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何处无芳草”
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意味蕴藉,让口语充满了文采,这是古典文学渗入日常语言的典型案例。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见过大世面,或者有了不堪回首的经历时,我们会说“曾经沧海”,典出《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再如,为了表达超乎寻常,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感觉,我们会说“匪夷所思”,典出《易经》第五十九“涣”卦:“涣有丘,匪夷所思。”涣散的小群,居然能够聚集成大山丘,真是不可思议。如今,我们早就忘了这四个字出自几千年前的《易经》,按照自己的心意随口就说,也真是不可思议。
“天涯何处无芳草”出自苏轼的《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上阕感慨春天逝去,芳菲散尽,已是初夏的风景。落花残红之间,可以看到树上的小小青杏。燕子飞绕临水的人家,引人注意到柳絮在风中越吹越少,从而感叹生机勃勃的春天正悄然消逝,天涯尽头到处还滋长着芳草吧。下阕表露了遭受隔绝的心理状态,好像情感受到挫折,有一堵墙隔开了荡秋千的佳人与墙外的行人。墙内佳人的欢声笑语渐行渐远,似乎进入了深闺,而诗人站在墙外,觉得自作多情,被无情的笑语惹出一身烦恼。
苏轼创作这首词有其特定的动机,应是借香草美人的抒情诗歌传统,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慨。苏轼的研究者都认为这并非一首描述男女痴情的爱情诗,不是现代失恋者在那里喃喃自语,感叹既然恋情失败,不如另寻一段新的爱情。苏轼要说的,是他尽忠报国的痴心总是遭受排挤,甚至还被贬谪到远离朝廷的他乡。今人无法确知这首词的写作时间,研究者各持己见,有说作于密州的、有说作于黄州的、有说作于定州的,更多人则认为作于惠州。
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其超越特定历史环境的特性,经常跳出作者的创作动机,容纳多元的人生体悟。至二十一世纪,一般人已不熟悉宋代的官场斗争,也不太清楚苏轼遭诬陷与排挤的实况,读这首词时,也就很难联系到香草美人背后的隐喻。尤其是年轻人,总聚焦于“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句——在网上,可以看到许多对“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现代解读,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指人生可选择的机会很多,要懂得变通,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二是特指男女关系,世上可爱的人很多,没必要死守特定的对象。
要是苏轼看到“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现代解读,不知道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二
不少苏轼的研究者总纠缠于《蝶恋花·春景》的写作时间,这是有原因的。他们都认为“天涯何处无芳草”中的“芳草”既非花花草草,也非美女佳人,其中带有弦外之音,说的是仁人志士流浪天涯的感喟,因此要确定这首词的创作时间,以期坐实是政治事件引发的慨叹。了解作品的写作时间,有助于我们更深一层理解这首词的内涵,在表面文本所包含的艺术技巧之外,进一步探索创作的具体环境,体会作者是如何借着想象的场景与意象,呈现不同层次的艺术感受以及隐藏在文本背后欲言又止的心理状态,从而展示文学写作的多元性与多维性的。
由于苏轼本人没有标明写作时间,我们只能根据这首词的流传记载,来确定时间的下限——此词在苏轼贬谪惠州期间已然存在,但其上限难以遽定。长期以来,研究者都希望利用文本的“内证”,从遣词用字、意象使用以及艺术氛围的营造上寻找蛛丝马迹,企图联系其他有具体创作时间的作品来确定写作时间,但众说纷纭,不太可靠,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曹树铭校编的《东坡词》(香港万有图书,1968)认为《蝶恋花·春景》作于苏轼任职密州时期,理由是:“细玩此词上片之意境,与本集《满江红·东武城南》之上片相似。而本词下片之意境,复与本集《蝶恋花·帘外东风交雨霰》之上片相似。以上二词,具作于熙宁九年丙辰(1076)密州任内。铭颇疑此词亦系在密州所作,志以待考。”他说的“相似”,只是因为苏轼在密州写的词有“枝上残花吹尽也”“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的字句,与《蝶恋花·春景》的“花褪残红”“枝上柳绵吹又少”以及“墙里墙外”有类似之处,但在诗情的呈现上,却是毫不相干的。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蝶恋花·春景》作于苏轼贬谪惠州期间,理由是宋代笔记提到苏轼贬居惠州时,在秋天要朝云吟唱此词,所以《蝶恋花·春景》必定写于此前的春天,极有可能是绍圣二年(1095)的春天写的。这根据的是《冷斋夜话》与《林下词谈》,特别是《林下词谈》中的记载:“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云:‘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
《冷斋夜话》与《林下词谈》的记载,只能证明《蝶恋花·春景》作于朝云在惠州唱词之前,并不能坐实这首词一定是苏轼贬居惠州之后所写。有研究者指出,使用“天涯”一词,“是苏轼贬官岭南时诗文中惯用词语”;其实“天涯”一词,并非只见于苏轼贬居惠州之后,此前,苏轼至少在三首词与四首诗中使用了“天涯”二字。比如《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1074,作于密州)和《临江仙·送钱穆父》(1091,作于杭州),都阐述了远离都城、浪迹天涯的游离感。还有一首《江城子·恨别》作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为离别徐州而写:“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按照“文本内证法”,这首词写了天涯流落,写了佳人分手,写了残红,写了相思,写了情思隔绝的惆怅,遣词用字与意境情思与《蝶恋花·春景》丝丝入扣,难道我们据此就断定《蝶恋花·春景》是别离徐州时所写?
至于使用“天涯”一词的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嘉祐四年(1059),苏轼服完母丧,随父亲苏洵由四川沿江东下,在荆州所写《荆州十首》的第七首,有“故人应念我,相望各天涯”。第二首作于惠山,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四月品饮惠山泉水烹煎茗茶,写了《赠惠山僧惠表》,其中有“行遍天涯意未阑,将心到处遣人安”。第三首作于元祐四年(1089)苏轼到杭州担任太守之时,《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有句:“江上同三黜,天涯又一樽。”第四首是绍圣元年(1094)苏轼遭贬官南迁,到江西虔州(今江西赣州)访天竺寺时写了《天竺寺》,其中有“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虽然感叹流放岭南,或许要终老天涯,但还没进入广东地界,算不上贬居惠州时的心境,不宜作为《蝶恋花·春景》写于绍圣二年的证据。
三
近年又有研究者提出新说,认为《蝶恋花·春景》作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是苏轼定州遭罢官、启程南下时,在途中所作。当时的朝政发生了巨大变化,元祐八年(1093)九月三日太皇太后高氏逝世,哲宗亲政,失势多年的新党人物重新上台,抱着打击报复的心理,对付苏轼兄弟与同属元祐党派的人士。元祐期间掌权的一批老臣,一直自诩维护“祖宗之法”,以道德表率相互激励;君子从政,兰芷芳香,属于“先忧后乐”的人物,此时纷纷遭贬罢官,正如词中所说“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新说立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把词中使用的意象与情爱失落之感一一对应到时局的波动和苏轼与元祐党人的挫败上,虽然难逃捕风捉影、对号入座的质疑,至少反映了苏轼晚年遭贬的心境,倒也有一定说服力。
新说指出,绍圣元年的官场斗争就是苏轼写《蝶恋花·春景》的背景:“苏轼此词就写于这批元祐人士纷纷被赶出朝堂的初夏时节。所以这首伤春伤情的小词绝非泛泛之作,而是他此时此地沉痛心情的抒发。……芳草就是楚辞‘美人香草’的香草,喻正人君子,而今都远窜天涯。……‘多情却被无情恼’,正是他多年来对宋王朝一片忠心而却遭贬岭南的最恰当的写照。”假如我们不拘泥于特定的写作时间,上文所述的确都反映在这首词里,并且通过香草美人的艺术隐喻,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也并不否定此作作为情爱失落与惆怅的杰作,可以安慰世上所有失恋人痴心的灵魂。
艾朗诺在《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一书中指出,苏轼的词与前人(如晏殊、柳永、欧阳修)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抒情言事之中直率地表达了高度个人化的情感。我认为艾朗诺对苏词“豪放”倾向的观察,侧重于苏轼作为诗人,要在诗情中展现自我,肯定与尊重自我人格本体,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特别是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之后所写的词,经常婉转杳渺而又曲折地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态度,对官场环境的抗拒,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对自身道德人格的肯定,也就结合了个人命运的自我追求与文字艺术的创新探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蝶恋花·春景》所表达的香草美人寓意,就显得特别深刻,也是历来评论家绕不过去的议题。
四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好莱坞推出了一部爱情片《Splendor in the Grass》,在港台地区上演后,轰动一时,译名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那时我正上中学,对美好爱情与幸福家庭有一种懵懂的向往,对影片展现的海誓山盟的幻灭以及生命际遇不能尽如人意的结尾,感到极大震撼,产生无限怅惘。影片结尾出现了一段英诗诗句的字幕,点明影片的原名是有来历的;当时我只是觉得将“天涯何处无芳草”作为中文片名,是神来之笔,结尾出现的英诗诗句似有哲理,却不知出自何处。
一直到我上大学,跟着英千里老师读英国浪漫诗,才知道那段英诗诗句出自华兹华斯的《Ode: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童年天真颂):“Though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Of splendor in the grass,of glory in the flower?/We will grieve not,rather find/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behind”,讲的是经过岁月蹉跎,青春年华已逝,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从童真的天人体悟,寻求慰藉与幸福。后来我把这几句诗的意思,不按格律,勉强译成中文:“昔日璀璨今已逝/再无芳草与鲜花/无需伤怀与悲怆/知音寻觅在天涯。”词意居然相当接近苏轼的《蝶恋花·春景》,也因此佩服电影界前辈的学殖与巧思。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中西部,时代背景是“华尔街大崩盘”前后,一对青年男女痴心相恋,却因时风保守与家庭纠葛,各自经历了天真理想的幻灭——男主角学业不佳,被迫从名校退学,其父又因股灾破产,跳楼自杀;女主角遭人凌辱,住进精神病院。经济复苏之后,女主角病愈回乡,见到过去风神潇洒的情人已成一介邋遢的农民……影片对生命经验反思的灵感,应来自华兹华斯的诗情,虽然与苏轼写《蝶恋花·春景》的境遇无关,却阐述了类似的人生体悟,这颇值得我们思考:古今中外,人们经历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其实都有相似之处。文学杰作之所以流传千古而不衰,也正是因为作者有着刻骨铭心的经历,由此产生了深刻的感悟。
苏轼写《蝶恋花》时注明了是“春景”,准确来说是暮春时节,他从季节的变化中看到时间的流逝,时间的流逝又给予他生命的感怀。“墙里墙外”说的是人际的隔绝,即使我们撇开元祐、绍圣年间的风云变幻,至少可以发觉那时社会的分化,联想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联想到流传在江南的民歌《月儿弯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有人团圆,有人流浪,不禁触发深沉的感伤与悲悯。多情的是有血有肉的人,无情的是无穷无尽的时间,生命既短暂又波折,怎能不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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