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素素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素素：年轻时的枕边书，主要是小说、诗歌，喜欢小说的叙事，喜欢诗歌的语言。后来的枕边书很杂，书，杂志，报纸，包括影碟，除了看字，还看碟，碟也是一种书。

现在的枕边书变得简单，一摞想读的书，一本正在读的书。应该读的书太多，至于需要重温的书，或反复重读的书，在我有好几种情况，一种是工具书，主要是历史文化类，这是我近些年最喜欢读的品种。我的阅读也从单一的文学阅读，转向了多元的历史和文化阅读；另一种是经典名作，外国小说读得多一些，但是19世纪以前的很少重读，20世纪以后的成为重点。有的是因为喜欢，比如《追风筝的人》《月亮与六便士》《金阁寺》《喧哗与骚动》《霍乱时期的爱情》《太阳照常升起》《香水》等等。我甚至在读书会里反复与人分享。

有的是初次阅读消化不良，比如《百年孤独》，一遍看不明白，那就再读一遍，再比如《小径分岔的花园》，那么多人都说好，但我一读头就晕，脑子就是不进，始终在床头放着，几千字的短篇，却像一座压在头顶的大山。也许因为我不会写小说，不懂小说的表达逻辑吧。总之博尔赫斯这篇小说让我倍受折磨。中国的古典小说，最喜欢《红楼梦》，第一次读的居然是《石头记》，而且是在小学三年级，之后又重读了两遍。在《红楼梦》之后，又喜欢上《金瓶梅》，正在读第二遍。现当代的经典，也有重温和反复读的，先是挑人，然后是挑作品。

中华读书报：您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素素：家里有三个地方放书，我也在三个地方读书。枕边、书房和客厅。在枕边读书，让上床睡觉有了一种宗教般的仪式感，一天的尾，似乎就应该这么收。这个习惯不用养而自然成。在书房读书，一般是工具书，为了查资料，属于急用现读。在客厅读书，时间最长，也最正式，窝在沙发里，或躺或坐，一般是读大部头，什么也不想也不干，就是读书时间。我会煮一壶茶，点一支香，让自己完全放松，陷入阅读。以前看书特认真，特喜欢作笔记，现在手懒了，更喜欢思考，或在书上画道道，或写几句心得。读特别好的小说，会在每一章前面的空白处，写出本章要点和结构提示。凡是深阅读的书，里面都留有这类痕迹。记得重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时，在网上又买了他的《面纱》《在中国屏风上》《毛姆读书随笔》。阅读毛姆，包括阅读许多外国作家，带给我的冲击是他们的语言和知识半径大，行走和活动的半径也大，作品中有一种居高临下、收放自如的文化视野。

中华读书报：散文是您最喜欢的文学类型吗？您的书架上，是否散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趣味？

素素：你说对了，我喜欢散文。从1974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已经一心一意写了四十多年散文。从1983年做报纸副刊开始，一心一意工作到退休，居然当了27年散文编辑。写和编都够执着，简直比爱情还专一。在我的书架上，占比最大的是历史类书籍，其次就是散文类作品。我给散文分成了三个系列：一是古代名家经典，二是现当代名家经典，三是外国名家经典。在全民写作时代，散文的门槛非常低。除了经典，我已经基本不读散文。文学类阅读除了小说，还有诗歌。我写不出诗，但我超喜欢读诗，而且是现代诗。

中华读书报：写作《独语东北》时，林语堂的《中国人》对您有过启发。平时在写作中，是否也要不断从书中寻求帮助？

素素：写乡村生活，写知识女性，凭记忆和经验就可以下笔。写《独语东北》，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我至少作了两种努力：一是用半年时间读东北，一边读一边确定了要写的题目，要去的地方；二是用半年时间走东北，对民族历史、山川地理、风俗文化作田野调查。因为要写东北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就读了林语堂的《中国人》，他说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吃米，面食因为可以做成行军干粮，所以北方人能跑到很远的地方打仗。他还说，北方人是强盗，南方人是商人。我认为他概括得很形象。这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体系的冲突，即使后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方人也是自带基因的。我不只读他的书，也读了别人的书。正是这种阅读，让我在写东北人的时候有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中华读书报：哪一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或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

素素：我的阅读是从小学开始的，最初读过的那些书，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让我完成了阅读的原始积累。真正有意识的阅读，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大连师专。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第一次读到外国文学。77级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听老师上外国文学课一脸的懵。老师听说我刚刚读完《简·爱》和《欧也妮·葛朗台》，就让我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同学们讲讲梗概。总之，在学校那几年，外国文学是一次恶补。但是，最让我有写作欲望的，却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它不在中文系教材里，我是在图书馆里发现了这本书。读别的书，都是对一种巨大缺失的饥渴和补偿，并非为了写作。只有读萧红，字字句句，都让我蠢蠢欲动。也许因为，她的乡土与我的乡土相近。她的所有诉说，我都能感同身受。第一次去萧红故居，曾写过《黑土原上的太阳》，发在1987年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在十年后的“独语东北”系列里，我又写了一篇《无家的萧红》。我很少写作家印象类的文字，但我为她写了两篇。有一次去广州，我还专门去银河公墓祭拜她。我真的不明白，萧红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安葬在她的故乡，而是让她永远客居或流浪在外。

中华读书报：您有没有最崇拜的作家？

素素：古今中外，凡是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在文学史上被看见的作家，我都崇拜。如果非要说最崇拜谁，一定是萧红。因为她最早植入我的内心。虽然她不是文学史上的珠穆朗玛，也没有抵达一个伟大作家应该抵达的高度和宽度，但是在我心里，她就是用来崇拜的。

中华读书报：在创作散文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最困难的呢？

素素：最享受的是发现，那些写作之前或写作之中的各种发现。有时是题材带给我的陌生和激动，有时是思考带给我的惊喜和点亮。前者是写什么，后者是写出了什么。前者解决了不知所向，后者解决了不知所终。

中华读书报：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

素素：在我的书架上，有好几本法国女作家马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书。知道尤瑟纳尔，得感谢老同学孙郁，许多年前，当他知道我在深耕东北的历史文化，便建议我读读尤瑟纳尔。于是我就买了她的《北方档案》《哈德良回忆录》《苦炼》《虔诚的回忆》《安娜姐姐》，但我只读了《北方档案》，另外几本一直没有时间读。尤瑟纳尔是个具有历史意识的女性作家，历史成了她获得自由的天堂，也成了她进行哲理思考的跳板。我认同她的观点，作家应该有审视历史、思考历史的批评性目光。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大气而睿智，给了我许多启发。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素素：写作最吸引我的，就是可以用文字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认知。写作是一种特别具有挑战性的能力，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长进的。它让我看到了自己如何在写作中成长。但是，写作的魅力除了可以品尝自我成长的喜悦，还会经历遇到瓶颈之后的不安和彷徨。我的写作领域很窄，只局限于散文。小说家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散文，我却只有一把刷子，说得好是专一，说得不好是能力有限。这是我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正因为写散文的时间太长，便有些厌倦，以至于对写和发表都看得很淡。这也与我转向地域历史和地域文化写作有关。当年在向东北走去的时候，我就总是回头看地处辽东半岛的大连。它在东北，但它特别不像东北。所以，写完《独语东北》之后，我把目光收回到辽东半岛，在大连这口深井里打捞，先后写了《流光碎影》《旅顺口往事》，现在又应外文出版社之邀写《大连传》。虽然很地域，很小众，但我一直沉溺其中，自得其乐。我认为，不论喜悦和彷徨，都是写作所赐，也都是写作的魅力所在。

中华读书报：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素素：汪曾祺。当年请他给我们副刊当顾问，曾在大连请他吃过一次饭。他没有架子，喜欢说笑话，简直就像邻家老爷爷一样可亲可敬。席间他让人拿纸笔来，给我画了一幅水仙，题上“玉作精神水作魂 画似素素 一九九三年酒馀”。当时只读了他的《大淖纪事》《受戒》。后来读得更多，知道得更多，这位邻家的老爷爷，原来是须仰望乃可见的大师。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素素：想见萧红。第一次读到她，就让我着迷。我的女儿也因为我的推崇，成了萧红迷。先天的才气，后天的境遇，留下的作品，成就了一个不可复制的萧红。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素素：去无人岛，不论是流放还是避乱，生活总要继续，那就带上《道德经》《黄帝内经》《唐诗三百首》吧。第一本书养精神，第二本书养肉体，第三本书过日常。

中华读书报：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素素：请6位我喜欢的女作家吧，古代请李清照、蔡文姬，现代请萧红、张爱玲，当代请迟子建、王安忆。你注意到了吗？现当代这四位，东北两位，上海两位。因为我常常把萧红和张爱玲、萧红和迟子建、张爱玲和王安忆，两两比对。最土气的东北，最洋气的上海，却因为她们的存在，构成了一幅别有意味的文学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