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康：一册珍贵的鲁迅签名本
上海的朋友深夜给我发来信息，他买到了一本鲁迅亲笔签名的《支那小说史》，兴奋得睡不着觉，必须要与我分享一下。他发来了许多照片，在书的前衬页右下角，果然见到有毛笔写着“鲁迅，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上海”的字样，那字浓黑厚重，发散着我们熟悉的气息。
这是一本精装本，书很厚，一共509页。蓝色的布封面上没有字，在书脊上部，是手写体“支那小说史”几个烫金大字，其下并列着“鲁迅著，增田涉译”两排小字。书为右翻本，每行字竖立排列，字迹从右向左看。扉页除了作者、译者和书名外，左下角有出版社“東京·サイレン社”（东京赛棱社）的名字。在书后的版权页上，写着“昭和十年七月二十日印刷，昭和十年七月廿四日发行”，并标明“定价金五圆”。在这一页上，还粘贴着一枚钤盖“增田涉”篆书白文印的藏书票。在后衬页上，也粘贴着一枚“上海内山书店”的红色小签条。
《支那小说史》是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原是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经过历年修补增订而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1931年，29岁的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来到上海，经佐藤春夫和内山完造介绍，跟随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曾经连续三个月单独聆听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的讲解，每次约三个小时，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他将《中国小说史略》翻译成日文。1935年（即昭和十年），《中国小说史略》终于在日本出版了，鲁迅用日文写下了日译本的序言。
在序言的一开头，他写道：“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译《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他对增田涉排除困难加以翻译表示真心感谢，同时对赛棱社社长三上於菟吉不顾利害予以出版的壮举也是充满感激。的确，三上於菟吉不仅给《支那小说史》题写了书名，而且给书以最精美的装帧，印刷速度也是惊人的。鲁迅的序文是此年6月9日晚上写就的，增田涉是7月13日写的后记，书是7月20日在东京印刷，7月24日发行，到了本月底，1935年7月30日的下午，在上海的鲁迅就已经买到了《支那小说史》。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捐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泉卅。得T. Wei信。得靖华信。得阿芷信，即复。得河清信并绘信片八枚，午后复。买《支那小说史》一本，五元，即寄赠山本夫人。
从印刷到发行，从东京到上海，仅仅十天时间。那天，鲁迅买到了刚刚出版的《支那小说史》后，当即就寄赠给了远在日本的山本夫人。山本夫人即日本女诗人山本初枝，她于1930年在上海的内山书店遇见了鲁迅先生，两人相识而成挚友。山本初枝回国后，直到鲁迅去世，两人经常通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鲁迅对山本初枝是毫无保留的信任，几乎无话不谈，有些话甚至对最亲密的友人也未曾说起过。而山本初枝对鲁迅也是极端的信任，非常珍视与鲁迅的友谊，写了很多怀念鲁迅的短歌。所以鲁迅在第一时间买到《支那小说史》后，便寄给了这位异国知己。
除了这本外，鲁迅还有过五本《支那小说史》。就在他买下那一本后的第七天，也就是8月6日上午，他收到从东京寄来的包裹。关于包裹里的物件，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
上午收サイレン社寄赠之《ゎガ漂泊》一本，《支那小说史》五部五本，即以一部赠镰田君。
这里有赛棱社寄给他的五本《支那小说史》，他当即签名送了一本给镰田君。在鲁迅的朋友中有两位镰田君，他们是亲兄弟，日本福冈县人，也都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哥哥镰田寿是书店的会计，同时负责邮购、催款等事项，他编辑一种《文交》的小册子放在店内任人索取，而《文交》的刊名就是由鲁迅题写的。弟弟镰田诚一为人非常质朴，鲁迅对他的评价是“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扶危济急，公私两全”。在鲁迅几次搬家和逃难中，镰田诚一对鲁迅一家多有帮助，鲁迅对他是“十分感愧”的。鲁迅这次赠书的是哥哥镰田寿，因为弟弟在一年前已经病逝了，鲁迅还曾为之写了一百二十余字的《镰田诚一墓记》。鲁迅与镰田寿的关系很是密切，在日记中的记载多达二十三次。鲁迅签名赠给镰田寿的那本《支那小说史》，如今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接下来的8月13日，《鲁迅日记》又有如下记载：
大雨。上午得增田君信。得西谛信。得胡其藻所寄赠版画集一本。午晴。内山书店送来特制本《モンテ一二ェ随想录》(一及二)二本，其值十元。下午复西谛信。以《支那小说史》赠谷非及小岛君各一。晚王钧初、姚星农来。
那天下午，鲁迅将两本《支那小说史》分别赠送给谷非和小岛君。谷非就是胡风，作为鲁迅晚年最铁杆的追随者，他与鲁迅的关系不用再说了。这位小岛君，其全名一直没有查到，他与鲁迅多有往来。1931年11月29日，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那天午后，鲁迅与三弟周建人出门买书，先到中国书店，再到艺苑真赏，然后“又至蟫隐庐买了《历代名将录》一部二本，一元六角。并买《文章轨范》一部二本，价八角，以赠小岛君”。1933年4月23日晚上，鲁迅在知味观设宴请客，席间二十人，其中就有小岛君。在1935年的12月18日上午，鲁迅收到小岛君寄来的信以及送给海婴的玩具火车与汽车各一。1936年的7月14日晚上，小岛君给鲁迅送来了罐头水果三盒。
1935年的10月27日，又一本《支那小说史》出现在《鲁迅日记》里：
上午得明甫信。晤圆谷弘教授，见赠《集团社会学原理》一本，赠以日译《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根据陈福康的《关于圆谷弘的鲁迅访问记》，人们知道了圆谷弘这个只在鲁迅著作中出现过一次的名字。关于此次会见，圆谷弘曾经写过《与鲁迅谈话》一文。令人惊喜的是，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长堀祐造先生在日本还找到了鲁迅题字赠送给圆谷弘的那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以及他们那天的合影。
至此，鲁迅手中那五本《支那小说史》只剩下一部了，朋友收藏写有“鲁迅，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上海”的这本《支那小说史》是不是五本之一呢？我们来看那天的《鲁迅日记》：
晴。午后复唐诃信并捐全国木刻展览会泉二十，又段干青木刻发表费（文学社）八元，托其转交。下午得阿芷信。得金肇野信。得周江丰信，即复。得萧军信，晚复。得《版艺术》（十月分）一本，五角。夜同广平往巴黎大戏院观《黄金湖》。
日记中并没有提及为《支那小说史》签名这件事。
其实，鲁迅有许多事情在日记中是失记的，比如6月9日晚上写的那篇《支那小说史》序文，在当天的日记里，根本就没有提及，他只记载了“上午得增田君信。得靖华信。夜作《题未定草》讫，约四千字”。如果不是序文结尾处留下“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灯下”的字样，我们哪里知道那天晚上除了《题未定草》外，他还写了这篇文章。如此颇为重要的事尚未记在日记里，何况为自己一本书签名的这等小事，那是更不值得一记了。
我们查看《鲁迅日记》，包括1935年的书账，他两次得到《支那小说史》共六本记载得清清楚楚，除了送给山本初枝、镰田寿、胡风、小岛君、圆谷弘外，手中还有一本，但一直到他去世，日记中都没有出现关于剩下那本的记述。我们可不可以大胆推测，朋友收藏的这本《支那小说史》就是鲁迅自己留下来的那一本？
在这本《支那小说史》目录那一页的右下角，钤盖两枚朱文印，一为“秦恩仁印”，一为“无住盦”，很显然，这是收藏者的印章。但遍查资料，都没有查到关于秦恩仁的任何信息。
朋友购买此书是通过一位中间人。据中间人透露，出售此书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自称是秦恩仁的后人，但他对这位祖上所知甚少。中间人说秦恩仁字安甫，从他手中经过的安甫本人书法有好几件，还有写有他上款的袁克文、于右任、叶恭绰、圆瑛法师、邹鲁等人的墨迹多幅。钤在书上的那两枚印章，一眼就能看出出于邓散木之手。由此推断秦恩仁此人交游颇广，而且酷爱收藏。至于他是如何得到这本鲁迅亲笔签名的《支那小说史》，已经无从知晓，但从书后那枚“上海内山书店”的小签条，不排除此书是从内山书店售出的。
历史总是这样充满迷雾，即使像鲁迅这样每天用文字记载生活的人，也留下一个小小的谜让后人去费心猜想，或许这正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