是没有抱多大希望的。因为，先前，在阅读《老人与海》《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畅销书《廊桥遗梦》的中文译本时，我也曾经将发现的译文中的问题写信给译者，但是，信虽然寄出了，却总是泥牛入海，渺无回音。
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又特别惊喜的是，这一次居然收到了戴骢先生的回信，写满了整整两页少年报社的信笺。他客气地尊称我为老师，在信的开头他先表示歉意：“因我已退休，尊函几经转辗，方到我手中，迟复为歉。”接着又对我提的意见表示感谢：“您所作五点指教，给我以很大的帮助，尤其моль一节，更是给我以启迪，谢谢！”戴骢先生在信中还向我说明了他翻译《金蔷薇》一书及出版前译文审阅的情况，他说：“拙译《金玫瑰》，百花文艺出版前，曾经请天津南开大学一位老教授作过逐字逐句校订，后来译文出版社购得此书出版权未采用李时先生的译本（李译也是由该社出版的，且于二十年内多次再版）而用了我的译本，出版前，由该社一位老编辑对拙译再次作了逐字逐句的校订（李译过去亦由他任责任编辑）……”
戴骢先生在信中还简要回复了我请教的文学作品重译方面的问题：“至于重译是否受前译的影响，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为译文毕竟要受原文的制约，译文到了一定的水平，后译与前译若都以原文为准，相同是在所难免的。区别怕只能限于表现力如何流畅与否吧？不过诗歌又当别论。译诗是真正意义上的再创作。”在信的最后，戴先生写道：“随函附上拙译《金玫瑰》上海译文版，请不吝赐正。”
戴骢先生尊称我为“老师”，让我实在不敢当；还有一些过誉的话，更让我于心不安。当然，当我收到他亲笔签名赠送给我的《金玫瑰》一书时，心里是非常高兴的。说实话，先前，我对戴骢先生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在意外收到他的来信后，我方才去做了些“功课”——原来，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的戴骢先生，曾经翻译过许许多多的俄国文学名著，包括屠格涅夫、蒲宁、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布尔加科夫等俄语文学大师的作品。正是因为在中俄文字之交方面的贡献，戴骢先生还曾经荣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颁发的高尔基奖章。然而，从他写给我的信看来，他却是那么谦和，对译文中的个别错误，哪怕是小小的欠妥处，他都非常认真，非常重视，就像古代圣贤所说的，“闻过则喜”。由此可见戴骢先生人品的高尚。遗憾的是，戴骢先生已经于2020年2月7日去世了。
2022年8月13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