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2年6月上旬，在上海抗疫的喧嚣声中，我花一天一夜读完孙甘露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小说故事中，为了完成“千里江山图计划”，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行动小组中有十名成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他们这种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无形中给了抗疫中的我强大的支撑力量。《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很有吸引力，让人爱不释手。实际上，早就听说孙甘露先生有一部长篇新作要问世，很期待这位先锋文学代表作家的又一次先锋性写作。如果将《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作品与《千里江山图》放在一起，将作者名字隐去，估计很难相信这些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这一跨越式转向，不禁使我想起孙甘露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写作是为了寻找更新鲜更细微更有力度的表达方式。”[2]

01

简洁叙事：行动的诗学

如果说《访问梦境》《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等作品主要展示作者那令人奇妙的“想象”，那么《千里江山图》专注于表达小说中人物那些具体的行动。《千里江山图》所要叙述的，是农历一九三二年腊月中旬到一九三三年正月这一个多月里，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组织——上海行动小组实施“千里江山图计划”的紧张而艰险的过程，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组织与国民党特务组织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我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叙述这一故事。

孙甘露在一篇小说中曾写道：

我试着在若干章节内给出准确的时间和详细的地址，以期像时钟的秒针给人一种确切而稍纵即逝的感觉，即便如此，我还是担心它的效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时间更令人捉摸不透的了。[3]

确实，时间最令人琢磨不透。它粗到无始无终，细到刻不容缓。不管怎么说，人们已经习惯了时间对生活和人生的切割，将时间的快慢缓急内化为生命的节律。《千里江山图》的叙事虽然没有按照秒来安排情节，但有时确实已经精确到分，比如小说第一章中地下行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整部作品按照时间顺序叙事，以农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行动小组开会作为叙事的开始，之前的故事通过人物对话或者回忆性心理活动展示出来。这样安排的好处在于，既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清晰了然，又能容纳丰富的前史内容。

与这种顺叙相适应的是，《千里江山图》塑造了一种简洁明了的叙事语句。第一章《骰子》中写几位地下工作人员的出场：

大约九点三十五分，卫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前，对面就是四马路菜场。[4]

易君年走到花园一角，站在护墙边朝外看，……[5]

秦传安没有走菜场入口，大楼朝北那面有个侧门，他从那里进去，乘电梯直接上了三楼，……[6]

对这些人物行动的描写，几乎不带形容词、不带修饰语，从而排除了姿态的多样性与情感的倾向性，在语句的语义图景中耸立的只有人物的行动。又如写行动小组几位成员的逃离情景：

卫达夫抢先出门。他跑出走廊，撞开防火门，几步冲下楼梯，身后跟着几个一起开会的人。其他人还没来得及奔到楼梯口，从走廊另一头拥入的巡捕就朝这里射了一排子弹，林石刚推开防火门，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腿。[7]

只有“抢先”“几步”“刚”等很少的几个词语有修饰作用，整个段落多用“赤裸”的动词描写人物逃离的情景：“出门”“跑出”“撞开”“冲下”“奔到”“射”“推开”“打中”等词语带有足够的力度，描写了情景的紧急与危险。这些动词，我称之为人类的“原初动词”，即属于描写人类基本行为的动词。如果不带修饰成分，就排除了人类行为的个体差异性以及文化属性，表达的就是行动。这使人想起卞之琳的名诗《断章》，断章中，“桥”“楼”“窗”等意象也不带任何修饰成分，从而排除了中国传统诗词有可能带来的“影响的焦虑”，反而能更有效地表达诗人作为现代人的情思[8]。《千里江山图》之所以塑造这么简洁的叙事语句，与小说人物的身份与职业有关。上海行动小组的成员从事地下工作，但来自不同行业，基本属于普通民众。小组成员包括车行司机崔文泰、国际通讯社编译员陈千元、知名女作家凌汶、房屋经租处跑街人卫达夫、煤栈工人李汉、书画铺老板易君年、医生秦传安、图书馆管理员田非、小学教师董慧文、银行职员林石（代号“老开”）、受伤军人梁士超、小组负责人方云平。要说与众不同，凌汶、董慧文可能会显得文雅一些，与一般干体力活的劳动女性气质上有所不同；梁士超可能会挺拔一些，毕竟是军人出身。即使如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普通人没有多大差异。而作为特工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不宜过于另类和独特，否则容易引起他人注意。被人忽略，这是伪装者伪装成功的标志；一旦被人注意，表明伪装已经露出破绽。小说写崔文泰的出场：

喝完最后一口汤，嘴里还嚼着烧饼，他看了看怀表，九点五十分还没到，他慢悠悠站起身，朝电梯口望去。[9]

崔文泰是国民党安插的情报人员，这样的描写不会让读者过早识破他的内奸身份。直到他主动向叶启年汇报工作，读者才知道崔文泰是内奸，但陈千里等人仍然不知。崔文泰想独吞五根金条、开着车带着皮箱逃跑的情节，把陈千里和叶启年双方震惊到掉了下巴，彻底突破了双方的想象边界。

一般的地下工作人员，虽然平常与普通民众差不多，但往往观察仔细、思考严密、判断果决。而其中优秀者，还具有敏捷的身手，超强的执行力。陈千里在苏联经过三年的特工训练，回国途中被委以重任，转赴上海，负责找出内奸、实施绝密任务。他在方云平儿子理发铺突遇袭击时紧急逃离、在李汉的煤栈住处面临敌众我寡时机智突破、在面对国民党特务卢忠德这一凶狠对手时果断智杀，无不表现出陈千里非凡的行动能力。小说在最后一章《黄浦江》中描写陈千里智杀卢忠德：

灯光一灭，他（陈千里——引者）就跳起身，只一脚，就把卢忠德踢进了黄浦江。他随即也跟着跳进水里，合身扑向卢忠德。他抓住卢忠德的衣服，把他往水里拖。他想用匕首结果卢忠德，但对方一个挣扎，匕首在衣领上划了一下，脱手落进江底。陈千里屏住呼吸，潜入水底，抓着卢忠德的两条腿，把他死死地往黄浦江水底拖。他坚持了一两分钟，直到感觉卢忠德的身体不再挣扎。他把卢忠德的脑袋拖到近前，在水下用手指关节狠狠捏了一下他的喉结部位，然后松开手，看着这个特务顺着黄浦江越漂越远。[10]

……

陈千里再次翻身上船，抹去脸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舱，命令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11]

这是小说的结尾，陈千里成功智杀特务卢忠德。小说的叙事必须写出击杀的细节。陈千里游泳过去刺杀船上的卢忠德，不利之处是对方在船上，自己在水中；有利之处是对手在明处，自己在暗处。小说对陈千里一连串的行动描写，不修饰，不夸张，干净利落。

为了突出人物的行动，《千里江山图》中的景物描写下降到“零度写作”，基本排除了叙述者的情感投射。一九三三年正月初一傍晚，陈千里、易君年和凌汶等人去茂昌煤号找李汉，一段景物描写如下：

到了傍晚，天色转眼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大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着一些窝棚。煤栈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12]

这一段写景只是客观地呈现荒地、窝棚、煤堆和栅栏，不带叙述者的任何主观色彩。这一天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陈千里、林石等人正式启动秘密任务，查出了内奸之一崔文泰，工作布置也很顺利，又是大年初一，本应让小组成员显露几分喜悦至少舒畅的心情。但小说有一段正月初一夜晚的情景描写：

雪停了，肇嘉浜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13]

将陈千里等人置于上海大都市的过年热闹的气氛中，但又仿佛置其于荒郊野外。他们的心情如何，不着一字。中国现代小说往往借用中国诗歌传统的表现方式，描写景物时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让风景染上人的情绪。而《千里江山图》中，风景就是风景，不像柄谷行人所说的被“发现”的风景，能够成为窥视殖民意识或者民族国家意识的“装置”。风景丝毫不沾人物的任何心情。风景与人物既分离独立又相互依存。《千里江山图》中风景与人同时呈现，成为独立的描写对象；而且对风景的描写篇幅不长。这样的风景描写既能突出景物与人的共存，但又不会干涉到人物的行动与思想。

我不能断定，所有的简洁语句叙事必然催生行动的诗学，但《千里江山图》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和茅盾喜欢用长句叙事，而老舍、萧红和赵树理等人则喜欢用短句叙事。《千里江山图》是对这个短句叙事传统的回望，但更重要的是，《千里江山图》突破了孙甘露自己先锋小说的叙事话语诗学。比如《访问梦境》中的段落：

让我假想的相遇中，她曾经以异族神话的方式坐在一株千年古树的枝桠上，在我处子的仰视中飘飘欲仙，她以传说和现实编织目光的眼晴放射着迷惘的圣女的贞洁。我内心平凡的冲动为她的眼睛所揭示。我幼稚而荒谬的情感方式因她的话语而享受到时代的阳光。丰收神在我迟疑的时刻直率而委婉地向我表白了她对潮汐和新月的热爱。这种对超越生命和沉湖生活所作的奇妙而诗意的结合，指引我跨越了异性介入的水线。在鸽子的咕咕声中，完成了青春的自我接纳，从此驶入布满情感暗礁的智慧之泽。[14]

这一段话运用形容词、概念性名词，组合成抒情长句，语义繁复而漂浮不定，给读者空阔的想象空间。这样的段落在他的先锋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而《千里江山图》却绝无这样的段落。《千里江山图》语句简短，语义明确，叙事指向清晰，塑造了描写地下工作人员的行动诗学。

02

对话与智性：显隐的艺术

任何优秀的小说家都擅长写对话。在描写地下工作的故事中，对话尤其难写，因为地下工作人员面对陌生人时，往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而在同一阵营中，既要顾虑上下级之间的差别，更要提防内部有敌对方面人员的渗透。因此，人物对话中信息的显与藏，情感的真与假，价值观的正与邪，拿捏到何等分寸就非常有讲究。《千里江山图》的对话，我称之为“智性对话”。智性对话的精髓是理性、推理和机智合理地运用于人物对话中。陈千里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地下党员形象。他信念坚定、身手敏捷、反应迅速、推理能力很强。试以陈千里与不同人物的三场对话为例剖析智性对话的特色。

第一场，出自《茄力克》一章，地点在广州一家小店铺，陈千里与店铺掌柜黎叔的对话：

陈千里忽然看见高处的角落里，孤零零放着两只绿罐头，心里一动。

他对黎叔说：“你这里倒有‘茄力克。”

梁士超正想用本地话翻译一遍，不料黎叔却听懂了。

“没人买，你想要，半价卖给你。”

“好。”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递给老头。罐头上面全是灰，陈千里在柜台上找了块抹布，慢慢擦。

“没人买，放在这里三年多了。”

“没人买为什么要进货？”

“那时候有人买。买它的人死了。”

擦掉灰尘，罐头上露出狮身人面像。这是高级香烟，用245大轮船从英国运过来的，一罐就要一块大洋。在这么一间小铺子里，光顾的客人就算花得起这个钱，也未必舍得花。

“我知道他是谁，”他对黎叔说，“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共党。”

黎叔狐疑地看了看他，想到两罐香烟放了三年，总算卖了出去，心情又觉得十分轻快，问陈千里：“你认识他？你也是共产党？”

陈千里哈哈大笑：“我，《民国日报》记者。你这香烟从哪里进货？”

“卢警官，官不大，抽烟却只认它。这么些年，到我店里来买茄力克的，只有他一个。他让我找这个烟，全广州只有沙面洋行有货。我每个月进几罐，全卖给他了。”

“这两罐为什么没来拿？”

“他端午节下午来买，店里没存货。我让他第二天来拿。第二天，人没来。过了两天，报纸上说他死了。”

“端午节？黎叔你记错了吧？”

“怎么会记错？就是端午，他来的时候，我正给店铺门上贴午时符。我女儿前一天晚上提着粽子猪肉回娘家，家里大人领着小孩子跑到珠江边，洗洗龙舟水。家里忙，跑不开，只能第二天上午去进货。卢警官从对面过来，春风满面，身旁还挽着小凤凰。他说好第二天来拿。”[15]

陈千里观察仔细，看到了高处角落里的香烟“茄力克”，因为他记得在上海与易君年见面时易君年抽的香烟就是“茄力克”，“茄力克”是一种高级香烟，容易受人关注。陈千里就以茄力克香烟为话题，不断套出黎叔的说话，加上黎叔因为放了三年的香烟被卖出去后的高兴心情，对话自然而且愉快地进行下去。这种闲聊式对话，看似无心，却是有意，被陈千里所引导，即要问出买这种香烟的人是谁。他的第一次提问“没人买为什么要进货？”引出黎叔“买它的人死了”的回答。依黎叔的回答，按照一般对话逻辑推测，问话者接下来要问买它的人为什么死的，或者怎样死的。但陈千里明白，如果这样问，也有可能会引起黎叔的警惕，从而不谈论这个话题了。陈千里改变继续提问的策略，而是用陈述的方式适当放出一些信息：“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共党。”这确实也引起了黎叔的“狐疑”，毕竟当时谈论共产党是一个敏感话题；同时也激发了黎叔的兴趣，虽然是个敏感的话题，不过卢忠德的事情毕竟是登过报纸的。对于黎叔的提问，陈千里捏造了自己是《民国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回答，继而问“你这香烟从哪里进货”，这是避重就轻、声东击西的问法，不让人觉得是在盯着某个问题穷追猛打，因而会放松警惕。果然，黎叔自己道出了“卢警官”的身份，谈论了他的嗜好。陈千里问出的“这两罐为什么没来拿”，既是承接黎叔的叙述而来，因为他店里香烟专为卢警官进购的；又是陈千里自己最为关心的问题——卢警官是不是易君年，为什么恰好是易君年。黎叔很自然地叙述了那年端午节的故事，引出了报纸报道时间与黎叔叙述时间的错位，这就把故事引入更加诡异的真实情况，也在不断刷新陈千里的判断，同时也是在不断揭开易君年身上的谜团。

第二场，出自《墓地》一章，地点在上海的一个墓园，是陈千里与叶启年的对话。叶启年和陈千里这对师生在叶桃墓地前见面，很有戏剧效果。叶启年没有想到陈千里主动来找他，而且完全出乎意料地就站到了自己的身后。这一部分中，两人的对话有四个回合的对杀。

第一回合：

叶：“你把我的人怎么了？”

陈：“司机在车里，有人看着。”

叶启年是老牌特务，无论到哪里都有司机或者保镖，突然看到昔日的学生今日的对手无声无息地站在自己的身后，第一感觉就是自己的安危，自己的人怎么被这个对手处置了。所以他第一要问的就是“你把我的人怎么了”。而陈千里的回答不解释，直接给出结果，因而干净利落。

第二回合：

叶：“你还是改不了不请自到的毛病。”

陈：“你派人找了我几趟，这次我自己来了。”

第二回合中,叶启年以长辈的身份批评陈千里。“不请自到”在一般的礼节中确实有唐突之感，但在叶陈之间却另有深意。“还是”一词内藏了叶启年、叶桃、陈千里三人在南京瞻园的一段故事，那个时候，陈千里去瞻园看望叶桃也是不受叶启年待见的。这次的“不请自到”在叶启年内心不仅引起不快，而且引起不安。但叶启年毕竟是老牌特务，对话依然冷静镇定。陈千里的回答很有力量。“你派人找了我几趟”，这句话很普通，但“找”这个词语隐藏着叶启年派特务去“抓”陈千里的险恶信息。“找”得到，能抓活的就抓活的，这就是秘密逮捕；“找”得到，如果抓不到，就击毙，这就是秘密杀害。“这次我自己来了”，一方面表明叶启年几次“找”陈千里都失败了，另一方面表明“我”找“你”却成功了。叶启年清楚陈千里的回击占了上风。因此第三回合开始，叶启年把话题由眼前景象转向了叶桃：

叶：“那么这些栗子是你带来的？你倒记得她喜欢吃这些。”/“你跟着叶桃跑去南京，现在又跟着我来她的墓地。”

陈：“找你不难，看守墓园的人有一本登记簿。这几年，你每年元宵节都会来一次，放下一点钱。”

这第三回合相比前面个回合，情绪稍微缓和，语言内部的对抗相对松弛一些。但叶启年话语中两个“跟着”仍然敲打陈千里，暗藏着陈千里的卑鄙与险恶之意。

第四回合中两人的对话剑拔弩张、针锋相对：

叶：“我差点以为你会专门来看看叶桃。你是打算在她们的墓前杀了我？”

陈：“你不配死在她们的墓前。”

叶：“这是我的女儿！”叶启年突然咆哮了起来，“你利用她，然后又把她杀了！”

陈：“是你杀了叶桃，是你杀了自己的女儿！”

叶启年的话题以叶桃做元素，直接挑明“你”/“我”之间的对抗：“你是打算在她们的墓前杀了我？”一个“杀”字尽显两人的敌对关系以及现实处境。而陈千里的回答不谈杀不杀的问题，而谈配不配的问题：“你不配死在她们的墓前。”“她们”指叶启年的妻子和女儿。陈千里的蔑视彻底激怒了叶启年，他终于咆哮起来。两人终于谈到了最让两人纠结的话题：到底是谁杀了叶桃。对于叶启年来说，女儿叶桃如果没有陈千里的不断纠缠，会在瞻园过着平静而安逸的生活。对于陈千里来说，如果不是叶启年在政治上投向国民党；即使投向国民党，如果不是想置自己于死地，叶桃也不死。这一对师生，政治立场不同，一方为国民党，一方为共产党；对叶桃之死的情感态度不同，一方将丧女之痛咎于对方，一方将杀友之恨归咎于对方。于公于私，两人形同水火。墓地见面最初四个回合的话语较量，篇幅不长，但信息量极大，情感强度很紧张。

第三场对话，出自《公和祥码头》一章，地点在上海的公和祥码头，陈千里与易君年/卢忠德的对话：

“有没有办法找到一艘船？”他问卢忠德。

“船？”

“我想租一艘两三百吨的小货轮，可以装运货物，最好也装点其他东西。我只想要船上的客舱。”

“派什么用场？”

“送人。一艘不太起眼的小货轮，装运些米糖布匹，或者别的什么货物。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旧船，设备还不错，足以应付海上的风浪。”他一边想一边说，好像这个主意他才想起来没几分钟，就在上岸前他看到耸立江边的那些吊车的时候，或者上岸后看见远处墙上“仓库重地”几个字的时候，似乎他一边说一边想着，想法才渐渐成形了。

“你让我到码头来，就是为了这件事？”[16]

陈千里从广州回上海，他已经知道易君年是国民党特务卢忠德。此时易君年还不清楚陈千里是否去了广州，当然更不清楚他的特务身份已经被识破。但陈千里也不太清楚易君年是否会通过国民党特务机关了解广州的一些情况后推断陈千里去了广州。因此陈千里约易君年来码头接他，非常凶险。陈千里是想稳住易君年，然后设计才能救出共产党高层人物浩瀚同志。上面所引一段对话，看似平淡无奇。尽管平淡无奇，但也出乎易君年的预料。易君年最为担心的是陈千里会过问他和凌汶的广州之行，而陈千里却谈了一件关于租船的事情，与他的广州之行完全不搭关系。而且，仿佛租船这件事情，也是一件秘密事情，可见陈千里还是很信任他的。对于陈千里而言，他深知面前的易君年/卢忠德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他骗杀了龙冬，可能凌汶也遭了他的毒手。此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都有可能泄露出陈千里对易君年的怀疑。哪怕引起易君年的丝毫怀疑，后续的营救工作就极难开展。当卢忠德主动谈到凌汶失踪时，陈千里只是以“在哪里？”“发生了什么？”等简短的提问应答他，仿佛事已至此，只能如此。陈千里的冷静与机智非同一般。

03

互文与诗意：革命的理想情怀

《千里江山图》中，光秃秃的语句造就了行动的诗学，但整篇作品中仍有诗意流淌。小说通过互文的形式寄托了浓厚的忠于革命的理想情怀，从而使得行动的诗学富有浪漫的一面。法国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这样互文性概念就取代主体间性概念而得以确立[17]。小说《千里江山图》的文本，与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与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与柔石的小说《二月》等多种文本形成互文关系。

首先，小说《千里江山图》与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构成互文关系。“千里江山图”作为暗语出现在陈千里与林石的接头对话中：

“我想找一幅宋画。”

“那可不好找。”

“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

“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

“《千里江山图》。”

“你打开窗朝外面看。”

“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18]

这一暗语的级别很高，只出现在临危受命的陈千里与中央特派员“老开”之间，属于高级机密。《千里江山图》本是宋代王希孟创作的名画， 而小说《千里江山图》虽然名为“千里江山图”，但并不直接描写江山，而是叙述上海行动小组转移党中央重要成员的壮举。不过，从画与小说的互文关系中，不难想象到小说中上海行动小组绝密任务背后的远景：建设比画作《千里江山图》所描绘的美丽江山更为现代更为文明的新中国。

与此相适应，“千里江山图计划”是中央安排给上海行动小组的机密任务，即转移中央重要领导人员，从上海转移到瑞金，路途遥远，都是祖国河山。正如接头对话中所说的“人就是江山”，因此小说特意突出了“人”作为“江山”的意义。

其次，小说《千里江山图》的叙述文本与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文本构成互文关系。陈千里和叶桃这对革命情侣喜欢阅读俄罗斯十九世纪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歌。陈千里和陈千元这对亲兄弟喜欢用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作为两人之间接头的暗语，比如“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19]。涅克拉索夫（1821-1878）在俄国诗歌史上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并列。他的诗歌对俄罗斯的普通民众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对俄罗斯祖国的苦难十分同情，因而他的诗歌灌注一种忧愤深广的情感。他在《官邸门外的沉思》中唱道：“伏尔加啊，伏尔加……当春江水涨，/你如此泛滥在我们的田园，/怎能比人民巨大的痛苦/在我们祖国的大地弥漫？——/哪里有百姓，哪里就有呻吟……/可怜的人民哪！”[20]诗人用伏尔加河春天来临时暴涨的河水，比喻那弥漫在俄罗斯大地上的人民的痛苦，抒发了诗人对呻吟着的可怜的俄罗斯人民的关爱。而他在《诗人和公民》中的诗句——“你可以不必当一位诗人，/但你有责任做一个公民”[21]则成为了激励俄罗斯人民追求民主革命的口号。陈氏兄弟喜欢“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这样的诗句，一方面抒发了他们毫无畏惧暴风雨的乐观精神，另一方面也标明他们认识到了所从事工作的社会效应和巨大价值。

第三，小说《千里江山图》与柔石的小说《二月》构成互文关系。在小说《千里江山图》的《二月》一章中，凌汶得到丈夫龙冬在广州牺牲的消息后，在上海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直到易君年联系她，才又联系上组织。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书店，而凌汶那次在书店就读到了柔石的小说《二月》。《二月》中寡妇文嫂的丈夫在战斗中牺牲，她带着一儿一女艰难过日。虽然得到小学老师萧涧秋的帮助，但终于不堪忍受芙蓉镇的流言蜚语而自杀。凌汶的境遇与文嫂有几分相似，她们的丈夫都牺牲了。文嫂得到了萧涧秋的爱护，而凌汶得到了易君年的关心。但这一互文性表达的是复杂的社会氛围与浓厚的感伤情绪。鲁迅在《二月·小引》中写道：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沈沈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22]

鲁迅所说的社会的“无聊”，指的是萧涧秋和文嫂所生活的芙蓉镇当时封建性的压抑环境。凌汶在丈夫龙冬失去联系后所处的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不遗余力地围剿共产党军队，社会动荡不安。同时，鲁迅所说的“大苦痛”与凌汶失去心上人、失去组织联系的痛苦和寂寞也构成互文关系。凌汶通过旁人的指点而对《二月》的封面木刻有了一种认识：“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23]“河”与“树叶”的意象都很好理解。河里流动的本来就是水，而“河”上漂浮着“雨水”就让人寻思不已。最令人惊奇的是，“河”上还漂浮着许多“面孔”。这一解释拓展了诗意的想象空间。

在小说《千里江山图》中，还有其他的互文关系，比如小说与意大利歌剧团演出的《图兰朵》之间的互文[24]、与列宁《远方来信》之间的互文。这种种的互文关系，丰富了作者对革命的诗意想象。

04

结语

孙甘露在《被折叠的时间》中用跳跃性的语句写道：

我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基本上由自我教育爱上艺术，视野狭窄，年少时相当无知，盲目地幻想，靠挫折喂养，信奉感性、革命和无上的创造，一眼就爱上弗洛伊德，迷信语词，由租界、鲁迅和“文革”建立意识的上海，视七十年代为人生的奠基时刻，秘密的“资产阶级艺术”是最初的秘密。[25]

孙甘露坦承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些丰富的语词透露出，上海不仅是一个开放的上海，同时也是一个革命的上海。经过几十年的沉思，孙甘露将那双先锋之眼，锁定了上海1930年代的革命故事。

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在1990年代从“说与写、语言与存在统一的意义上”，称孙甘露为“真正的健谈者”，不过他接着补充一句：“真正的健谈是对言辞某种加意的体恤和呵护，甚至包括某种过分的悭吝。”[26]联系孙甘露先锋文学作品中恣肆放荡的语言妙想，这句话也许暗含着几分规劝。我国研究先锋派文学的奠基性人物陈晓明教授称孙甘露的先锋文学作品为“寻找语言快感的纯粹抒情文体”[27]。很显然，《千里江山图》终结了先锋文学的抒情，开启了以行动、智性和理想三者结合的革命诗学。虽然有学者将“抒情”称之为“‘有情’的历史”[28]，但抒情毕竟是抒情，有别于叙事。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小说，从鲁迅、郁达夫开始，相比于中国古典小说，抒情色彩浓厚多了。蒋光慈的《短裤党》《冲出云围的月亮》；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左翼性文学虽然以叙述革命性故事为主，但仍有鲜明的抒情色彩。相比之下，《千里江山图》却把抒情搁置，让人物的行动与智性去催动读者的情感。仿照涅克拉索夫所说的“让语言变得更加精炼，/给思想以自由驰骋的天地”[29]，《千里江山图》以简洁的叙事，给了行动和智性自由驰骋的天地。

 

注释

[1]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中，上海行动小组总共12人，其中易君年和崔文泰是国民党特务，其余成员方云平、陈千元、凌汶、卫达夫、李汉、秦传安、田非、董慧文、林石（代号“老开”）、梁士超十人全部牺牲。陈千里是临时被派来指导上海行动小组的，他成功救出党的重要领导人浩瀚，并一起离开上海。

[2]张英：《访上海作家施蛰存、王安忆、格非、孙甘露》，《作家》1999年第9期。

[3]孙甘露：《境遇》，《忆秦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4][5][6][7][9][10][11][12][13][15][16][18][19][23]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2页、3页、11页、6页、376-377页、377页、184页、194页、245-246页、286页、147-148页、111-112页、193页。

[8]参看本人对《断章》一诗的分析，见拙著《最美汉语——初中语文现代文语言赏析》，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65-374页。

[14]孙甘露：《访问梦境》，《访问梦境》，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17][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和小说》，《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

[20][俄]涅克拉索夫：《官邸门外的沉思》，《涅克拉索夫诗选》，丁鲁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21][俄]涅克拉索夫：《诗人和公民》，《涅克拉索夫诗选》，丁鲁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

[22]鲁迅：《二月·小引》，《二月》，柔石著，春潮书局1929年版。

[24]歌剧《图兰朵》的宣传语：“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这一宣传语的吊诡与讽刺耐人寻味。见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0页。

[25]孙甘露：《被折叠的时间》，《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5页。

[26]郜元宝：《低产闲散慢先锋——说说孙甘露》，《作家》1994年第4期。

[27]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28][美]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5页。

[29][俄]涅克拉索夫：《仿席勒》，《涅克拉索夫诗选》，丁鲁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