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佚文《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
沈从文既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编辑。一般认为，他最重要的编辑活动，是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在北平主持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及主持编辑其之后更名的《文艺》星期天特刊）。这段经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闻史上都留下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笔：作为沈从文一生中投入时间、精力和心思最大的一次报刊编辑活动，它既为《大公报》开创了优秀的文艺编辑传统，也为20世纪30年代北方京派作家群提供了起步最早、时间最长又最具连续性的“纯文学”的作品阵地。
对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侧重“纯文学”作家研究的学者已陆续开展了较多研究，但大多只依据报刊文本孤立地对沈从文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展开论述。限于客观条件，以往的研究均忽视了沈从文本人对这段编辑经历的回顾梳理和总结评价，多见其外在实践和当时言行，少见其内在思想和后续评说，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沈从文编辑实践与思想的有机统一，以及其思想发展的历史纵深。
新见沈从文佚文《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按：应为“文艺副刊”，后同），记录了作者在“革命史”范式主导文学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围绕这段编辑经历自述的“种种不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该文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沈从文从当事人角度，系统、全面、翔实地回顾和总结自身编辑实践与思想的文献，为弥补上述研究资料和分析维度上的不足，提供了一份关键文本。本文对该文的散佚原因及文献价值进行考释，期冀抛砖引玉，为沈从文相关研究提供参照。疏陋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散佚原因及内容概况
署名“沈从文”的《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一文，1957年2月作于北京历史博物馆。其时，沈从文在此处管理文物已五年多。虽然每日“只是上千上万坛子罐子、绸子缎子、红红绿绿、花花朵朵在脑子里转”，已疏离于曾经工作的文学事业，但间或还有机会和一二文学编辑谈及自己的副刊编辑经历，故而觉得“有些问题的确还像是一个问题，所以才就便在这里提提”。
该文发表于《新闻与出版》1957年4月10日第13号的第4版上。经查《沈从文全集》《沈从文文集》《沈从文别集》《沈从文年谱》等基础文献和研究者的后续辑录，均未见收录或提及此文，故而判断此文为沈从文的一篇佚文。
《新闻与出版》是1955年4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所主办的教学和实习用报纸，于1956年9月9日试版，10月15日正式创刊，主编由首任系主任安岗兼任。人大新闻系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新闻与出版事业中的记者和编辑人才”，按照时任校长吴玉章的要求，其教学工作应该做到：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新闻出版工作经验，认真研究中国和外国的新闻出版事业的现状，并通过科学研究来逐步解决目前在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新闻与出版》的主要目的，即是服务新闻系的教学。一方面为新闻系学生练习编印和写作技能提供实习和发表园地；另一方面组织各新闻出版单位的同志们“提供宝贵的经验，适当地满足新闻系教学、实习和各地同业的要求”。为此，报纸向全国征求有关新闻、出版、广播的理论文章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介绍文章。考虑到稿源数量有限，该报定为半月刊，每月出版两期，在新闻、出版、通讯、广播、高等学校及宣传部门内发行，创刊伊始，即受到新闻与出版领域的广泛关注，收获了十至十二万份全国订户。
可以说，《新闻与出版》的内容定位和发行方式，决定了其编者、作者和读者均有相当程度的专业限定性。除编者为人大新闻系师生外，该报基本上由正在或曾经从事新闻与出版工作的人员订阅或供稿，他们构成报纸的主要读者和部分作者。沈从文写作这篇文章，是出于报纸约稿还是个人投稿，因缺少直接证据，暂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沈氏本人的报刊编辑经验，既与该报刊登新闻出版类内容的专业定位相契合，又与人大新闻系以马列主义立场总结我国历史上新闻出版经验的教学目标高度一致，加上沈氏著名作家的名气加持，故而能够在这样一份新闻出版专业类报纸上发表。
为什么该文未被前人所发现？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如上所述，《新闻与出版》具备较高的新闻出版类专业限定性，相关研究者或未能充分观照到文学或综合类以外的其他专业报刊；二是《新闻与出版》原版报纸的收藏分布情况并不普遍，根据笔者有限的了解，该报的公共收藏仅见于国家图书馆报纸保存本库，此外有少量私人收藏。相关研究者或不知不察，或未曾遍览搜集，不仅导致该报在以往新闻史研究中鲜见利用，而且使得文学史上多位知名人物的著述有所散佚。沈从文《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一文，即为其中的重要一例。
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
《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一文，首先存在文不对题的问题。沈从文共有两段为天津《大公报》编辑副刊的经历：先是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编辑副刊“文艺副刊”和“文艺”的“星期特刊”，后是1946年10月至1949年1月编辑副刊“星期文艺”，中间相隔其离京南迁的十余年。揆诸内文，“一九三四年（按：应为一九三三年）我离开了青岛大学回到北京工作……不久就和杨振声先生等试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算算日子，一九三四年距现在已二十三年”等语皆指向前者，而非标题所写的后者。这是在介绍佚文内容之前要首先澄清的，以免引起误会。
该佚文共计8100余字，回顾了其编辑“文艺副刊”的传承、动因、意图、贡献、不足、体会和对其时文学编辑工作的期望，允称沈从文自述其副刊编辑历程和思想的代表性文本。
附：
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
沈从文
报纸副刊在五四后的作用
年纪五十上下的中国新文学作家，谈到个人写作经验时，常常会提起国内某几种报纸副刊于他一生工作的影响。这些作家或曾经用副刊当作学习写作的对象，或曾经把第一篇作品发表到副刊上。五四以来北方故去重要作家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的作品和读者见面，就多是副刊介绍的。鲁迅先生作的《阿Q正传》，也是在北京《晨报》副刊分期发表的。（第一节刊出时，编辑孙伏园还在题前标出“开心话”三个字。）我个人从事写作，也由于阅读副刊的影响。初期写作生活，全靠向副刊投稿，每月有五七元稿费，勉强维持着住公寓的开销。到1934年试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按：应为“文艺副刊”下同。）时，刊物的意图，自然都还和过去十余年五四时代副刊给我的印象有密切关系。
照我个人认识，五四以后到北伐以前，这一段时期中，报纸副刊对于新文化运动，推动作用大，实由于如下一些原因：
一、日刊性报纸反映问题快，读者分布面又广，副刊随同日报发行，容易引起读者注意。
二、当时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不仅刊载新文学作品，同时有关国内外重要学术论著（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讲演（如太戈尔和爱罗先珂等）、思想论战（如科学和玄学论战）、戏剧诗歌商讨、儿童妇女问题，多在副刊上发表，内容因之异常丰富。
三、作者和读者对于副刊寄托希望都极大，真正负责编辑人，因此也多知名之士，得到社会各方面重视和支持。
四、其时军阀争权，此来彼去，报刊新闻社论受限制极严。记者如不小心，在文字上稍微触犯了军阀隐私，或涉及其他问题，就会有被捉去坐牢杀头的危险。副刊由于五四传统习惯，却偏然自成一个小小天地，可以得到较多用笔的自由，在篇幅内采取各种形式，对社会当前和明天有所表示。所谈到的问题，表面上和当时政权似乎并无多大冲突，事实上给读者的影响，却在摇撼那个旧社会基础。
五、有部分是日刊，容量大，需要稿件多，新作品也比较容易发表，副刊因此又是一个培养新作家的好园地。
六、这些副刊除随日报刊出，每到月终还作成副刊合订本，单独发行，十多万字只卖二三毛钱。由于内容丰富而又价钱便宜，特别受读者欢迎，分布面日益广大。
由于这么几个原因，副刊对于新文学运动引起的推动作用，是极其明显的。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得失，及分析到几个重要作家成就时，都不宜把这些副刊当时所起的建设性作用忽略过去。
北伐后北洋军阀崩溃，社会各方面都起了极深刻变化。新出版业受刺激风起云涌。一般性期刊，必有部分篇幅刊载小说诗歌。大型文学刊物，更必需用大量篇幅刊登小说，争取读者。这个新社会的广大读者群，从文学作品受教育、得娱乐的风气习惯，就出于较前一时的副刊。许多新出版业的经济基础，如北新、光华、现代、新中国……主要就是由于印行短篇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赚钱巩固的。由此看来，副刊不仅培养了许多文学作家，同时也发展了新出版业，并培养了一个在发展中的读者群。这也是研究近三十年新文学史的人值得明白，却照例容易忽略过去的。
副刊在时代进展中的变化
到新文学作品中的短篇小说占有广大读者群，新的作家也人材辈出时，报纸副刊事实上已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失去了本来的学术思想指导的地位，及培养新作家的重大任务，普遍呈下落趋势。有的因负责无人、办得恹恹无生气，到后只好取销停刊。有的虽存在下去，也随同社会发展有了显明分化：或以城市新知识分子作读者对象，用讽刺性杂文为主，进一步和统治阶级作侧面的尖锐斗争；或用当地小市民、公务员及阿飞式学生作对象，让地方性小品报道、吃喝玩乐文章占主要篇幅，加上点轻飘飘半真半假文坛逸事、明星趣闻，成为都市读者消遣品。前者如《申报》之“自由谈”可以代表，鲁迅、瞿秋白等化名写的部分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能推动社会向前的；后者如若干报纸上副栏可以代表，作用大半是消极的，和上海小报相差不远。然而两者都各有广大读者。两者又若“异途同归”，共同加速促进了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陈旧腐败不堪的社会的分解和崩溃。
这时节读者想阅读小说诗歌，虽有了许多文学刊物可以得到，这些刊物都有一定篇幅刊登新的创作，新作家露面机会已增多许多倍。文学作品的“自由竞赛”趋势，也在社会矛盾发展中日益浓厚。副刊历史任务似乎已经完成，因此形成如上所说的分化。可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五四以来副刊建设性的作用，在部分作家和广大读者群的记忆中（特别是在北方），还相当深刻。加之新出版业多集中上海，北方各学校还保留了部分能写作的好手笔，搞创作的大学生也还多；这也就是说，一面还保留极大创作潜力待使用，另一面又还有广大读者乐意从副刊得到点东西。因此在报刊上还容许我们根据过去经验作些新的安排。一个具有广大销路的日报，为了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可以从副刊传统优点取法，作出些新的贡献。
“星期文艺”的编辑，当时打算和作用
一九三四年（按：应为一九三三年）我离开了青岛大学回到北京工作，因投稿《国闻周报》，和王芸生先生相熟后，不久就和杨振声先生等试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按：应为“文艺副刊”，后同）。当时报纸另外还有清华大学吴宓教授等编的“文学”，不久“文学”因内容过于沉闷而停刊，“文艺”改为每星期两次。另有“小公园”也经过改组，容纳部分文学作品，由萧乾负责。当时《大公报》在北方报刊中，颇能吸引一些读者，报刊经济背景虽属于政学系大资本家吴鼎昌，社论和通讯却似乎不大受拘束，能独张一军。社论涉及社会各方面问题，常用特约外稿分别执笔，本报又有几个坐庄的文笔精悍的专家，文章作来格外引人入胜。更重要是还有几个善于作特写通讯的大手笔，如范长江、徐盈等，经常有关于国内重要地区重大事件的详细报道。加上几个性质不同的学术性周刊相互配合，因此《大公报》在北方诸省及国内知识分子读者群中，越来越引起普遍注意的。“星期文艺”就是在这个报纸成就基础上出现。从编排形式和内容项目说来，都可说旧而保守，但企图却相对“新”。当时上海方面副刊已进展到《申报》“自由谈”成为读者兴趣集中情况，杂文成为许多报刊作品主流。还有几个月刊也专载杂文。从比较上看来，“星期文艺”的编排和企图，不免近于保守。我说的“新”是指把重点特别注意新人的创作小说诗歌、散文而言。在刊物上占主要篇幅的，不是人人相熟的老作家名字，倒是和读者、编者都陌生的新名字。这种企图和北方读者传统习惯要求是有关系的。北方读者对刊物的要求，欢喜正面反映社会的创作散文比讽刺杂文大些，作者投稿也以小说、散文居多。其次，北方读者不太重视作者名声，却能够用一种比较广泛兴趣接受有新内容的作品。因此刊物照计划编排下去，对作者和读者都容易得到赞助。（这从另一工作也得到证明。过一年后，由林徽音女士负责，从“星期文艺”刊载的小说及特写编选了一集《大公报小说选》时不久就再版三次，很多北方年青作家的处女作，都保留在这个选集中。）刊物的编排形式和取稿原则，还为后来接收人萧乾、杨刚诸先生采用，随同报纸共存亡。报纸由津迁沪，再过香港，转重庆、上海……报头上“文艺”两个字也还依旧使用下去。
如何突破旧习惯
现在人谈“五四”新文学运动贡献时，总不能不说起几个著名文学社团的活动。这是应当的。因为当时各社团的活动的确各有不同贡献。如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在小说诗歌创作批评和研究介绍方面的贡献所具启蒙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此外还有好些小社团，如“未名社”对于苏联文学的介绍……各有其积极的进步成就。但是同路人性质刊物也有受限制的一面，值得我们知道。大社团没有能够随同社会发展把工作从一个更广大群众中打个新基础。小社团，照例还是以几个知心友好、同学同乡作基本成员。大社团不作扩大成员计划，小社团人数又太少，因此发展到一定情况下，就都不免有些僵固，既妨碍了社团本身的发展，更难促进整个文学运动的新陈代谢。打破这种以“社团”为中心的组合，转而以“刊物”为中心，来集合各方面作品，这也是大革命后一种自然趋势。在上海方面，即几个属于商业资本的文学月刊的活动，在左联成立以前，即出现如施蛰存编的《现代》、傅东华编的《文学》；在北京方面，如后来巴金等编辑的《文学季刊》、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都打破了过去以社团小单位办刊物的习惯，吸收了更多方面的作者，来在同一刊物中写作，并大量吸收青年作家，从这个新的风气发展中，才有大批无所从属的青年作家露面。我眼见到五四以来文学社团长处和弱点，由于是“过来人”，明白作者情形比较多，并且明白一个编辑对于稿件取舍的尺度，和对于年青作者的态度，影响到刊物和作者都十分大，从第一次发稿起始，就定下一个原则：报纸既属于多数人，必需有较大篇幅让各种各样新作品和读者见面。知名老作家的稿件不宜缺少，得想法弄来，增加刊物在社会上的信用。不知名的好作品，更必需努力发现，充实刊物的内容。因此刊物一面虽邀约有清华、北大两校中外文系教授先生作经常撰稿人，部分还是编委，其实刊物主要部分作品，是靠年青未识面作家支持的。当时有些人习惯于搞小宗派的，对情况不熟习，只看到某刊物有那几人名字，就笼统以为这是“京派”，年长知名的是“标准老京派”，年青初露面的便是“候补京派”；事实上那知道这些作家彼此就多未晤面，刊物努力方向之一，又正是打破束缚当时新文学发展的“派”，刊物中虽有几个五四以来不出北京城的教授作家，他们彼此间也少关系。年青作家却来源极杂，有些较左倾的，后来大都成了党员，也有当时就是搞地下工作的。
由于稿件取舍不存成见，编者和陌生作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为文学事业进展、作品繁荣和提高、对社会服务负责意义上，无私人丝毫利益掺杂其间。报社本来每月有一点点钱作编辑报酬，我们除间或请请客，经常也总是把它支配到外来稿费中，和退稿转稿费用中。有时不够支付时，就把个人写通讯的稿费贴补上去。对编者说来，真正的报酬是从各方面支持信任中，眼看到一些新人的成长，使“文学运动”不仅仅是个动人名辞，却是许多不同新作品继续和读者见面。这也正是国内当时多数文学刊物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不过轻重各有不同而已。因为许多编者都是受过“小宗派”压迫的过来人，已明白“此路不通”，必需要“改弦易辙”，来促进作家中的团结与合作，并产生新陈代谢作用。只有国民党在上海、南京官办的刊物是例外，还尽想用人为方法，制造些“知名作家”，点缀当时南京政府场面。可是丝毫不成功。照新闻记载说来，南京当时搞文学的“文官”虽不少，但事实点缀作用却并不大。
关于作家的新陈代谢，我曾从青岛运动场田径赛得到一种深刻启示。看见参加百米赛的人照例相当多。因为距离近，占时间少，又有许多站在路旁拍手加油的亲友，人人不甚费力都可达到终点，都乐意参加夺锦标。可是这么挑出的选手，有许多偶然因子在支配，近于临时玩票性质，看不出真正的能耐。很多跑第一名的，说不定下一次就再不肯出场或上不了场。至于三千米五千米或万米赛，上场的就必需具有极大的决心，不存侥幸打算。在困难考验中虽有不少人中途退场，淘汰作用大，近于生命白费。但是能克服困难达到终点的，却总有相当本领。步法稳定又能最早跑到终点的，固然创造了新纪录，即中途不断摔跤，末后还是一瘸一拐赶到终点的，同样值得敬佩。因为他认真在走，并且能用极大耐心和艰巨劳动来完成它！我觉得从事文学写作，也应当要求人人有这种下运动场作长距离赛跑的精神，且不以得失成败在意。这自然不是件简单事情。特别是在大革命后社会变动中，除了少数坚决革命者外，很多人都经验到用同样精力在大学校作学术研究，可以名利双收。在南京官场中从政鬼混，也能另有收获。即退而改业经商作生意，发财也比较有办法。从事写作却实在辛苦，且无多大把握得到成功。在这种现实情形下，劝人抓紧手中的笔，不受近功小利诱惑，不怕困难失败，来从事这个“费力难见好”的工作，真不大好办；所以刊物由我来负责时，个人理想就是要尽一切可能，让新人新作品不断和读者见面。即或这些作品内容或文学风格，和个人爱好不同，又并未完全成熟也为（按：原文如此）整齐文字设法发表。照我个人估计，如当时能有一二十个日报副刊，能那么挪移出部分篇幅来扩大作者的阵地，有一二十编辑，来这么负责工作，三五年后，或可以把这一阶段中国新文学内容更加丰富起来，并且从自由竞赛发现更多新人，得到真正进步。我说的进步自然仅指的是作品数量上的丰收，再从中拔萃挑选出若干成熟出品。其次，即产生一批能作长距离赛的新选手，通过这些人十年二十年努力，来用大量优秀作品创造二十世纪新中国文学的新纪录。
编者本不长于论争，因此除京派海派问题和当时讨论到公式主义的“差不多”问题，曾写过两次短文，其他都没有能如上海当时报刊那么展开活泼热烈的讨论。至于个人对于文学写作的意见和刊物企图，当时却常用和投稿作者通讯方式，写了些复信，刊载到副刊末尾，这部分通讯到后来曾和萧乾写的信辑印成一个小册子，名叫《废邮存底》。当时北方作者对于写作的态度既比较要求谨严，一般用笔水平和鉴赏水平也相当高，读者青年学生比较多，也由于传统习惯，能用一种比较严肃而宽容的学习态度或鉴赏态度，来接受具有种种新风格的作品，加之报馆方面对于编者的信托和支持，使我在工作中也得到不少的便利。
刊物的缺点、和个人工作上缺点
刊物在当时虽得到若干方面的好评，其实缺点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与日俱增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即或在个人的作品中，和一部分外稿安排上，都有意识的对于当时南京统治上层及一切军阀官僚的腐败，采取不妥协的态度、诅咒和讽刺态度，但所拥护的究竟是什么，却少明确政治立场。以我个人说，就有游离于当时残酷政治斗争以外“自由主义”的倾向，且逐渐发展了“文学高于一切”的盲目夸大梦想。形成原因固复杂多方，概括说来实由于对于现实政治的无知，苦于无从把握。个人只能从辛亥以来到大革命时国是经验出发，来有所印证。给我印象最深、最熟习的却是军阀时代的割据内战。因此总认为国内问题的解决，不是从长时期内战消耗中找出路。一切无终结的内战，都只趋向一个共同结论，即大量消耗人力、物力，堕落国家地位，好了帝国主义者、军火商人。国家的真正转机，应当是“民主”和“自由”的抬头，到各部门的专家真真抬头，工业和科学能有计划推进，来代替军阀官僚支配国家前途时，社会进步才有希望。至于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必需经过一种什么斗争过程才可实现？工业和科学的建设，又必需奠定到何种政体基础上，才能够日渐巩固？以及此外更复杂种种社会矛盾，必经过某种革命过程，才能得到正当解决？我可说全然无知。在当时华北正为敌伪嚷叫特殊化，环境极其恶劣。对国家前途既缺少认识，一面感觉到风雨来临、彷徨无主，另一面还有些旧读书人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妄念和幻想。时事进展恶化，芦沟桥炮声终于在内外矛盾中响了起来。眼见着千百年青学生齐向西北跑去，我却随同平津各学校师生匆匆忙忙向西南撤退。报刊工作因之告了结束。
从工作中取得的一点经验
在两年编辑刊物工作中，给我个人最大的教育，即求一个刊物编辑得像个样子，首先是编者工作态度十分重要。大原则一确定，必依赖大家力量，学会百分之百的任劳任怨，为作者、为读者服务。对老作家要取得他们完全的信托与合作，才可望经常有各种不同有分量作品刊载。老作家多是五四以来露面的，到抗战前数年，因社会在内外矛盾中发展，政治禁忌多，文学论争纠纷也多，或由于一种不可免的骄傲矜持感，又或不过只是怕犯禁，怕麻烦，许多人都变得相当消极，不大肯开口动手。如能把一些人停搁已久的头脑，转变成一种持久的耐烦和有用的深思，且充满兴趣，对文学问题给以新的关心，肯继续执笔写作，这也可算得是一种艺术！至于把这些作品取来，不得用时，并且要作到原件退还，作者不以为意，这工作说来容易，作来可真不容易。其次，即对于新作家，一切要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取得作者的合作和支持。要从尊重他人劳动出发，来发现各方面内容充实、文学风格不同、表现技术特别的作品，加以种种鼓励，帮助提高作品的质量。能用的稿件，总想方设法为之安排，或转到其他刊物上去，实在无从使用时，把原稿退还，也必需作到使作者不因之丧气灰心，还能接受“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的意见。这自然是更不怎么容易的事情！
总之，作编辑个人责任多而权利少，在某一意义上，真可说近于白白牺牲大量有用精力，于看不见许多事情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刊物每期都有篇把清新醒目好文章读得下去，从总的说对于新文学进步发展能引起一点点推动作用。工作说来容易作来并不简单，比自己拿笔写作实难搞些。从两年工作实践中，我由此学得了一分知识，就是对人的诚恳和对工作的无私热忱，以及忘我劳动，在工作中所发生的良好作用。（这一点成绩最好的还应数巴金先生。他主持的平明出版社，曾经印行了大量新作家的作品，在抗战八年中，把这些作品分布到西南各地区，影响到各方面都极大！）
算算日子，一九三四年距现在已二十三年。中国人民在近二十余年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血和火的历史变革严重考验中，已经完全站起来了。国家社会面貌也全变了。一切事情无一不在社会发展中重新配合安排，文学艺术更在崭新的计划中向前推进，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都不是我们五四时代中年人所能梦想。例如过去作家写作十年八年，一书付印不过三五千册，即出版书到三十种以后，还不可能靠版税生活。现在报刊有印至五十万册的。比较优秀短篇，一刊载就可改作电影。也有作者译书一册，所得版税就可终身不愁生活的。我们那一代所经过的痛苦困难，早已成为历史故事，再不会落到年青人头上来，年青作家真可说生活在一个太幸福的大时代中，不过因为这种变化太大，年纪在三十以下的文学教师或文学作家、文学报刊编辑，对于这些过去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时代的种种，自然已不容易完全明白理解，即或他搞的是近代文学史研究工作，也怕不容易理解这种种不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了。能比较具体知道些问题，也许还有一点点好处，特别是分析研究到这个时期作家和作品时，会用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态度，来进行他的庄严工作，可免去些仅从目前“概念”出发、或比“概念”还更要不得的某种有意阿谀及有意贬责出发，作出些和历史本来并不符合的论断。
还有搞创作的，工作扎根坚实，不断进取，不以一时成就自限，这种端正谨严态度，还是十分重要，值得提倡。
还有搞文学报刊编辑工作的，目下所遭遇的困难，可能也还有一小部分并未完全克服。如能多知道一点二十年前若干报刊编辑进行工作的方式，或许也还有些些用处。如像对编辑要求进一步提高用笔能力，鉴赏作品的眼光，并投入大量劳动力……如此或如彼，或者会有比目前还更多些具有反映社会现实，并有真正新鲜活泼风格的作品，由不完全成熟，在作者和编辑共同商讨修改中，变成组织完美的好篇章，呈献于千百万读者面前。新社会有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特点，即作者面广大到社会各阶层，作品反映表现到生产各部门、生活各部门，文学理论方针，在基本上固有助于思想正确的作品产生，却无从具体帮助各个不同作者笔下文字篇章的纯洁和精炼。报刊编辑在这点上作用大，责任大。一个近乎理想的好编辑，应当是一个有丰富写作经验，又能鉴赏各种不同文字风格，熟习社会各种问题的作家，他在知识方面既博闻多通，在认识方面又具有一种远大的政治眼光，在行为中又能有高度的服务热情，才能在工作岗位上更好的完成他的历史任务。报刊编辑政治认识及工作能力水平共同的提高，将更直接影响到刊物上作品质量的提高，以及政治教育效果的扩大。这个工作责任，实在远比我们二十年前更加百倍庄严和沉重。
只是截到目前为止，一个文学报刊的编辑，在许多方面似乎都还不如一个大学教授或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受重视，人选、配备、待遇相差是明显的，这似乎是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因为事实上照目前北京几个文学书刊分布数量和它的种种影响而言，可远比大学国文系的教学工作和某些研究工作大得多、重要得多。至于如何把个人这种认识提出来，加以商讨，成为各方面共同的认识，再来重新改进一下工作，还待另外有时间考虑和建议。因为近几年来，我在新的工作上，只是上千上万坛子罐子、绸子缎子、红红绿绿、花花朵朵在脑子里转，和大学校的文学教学，办刊物的编稿看稿，都已十分生疏，作为一个文学读者而言，也近于孤陋寡闻了。这种旧事回顾，文字就零乱琐碎，缺少条理，看法上也有些相当陈旧，不甚正确到家。惟间或还有机会和一二作编辑的谈谈，觉得有些问题的确还像是一个问题，所以才就便在这里提提，野人献曝，表现极拙，意见却还诚恳，希望不至于说的太错，成为笑话。
1957年2月北京历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