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春潮笔底来 胡适和他的翻译小说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堪称纵横教学两界的超级文化偶像。不过，他还是翻译外国小说的先锋、改良翻译文学的健将，这一重身份，由于其文学翻译被长期忽视，远没有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等理论文章反响大，以至于遭到了人们的忽视。故此，请允许笔者钩沉故纸，发微抉隐一番，带大家了解胡适和他的翻译小说。
早期翻译：创造新文学、启蒙教化民众
1910年盛夏，炎炎酷暑中，十九岁的少年胡适，在上海登上轮船，青衫磊落，负箧西行，向着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乘风破浪而进。这一去，令他眼界大开，一位未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掣旗驰骋的大将，由兹诞生。他和同侪们引来滚滚域外春潮，为中国新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探索借鉴作用。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此际的中国，皇朝已去，共和初立。社会新旧交缠，方死方生。已是满腹新思想，要求新变局的胡适，理所当然地站在革旧鼎新的前沿，出力鼓与呼。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他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将小说捧至一流文学之列，认为小说亦能登大雅之堂，尤其是短篇小说——“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虽则如此，他自己却无力创作小说，难于做出示范。为了实现“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的目的，必须要“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而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围绕上述言论形成的“西方小说的译介是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手段”的观点，其实早在胡适留美时已初露端倪。在1912年，他即着手开始翻译外国名家作品，从中吸收异域营养，务求能以西洋的文学方法改造中国文学。此前，他虽已译过三篇小说，但其中的《暴堪海舰之沉没》（1906）和《生死之交》（1908），确切而言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只能看作介于札记与故事之间的“准小说”。而译《国殇》（1909）时，彼方十八岁，仍在中国公学。译此篇之目的，显然在于受严复、梁启超等人影响，以“救国图存”为期盼，心中尚不存新文学革命之思。归国后，“以小说开文学革命新途”之理念方始成熟。
胡适翻译西洋短篇小说是其建立新文学学术思想的实践，因此他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故而由后世观之，胡适挑选名家名著的眼光还是颇高的。1912年9月26日，当他铺纸汲墨，开始翻译真正的小说时，这起手第一篇，便是名震中西，迄今犹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杰作《最后一课》。
方1912年之际，正当民国肇建，乱象汹涌、百弊丛生。胡适痛感国家境况，丧权失地、民不聊生，与都德笔下战败的法国几无二致，遂慨然援笔，数日之间，译毕华章。通观全文，满腔爱国热忱跃然纸上，与都德彼时心境若相符合，可谓文情交融，神追先贤。
《最后一课》初以《割地》之名发表，用这样的译名，所要表达的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一目了然。国土沦丧、国亡旦夕的焦虑，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屈辱与悲愤感。精心选择这样的小说主题，不啻回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大呼声。同时，作为都德作品汉译引进中国的第一篇，胡适以简洁朴素的译笔，将一段至悲至惨事娓娓道来，尽管略有细节的删改，但那以天真孩童的口吻所传递出的深挚伤痛，深深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并在本土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
胡适此后所翻译的都德的《柏林之围》、吉卜林的《百愁门》、莫泊桑的《二渔夫》，笔下情感莫不与《最后一课》相类。在这里，翻译价值的选择，都是与爱国情愫的表达及启蒙教化民众的理念紧密连接的。
在那文化断裂的时代，胡适的翻译小说，又与其决绝于旧文化的姿态一脉相承，这种内在脉络从《决斗》中可窥见其深潜之姿。《决斗》译于1916年2月，是《新青年》刊登的第一篇白话文，全篇写一件极野蛮的风俗，但通过慈母语气述出，柔中带悲，力透纸背，令到情节上颇能震撼人心。“孤儿寡母”的相似人生，令早年丧父的胡适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十分符合“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的翻译原则。而“决斗”这一不屈服、不妥协的昂扬姿态，别离了旧文人萎靡的人格与情感，对于彼时立志要挑战封建文化的新派知识分子而言，是个性意识觉醒的象征，理所当然地深入到他们内心深处，并顺应此一思想脉络，外化为具体的抗争行为。
中期翻译：推广新语言
胡适翻译的小说，不单有教化启蒙之功，对于中国的语言改革，也有着重大贡献。某年，美国《展望杂志》推选全世界“百名闻人”，胡适当选其一,当选的理由是：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
是呵，新语言！
从文学发展角度来看，当时世界正进入现代阶段，老的语言工具已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需要寻找新的语言工具。胡适在寻找新语言工具的过程中，注意到了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借小说以开启民智、唤醒人们自强救国意识，这是胡适翻译小说的初衷。但粗通文墨者对于文言文较难理解，诉诸大众的目的靠文言文无法实现。因此必须演成白话文，凭借明白晓畅的文字，迅速地直达人心。这便是“新语言”的威力所在。
这体现在翻译手法上，就是直译的主张。此前鲁迅与周作人所译的《域外小说集》，虽为“直译”小说之始，但因用文言文而显得古奥艰涩，读者颇难理解。而胡适深信“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故而尝试使用白话或者白话式文言。精粹的口语化表达，使他成为白话翻译外国文学的模范。
因此，当1916年底胡适翻译莫泊桑的《梅吕哀》之际，还是通篇文言文，承启工整、文辞端正。可到了数月后同样是翻译莫泊桑的《二渔夫》时，译文已丕变为平顺清晰的白话文，不再聱牙诘屈，而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出西方小说名家的本意。他曾言道：“译作当然以明白为妙，我译了短篇小说，总得先给我的太太读，和我的孩子们读，他们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由此可见，胡适对于新语言，着重强调的是要一种“明明白白”的表达方式。外国小说叙述的是别国的事件，传达的是别国人的情感，不仅有文化鸿沟问题，里面还存在着如何异质趋同的交流问题。倘若翻译文字不够大众化、生活化，以普罗大众的文化程度，怎能达到“明白”的层次呢？绝没有叫人读不懂、看不下去的文学书，而能收到教育与宣传的功效！所以胡适终身都坚持文学作品的翻译，应该努力做到叙述通顺流畅、意义清晰明了。新语言也正是“新”在此处。
“话须通俗方传远。”细读深谙此道的胡适译文，可看出这是经过了加工淬炼的民间语言，生动活泼、细腻传神。譬如在描写人物的动作神态上，《二渔夫》中的两位朋友，从河岸边到偷越敌军防线的一连串动作，动词使用准确、形象；他们面对敌军军官以及死亡威胁时的神情，则刻画得生动感人、意态灵活，将人物形象衬托得跃然欲出。这样的用字用词，都是文言文所难达到的。
再如《一件美术品》这篇小说，偏重于心理描写，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虽然内心都对裸女艺术品十分喜爱，但出于封建守旧的道德观念，只能欲爱还休。这时他们的心理活动被胡适以一连串缜密、委婉的白话词句曲折地表现出来，所思所想自然流淌，毫不做作，可见胡适当时的白话水准已到达较高程度。
胡适借由翻译小说，着着实实地干了一番推广新语言的事业。他全力以赴地使用活的通俗语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使之成为普遍的教学工具和文学媒介，对于文学革命的整体推动以及白话文运动，都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的文学也从那时起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变，在白话翻译的促进下，语言得到了变革，文学性也发生了质的转变。
胡适的小说翻译活动，以1919年为界。1919年翻译的五篇小说，堪称承前启后的转折点，其中有莫泊桑的《杀父母的儿子》、北欧现代戏剧开拓者斯特林堡的《爱情与面包》、高尔基的《他的情人》等名著，是胡适翻译实践成果不凡的阶段。如果说此前他的目的是启蒙开通民智和创造新的活文学，那么到了1922年至1933年，则进入了回归文学、改变翻译策略的平稳阶段。
此时，胡适已逐渐建立起了完备的翻译理论，并以其指导自我的翻译活动。文本的主题也从早期倡导爱国主义逐渐放宽到描写普通人的爱情与生活，更进一步注入了引导读者向好向善、再塑国民灵魂的人文情怀。相应地，翻译策略与手段也起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两点，是译法改为尽量直译，同时翻译语言上也更加严谨。
理论上讲，胡适一直都是主张直译，但从其早期翻译的小说来看，又是以“达意”居多。“我译小说，只希望能达意。直译可达，便用直译；直译不易懂，便婉转曲折以求达意。”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反映了他在翻译策略选择方面的务实精神。20世纪前后，很多翻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直译或意译，而是摘译、编译甚至是改译。胡适早年的翻译亦删节颇多，如《割地》中与情节关联较小的景物描写和人物语言均被删去。这种包括间接翻译、直意译结合、转译、译文前后添加介绍评注等手段在内的翻译策略，无不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试举一例，其所译欧·亨利小说《戒酒》，采用的就是直意译结合的方式，并不完全恪守原文。他认为“有时原文的语句本不关重要，而译了反更费解”的，就“删去不译”。《戒酒》开篇的美国土话，原文有一百多字，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费解”，胡适毫不犹豫地将原文浓缩成一句话：“巴伯·白璧德戒了酒了。”如此一来，便为不熟悉欧·享利风格的中国读者扫清了障碍。虽然人为地消解了原著的时代语言特色，但对接受方的顺利阅读是有益处的。
可是到了后期，这种以“达意”为主的译法，渐变成了尽可能忠实地从原文直译。胡适曾言“发愿直接翻译英国和美国的短篇小说。”而翻译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从教育读者逐渐转向推介优秀的外国小说，因此，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尽可能地保留。《米格儿》与《扑克坦赶出的人》，就是他翻译观与翻译策略改变的具体体现。
此二篇系胡适最钟爱的美国作家哈特的小说，皆是劝善之作，小说主人公“都各自努力做人，努力向上”。尽管“近年直译之风稍开,我们多少总受一点影响，故不知不觉地走上谨严的路上来了”，但胡适的译作依然语言流畅，没有明显的“欧化”，这是他一以贯之的语言观。两篇小说无论是原文体裁、作品主旨，还是立意布局、创作手法等，都相当优秀，且行文严谨，更注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所具有的文学特征，可说是正式回归到了文学本身。
总的说来，胡适翻译的外国小说，涉题宽广、内蕴多样，它们的表现形式、写作方法和积极健康的内容，都给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对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功不可没。纵览这些译作的时间线，可以发现胡适选择小说的标准一直在变化，从一开始以启蒙教化民众为主，到中期以《一封未寄的信》《他的情人》等篇章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再到后期以《洛斯奇尔的提琴》《苦恼》《楼梯上》以及哈特作品等回归小说的文学性本身，这样的变化是与胡适自身的境遇变动紧密相连的。但无论小说主题如何改变，通过所翻译小说的形式、结构和手法，从中引介新颖独特的叙事视角与写作技巧，是胡适永恒不变的目标。他笔下译介的名家，从都德、莫泊桑、吉卜林到契诃夫、高尔基、欧·亨利等，均是百代不朽的文豪。彼等佳作经胡适翻译者，总计21篇，文学养分充足。可以说，我国新文学最初一代的作家，大多数都曾经从中吸收过营养。
而今，百年风雨俱化纸上年轮，但胡适翻译小说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不应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他对短篇小说的翻译实践，实可定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坐标。后人不能苛求先驱者全面，但一定要赞赏先驱者的文化自觉与大胆尝试。尽管胡适生前死后褒贬不一，尽管他的各方面尝试都有“点到为止”“浅尝而已”的遗憾，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值得后人心怀钦赞去研读。因为它的创造者，是20世纪中国文学界永远矗立的丰碑之一。
