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巨子与小人物
“苏轼”是一个被谈论得太多的话题，无数人对苏轼崇拜得无以复加。他像阳光一样耀眼，以致人们往往注意不到贯穿在他人生中的那些微尘般的小人物。
好在，苏轼不是薄情人。这些小人物的身影，不时在他的诗文中闪现。
1079年，晦暗的春天。九死一生的诗人走出御史台，由仕宦而成流人，由繁华京都到偏远小城。
整整四年又四月，竹笠草屐，晨兴暮归。黄州团练副使为养活一家二十余口，必须开垦荒芜的坡地，于是，中国最伟大诗人的行列中有了一个“东坡居士”。与渔樵杂处，与僧侣烹茶，与同好饮酒或夜游，不知东方之既白。
散文佳构《记承天寺夜游》真实记录了其中的片段。开篇的月色写得极富人情：门庭冷落，唯月光毫不势利，来与“罪人”做伴。诗人睡意顿消，披衣而起，欣然相迎。随后与寓居承天寺的张怀民“相与步于中庭”。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者，看似自嘲，实为自负：月夜处处有，弄月有几人？不无悲凉，也不无欣慰，“怀民亦未寝”，正在意料中。一个“亦”字，二人意趣之相投尽出。
由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可知，文中的张怀民，名梦得，字怀民，河北清河人，在苏轼谪黄州快满四年时也被贬到黄州。
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个清冷的深夜，一个郁郁失意的放逐者，有一个同样不汲汲于名利而能从容流连光景的人，陪伴自己徘徊于“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的“庭下”，是多么难能可贵！
倾心友人，江上明月，山间清风，伴随诗人纵情挥洒。一词二赋，震古烁今，一段绚烂的文学史凝固成“赤壁”。
1094年，苏轼又一次因言获罪，被贬到当时的蛮荒瘴疠之地惠州。
苏轼一生，构陷者无数，仰慕者亦无数。无论顺境逆境，纵使天各一方，后者皆对他一往情深，不离不弃。
《昙秀相别》《别王子直》《卓契顺禅话》见于苏轼的惠州杂记。昙秀、王子直、卓契顺，先后不远千里来惠州看望落难的苏轼。前两位是苏轼的老友，第三位是寺院杂役，奉的是苏州定惠寺守钦长老的派遣。昙秀与苏轼做伴十天，王子直待了七十天，卓契顺与苏轼见面即返。
对他们交往的表达，从极度的平淡中见出极度的真挚。
分手的场景皆感人至深。昙秀“将去”，苏轼问，你回去，带点什么给你那些“山中”人呢，昙秀说“鹅城清风，鹤岭明月”，只怕他们没处放呢。与王子直作别，苏轼特赋七律，说你我隔着万里云山，你来到时一身衣衫已经破烂，我真想头戴幅巾随你而去啊。
最富戏剧性的是卓契顺。涉江度岭，风餐露宿，徒步数千里，到达惠州时已黧面茧足，形同野人。刚见面，苏轼笑问带礼物了吗？卓契顺“展两手”。苏轼假装失望，说可惜你跑了几千里，却是空手而来。卓契顺“作荷担势”，转身即去。卓契顺说的是禅话：空手而来，满载而归。
读过苏轼多少诗文，这个寺院杂役，最是难忘。
苏轼在惠州最重要的伴侣，无疑是王朝云了。
微贱的钱塘歌女，声色艺慧兼备，抛却大好青春，认定了命乖运蹇的诗人，不惜随之万里投荒。从钱塘到岭南，从繁华跌落凄凉。朝为云而暮为雨，几多柔情！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
诗人拙于谋身，直道而行，一再被贬，“多情却被无情恼”是自我解嘲。只有王朝云，能唱出诗人最深的心思；只有王朝云，知道他“一肚子不合时宜”。
“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
12岁入苏家，20岁为侍妾，34岁竟长去，带走了失子的哀伤和病苦，连同妙曼的歌吟和灿烂的笑。照亮暗淡岁月的最后一抹亮光，熄灭在岭南的松林。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月华如水，空照湖山。再没有执手，再没有多情风月。“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苏轼没有辜负那些人。惠州三年，诗词文章，名篇迭出。贫瘠之地因而流光溢彩。“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敬者仰止，妒者切齿，威权莫可奈何。庙堂上的对头唯一能做的是将其推入绝境。
相去京城几千里的海南，是中原人眼中的天之涯，海之角。俗谚：“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唐宋流人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有宋一朝，放逐海南是比满门抄斩仅轻一等的处罚。
1097年，年过六旬的苏轼，孤身携幼子，踏上琼海的万顷波涛。他告诉亲人准备好了“生还无期”，告诉友人：“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对一位老人来说，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
一位朝廷使者到海南来探查谪官的情况，发现苏轼受到县令的礼遇，住在官舍里。于是，县令被免职，苏轼被逐出官舍。
当地百姓欣然接纳了苏轼。在自己的村庄边为他辟地架屋，帮他割草砍木（“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送给他黎被、古贝布（“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大清早，他还在床上睡觉，当地猎人就来敲门，把刚刚猎获的鹿肉分给他，或者是捧来制好的槟榔（“槟榔代茗饮”）。他在槟榔树下同农夫畅谈，他们给他讲鬼怪故事，“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一位老农妇见他与土人一样头顶西瓜走过，打趣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他笑着回敬，叫她“春梦婆”，并援以入诗：“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他去当地人家串门，下雨了，主人就给他笠帽、蓑衣和木屐。他踩着泥泞的村路回家，群犬争吠，村人大笑，他开心地唱道：“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苏轼是活力强劲的树，黎母民是深厚的土地。站在文化的角度，落难者是胜利者，失去了帝王的恩宠，却得到了民众的爱戴。
海南因此成为苏轼展示天才的舞台，其著述进入巅峰时期。“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鲁直亦瞠乎其后矣！”（朱弁《风月堂诗话》）
海南流放，让苏轼的文学成就冠盖群伦。
历史的悖论决定了：落寞者成圣。千年以来，多少帝王将相早已湮没无闻，而苏轼始终高高屹立。
成就苏轼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有着强有力的支撑。
卓越的才华、优异的个性和绝对的自信，是苏轼人生的三大支柱。而这自信，很大程度来自民间由衷的尊敬和热爱，其中，除了正直的仕途同道和艺文同好，更多的是杂役、歌女、黎母民等名不见经传的底层小人物。
这或许是一个历经磨难的文化巨子最大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